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大饥荒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在那三年饿毙民众达2470万人，学界推测为4000万人。即使以前者为下限，也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史实.
这块四十年代以“水、旱、蝗、汤（恩伯）”四灾而闻名全国的中原古地，解放以来农村的变化的确十分显著。河南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的积极性也是极为高涨的。但是，从一九五七年夏天开始，省长吴芝圃拿省委书记潘复生开刀，在党内大批以潘复生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为大跃进打下了基础。省长敢斗省委书记，各级班子自然斗得更凶，以反右倾为中心的干部作风上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从那时就在河南司空见惯了。
正是在这样高压政策下，河南在大跃进公社化狂飙陡起之时，比别的地方都有更充分的精神准备。一九五八年春季，吴芝圃就提出了全国最为激进的惊人口号：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四无省’，绿化、消灭文盲，等等。吹牛浮夸之风也令全国望尘莫及：小麦卫星一直放到西平县的亩产7320斤，钢铁卫星一直放到新乡地区的日产120万吨，均为“世界之最”。一九五八年的全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河南省委竟高估为702亿斤，导致全省性的高征购，基层干部为完成征购而一味“反瞒产”。因向农民迫逼粮食而捆、绑、吊、打、捕的现象已十分严重。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底，密县已发生饿死人的问题。来年春天，豫东黄泛区浮肿病和死人事态更加蔓延¨¨¨
吴芝圃就是在这样的热昏疯狂状态下，背着河南农民无数饥饿而怨恨的目光，登上庐山的。八月中旬他从庐山下来，就更加恶狠了。他回到郑州立即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全省又一次掀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高潮。河南人民真正大难临头了。
一九五九年河南适逢水旱交加，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民拼死力苦干，实产210亿斤。但吴芝圃是不管老天爷算老几的，偏要把大灾年当年大丰年。他一手举着高指标，硬是估产为450亿斤；一手托着“右倾”帽。那子分为八种，即批“三论”（唯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又批“五派”（促退派、观潮派、伸手派、秋后算帐派、炉前摇头派）。大帽子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党内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
这年秋后，第二次“共产风”又刮起来，还夹带着疯狂的“反瞒产”。这一回可不比一九五八年，哪个基层干部完不志征购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象土改的地主那样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征购粮，就会被捆起来吊打追逼¨¨¨。
豫南一向富庶的信阳专区，在地委书记路宪文积极贯彻中央和省委反右倾精神所掀起的狂潮中，全区打人成风，手段千奇百怪，骇人听闻。许多县的县委扩大会议当即成为斗争大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带头斗争“右倾”的县委书记张福洪，亲自动手毒打，众人拳打脚踢，将张福洪头发连头皮一道撕下，活活整死。这个县的另一个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四十多个农民，打死四人。整个光山县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斛山公社的一个党委委员、团委书记，亲手拷打农民九十二人，打死四人。庐山会议以后，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0年七月为止，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后来河南省委在向中央的检讨中，也称这个时期的信阳“一时间形成了一种恐怖世界、黑暗世界”。
如此凶狠的反瞒产，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甚至喂牲口的饲料，尽数掠劫而去。到了一九六0年春天，信阳地区的公共食堂普遍断炊了，最严重的村子八十天没有一粒粮食，浮肿病大面积蔓延，农民开始大量外逃或饿死。
