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晚年周恩来》读后断想

·芦　笛·

◇之一，周恩来是忠还是奸？

据野史载，明朝开国功臣徐达害了背疽，按中医理论忌食鹅。不料朱元璋竟然 赐蒸鹅一只。徐知道那其实是赐死，心寒到极点，当着"天使"的面，老泪纵横地 吃完了那只"天"鹅，当晚便死了。

我当年看到这故事时，心下极度骇然。不料几十年后又读到了让我更为毛发悚 然的事：７０年代早期，大夫们查出周患了膀胱癌，但尚在早期，可以动手术根治 ，但毛居然下令不许开刀，而且还不许检查治疗，更不许告诉周本人，导致病情延 误，癌症扩散，终不可治。在血尿大量出现后，毛还是不许治疗，连在膀胱内灼烧 癌组织都不准。大夫们实在看不下去，借检查时抗旨偷偷干了。

这是高文谦着《晚年周恩来》中披露的秘史。记得李志绥也约略提到此事。不 过李的解释是，毛缺乏现代知识，认定癌症不可治，开刀有害无益。但李也讲过， 他驳斥过毛这一说法，指出乳腺癌的治愈率就很高。毛说，那是因为该类癌生得浅 表，容易早期发现，所以不足为训。由此可见，毛完全知道只要发现得早，癌症并 非不可治疗。而周的癌症发现时还在早期，大夫们也报告了治疗预后将会很好，毛 应该知道那是可以根治的。因此，这完全是有意谋杀。那"不准检查"的命令就最 充份不过地暴露了这一点。

和伟大领袖不许好总理治癌症比起来，明太祖真是圣恩浩荡--背疽决不会带 来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晚期癌痛。当年王明同志患病住院，被特工趁机注射 水银，幸被鬼子大夫及时发现才抢救过来。和老周的待遇相比，王明也算得上圣眷 甚隆了。

过去十多年内，人民的好总理成了拥共与倒共双方必争的道义制高点。众所周 知，无庸置疑，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从来是所谓"德治"。按传统儒家理论，我党 如今已经基本丧失统治人民的道德资格（所谓"天命"），当然要死死抓住"周公 "这硕果仅存的"圣人"作为自己的"道德锦标"。倒共派也看出了这一点，千方 百计地要撕去对方最后一抹遮羞布。记得当年孔捷生为好总理的"私生女"造势， 写了篇什么《解咒时代》，其论证方式一目了然：既然能养私生女，当然周公也就 不是你们吹的大圣人。

这种"三姑六婆政治学"其实也算不得一大发明。索尔兹伯里在《新皇帝》中 就披露过，他去北京采访时，党内有人把毛的私生活丑闻大量泄露给他，目的就是 要搞臭毛，以此来打击党内左派。

在这种大背景下，报导和谈论周恩来就很难做到客观公允。然而，高文谦先生 最近推出的力作，令人耳目一新。该书不但披露了许多像上文提及那种秘史，而且 富于真知灼见。最难得的是，作者能像西方作者那样，尽可能从主观立场上超脱出 来，对周恩来这个历史人物和一系列环绕他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了客观深入的剖析。

既然是传记，当然也就有作者对传者的主观评价。高先生认为，周是个典型大 儒，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太深，恪守"君要臣死，不敢不死"君臣之道，抱定了" 保持晚节"的愚忠立场，因此明知毛倒行逆施，也不敢犯颜直谏，而是隐忍顺守， 因势利导，在不得罪毛的前提下尽己所能加以弥补，缩小灾难规模。但终因治国理 念与毛不同，毛直到最后也没放过他，最后无比凄惨地死了。

