"梁效"和"批宰相"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笔者在六月号的《人民春秋》的发表的"两首词和一封信"一文，指出在1974－76年，所谓的"倒周"传言，实际上是叶剑英、邓小平等，为了挑拨文革的两派，负担实际政府工作的周派以及抓思想工作的中央文革的江青、张春桥派的内部矛盾，采用极不光明的手段，不断散布政治谣言的卑劣手法。1976年元旦发表的两首词，立即在当时的民间流传着是打倒周总理。直到二十年后，我们才可从毛泽东写两首词的来由和邓颖超的解释，确证谣言的毫无根据。其实，这样的政治谣言，本是叶、邓的一贯伎俩。当时的学习"儒法斗争"、"评水浒"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都在民间流传着是为了要打倒周总理，"批宰相"。谣言确实起到了煽风点火的作用，终于促成了逮捕"四人帮"的政变。现在，我们又从当时置身于事件之中的最关键人物："梁效"的写作班子的主要执笔者范达人的著作中，证明了这是完全的无中生有，谣言中伤。所谓"梁效"，是指当时的北大、清华两校的名教授和尖端笔干子组成的理论写作班子，由北京市革委的迟群、谢静宜领导，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梁效"的言论，是当时的最权威的言论，被称为"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并传为是江青的喉舌。范达人又是梁效的重要理论文章的主要起草者，当时的主要政治运动，如关于儒法斗争的历史观点，批判宋江投降派，批文革翻案、批邓的"三项指示为纲"等，范是主要执笔者之一和写作组长，始终在梁效的最内圈。他和他的领导周一良教授，均因"梁效"关系，在逮捕"四人帮"后，受到牵连，吃足苦头。范于1999年五月，出版了《文革御笔浮沉录－梁效往事》，将当时的"梁效"，从成立经过，到当时的重要文章起草经过，都有清楚的叙述。"梁效"既不是江青的班子，更不是由"四人帮"授意作为政治打击武器，而是根据毛泽东的意思，由最高学府的学者成立的高级理论班子，抓思想和理论的指导工作。范在书中，说明了"梁效"的所有文章，同"批周、倒周"风马牛不相及，没有任何人指示"梁效"批周，范也从来没有在文章中影射周，但批邓是确实的，而且也是他们当时的真正认识，没有歪曲和恶意中伤。历史的事实，在邓小平的控制之下，样样黑白颠倒。今天，有多少人还是依照叶、邓的口径来认识评论当时的政局，还在人云亦云地否定文革，特别是对文革以后出生的人，基本上失去了可靠的参考体系，也自然难以建立正确的判断。但是，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来对待历史，一件又一件的歪曲、编造的假相被揭发，有心人应该考虑一下：到底过去被灌输的"文革历史"，有多少是站得住脚的？只要你认真探讨，是非真假是不难水落石出的！
以下摘自范达人著的《文革御笔浮沉录－梁效往事》中"从周总理逝世谈起"一章的一段，足证"梁效"从未批周。
对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当时我虽不知其全貌和详情，但总的印象是，毛泽东尽管有时对周恩来不满，不时地批评、指责，甚至开会整他，但毛泽东并无打倒周恩来之心，而且还要仰仗他来治理这个几近失控的国家。所以，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毫无影射攻击周总理之意。粉碎"四人帮"后，"梁效"最为严重的罪行莫过于通过"批宰相"来批周总理。"批宰相"这一说法，我是在1976年10月才听到的。那是在北大历史系开会批判我们几个"梁效"成员之后，我思想不通，感到委屈，便找历史系一位老朋友谈心，他说："群众反应你们那时批宰相、批赵高、批司马光等等，实际上是批周总理。"听到他说"批宰相是批周总理"，我惊讶得目瞪口呆，难以置信。这是我首次获悉群众中居然流传着这种看法。可是，在思想上，我从未有过"批宰相"的概念，更没有将"批宰相"与周恩来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我们没有批判历朝历代的宰相，有的宰相还受到歌颂，充分肯定其作用，正如周一良教授在自传中所述，"我在梁效期间，从未意识到批儒是指周总理，也未听到迟、谢二人在任何会上暗示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周先生在强大压力下，尽然为我和何芳川作保。他说："审查期间，范达人和何芳川两个组的负责人分别找过我，严厉责成我老实交待他们两人反对周总理的罪行。我的回答是：两人都是历史系很好的学生，我认识他们快二十年了，敢保证他们不会反总理"。对于周一良先生仗义直言的人品，我深有感受，早在"文革"初，我作为"黑帮份子"、"修正主义苗子"遭到揪斗，强迫劳改。当时他虽身处逆境，却不顾个人安危，亲自挥毫，书写大字报，张贴于北大历史系院内，为我申辩，主张"解放"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