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文革口述史》的价值和对国资委的喝问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老田文章《“文革”过程叙述及其启示初探》引起的重要争议，就是面对1967年武汉“陈再道事件”全国新保守派势力土崩瓦解的形势，毛泽东作出文革派战略“大撤退”的决策，是否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老田最新录制和发表的《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之价值，就是为我们解读毛泽东为何在“一片大好形势”下突然作出“撤退”决定之原因，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当然，人们也可以从“毛泽东发动文革显然不是为了换班子”的认识判断，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战略撤退”的深层缘由。
与老田的误解相反，对上述第二种可能性的分析和猜测，本人其实不仅不予排斥否定，而且在相当程度上，认为“光靠组织上的换班没有价值”的判断是对的，并且有保留地同意：新上去造反派不见得比经过残酷战争年代考验和洗礼的那一批人更可取，所以决定平民阶层的长久命运，不是通过换一批新人或者好人上台，废黜一批坏人和老朽那么简单，"而是要根本改变人们对权力的看法和权力的运用方式，否则这个根本为难还是无法得到解决。”
本人最初构思《干枯风流情》书稿时，除有要把被歪曲宣传的历史矫正过来之强烈冲动外，并无明确的主题思想。如果真要细究其实作者本人也不能清楚把握的作品内涵，造反派男主人公“奚大雄”似乎是服从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特定环境制约条件，最终背弃了受网络众多“读者来信”所喜爱的女主人公“凌漪”（一个中国民众的典型和象征，起初对文革可能开创一个崭新生活充满期待，最终却以高度失望绝望而自尽）；但从潜意识的层次去分析，正因为我在作品酝酿期，头脑中就一直盘旋“假定造反派都上台，从长远看结果又会怎么样”一类的问题，才导致了这样一个表面似乎不受作者所控制、其实却屈从于个人潜意识摆布的悲剧性结局安排。广受争议的拙稿《新毛主义重建中国方案》，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本人对文革式“新陈代谢”方式的疑虑和保留。
老田对毛泽东真实意图的猜测，不仅新颖大胆，而且确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确实，在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只有对生产资料的公共控制是不够的，没有权力和话语权的公有，不改变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平民阶层仍然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无法有效抗衡精英阶层的力量优势和信息优势。而权力和话语权的公有化过程，只能是文化革命和思想意识方面的革命。而这样的认识，确实不可能在书斋的学习中间产生，要在社会政治博弈过程中间去看、去感受、去把握。没有大民主，就看不到社会分化规律背后的“老革命”的面目，辨不清他们自身利益和诉求与人民群众利益的偏离与对立。“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足以让人们看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真正面临的问题、矛盾和危机。老田对“文革终究是认识意义先于政治换班”的概括，我看很有探讨价值。
老田的误解在于，在比较有政治头脑的文革造反派过来人中，真正抱有杨小凯“好人必须把坏人换下去”之“改朝换代”念头的人，以及至今在抱怨张春桥把上海旧市委老人马都拉入“新班子”的人，其实只是极少数。
绝大多数文革造反派人士的斗争主旨和基本政治目的，是要防止文革初“刘邓白色恐怖路线”重演，防止自身再次遭受“二月逆流”那样的“秋后算帐”和残酷政治迫害。说到底，他们就想通过对文革政治话语权的争夺和占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求取制度所“认同”的正面身份，以确保个人和家庭的政治安全；用当今时髦术语来加以并不确切的表述，实际所涉及的，是一个公民自我“维权”的主题。
而他们的对立面，也就是所谓的“党内资产阶级（即精英阶层）”，那么起劲地分化拉拢老造反派中的革命意志薄弱分子，全力组织新保守派队伍跟造反派及其中央文革后台反复拉锯、激烈较量，最终目的之一，也就是要铲除消灭全国各地这批胆敢“犯上作乱”的政治社会“祸根”，不这样，他们就对长期保持和进一步扩展自己的既得利益优势地位，就缺乏必不可少的安全感。