对此说法，胡平先生表示不同意。他的文章我只是匆匆看了一遍，大意似乎是 说，周逢君之恶，当不得"愚忠"。愚忠者不可能助纣为虐。

由此便引出了对传统人物评价必不可免的政治学术语"忠"、"奸"的理解。 按传统标准，周恩来到底是忠还是奸？

仔细审视下便能发现这是个钻不出来的死胡同。传统所谓"忠奸"之分，端视 臣子心术如何。如果臣子不计宠辱安危，恪守圣贤之道，凡事为君王的长远利益考 虑，以圣人规定的君王行为规范来监督主上的行为操守，为此不惜犯颜直谏，哪怕 坐牢杀头亦所不惜（所谓"文死谏"），则就是所谓忠臣。一部２４史中充满了这 种忠臣，从传说中的比干直到明朝的左光斗、杨琏，等等，等等。

同样地，一部２４史中也充满了奸臣。这些人为了一己荣华富贵，拼命揣摩上 意，拍马讨好，用满足主上私欲来博取其欢心，根本不管这么作会给君王的长期利 益带来何种损失，更不管主上的行为举止是否符合圣贤之道。

有趣的是，用这传统标准来套文革中最举足轻重的两个大臣--周恩来和林彪 --都要遇到困难。周或许确实是"逢君之恶"、助纣为虐，但他这么做的个人动 机是什么呢？谁都知道，他根本没有个人野心。他的地位已经够高了，根本不想也 不敢再往上爬，只满足于做安全的第三把手。他能生存下来也完全是靠这一条，否 则以他的资历、声望和出类拔萃的才干，毛早就令人往他的静脉里灌进了两三汽油 桶水银，决不会等到最后再来借癌症杀他。所以，根据缺乏作案动机这一条，就足 可排除他是传统意义上的"奸臣"。

既然不是奸臣，根据传统的黑白两分法，似乎就是忠臣了。但周哪有个传统忠 臣的样子？"文死谏"在哪里？别说死谏，连活谏或不死不活谏或迷你谏都从来没 有过。

如果要评选最懦弱、最不敢批主上逆鳞的"懦臣"冠军，大约非周莫属。记得 唐德刚老先生有文道，７０年代，他托尼克松访华之福，去大陆访问，蒙好总理接 见，短短个把小时内，好总理便说了几十次"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让他为这才 干之杰出远超历史上的名相悲从中来。如果连海外来客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都能窥破 他的卑微人生，那些日近龙颜的内臣就更不用说了。不但李大夫非常鄙视好总理， 而且汪东兴也如此。记得李老曾对采访者说，老周根本就没有老邓的气魄，即使死 于老毛之后也绝对压不住阵，云云。

不过，这些人其实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们看不上老周，主要是他 对打手们如江青者逆来顺受，简直到了引起生理恶心的地步。但这正是周的绝顶聪 明之处。他不是怕打手们，怕的是打手们背后的主上，知道那超级恶棍什么都做得 出来。正如高先生的精譬分析指出的，老邓不知此理，看不透打手其实代表伟大领 袖，终于栽在了这上头。但即使如此，老周也实在太怯懦了些。这种委琐卑微的懦 臣形像，实在离传统的红脸忠臣太远太远。

林彪则比较符合传统的奸臣概念。他是党史中登峰造极的拍马冠军，远远超过 刘少奇、彭真那些无产阶级老马屁家。而且，他这么做有着极为明确的个人野心。 该同志早在七千人大会时便看出了毛刘之间的矛盾，用心良苦地反潮流，大赞大颂 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果然在四年后种瓜得瓜，成了敬爱的副统帅。文革中，他不择 手段诛锄异己如罗瑞卿、贺龙、杨成武等人，其狠毒令人发指。因此，无论从私人 动机和行为来讲，他都符合传统意义的奸臣形像。

但立刻又出来个问题。在主上看来，刘少奇对他构成了威胁，必须发动文革来 把他搞掉。林在文革前、文革中掀起个人崇拜以及和毛形成坚定联盟，提供"永远 听毛主席指挥"的枪杆子，使毛得以顺利搞掉刘邓司令部。凡此种种，无不极大地 巩固了主上的地位，建立了主上的绝对权威，将刘邓等奸臣的"谋反大罪"消解于 无形之中。这难道不是忠臣？

