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抹去的生命血痕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不可抹去的生命血痕
·王友琴·
"你搜集这些普通死者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几年以来，问过我这个问题的不 多几个人中，有文科大学教授，也有一般的文革参与者。问这个问题的人，是在某 种程度或者某个方面赞赏文革的。我还没有正面地详细地答复过这个问题，因为一 则没有机会，二则觉得我所写的一篇篇文革受难者列传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三则我 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身是需要质疑的。也就是说，我会反问：为什么普通人死者的故 事会没有什么意义？
孙历生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她和大量像她一样的普通人中的文革受难者，他们 的名字和故事，三十多年来从来不准记载和报告。而且，像王蒙这样的作家，从小 和她熟识，却用了很大的努力，在其小说中使用了从"庄子梦蝶"这样的高雅典故 到"父母打错了孩子孩子不应该记恨"这样的通俗比喻，涂抹在文革往事表层，淡 化孙历生式死亡的血痕。以致我们也许应该先提出另一个问题：抹去普通人中的文 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会有什么意义？
孙历生，女，１９３４年生，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教员。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 派分子"。１９６６年夏天遭到该校红卫兵的野蛮殴打和折磨。１９６８年她被关 在学校中"隔离审查"，７月１２日吊死在校中，时年３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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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蒙小说《蝴蝶》中的人物
１９９６年，在调查中，一位被访者告诉笔者，她在１９５０年代初在北京第 三女子中学读书，有一位老师名叫孙历生。在文革后，她听说，孙历生老师在文革 中自杀了。她很为孙老师难过。但是，她不知道孙历生老师是哪一年死的，也不清 楚死在什么地方。她至今清楚记得孙老师教学生唱歌的样子。她说孙历生是一个很 美的人。另外，她还听说，作家王蒙的小说《蝴蝶》中的一个女性人物，就是以孙 历生为蓝本写的，孙是王蒙妹妹的同学。
《蝴蝶》是１９８０年代初的"伤痕文学"中很出名的一个中篇小说。这篇小 说的重要人物是一个在文革中被"斗争"而在文革后再次身居高位的共产党老干部 ，围绕以三个女性角色。女性人物之一名叫海云，１９４９年时是女中学生，单纯 热情，向往革命，在共产党进入北京掌权后，和这个共产党高级干部结了婚。他们 有了一个孩子。１９５７年海云因言论被划为"右派份子"后，她的高干丈夫和她 离了婚，和另一个女人结婚。在１９６６年开始的文革中，海云自杀，她的高干前 夫遭到残酷"斗争"并失去了官位。在文革结束后，他恢复了原先的高职位。
小说题为《蝴蝶》，取义于著名的庄子梦蝶的故事。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 ，梦醒之后，不知道是蝴蝶存在于庄子的梦中，还是庄子存在于蝴蝶的梦中。对小 说的主人公共产党高级干部来说，则是对在文革中被"斗争"的经历和眼前的恢复 了高地位之间对比的感触。对海云在文革中的遭遇，没有作具体的描写，只是简单 提到她自杀了，因为被打。小说没有提到在哪一年自杀，也没有提到在哪里死亡。 所以，无法从小说中了解她的原型孙历生在文革中的具体遭遇。
这也是那一时期发表的作品的共同特点。在毛泽东死去两年后，肆虐十年的文 革终于被权力当局否定了，但是同时被权力当局硬性解释为是林彪和四人帮两个" 反党集团"的罪恶，而不是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人毛泽东的罪恶。虽然文革被否定 了，但是当局禁止发表任何越出他们的解释的别的对文革发生原因的讨论。
很明显，如果要推行对文革性质的这种解释，必须少提或者不提文革的具体事 实，尤其是不能提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受难者的悲惨遭遇。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平反 文章，都有级别限制，都必须是《蝴蝶》主人公的"副部级"或者更高。孙历生这 样的中学老师是被忽略的。小说是虚构文学，应该有比较活泛的表现余地，但是实 际上，综合观察那个时代的所有小说，可以看到在虚构领域内，也仍然是被权力当 局关于文革的权威结论紧紧束缚的。
文革才一结束，文革的历史已经被有意无意地模糊了。王蒙在《蝴蝶》之后发 表的另一中篇小说《相见时难》（１９８２）里，提到文革重大事件的时候，在时 间上与事实相差数月。１１年以后，在１９９３年这个小说收入装订精美的多卷本 《王蒙文集》的时候，仍然没有纠正。这也许并不奇怪。既然清清楚楚的文革罪责 可以从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身上推开，把文革历史事实的时间弄错几个月，不会被 重视。