因此，当我强调文革造反派缺乏决战意志，指出他们不明白中央和地方文革派是相互依存和互相支持、而不是“救世主”与“等待解救之奴隶”的关系时，并不是赞成杨小凯之类当年企望“改朝换代”的极左立场。而是结合当前工人反对“私有化改制”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把吸取总结文革造反派“等、靠、要”沉痛经验教训，作为当前中国工人阶级提高自身组织化程度、自主斗争意识和培育大联合观念的重要环节，来加以考虑的。
这里所涉及的造反派，当然不仅是指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工人和学生造反派，而且包括支持造反派的较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大多数地方军队领导干部，是指地方文革派的整体。而这个整体在大多数地区的表现，确实缺乏准确及时理解江青同志“文攻武卫”战斗口号的政治敏锐与行动自觉。他们似乎不懂得抓住有利时机，积极贯彻落实“文攻武卫”的中央精神，坚决不搞“等、靠、要”，才能有效壮大自己，削弱对方，才能实行自己不遭“秋后算帐”基本目标。
在政治路线上，“二月逆流”必须否定；在组织上，打算“秋后算帐”的政治指导思想和坚持这类意图的文革派别，必须被分化瓦解和清除。但完成这样的要求，和造反派必须达到全面取代原有国家干部队伍之“文革高度”的追求目标和“造反情结”，完全就是两码事。原因之一，是全国中下层干部队伍中，基于我对熟悉地区机关干部造反派组织发展规模的一般性印象，起码有一半以上已经站到造反派的立场上；而工人造反派中，既有不少想做官的人，也有很多缺乏做官意识的人。
实际上，就我无锡家乡造反派的总体情况看，“抢班夺权、取而代之”之类，似乎从来不是他们的追求目标。从市委到基层，只要有哪一个没有群众积怨的“当权派”，能站出来肯定他们“大方向基本正确”，不属于“不准右派翻天”之列，就非常愿意把管理日常生产业务的权力，移交给毛早就肯定的“95%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手里，自己则甘居“民主监督”的位置。全市各主要造反派组织并为此专门发表对旧市委恢复办公实行“联合监管”的“联合声明”。驻锡部队加入后，则把这段市委当权派已经改变“对权力的看法和权力的运用方式”、造反派则愿意依靠“革命干部代表”来执掌权力、稳定政治经济局面的短暂“政治蜜月”，扣上了无锡造反派跟旧市委走资派相互勾结、通过“联合办公、和平让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可怕罪名。
回顾这段历史，澄清有关误解，关键还是为回到原有的争议焦点上：
一、毛泽东在武汉“陈再道事件”匆忙决定“战略大撤退”是否是唯一正确选择？
二、从《黄廉访谈录》中所反映的全国大多数地区造反派普遍存在的“等、靠、要”思路，是否构成了各地文革力量错失战胜反文革势力良机而必须转入退却的主要原因？
三、以中国当时面临的国内外复杂政治环境和民族生存要求，开展“全面阶级斗争”的决战阶段，是否最长不能超过1967年1月到9月之时间限定？
而根据老田在《毛泽东发动文革显然不是为了换班子》一文中的以下这段话，这一意见分歧，又似乎已经基本解决了：
“大致上可以同意李宪源的观点，在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如果毛泽东鼎力反对当权派，造反派和其他支持文革的势力中间，很多人是能够站住的，支持文革的力量不会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和清算，毛泽东去世之后也有可能不会这么快就翻过来……“。
对于“但是也不见得能够把握得住，最终可能意味着更残酷的清算和更血腥的镇压”的保留意见，我看也有一定道理。而且从总体上看，毛在“大撤退”之后，确实仍然保留并发展了很多重要的文革成果。这不仅包括各地造反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保护，就无锡情况看，新保守派的核心文人还在“批林批孔”中，忠实执行了其造反派对立面在1967年惨遭挫败的“打倒军内一小撮”遗愿，把27军留驻在无锡的最高权力代表赶下了台，并大造“保卫文革成果”的舆论，促使大批受“清查五一六”运动残酷打击的对立面造反派人士得到政治平反。基层企业里的造反派虽然历经打击、大伤元气，但很多当权派已经把搞好群众关系，作为确保自身权力地位的重要环节来把握。
在无锡市交通局，从新保守派中选拔出来的一个船民走上局领导岗位后，很快成为在业务组织能力方面，最使人信服的局级干部。本人所在公司经理，乃是一个目空一切的空军团级转业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所培养的第一带飞行员。他跟别人议论局级领导干部情况时的固定说法，就是“TMD，我看局里这些领导，就张XX顶事！别的不讲，局里开会发言走题时，就他能三言两语，一下把话题拉回到节骨眼上！……”
