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40周年纪念】回忆与思考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回忆与思考（之一）
大凡人上了年纪，总喜欢回忆。特别是年轻时的一些经历与目睹耳闻，记忆犹新，不时地泛上心头，映在眼前。如今退休清闲了，便想把它写出来，再加一点儿联想，故曰：回忆与思考。
记得几十年前，我在军队服役，一次在师教导队参训，忽有一天紧急集合，列队迎接大军区一位首长视察。据说，这位首长在战争年代作战勇敢，是出了名的不怕死将军，我心里肃然起敬。当时他讲了些什么，现在确实记不清了，只有一句话却像嵌入脑海一样，“要把我们的干部训练得像算盘珠子一样，拨到哪里，就定在那里。“我听了有一种无名的反感，分明都是些生龙活虎的大小伙子，怎么就要训练成木制的毫无生命力的算盘珠子，哪不是要把鲜活的人变成机械的工具吗？这位曾经作战勇敢的将军形象在我的脑海里一下子就轰然倒塌了。
听他的训话是全然不把部属当作人看待，我参训的热情降温了。休息时间，也不像同事那样三分钟洗刷，五分钟吃饭，抓紧点滴时间自个儿走队列、练刺杀，大着嗓门喊“杀、杀、杀------”而是坐在床上阅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恰巧又被师、团俩位副政委瞧见，特别是师邬副政委说：“你怎么还看这种书？这书虽非黄色，也不是红色的呀！”摆出一付无事不晓又高高在上的架势。我有点调侃地问：“哪是什么色呢？”他瞠目结舌了一会，高声吼道：“是蓝色的！”便怒冲冲地走了。在一次全队大会上点名批评了我——“住教导队还读什么历史书。”我所在团的孙副政委也杀气腾腾的三天两头找我的不是。不久，我就被“大学校”淘汰出局了。
后来想起又好笑又好气，特别是那“算盘珠子”，特别是那“通史简编是蓝色的”，特别是孙副政委在上司面前屁颠屁颠、在属下面前却凶神恶煞似的样子。虽说军队应有其特殊的要求，不可各行其是。但我们的中高级指挥官决不能那样愚昧无知，无视下属和士兵鲜活的思维与生命。这大概与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统治文化不无关系。国人中，为人上者总想使他人成为自己的驯服工具；为人下者则多愿先做上司的奴才，以企达到拥有自己的奴才的两面性。难怪“以人为本”的理念经过维新后整整一个世纪，从帝制到军阀、到共和至社会主义的今天，方才提了出来。而真正得到落实，不知又是何年？
转业地方后，先进工厂，后调行政，历经坎坷，饱尝百味。本文只想说曾有一位书记和一位县长对我的两次谈话。书记说：“你的工作能力是没说的，想提拔你先到某镇去任书记，但你既不喝酒又不抽烟，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是你的弱项，恐难胜任。”她说的是事实，我又能回答什么呢？只好沉默。不久，县长又对我说：“想调你到政府办公室任职主任，你却是个直性子，恐难摆平方方面面的关系！”他说得也很对，我压根就讨厌机关中错综复杂、勾心斗角、工于心计上爬，无意、无能做事的人际关系。这俩位领导对我还算有知遇之谊，但谁又真正愿意把工作放在关系之上呢？
如今机关里有多少人、多少官不是靠德、勤、能、绩而是这关系、那关系调入、提拔、步步高升的。又有多少有胆有识的人却难以作为，继而被逆淘汰。难怪老百姓埋怨，“该作为时不作为，不该作为时胡作为；该负责时，却是真白痴或装白痴，出了问题，老找不到责任人。”在一个连私企老板都能决定某某人可以提升到某局、某地担任要职的环境下，还有什么能比关系显得更重要呢？如今谁都知道，进行政机关没有硬关系不行，就连大学生分配、军官转业指标，一个县属的部局长就可以说不要，但私下里交待了关系（权、钱），他们就笑呵呵地接收了。机关日益臃肿、人员膨胀，大多并非正道安排，而是通过七拐八转的关系就报到了。谁初上任，都要信誓旦旦地说“缩编减人”，但谁在任上都做着超编增人的事情。这大概也算作“黄宗羲怪圈”之一吧！关系（权、钱、色、亲）成了机关部门多年来进人、升官的重要途径。难怪有人怀念起曾祸国殃民被废除了百年的科举制度，毕竟“考官制”比“关系制”还相对公道一些。
所以，我想那位书记和县长谈话的核心是讲“关系”，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是初级关系学，工于心计阿谀奉承、跑官要官是高一层次的关系学。唯上唯权唯钱唯色唯亲而建立的关系成了用人机制的关键。虽近年新加了“公务员考试制”，但笔者却眼见组织部、人事局主考官拿上名单逐一到领导人面前索要“意中人”。如此黑箱操作，你还能再说什么呢！
如果说多年前用人以“驯服工具”为标准是传统上的落后，那么，如今的“关系法则”用人则是对现代文明的亵渎。
====回忆与思考（之二）====
文化大革命的日子，我是在“保险箱”里度过的。那时有一道“圣旨”，师以下部队不搞文化大革命。然而，我们还是间接地参与了。虽没有直接参加记忆犹新，但也有二三事值得回忆与思考，全当给多如恒河之沙的批判、反思文章再添一粒。