连他那个"谋害伟大领袖"的问题也颇费神思。如果此事是真，则按传统的说 法，既可解为大逆不道，当诛九族，又可解为"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是 "汤武革命"一类的吊民伐罪。您说该算哪一桩？

如果他没干过这事，只是坐飞机跑外国，则既可解为如共工般逃避天诛，罪该 万死，也可解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道不行，乘槎浮于海"、"危邦不入 ，乱邦不居"的全身远祸之道，又有什么错的？

所以，如果机械套用传统理论来解释所谓"忠"、"奸"，势必要钻入出不来 的死胡同。

我想，高先生从文化传统角度去剖析周的心态，当然很有道理，但忽略了一个 重大事实：党文化当然是传统文化的一部份，是传统文化中腐恶部份的集大成者， 但它与主流传统文化有着重大区别。共党社会远比传统社会反动落后，在我的旧作 中，我列举了好几条共党社会不如传统社会的地方，其中有一条是：

"圣贤之道作为最高权威，儒生作为这最高权威的解释人，对暴君有一定的制 衡作用。用现代术语来说，那时是政教分开的，国家元首只是行政元首，不是道德 的最高权威，也不是教主，不可能像伟大导师那样集皇帝与教主为一身，垄断了所 有的世俗的与精神上的权威。"

这就是构成周恩来个人悲剧的基本原因，是他根本无法按传统忠臣行事的根本 原因。如果他活在传统社会中，事情便变得十分简单--他可以以圣贤的教导来对 照君王的举动，随时予以规劝。但新时代的圣教则是毛泽东思想，这赋予了他"臣 子"与"教徒"的双重身份。他不仅必须像传统忠臣那样，在政治上忠诚于君王， 而且必须作为虔诚的教徒，在思想上忠于伟大教主。这就剥夺了他最起码的独立思 考权利，除了奉命唯谨，逆来顺受，我实在想不出他还有别的什么选择。

的确，这种黑社会对思想禁锢之严密，实在是让他无路可逃。传统儒家从来相 信"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因此，民生状态作为天意的反映，必须始终 是天子的注意力焦点，以免民不聊生，引起上天震怒，收回天命，把它转赠给另外 一个真命天子。这就为忠臣们提供了一个挟制君王的尚方宝剑。但在他在毛共那种 黑朝廷中根本就没有这道德政治资源。毛本人不但是君王，而且更是天命（改名" 历史潮流"或"客观规律"）代表者，也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要周反抗毛的倒行 逆施，等于要这个一生献给那个邪教的虔诚信徒叛教，这可能么？

这就是周干出那些违心造孽事来的基本原因。他何尝不知道贺龙不是叛徒，又 何尝不知道刘少奇并非内奸？但那邪教理论规定，为了革命的长久利益，不管什么 人都可以牺牲。即使是元帅和国家主席，为了"反修防修"的千年大计，蒙冤受屈 也是应该的。同样地，他当然知道文革破坏国计民生，但为了铁打江山永不变色， 人民生活暂时困难些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

更何况作为一个老革命，他从来信奉"为了崇高目的，不惜一切下流手段"的 教义，终生活在无穷无尽的阴谋诡计里。当年伟大领袖在洛川会议上伙同张闻天， 提出借助抗战趁机搞垮国民党的伟大战略，引起了他和红军将领们的极大不满。然 而正是伟大领袖这一高瞻远瞩的战略指导下的"联日攻国"，决定了中共革命的最 终胜利。如今毛只不过是把阴谋诡计搞到了战友们头上，那又有什么奇怪的？谁知 道这一次会不会再度证明，从革命的长远利益上来说，毛就是对的？"理解的要执 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在过去已经证明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保障，为什么 今天就不该坚持下去了呢？