然而，那位地委书记路宪文还在吆喝：“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思想问题。”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间，他从潢川县驱车返回地委，沿途亲眼见倒毙在公路旁的死人、拦车要粮的群众、被父母遗弃的孩子，都视而不见，扬长而去。他还下令要公安部门“限期消灭外流”；指示社队干部民兵封锁村庄，不准群众外出逃荒；批示城镇机关、工厂、企业一律不准收留农村来人；要求各县委做到“街头、交通要道没有一个流浪汉”。这位路宪文书记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骄傲霸道，乃是因为他拥有一件最为得意也最具资本的功劳：他管辖的遂平县查岈山卫星社，在一九五八年四月，率先由二十七个小社合并为大社，成为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先声，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有这样一块金字招牌，他还怕什么？
饿死近一百多万人的信阳事件，就是在这般令人发指的暴虐之下发生了。毋庸置疑，它是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直接后果。大灾难后，人口锐减，田园荒芜，满目凄凉。饿死十万人的息县，自然村减少639个。全区有不少死绝户。有的只剩孤儿。仅据潢川、光山、息县三个县统计，孤儿达12000人之多。
河南全省死亡人口在二百万以上，死亡牲畜七十四万多头，荒芜土地四百四十余万亩，扒毁农民房屋一百六十多万间。值得再书一笔的是，就在这样惨烈的灾难中，当老实忠厚的河南人民一批批倒毙下去的时候，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了实现他梦寐以求的一个理想：让党中央在郑州开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靠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民脂民膏，在郑州北郊黄河岸边也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内中除按法时中委和候补中委的人数，以每人一个套间盖了一幢大楼外，还别出心裁地按当时党的七位领袖，每人一幢别墅，从总书记到党中央主席，规格面积逐级递增，以主席别墅最为宽大考究。不料建成，“信阳事件”案发，吴芝圃下台，中央再没来郑州开会。这群别墅竟长年闲置，无以利用，也渐荒芜，室内墙粉剥落，地板朽烂。只是那幢主席别墅，永远紧锁着大门，自建成从未有人住过……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中国发生持续三年之久的“自然灾害”的起因一直模糊不明，聚讼纷纭。
历史上只有由大规模瘟疫、战争导致的灾荒才持续时间比较久。由于粮食短缺而导致的灾荒，通常可由政府救荒，在一两年内控制灾情。粮食灾荒持续三年，说明政府在救荒过程中反应迟缓和职责的丧失。
1984年，托马斯·波恩斯坦（ThomasBernstein ）在《理论与社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与苏共相比，由于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和农民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农村的灾荒不能用政府蓄意剥夺农民剩余来解释。通过对50年代末中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考察，波恩斯坦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中国政府在农村粮食状况紧张的情况下仍然实行高征购的政策？政府救荒行动较慢，是因为不知实情吗？灾荒规模如此之大，怎么可能不知道？但是如果知道，又为何不作出反应？现有的研究集中于寻找灾荒的起因。传统的解释是“自然灾害”，但是这个解释并不完备。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高层人士也认为此次灾荒人为的因素非常重要，在1962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也提出了著名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薄一波，1993；李锐，1999）。那么人为的因素又有哪些呢？
林毅夫的解释是农业生产制度的崩溃。他构建了一个博弈论模型，论证人民公社制度因为取消了“退出权”（自由退社的权利）而使得社员竞相消极怠工，最终导致农业生产率和粮食生产的迅速下降。另外，布拉莫尔认为是直接的相关农业政策导致了灾荒的出现。据他对四川省的研究，1959年与上年相比，粮食播种面积急剧下降，这直接导致了粮食供应总量的不足。这两种解释均是基于传统的解释灾荒的视角，即食物短缺或供应不足。近年来新出现的一种解释其根据是当时一种特殊的粮食消费机制———1958、1959年遍及全国的“公共食堂”制度。当时由于中共的号召，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办起了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公共食堂”。社员自家都取消了炉灶而在食堂吃饭。有些地方提倡“吃饭不要钱”，鼓励社员“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造成了粮食浪费的现象。一种新的解释认为，在食堂这种“公共产权”的制度下，人人都会“敞开肚皮”乱吃，结果“寅吃卯粮”而造成灾荒。这种解释虽然观点鲜明，而且也是针对1958、1959年的灾荒而言，但证据却颇为不足。同时，从当时的报道来看，“敞开肚皮”的食堂只是少数，大部分地区采取的是“按人定量”或者“凭票吃饭”的做法。
