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 陈奎德

三反五反是中共建政初期的第三大运动。它们本来是两个运动。后来人们因为两件事发生在同一时期，又有密切关系，所以算成一个运动。

所谓「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它本来是针对共产党干部队伍的，是希望在执政初期建立一个自己的行政系统。过去的旧官僚系统显然不能相信，旧人不能掌权，必须从重要岗位上拉下来，换上中共自己的人，从而使行政系统彻底中共化。

但是，大批中共的干部们过去在山沟里苦了几十年，出生入死，这下进城当了官，接触了花花世界，眼界大开，思想顿时彻底改变，觉得天下是老子拼命打下来的，享受也是应该的，于是吃喝玩耍尽情享乐。同时，大批大批地把过去的结发妻子-「黄脸婆」休掉，换上洋学生「爱人」，人称「换妻运动」。更要命的是不择手段弄钱，竟然染上毒瘾。其中最著名的是天津市委书记张子善，市长刘青山，两人不但吃喝嫖赌玩女人，而且都成了鸦片烟鬼。当时的天津在中共编制尚不是首级「特别市」，是「地委级」的市，虽然如此，张、刘两人的地位也等于国民政府时的「行政督察专员」，由于天津密连北平，很快传给毛泽东知道，毛想，这还得了，这不重复当年李自成进京的故事了！于是亲自下令将两人枪决。

由张子善、刘青山两人事件，毛泽东下令展开「三反运动」，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完全是针对共产党干部。而当时也确实有一部份干部被判了罪。

但是搞「三反」过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忽然想起这些犯法干部在农村工作时很乾净，为甚么一进都市变了质，原来是受了资本家的毒，归根究底罪在资本家，所以一定要清资本家的毒素，于是在1952年五月二十六日提出了针对资本家的「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1953年二月上旬，五反在各大城市展开，很快掀起高潮，其中自以上海为第一目标，为害最烈，上海商人得祸也最惨。中共作家周而复写的小说《上海的早晨》就是描写这场运动的。虽然他为中共护短已算呕心沥血，可悲的是，他自己晚年在邓小平时代仍被中共抓住出国时的资产阶级腐化(嫖妓)作风而遭到整肃。

毛泽东所定下的「五反」范围，等于土改时的「三霸」，任何人都逃不掉。如，所谓反对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谁也无力还债，于是纷纷跳楼自杀。当时上海马路上无人敢走，担心突然自空中飞下一人，将自己压死。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的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的商人。人们也许会问：「既然是自杀，为甚么不跳黄埔江，死也少受罪？」若干年后遇到上海一个南来的资本家谈及此事才明白，原来跳黄埔江被水冲走了，中共不见死尸指逃亡去香港，家属便不得了，所以只有跳楼而死。

在「五反运动」中，中共实行和强化了一种揭发和告密的人人自危的方法。即：先是动员大家主动交代自己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并宣布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检举有奖，立功赎罪」的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充分利用人们的恐惧和过关心理，利用人性中恶的阴暗的一面，使人们或出于自保、或出于投机、或出于邀功请赏，而揭发陷害他人，作出一些卑鄙下作之事。这种官方怂恿的告密和揭发的普遍化，极大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

中共的三反五反运动，制造了空前的恐怖气氛，使人人丧失了「免于恐惧的自由」，进一步剥夺了中国人的基本人权。

摘自 http://www.rxhj.net/phpBB2/viewtopic.php?t=5893&sid=fa589f31c4cb176b4011c79aba6a6d22

“三反”、“五反”运动是１９５１年底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１９５０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是调整工商业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调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但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利用和国营经济的联系，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图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削弱国营经济。他们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蚀了工人阶级和国家工作人员。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经济建设。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而贪污盗窃又与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紧密相联。因此，党中央在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日和８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从此，“三反”运动在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展开。１９５２年１月４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１月５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一些单位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为此，中共中央于１月５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３月１１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３月２８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联，要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反掉“五毒”。为此，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２月上旬，“五反”运动从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３月１１日，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５类进行定案处理。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１０—１５％；基本守法户占５０—６０％；半守法半违法户占２０—３０％；严重违法户约占４％；完全违法户约占１％。１９５２年４月公布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１０月党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 “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摘自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813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