我想，这才是周恩来的悲剧所在，它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这个民族的悲 剧。重要的不是去争论周到底是不是好人，更不是他是否有过私生女那种只有三姑 六婆才会关心的烂事，重要的是从这个"本世纪具有罕见才干的政治家"的个人悲 剧中，透视出那有史以来第一邪教的荒谬与危害，这才是真正的理性批判。

◇之二，周恩来错在何时何处？

据高文谦先生在《晚年周恩来》中披露，老邓曾说，如果没有总理，则文革带 来给国家民族的灾难还要更深重，但他立刻又加上一句：如果没有总理，文革也就 不会搞那么长。

在我看来，这两句话将海内外一切颂周和贬周的言论都"辩证"地统一在一起 。有趣的是，它们说的都是事实。凡是从文革中过来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周，人 民的苦难肯定要深重得多，而如果不是周逢君之恶，苦苦撑住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 ，死死箍住随时都会散板的全国政权，老毛根本就没有那个客观条件把整个党国机 器砸碎后，又重新组装起来。所以，老邓此说，堪称对周在文革期间的历史功过的 全面评价。

针锋相对的政治两极，对同一政治人物作出的评价，却居然能在不同剖面成立 。仅此一端，就足见为倒共派与拥共派共同热爱的黑白两分法是何等可笑。

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常常对历史作出虚拟。这是很自然的一种 假想推理，有时很能说明问题。科研中常用的一个确定因果关系的方法，就是把要 研究那个因素除去，再看后果如何。这种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便是种种虚拟文 章诸如《如果日本战胜中国》、《如果日本没有"进入"中国》出现的由来。

我曾经指出过，这种方法的使用前提，是假设某事件发生（例如上文中"战胜 "）或不发生（例如上举"进入中国"）之前，必须确定该事件的不发生（日本战 败）或发生（日本侵略中国）是或然的而不是必然的。

例如，我认为中共上台完全是一种因各种天缘巧合而发生的偶然事件。所以完 全可以作出"如果中共没有上台"的虚拟，以此看出中共统治造成的深重民族灾难 。又如西安事变后，先总统蒋公被匪徒张学良劫持后放归南京，完全可以撕毁空口 无凭的君子协定，在囚禁张少匪后，令何应钦率讨逆军猛攻匪区，毕剿共全功于一 役。安内后再按原定战略计划徐图攘外，则中国历史必然全面改观。我甚至就此构 思过一部《如果历史这样发生》的政治假想小说。应该说，这种虚拟完全是有科学 根据的，因为蒋公当时确有作出那种决策的自由。

贬斥周恩来的论者通常使用的其实也是一种潜在的虚拟推理。在指责周"逢君 之恶"、助纣为虐，并列举大量铁的事实加以证明之时，他们其实引入了一个隐含 的前提--周有拒绝与毛合作甚至反对毛倒行逆施的主客观可能。

从表面上看，周似乎确有作出这种选择的自由。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中央召 开８届１１中全会，毛与刘邓摊牌，把两人打下去，把与他结成政治同盟的林彪抬 为接班人，并通过了指导文革的《１６条》。此时与会高干们本能地知道烈火行将 烧到自己头上，"对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普遍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如 果周此时挺身而出，和刘邓站在一起并把朱德抬出来，逼毛真正退居二线，封他个 党的名誉主席养老，从此结束他对国事的瞎指挥，则取胜不说有很大把握，应该也 有相当可能，因为七千人大会后，毛在"大跃进"中犯的错误已经为全党熟知，而 刘邓因为在"困难时期"为毛胡作非为擦屁股而威信空前上升。当此高干人人自危 之时，如果刘、周、邓结盟，与毛拼死一搏，即使达不到逼退毛的战略目标，起码 也可以保住刘、邓，并利用多数否决毛开展文革的动议。

又如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失宠后。如果周与林秘密结盟，以林可以指挥的枪杆 子和周的干部队伍作后盾威胁毛，逼迫毛提前交班，则仍有相当大的胜算。