张副局长的弟弟，在我同一个汽车运输公司当修理工的小班长，一身油泥一身灰，一起常年累月跟弟兄们滚爬在汽车底下，直到其兄根据邓小平的“清查三钟人”规定，拖了很长时间最终被拉下马那一天，就没见他沾到什么好处。张副局长卸任前的最后一桩事情，就是半夜三更出动、然后连续几周处理涉及几百人的特大太湖沉船事故！
由此可见，底层工人中涌现出来的人才，在承担业务管理和行政指挥方面，绝对不象精英主义者和个别左派人士有意渲染得那么神秘艰难、那么高不可攀！
就拿本人平反后转入汽车联营调度职位，后来考进外贸当外销员和业务经理，所积累的业务经验、经营管理知识和取得的实际业绩，就不觉得先天能力的差别，真比后天分工的实践锻炼起更大作用。
不是自吹，张维迎主张要善待的那些“著名企业家”，我1988年无锡市外贸系统30名外贸招聘成员中一马当先突破对外成交“零”起点时，也不知道他们当时的经营管理和市场运作能力到底有多高？凭啥他们凭当时官方关系获取经营大企业的职权，今天可以转化为个人吞并企业的理由？中国社会基层千千万万象我这样从未得到过类似经营职位的“自命不凡”者，为何在根本不带吞并全民资产念头和条件的情况下，却不能得到经营中国数千万大中小型国营企业的公平竞争机会？
比如，就针对目前“国企非分不可”的叫嚣，就凭自己的联运调度业务背景、加拿大财会文凭和大型计算机管理实务经验，重建和经营对突破能源制约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全国水陆空交通联营机制和相应大型国营企业，本人就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背景和业务自信。
中国左派完全不必担心自身缺乏管理经济、经营业务的能力。各地工人阶级队伍中被官僚体制埋没的各类人才何止上千成万！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朝北京国资委的老爷们喝问：你们敢划出一半急于倒卖私分的全民大中型企业来，让左派从全国工人阶级队伍挑选德才兼备的经营人才来管理，五年之后再来作比较：到底是全民企业的“南街村”强、还是私人经营的“小岗村”强！你们有这个胆吗？
回复关系：
作者: 苦多
日期: 2004-09-26 15:44
把经营管理描绘得高深莫测，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精英们愚弄人民的故弄玄虚。其实，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经营管理工作已经变得简单多了。
作者: 李宪源
日期: 2004-09-26 23:20
1967年1月份我成天泡在无锡市同亿布厂，亲眼目睹造反派组织管理生产津津有条。
当权派靠边了， 对立保守派组织"工联"会同上海"赤卫队"掀起"北上控告"狂潮，企图制造"三停"向中央施加压力。
留厂的工人造反派一肩担起了革命生产两副重担。
每天早上下班的夜班纺织女工和下午三点下班以后的日班工人，都会去造反派“主力军”的办公室聚谈聊天，与临时掌管工厂生产业务大权的造反派头头们情同鱼水。
认为文革造反派“不懂得在真实政治场去学会夺取权力（也就是要学会怎样安排生活生产）”，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和假定。黄廉作为能说会道的政治领袖，也许在角色转换方面不是很快；但在基层造反派队伍中，确实存在大批精明强干的实干家。我所在的运输公司，几个“五一六”清查对象经“批林批孔”“平反”后，大多担任了车间一级的主要生产业务领导。
倒是北京清华大学“井岗山”的两个“蹲点”的外地大学生，显得比较拘谨木奈，远不如无锡纺校两个本地的中专生造反红卫兵头头（我大姐中学里的要好同学）干练活跃，发挥了很好的辅助作用。这两个造反派学生一个出身于基层干部家庭，另一个我很晚才知道，其父在台湾。两人情同手足，足见在“一月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反动血统论已经豪无市场！
作者: 李宪源
日期: 2004-09-27 08:59
鄙人1967年2月还在同亿布厂门口贴过《十问军管会》的大字报。
因为是在警车呼鸣的抓人气氛中，出自一个小学生之手，曾起小小轰动。
可找同亿布厂隔壁现吴桥中心小学潘军校长（我当时的班主任老师）核实去！
不象绝大多数网络右棍，包括这里老“哼哼”的蚊虫，动徹就是那他的“个人经历”说事，一追问却老报不出可供核查的时间、地点、人物姓名“真实三要素”来！
作者: 李宪源
日期: 2004-09-27 10:40
要作“十问”文章首先要会判断大局，判断是否正确一看当时读者评介和反应，二看
是否大致经得起历史检验。
死命咬定能判断全市文革形势并对此提出“十问”的大字报作者，却判断不了一个小厂的生产运转情况，如此死命纠缠，你在为谁打配合？
脱离基层实际的机关小官僚+老混子，当然会把如何判断生产运转津津有条还是管理乱套，看得登天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