我那时已经了解到，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坪女士，在经过了红卫兵学生 三天的毒打和折磨后，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在校园中死去。但是，我还不了解 这个学校中别的被迫害致死的人。我曾经跟这个学校的一个人谈话，但是没有谈完 ，这个人就在激动之中挂断了电话。
后来，我从别的学校的老师那里了解到，文革中女三中还有三位老师被迫害而 死。三位老师中，数学教师张岩梅是在１９６６年夏天被抄家和殴打后，上吊自杀 的。另外两位老师，名叫方婷芝和孙历生，是在１９６８年被关押"审查"的时候 自杀的。方婷芝在学校门外撞死在公共汽车上。孙历生上吊而死。
这样，我知道了孙历生老师是死在女三中的，死在１９６８年。但是，我也没 能找到"关系"在女三中的档案中查找她的死亡日期。她的死亡日期应该记录在学 校的档案里，但是查阅档案记录是不被允许的，除非有特殊"关系"可以找到人帮 忙。
一个在五十年代上过孙历生课的学生说，孙历生老师是一个外形和气质都很美 的人，后来成为作家王蒙在八十年代初所写的小说《蝴蝶》中的一个人物的原型。 那个人物有和孙历生相似的经历：一个参加了共产党革命的年轻的知识女性，在１ 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和丈夫离了婚，在文革中自杀了。小说描写了那个 人物的单纯和善良，但是对那个人物的死只是含糊地提了一下。小说当然属于虚构 文学，作者可以编排自己喜欢的情节。问题在于，在文革中这样的众多的死亡不是 虚构的，是真实的。然而，沙坪、张岩梅、孙历生、方婷芝和其他老师在文革中的 死亡，三十年来从来没有被允许清楚地记录下来或报告出来。于是，孙历生、沙坪 们的死亡，以及这种死亡的异乎寻常的恐怖性，被掩盖被忘却了。在王蒙同时期发 表的另一小说《布礼》中写道，共产党像是母亲，母亲有时会错打了孩子，但是孩 子决不记恨母亲。这一比喻也多次出现在当时的官方报纸上。这一比喻被官方用来 解释和定性文革中普通人身受的迫害，并指示普通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们身受的迫害 。这是一个什么文学化的比喻？孙历生和沙坪们的惨死，以及北京的中小学教育工 作者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可以作如是比喻吗？这个比喻意味着对生命的轻蔑 还是对权力的迷狂？
１９７０年代末和１９８０年代初关于文革的文学描述，也就是后来被称作" 伤痕文学"者，在当时起的作用以及影响，是后人难以想象的：读者们排队购买文 学杂志，含泪阅读文学作品。在长达１２年的压迫之后，在这些作品里，文革的暴 虐终于第一次被描写和否定了。然而，"伤痕文学"实际上浅尝辄止，没有被允许 深入和发展。《蝴蝶》一类作品就此成为《伤痕文学》的顶峰。对文革的揭示不但 没有能再往前进，很快就被这种"父母打孩子"的说法压倒淹没了。非常明显，这 种说法要求人们不要追究文革的罪责，特别是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理论的罪责。同时 ，为了防止追究罪责，就要淡化文革的罪恶。要淡化文革的罪恶，就要禁止纪录文 革历史，特别是关于受害者的遭遇。
◇ １９５７：划成右派、离婚和强迫劳动
笔者继续设法寻找认识孙历生的人。多方探寻，笔者找到了孙历生的女儿，作 了很长的谈话。
从不同的人们的叙述中，在笔者所了解的文革和文革前的历史背景上，一个已 经被害死三十多年的中学教员孙历生的人生，渐渐地从迷雾中显现出来。
孙历生在１９３４年５月２４日出生。她的父亲是个中学校长，母亲是家庭妇 女。孙家住在西四三条小绒线胡同，是自己的房子，一个虽然不大但是整洁舒适的 小院。王蒙家和孙历生家是邻居。王蒙的妹妹和孙历生从小是同班同学。因为这种 关系，王蒙了解孙历生的故事并将其写进了小说《蝴蝶》。
１９４９年时孙历生是第三女子中学的学生，接触了共产党员，很快成为第三 女子中学的第一个共产党员。１９５２年孙历生高中毕业，留校工作。有一个共产 党高级干部（即于光远--编者）来这所中学宣传讲话，认识了孙历生。孙历生１ ８岁那年和这个比她年长二十多岁的高级干部结婚，很快有了两个女儿。１９５６ 年，她被保送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
１９５７年"反右派运动"时，她正在党校学习。去党校学习本来是要给她地 位提升的机会。但是，在毛泽东后来自称的"引蛇出洞"鼓励人们批评共产党的时 候，她说了一些批评上级领导的话。那时候她的丈夫在苏联访问，因此她被蒙在鼓 里，没能了解中共中央的计划--由鼓励"提意见"突然转向，把提出批评的人统 统划成"右派分子"。她被划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出共产党。
孙历生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她的高级干部丈夫按照共产党组织的决定和她 离婚。在决定离婚到正式签字期间，她怀孕了。她是大着肚子去签离婚证书的。离 婚后，她的前夫在"组织"的安排下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
王蒙在《蝴蝶》里描写的是"海云"在成为"右派分子"后自己要求离婚，没 有说是"组织"强迫他们离婚的，也没有说是身为高级干部丈夫要离婚。显然这样 可以避免触及"组织"缔造的无情的制度和无情的理念，这样也把"海云"的不幸 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为她自己的选择而不是"组织"所强迫造成。当然，这是小说， 作家不必一定按照模特儿的事情来写。但是，他写的不是平常年代的家庭婚姻，而 是在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中的人的遭遇，往哪一个方向改变原型人物，包含有作者 对那一段历史的认识在内。