再如林彪事件后，毛蒙受巨大打击，一度病倒不问政事。此时周之人望空前高 涨，在党内跃升二把手，三分天下有其二。如果从此对毛强项，毛定会对他刮目相 看。周也不至于苦于被动抵挡毛放出来的无穷冷箭（"批林批孔"、"评法反儒批 周公"、"评水浒"、批"投降主义"、批"经验主义"等等），起码用不着天天 受四人帮的肮脏气，让那些百无一用的宵小骑在头上，随心所欲拉屎拉尿。

然而周就是什么都没干。不管毛的决定是何等违反他的理智判断和良知，不管 他明知刘少奇那"叛徒内奸工贼"是何等冤屈，贺龙"叛变"又是何等子虚乌有， 他依然在迫害那些人的文件上签名赞同，从此将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桩上。就连 他自己的义女孙维世被迫害惨死，他都懦弱到不敢施以援手、略加呵护的地步！有 长辈如此，不如无有！仅此一端，周氏死后也就只能焚骨扬灰。如此"大儒"，何 颜以见地下祖宗？！

最可悲的是，哪怕如此伏低做小，逆来顺受，百依百顺，唾面自干，也没换来 毛的宽大处理。待到大乱初歇，他的利用价值已经榨取得差不多之时，毛便鸟尽藏 弓、兔死烹狗，不准手术于前，罗织入罪于后，不但准备利用毫不成立、毛自己也 宣布过一风吹的"伍豪自首启事"把他往死里整，把早成陈谷子烂芝麻的"宁都事 件"又当作法宝祭出来，甚至以谈判中美军事合作为借口，诬他为"投降派"…… 。

周终于给逼到了地狱的入口处，下一步是什么阴森森的场景，再比他迟钝百倍 的人也想得出来。当医护人员要跟他合影时，他苦笑道："合影没问题，不过以后 不要在我脸上打叉叉。"可见他对即将到来的"鞭尸"，早已作好了思想准备。

在生命即将熄灭之际，周终于反抗了，他抓住手术室的门，微弱而绝望地呼喊 道："我不是投降派！！！"几十年后读到高先生的书时，这柔弱的抗议仍然透过 历史的长隧传来，在我耳畔轰轰回响，让我毛骨悚然。这微弱的呼唤和亿万民众的 呻吟混合在一起，在我眼前生动再现了那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无从描写、不可思议 的血腥、罪恶与荒唐。

所以，不管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从无数冤死狱中的战友的角度，还是从个人 角度来看，周都应该而且能够反抗毛，但他就是俯首贴耳，听任毛的宰割，为大屠 夫殷勤操刀，却不但没在人肉的筵席里分到一杯羹，就连自己都险些化作了那盛宴 中的一道大菜。

这么说，贬周派是对的？但林彪又怎么说？

与周那给彻底抽去脊梁骨的懦相不同，林彪据说是唯一敢不服从毛的瞎指挥的 悍将。他在九届二中全会被毛欺骗出卖、冤枉挨整后，拒绝作自我批评，在五一集 会上根本不与毛打招呼，露了一面便悻悻而去。但在毛的鬼头刀高高举起，行将砍 下来之际，他又做了些什么？抵抗了么？

一般人总是不明白，百战百胜、曾经统帅过百万大军、从黑龙江一直打到海南 岛、被索尔兹伯里誉为"中共最杰出的天才将领"的林彪元帅，在困兽犹斗之时， 为何竟然那么忧柔寡断，谋而无断，最后只能仓惶去国，还去而复返，最后葬身大 漠，死后还"头颅行万里"，被切下来远送莫斯科，甚至被老毛子用高压锅煮去腐 烂的头皮肌肤……