有一天，部队全副武装，挎枪举刀在大漠荒滩进行骑兵训练。对那威武雄壮、杀气腾腾的场面，我当年吟诗一首：“号音哒哒云中去，杀声阵阵天边来。回首惊看迷漫处，百骑如飞尘如烟。”突然，留守营房值班的通讯员飞骑来报，“上级命令，训练部队立即撤回，执行紧急任务。”我们来不急休息，便大汗淋淋地飞驰回营。刚进市区，又接到新的命令，部队暂停前进，抽出一个排的兵力，由骑兵改步兵，子弹上膛，关住保险，由副连长带领，跑步前进，到了黑压压一片人群处，立即受到“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人民解放军万岁------”鼓掌声、欢呼声响彻云霄。随后，我们便分班组挎枪乘坐早就摆好的一排摩托车上，由“革命群众”领路，分头到各点武装逮捕“反革命”分子，取缔镇压某造反派组织。这算是我投笔从戎后第一次实战行动，然而却未开一枪，就取得了战斗的圆满胜利！
时隔仅一个月，我们又接到上级命令，全副武装去参加原被取缔了的某造反派组织现被宣布为革命组织的庆祝大会。依旧受到热烈地欢迎，依旧听到“向解放军学习------”地欢呼，不过，我却没有了前次胜利的喜悦，而是一脸的愧疚和不安。晚上，听着战友熟睡的鼾声，我失眠了。这到底谁是谁非？那些挨整的与整人的都是被运动了的无辜群众，糊里糊涂。而我们却两次被双方高呼万岁，也糊里糊涂。这就是我间接地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一幕，留下的却是百思不得其解。然而，我和我的战友毕竟都是首长讲过的算盘珠子，拨到哪儿就定在哪儿呀！
又有一天，大概是个星期日，我和几位战友上街溜达，看到一处围了许多人，喝斥声、口号声震耳欲聋。出于好奇，过去一看，见一位年约5旬左右、个头高大魁伟的人却十分艰难地弯着腰，双臂向后上伸。塞外的十月，已是零下10度左右，而那人却衣裤单薄。站在他旁边陪斗的一位则比较年轻，既未弯腰，又未翘臂，身上却披了一件狐皮大衣。听旁边的人说，弯腰的是州委书记，站直的是州长。因二人观点不同，下面人分成了揪此保彼的两派。后来听说那书记上调省上当了副书记，那州长很快就从政坛上陨落了。
今天想来，文革中的革命派、造反派、保皇派、这派那派的群众无不是被权柄者愚弄的普通百姓。什么群众运动，其实都是运动群众。权柄者为了一己的私利，实施某种意志，各按派系、关系借机倒对方保自己罢了！如今，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运动虽然被禁止了，但由于中国人至今还是一个以“利益关系至上”的大国，群众多是缺乏自主、自立的思想意识，再加上民主和法治尚不健全，你能说形形色色的运动群众就根绝了么？
回忆与思考 （之三）
接到团部通知，要我三天内准备好行装，到军垦某部参加军管工作。领导找我谈话，“那里是个大染缸，如果稍不注意，就有可能被染得五颜六色。你可要小心呀！”我从他们的谈话中听出，主要是因为那里的女青年比较多，情况复杂，容易犯男女作风方面的错误。我听了有些害怕，但又一想，一个军人还没有这一点自爱、自尊的信心么！我从书本里找了几条自勉的格言写在纸上，记在心里，就出发了。
到了军管会，明确了基本任务是“整顿革命新秩序”。其实就是调解所谓的革命造反派之间的矛盾关系，化解知青与原挨过批的领导干部及转业军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所谓革命、阶级斗争，都不过是人们常挂在嘴头上的政治口号罢了。
军管会领导对情况的介绍，多少有些危言耸听，说什么敌人活动如何猖狂，阶级斗争如何复杂云云。而我真正深入下去一看，才知他们言过其实。年轻人基本上都是文革前夕从一些大城市应征的男女青年，中年人是前几年从部队复转的士兵和少数基层干部。而他（她）们都住在大漠荒滩上破旧的土坯房里，据说那是前些年劳改犯集居的地方，因生活困难大部分都饿死和病死了。只此一点，就足让人感叹和悲凉了。文革开始后，这些青年人起来造反，既是对处境苦难的反抗和倾诉，也是对复转军人对他们半军事化管教的不满，军非军民非民的看不到前途。由此导致产生了造反与保皇两派群众组织。相互指责批判，结下了恩怨。我弄明了真实情况，便采取以说服教育为主的工作方法，而不是运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然而，原来挨过批的一些领导干部恢复职务后，总是千方百计地向军代表灌输知青们的“反革命”思想和行为，原从部队转业的一些老兵也以人不亲行亲的意识向我状告知青们的缺点和错误。他们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想借我这个军代表之手，达到对知青们压制、批判与斗争地报复目的。而知青们对我则是冷眼旁观，避而远之。找他们谈话，也是虚与委蛇，不吐真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还觉得我这人有平民意识，能公平、公正地处理一些问题。也就渐渐地由冷脸变成了笑脸。