一些学者认为，灾荒主要是征购“过头粮”———即政府从农民手中征购走过多的粮食———造成的过高的粮食征购率造成的。此观点最早由波恩斯坦提出，但是他没有提供相应的数据，其结论只是参照前苏联30年代的灾荒推断的。有许多分省数据分析的文章，说明1958、1959、1960年连续三年过高的粮食征购是造成灾荒的最为显著的原因。
但是，“过头粮”的观点在解释了灾荒的起因之后，随即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政府为何在灾荒已经大规模发生的时候仍然坚持高征购？从征购粮的情况来看，各省在灾荒最为严重的两年———1959、1960年，粮食征购率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这个令人迷惑的现象使我们不得不将注意力转移到政府对灾荒的反应和采取的措施上来。中央和各省为何对粮食紧张的情况没有反应或者反应迟钝？是毫不知情还是有意隐瞒？
如果我们计算在灾荒时期全国的平均死亡率和粮食征购率就会发现，死亡率高峰是在1959年和1960年，而同时粮食征购率也达到了历史最高点（详见表1）。这不禁使人得出中央及各省对灾荒毫不知情或反应迟钝的看法。那么，会不会各省之间的征购率差异比较大呢？也就是说，虽然总的来说，中央反应迟钝，但各省会不会因自己省内死亡率的变化而对征购率有所调整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粗略的办法是看1960年的征购率在各省是否因1959年的死亡率升高而下降①，计算方法如下：
死亡变化率=〔（1960年死亡率-1959年死亡率）1959年死亡率〕×100%
征购变化率=〔（1960年征购率-1959年征购率）1959年征购率〕×100%
我们将所有省份（新疆、西藏和台湾除外）包括在内，算出了全国平均的死亡变化率和征购变化率以及这两个指标的标准差，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1959-1960年全国的死亡变化率较大，省际差异也很大（标准差为68.67），但相比之下，征购率的平均变化率只有0.36%，标准差也相对较小（28.91）。
这说明，与死亡率的变化不同，各省的征购率在1959年和1960年间几乎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
换句话说，虽然有的省灾荒严重，有的省灾荒较轻，但农民的粮食征购率对这种差异没有什么反应，还是一律进行高征购。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不但中央而且各省也对灾荒的情况反应迟钝的看法。但是这个看法是否站得住脚呢？中央知道情况较晚可以理解，但省级政府也不知情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粮食的征购率受什么因素的影响，将它用作反映省级政府是否知情的指标是否恰当。
从1953年开始，我国政府决定对粮食和油料实行国家计划收购和计划销售的政策，限制并逐步取消粮食市场，这主要是学习前苏联的经验，力图稳定粮食供应以加速工业化的政策。一般说来，征购率是根据各地方农业社（或生产队）的估计产量、三留（种子、饲料、口粮）标准和城市人口的消费量计算出来的，在这三个变量中，中央对全国各地的人均口粮标准（包括城市和农村）都有明确的指示和规定的范围，所以决定各地征购率的主要因素实际上是农业的估计产量，这在1955年以后被称为“定产”，是统购统销工作的首要任务，农业人均定产较高的省份征购率也相对较高。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一个省的征购率反过来也能反映出一个省的粮食生产水平。
各省的征购计划是在上一年秋后或本年年初作出的。而1958年秋后正是全国浮夸风刮得最盛之时，各地都在放高产卫星、创世界纪录，粮食“定产”变成了一项政治工作，成为衡量地方干部是否“右倾”的重要标准。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历史材料讲述在各级地方干部中，下级怎样受到上级的压力而不得不虚报产量的事实。1959年秋后恰值“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产量和征购计划都成为衡量是否“右倾”的政治标准。各省的领导都没有胆量冒被扣上“右倾”帽子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之下，计划一旦作出，是否能够完成就成为衡量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这就是1959、1960年秋有些地方无视灾荒情况严重，仍然强迫农民交粮的重要原因。由此看来，省级政府很难对本省真实的粮食生产和消费状况作出比较准确的估计，以致于常常出现有的地方征了“过头粮”，而有些地区征得不足，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纠偏”。而且，征购计划一旦作出，在当时的政治风气下，除非出现全国瞩目的受灾减产，就都只能超额完成，而不能完不成任务，否则省内决策领导就会被中央或省内政敌扣上“右倾”或“地方主义”的帽子。