这些人没看到，林彪根本没有与毛决一雌雄的资本。他是率领过百万大军，但 那并不是他的私人军队，而是"向太阳"的"我们的队伍"。他的"接班人"、" 副统帅"的地位完全是靠无耻吹捧毛换来的。倘若他真的想扯旗造反，则通电一出 ，恐怕连贴身卫队都要造反，当场就把他擒拿归案，献俘帝阙。奢谈什么"到广州 武力割据，联合苏联，南北夹击"，完全是吗啡打多了弄出来的谵语。"一条是坐 牢，一条是从容就义"才是他面临的仅有"选择"。

所以，毛根本就是不可战胜的，他"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 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无论是高饶、是 彭黄张周、是彭罗陆杨，是刘邓陶，是林黄吴李邱，还是人民的好总理，统统在伟 大领袖面前不堪一击。

我已经在另文说过，毛和历史上的暴君有本质的不同。传统中国的政治体系， 实行的其实是"三权分立"，也就是"天命，圣人言，君权"。在理论上，"天命 "是至高无上的，圣贤之道其次，最后是君权。

如今蓄意美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最擅长的，便是抓住儒家特别是孟子的零言 碎语，硬要说儒家文化含有民主思想或"民本主义"成份。在我看来，世上没有比 这更违背事实、更强奸古人的谬说了。

如果我们用西方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来整理透视儒家典籍，立刻就能看出，那 学说完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它鼓吹的是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绝对臣服关系 ，从来没有过最基本的人权观念。它的社会理想不是物质繁荣，更不是个性解放或 全民获得同等政治权利，而是和谐。所谓和谐则通过臣民对君王、子女对父母、妻 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来实现，而君王、父母、丈夫则应该清心寡欲，仁厚宽和地对 待社会等级比自己低的人。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的理 想境界。

很明显，要指望君王靠自身的道德修养去节用爱民，完全是一种违背人性的主 张。圣贤们尽管愚蠢，似乎也觉察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发明出"天命"一说来适当 震慑在政治实践中至高无上的君王。

照《书经》的说法，"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用现代语言来破解， 那意思就是，君王是上天授命君临万民的"天子"（所谓"奉天承运"），而民生 状态其实是反映"天命"的镜子，如果民不聊生，则上天必将震怒，先是通过一系 列自然灾害特别是彗星、地震等"天象示警"，此时君王就要赶快下"罪己诏"， 向老天爷作出沉痛检讨，并减膳撤乐，采用积极措施救济灾民，并减轻劳役赋税， 与民休息。如果昏君执迷不悟，则上天就要考虑改换接班人，把天命转移到某个" 真命天子"（例如现代"民运王"就是这样的"潜龙"）头上去，于是战乱四起， 直到那个"真命天子"扫荡了群雄，坐上了龙廷。这种"唯天史观"在古代中国人 看来，也确实圆满了解释了以往历史发展。

另外一个约束君王行为规范的是圣贤之道，而儒生便是"圣人言"的解释人。 在实践中，它确实也能起到微弱的约束作用，但缺点也很明显。由于这种约束完全 以"苦谏"的柔弱方式进行，对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君主（如汉武帝）而言，那 不过是以稻草勒惊马，白白搭上许多脑袋或睾丸。对于懦弱自私的庸主如明神宗而 言，"清流"们的反复聒噪会激起皇帝巨大的反感，由此竟然导致皇帝甩手不干， 罢工几十年。

但不管怎么说，这"三权分立"至少还给了正直的臣子们行动指南和与君王抗 争的道义资格。这就是历史上有过那么多的"忠臣"的原因。不管这些人行为的客 观效应如何，在当时和后人的心目中，他们确实是一种光辉的道德榜样。

然而在毛共社会中，就连这可怜的、效果极成问题的"三权分立"都没有了。 毛不但代表"天命"（即"客观规律"或"历史潮流"），甚至在林副的造神运动 中被捧到了上帝的位置，而且他本人就是新时代的圣贤，语录就是现代"圣人言" ，还是"人民利益"的当仁不让的代表者，再加上世俗君王的现实地位，这样的" 四个代表"，绝对是排山倒海压倒一切教徒和草民不可抵抗的力量，在他面前，不 管地位有多高，任何人都失去了抵抗的道义资格和理论依据。