比如一位女青年回省城探亲超了假，回来后由副排长领着来我办公室检讨，我只简单地问了她几句家里的情况，就让她回班参加学习和工作，她很感激，口内不住地说，“谢谢军代表！”又比如军管会开会布置，要我认真清查知青成立“中华大帝国”组织严重的反革命案。我开始也很震惊，待做了一番深入全面地了解后，是有人企图制造冤假错案，以达到报复一些青年人的目的。他们所说的“中华大帝国组织”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那是袁世凯称帝时的梦想，曾在青年中闲侃过，被一些无知者听了，就虚构出的反革命大案，并虚拟出某某是皇帝，某某是皇后等等。那位被称为皇帝者回青岛探亲，风闻后一直未敢回来，而那位皇后倒是探亲如期归来了。我找其谈话了解，她竟浑然不知，觉得既可笑又委屈。我看她小小年纪，不像是装蒜，心里也就释然了。我向军管会如实汇报后，领导们仍有存疑，但再没有把此作为大案要案来抓。时隔多年以后，听人说，那位小“皇后”还很感激我，说我是她的救命恩人。
当然，那年月，我并不是没患左的毛病，亦有许多需得忏悔和检讨的地方。比如当年我对“知青流浪之歌”的大批判，虽然现在一句歌词也记不起来了，但在当年，我却觉得那词调太灰色、太凄凉、太涣散人心。我亲自写了按语，在全队开展了大批判。把当年知青们远离故乡、远离亲人，来到那荒无人烟的地方，产生的寂寞、怀乡、思念亲人的悲凉心情抒发而当作不健康、有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进行了严厉地批判 。虽曾轰轰烈烈，但终是空对空导弹，是难真正触及人的思想灵魂的。这既是我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也蕴含了一个青年军人居高临下的自负。记得我当年曾写过一首诗：“背负重命到边疆，夺权建政固国防。四卷宝书传真理，万众一心挫强梁。”足以道出了我当年的虚妄与无知。其实，什么是重命、夺权、真理、强梁，我自己都是含浑不清的。更谈不上一点儿对人的同情心、人道主义、人权思想了。我为那次由我发起和组织的大批判良心上自责了几十年。唯有点儿自慰的是，正因为那次大批判搞的热烈，受到军管会的表扬，才掩盖了我对“中华大帝国案”追查的消极。否则，我有可能成为一个制造冤假错案的罪人，一个帮凶，一辈子都要受到谴责的。
后来，我接到回原部队调令时，那天清晨，无论是中年人还是青年人，例行的早操也不出了，密集地站在一起，围着接我来的军车，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地挽留我。不少青年人竟要去军管会找那位司令员，恳求把我留下来。我竭力劝阻，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云云。我背了一挎包他（她）们赠送的毛主席像章——当年最高贵的礼物，随着送行的队伍，慢慢地前行。当我坐上车后，吟了几首即景抒情小诗，成了永远的怀念。
送 君 行
一
送君行，登归途， 知心话儿涌心头。
泪脸望君默无语， 只听沙沙脚步声。
二
送君行，到桥头， 热泪伴水向东流。
频频招手呼再见， 难舍难分依依情。
三
送君行，情意浓， 何日与君可相逢？
愿君保重千斤躯， 为国为民再立功！
后来，我还写过一篇《在那红柳摇曳的地方》的小说，算是对那段人生际遇的怀念。
今天看来，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畸形儿，它既不能与我国历史上任何文化发达时期相比较，更不可与欧洲文艺复兴同日而语。准确说来，它只是政治斗争的泛化与庸俗。它既反映了最高领导人的某种脱离实际的构想、专制与浪漫，又体现了许多官员权欲的贪婪，也说明了普通民众的愚昧、无知、无奈与灵魂深处的奴化及残暴的两面性。这么说虽显刻薄，但只要你真正地经过了或旁观了，而又认真地思考了，就不会觉得有什么大不妥。正如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我们才从媒体上知晓曾在许多时候，有过许多外国学者对我们民族文化批评是多么的中肯和真切。深感鲁迅先生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认识和做法的伟大，深感鲁迅先生关于“阿Q精神”、关于“吃人的历史”和柏杨先生关于“酱缸文化”的概括都是一语破的。直至今日，用一个在我国留学多年的大学生的话说，“再没有比中国人更喜欢做表面工作了！”中国人的虚伪不仅仅表现在官场，亦表现在民间。中国人的贪婪不仅仅是出了不少贪官，还表现在民间对金钱的垂涎、掠夺与不择手段。如果再不认真的包括对文化大革命及某些历史的、现实的失误进行深入地反思、反醒与鞭挞，而仍是一味的自恋、自赏、自吹、自捧，无论是你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无论是发达了还是贫穷了，都是难以站在世界民族之前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