因此，在灾荒时期，全国普遍的高征购率是由浮夸风和高估产决定的，高估产导致的高征购势必不可避免。这样一来，征购率能够随本省灾荒的情况而变化的余地实际上非常之小。所以我们如果只考察征购率，就很难看出各省的变化从而得出各省没有反应或反应迟钝的结论。
省内征购上来的粮食首先要以计划统销价格以人定量的形式销售给省内的城市居民，这叫做城市统销。另外对于受灾的农村地区、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地区和偏远的海岛、山区还要销售一部分粮食，称之为农村统销，由于是返回农村销售，所以又有些地区叫做返销粮。
返销粮的数量主要随当年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和受灾情况而变化，一般发放高峰是在春季青黄不接之时。城市统销的部分有分配上的优先权，这是由于中国优先实行工业化的整体发展战略所致，所以这部分变化的余地很小。而省级政府对于农村返销的部分则有较大的决定权，能够根据各地受灾的情况作出反应。
粮食统销和粮食征购一样，在统购统销初期是由国家统一严格控制的，但是到1958年，中央对粮食购销制度实行了改革，即推行“购销差额管理、调拨包干”的办法，只关注各省的购销余额，将粮食的具体征购量和销售量向各省放权。由于征购受到全国政治气氛的影响，所以省级政府和粮食部门真正能够有较大决定权的实际是统销尤其是农村返销粮部分。
征购上来的粮食在统销之后，剩下的部分就归入本省的粮库。为了平衡各大行政区的粮食消费状况并防止各大区自立山头，中央政府规定自己对各大区的征购粮食剩余有统一的调拨权以在全国范围内调剂余缺。在1958年调拨包干实行之后，中央实际上加强了对调拨的控制，调拨计划由落实到大区变为落实到各省。到1959年由于粮食状况趋于紧张，中央不仅直接控制各省的年度调拨计划，而且开始下达安排每个季度的调拨计划。1960年，许多月度调拨计划也由中央直接控制。
由上可知，虽然中央规定在计划性的统购统销体制下自己拥有对所有统购粮完全的决定权，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中央有能力加以关注的只是粮食征购的数字和执行情况，这是各省之间征购率差异较小的原因；另外，对于省际的粮食调拨，随着粮食购销状况的日趋紧张，中央也越来越严密地加以控制。对于粮食返销，由于中央只是关注购销余额和调拨包干的情况，省级政府可以动用自己的粮食库存来加大返销量。我们就此找到对于省内粮食余缺状况比较敏感的指标。 相关的研究表明，除了安徽省外，其他高死亡率的省份在1959或1960年都加大过返销粮的发放量，其中西南两省四川、贵州反应相对较慢，而河南、湖南、广西、云南、甘肃和青海则明显在1959年就对灾荒采取了措施。1961年的返销量的减少一方面与灾情已逐渐缓解有关，另一方面也因为各省的粮食库存已耗竭殆尽，无力再增大发放量。
那么，是否那些灾荒严重的省份会积极地要求中央政府或邻省调入更多的粮食，而那些死亡率低的省份也会积极地调出粮食而帮助邻省救荒呢？资料的显示非常令人吃惊，调拨粮并没有像我们预想的那样，在灾荒时期和正常时期有显著的差别。这告诉我们，灾荒严重的省份并没有采取明显的行动向中央或邻省请求调入粮食。这种行为使人迷惑。过高的死亡率表明即使这些省份大量发放返销粮，也远远不够，那么为何不向省外请求援助呢？
根据零散的历史文献资料，我们知道许多灾荒严重的省份实际上隐瞒了本省的灾情。向中央报告要求调入粮食就等于向中央报告本省发生了严重的灾荒，这明显是那些极左省份的领导不愿干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调拨粮上来看，有些灾荒严重的省份直到其灾荒达到高峰之际还在坚持调出粮食。高峰死亡率超过20‰的11个省份，其中竟然有6个省份在其灾荒的最高峰时期还在大量调出粮食。这6个省是华东的安徽，华中的湖北、湖南以及西南三省。
据一些历史文件材料，一些灾情严重的省份，例如甘肃、山东，其灾荒情况较早为中央所知，所以可以从数据中明显看到这些省份在1960年由粮食调出省变成了粮食调入省，省委第一书记也被更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灾荒比山东更为严重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竟然被调到山东去当第一书记“救灾”，可见其隐瞒本省灾情的本领之高，我们能够看到，安徽在1960年出现全国最高死亡率的时候还外调了26万吨粮食。西南三省也是由一著名的“左倾”人物任第一书记。我们看到西南三省无一例外地大量外调粮食而无视其全国据首的死亡率。据有关文献记载，四川在其灾荒高峰时期还坚持调出粮食到中原地带。由于“蜀道难”，这位书记便号召全省人民展开一场“调出粮食、支援全国”的人民运粮战争，使用人力、畜力往外省运粮。河南虽然在1960年开始由外调粮食变为粮食调入省，但是调入的粮食非常有限，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也是著名的左倾人物，毛泽东主席曾说这位省委书记比自己还要左，对灾荒的隐瞒也极为触目惊心。在河南的信阳地区，民兵日夜把住主要路口，以防农民逃荒致使灾情泄漏。