正因为此，就算为毛先后打倒的所有政敌早早看出了他各个击破的策略，联合 起来和他作殊死一搏，那又怎么样？邓小平在他死后都不敢彻底否定他的形像，那 原因再简单不过：推倒了毛，我党往哪里摆？中共革命的"合法性"还在哪里？打 倒毛就等于打倒共党，否定整个中共革命，最终导致否定他们自己。这里面利害攸 关，那些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不可能看不出来。这就是他们含冤受屈、至死不叛、相 忍为党的根本原因。周恩来在林彪死后放声大哭，不能自已，就是悟出了这惊天丑 闻一定会在他苦心维护的毛（＝党＝中共革命）的形像上戳个大窟窿。的确，就连 罗点点那样的高干子女，在文革后也悟出了中共革命的荒谬，并且在她的《点点回 忆》中毫不隐讳地承认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无论在"解放"后，在文革中，周恩来其实什么都没做错。高先生 和许多西方学者一样，认为他是个精明的投机家，从不和失败者站在一边，这其实 只是皮相之见。以周的绝顶聪明，他早就看出了毛是不可抵抗不可战胜的，永远只 会是党内斗争的胜利者，与其和刘邓等人同归于尽，不如隐忍顺守，因势利导，在 不危及自身的情况下，尽自己的能力缩小灾难规模。

读到这里，我想大多数读者都能看出一切都是那万恶的制度造成的，是那种制 度造成了"洪洞县里无好人"。这话当然不错，但问题是，这制度是怎么在中国确 立起来的？

在我看来，周的最大悲剧就在于此，是他本人和那些后来被革命吞噬的战友一 道，在毛的率领下殚精竭虑、惨淡经营，亲手在祖国大地上建立了一个最黑暗、最 反动、最集权的制度。在这过程中，他洒下的每一滴热汗，耗去的每一滴脑汁，其 实都是在为后来的大悲剧作点点滴滴的铺垫。他那革命的一生，无时无刻不是在为 自己、为战友、为民族挖掘坟墓。

悲剧更在于周并不是坏人。与毛不同，他没有强烈的个人野心，生活也不奢侈 腐化。和千千万万的真正志士一样，他当年投身革命，为的是改造中国，把中国建 设成一个强大、繁荣、民主、自由的国家。从主观愿望上来看，我实在找不出那有 什么不对之处。

但问题是，和许多国人一样，他错误地认定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把中国改造 成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而要暴力革命能够成功，最起码的前提当然是把一切权力 、一切世俗的、精神上的乃至道义上的权威，都集中在革命政党特别是革命领袖身 上。当一个事业的"正义性"人格化以后，那个代表"正义"的领袖便成了天命附 体的"真命天子"，人民便会为之毫不犹豫地赴汤蹈火，之死无悔，谱写出一曲曲 感天地、泣鬼神的史诗，创造出一桩桩人间奇迹来。在此之后还要让他拆毁亲手建 造的神龛，告诉人民那"天命代表、民意代表、圣教教主兼世俗君王"不过是个超 级流氓，岂非痴人说梦？

所以，周的致命错误是在投身共产革命那一瞬间就犯下了的，以后的错误不过 是那最初错误的逻辑延伸。周的一生是南辕北辙的错误的一生，大前提错了，便真 是圣人也只可能作恶。

可悲的是，这种错误至今还在轰轰烈烈地延续。如今那些主张以暴力推翻共党 ，改造中国的"民运人士"，除了帝王思想严重的"民运王"之类的坏人以外，真 正的志士不过是在重蹈周的覆辙而已。可笑的是，他们一边踏着先烈的脚印走，一 边还自以为有那智力上的权利去对周品头凭足！

在我看来，这才是周代表着的全民族悲剧。真正的悲剧是那种永不落幕，反复 上演，观者观之不厌，演者全心投入的闹剧。暴力革命就是这种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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