我们发现虽然大部分省都知道灾荒的实情，并在发放返销粮救荒，但是却没有向中央或其他省份要求调入粮食。非但如此，一些灾荒特别严重的省份还在大量的外调粮食。这主要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粮食体制有关。省级领导无人敢冒“右倾”的危险而降低统购率，因为这是中央最为重视的头等大事。同时，虽然粮食调拨的决定权在中央，但是中央是根据地方各省的粮食余缺情况来制定调拨计划的，所以一个粮食调出省突然要求粮食调入，就等于向中央或邻省宣布自己省内发生了大的灾情，这同当时的“浮夸风”、“反右倾”的气氛格格不入，而且也和本省内的高征购自相矛盾。这种决策和行为模式是当时政治形势的产物，每一层级的下级都是对上级负责，又由于缺乏司法和新闻的监督，使得上下级之间出现很高的信息成本，这就产生了一种带有皇权专制色彩的“效忠模式”。
在不被中央知情的范围内，在保证征购率、外调粮和城市人口口粮的前提下，灾荒严重的省份大都显著增加省内的粮食返销。在粮食的统购统销体制中，省级地方政府对返销有着较大的决定权。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在这种制度安排下，省级决策领导必然因中央的监管而“大购”，而在中央不太知情的情况下又不得不“大销”。有关灾荒反应的研究将政府对灾荒的反应分为三个大类，即不知、不能和不愿救荒。
作为对灾荒的救助措施，省内的返销应该对翌年的死亡率有显著的影响，也就是说，返销量虽然与同年度的死亡率呈正向的相关，但是应该与翌年的死亡率呈现负向的相关。即如果一个省发放的返销粮越多，其翌年的死亡率就应该越低。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二者之间并无显著的关系，也就是说，虽然返销粮发下去了，但是死亡率没能降下来。这是为什么呢？
和正常时期相比，返销粮在灾荒时期的增加或减少的绝对数量平均只有10多公斤。也就是说，那些灾情严重的省份因灾荒或其他因素而调整的返销数量的变化在10公斤左右。问题是，一般说来，人均10公斤多的粮食已经可以供给灾民食用近一个月，对救荒亦应显著有效。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回答的是，这10多公斤的粮食是否及时运到了灾民手中呢？
对灾荒的救助效果不好，除了返销量不够大外，主要还是因为不够及时。救荒是时间性极为紧迫的工作，无论返销量是多是少，如果不能及时运抵灾区并发放到灾民手中都统统无济于事。救荒不够及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就是“大购大销”造成的时间上的差距。1958、1959年的大购是建立在高估产、浮夸风和反右倾基础上的，在上层普遍造成了粮食足够多的假象。对基层干部来说，虚报产量和指标已经成了工作的正常部分。河南一个县委书记的发言稿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的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许多省份直到春荒高潮的5月份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就是说，知道开始出现肿病、死人的情况才开始作出反应，但是为时已晚。1959年10月，庐山会议之后，本来各省的”纠左“和救荒变成了反右和”继续跃进“，提出了新的高指标，并且错误地认为农民和小队干部”瞒产藏粮“，使得本来就没有制止的灾荒在1960年变得不可控制。从对灾荒的反应和救助来看，我们仍然能看出浮夸风导致的高征购不但引发了灾荒，而且也明显延迟了对灾荒的及时救助。
其次是粮食的统购统销体制实行以后，粮食的价格成为国家牌价，市场价格失灵。在“灾荒警报系统”中，粮食价格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因为价格对一个地区的粮食的供求状况最为敏感。但是，在统购统销的体制下，粮食价格是国家制定的征购价格，根本无法反映各地粮食的供需情况。在缺少价格信号的情况下，一个地区粮食的供应和需求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征购和销售计划主要依靠上级干部根据估计产量、人均留粮和城市用粮来制定，这种计划制定是根据其下级计划部门的上报数字作出的，最容易受到浮夸风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而几乎完全不能反应实际情况。1958年浮夸风泛滥，粮食部门的征购计划就随着虚报的产量节节升高，根本无视也无法搞清粮食的实际供给情况。1959年的高征购是一个更为显著的例子。中央尤其是毛泽东根据广东省委书记的报告，错误地相信农民普遍瞒产藏粮，从而在全国掀起一场“反瞒产”运动。严重的地方如河南信阳地区用吊打、批斗的办法来搜粮，成为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转自凯迪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