孙历生被送到"天堂河"农场"强迫劳动"。这是北京远郊区的一个劳改农场 。"反右派运动"后，大批"右派份子"被强迫离开工作单位到这类农场。一位在 "天堂河"附近的另一农场"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告诉笔者，在"天堂河" 集中了一批女性"右派分子"。文革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前部长在文章中承认， １９５７年把５５万人划成了"右派分子"。有学者认为数字远远大于５５万。但 是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孙历生的第三个女儿出生在１９５９年１月，是在"劳改 "时出生的。那时候她已经离婚，这个孩子也就一直没有父亲。她的三个女儿，包 括没有父亲承认的最小的女儿，都被送到孙的母亲家里，以后就一直由她的母亲带 大。
孙历生的大女儿曾经到孙历生所在的劳改农场去过一次。她记得妈妈住的大棚 子很黑很脏，到处有蜘蛛网，妈妈睡的床是一根一根没有刨过的木棍钉起来的。有 一个人躺在床上，身上裹着纱布，是被卷进机器绞伤了。那个人显然伤势很重。孙 历生在喂饭给这个人吃。
孙历生在劳改农场得了心包炎。两年以后她被允许回到女三中。１９６１年是 大饥饿时代最严重的一年。非常明显，这个大饥饿是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直接 造成的。但是在１９５７年的如此大规模的如此严厉的对一切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 人的镇压，不但使得疯狂荒谬的"大跃进"无人反对，连随之来到的大饥饿也无人 调查和记录事实。
人们在挨饿，即使在相对得到种种优待的首都北京，很多人因为严重缺乏营养 得了浮肿病。孙历生回到学校也没有被允许当老师。她在学校的地窖里种蘑菇。当 时饥饿如此严重，学校必须设法生产食品以自救，就把"右派份子"分派做这样的 劳动。她在"摘帽"以后，才到学校的资料室工作，直到文革。
在劳改农场，孙历生认识了一个和她一样被送去劳改的"右派份子"。那个人 和孙历生同岁，也是个中学教员。他们结了婚。孙历生第二次结婚后，又生了一个 女儿。孙历生回到女三中工作后，和她的丈夫以及第四个女儿住在一起，离她母亲 的家不远。她的丈夫在北京第３１中学工作。
◇ １９６６：脖子上挂着砖头在玻璃渣上爬
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８月，毛泽东支持红卫兵运动兴起。短短几个星期内， 红卫兵由零星暴力攻击发展到大批打死人。
毛泽东给予全国红卫兵免费交通和食宿到北京来"革命大串连"。北京的市民 被动员招待外地来的红卫兵。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２日，佳木斯第六中学学生吃了孙 历生母亲蒸的菜肉包子以后，抄了孙历生母亲的家。他们搜出孙家的房契，说这是 "变天账"。他们把孙历生母亲的头发全剪掉了，又打她，还把孙历生从女三中揪 来一起打。红卫兵说要搜查私藏的黄金。他们砸碎了孙家的家具，又把天花板全部 捅破了，接着又掘地三尺。孙历生的前三个女儿随姥姥住。最小的女儿看到红卫兵 挖的坑快有她的身高那么深，以为红卫兵掘坑是要活埋她们，害怕极了。
孙历生的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一个和善的老太太，照顾着三个小孩子。只是因 为她有自己的房子，被打得不能走路。抄家过后，家具都被打碎了，房子里挖了很 多坑。她们只好把木板架在坑上睡觉。
这并不是孙家特别的遭遇。在离孙家不远的小绒线胡同２５号，有一个叫梅梅 的十来岁的女孩子，她的父母都被红卫兵打死了。这是一个不长的胡同，在１９６ ６年夏天有近十人被打死。８月，北京有自己的住房的人，几乎都遭到类似的遭遇 。还有相当数量的房产主被活活打死。在红卫兵的暴力攻击之后，他们交出了自己 的房契。随着红卫兵的行动，中共中央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２４把住房收为国有。在 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卫兵行动和政府行动的关系。
这个行动的结果，是北京有５２万间私人房屋被"收归国有"。没收这些房屋 是否需要殴打甚至残杀孙历生母亲这样的老人，是需要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也就是 说，对根本没有反抗的人民，权力当局实行这样的迫害，是另一层犯罪。这种由当 权者组织的大型犯罪行为，需要有特别的称呼，以区别于一般的由个别人或者小型 犯罪集团实行的犯罪。
女三中校长沙坪在８月２２日被打死。沙坪在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 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连续四天被关押在学校中遭到毒打和残酷折磨，直到被打死 。在沙坪被打死的过程中，孙历生一直是"陪斗"的人之一，因为她是老师，而且 是"右派份子"。"地富反坏右"，所谓"五类份子"，文革前就是打击对象，到 了文革，有新的"敌人"也被加进了革命铁锤下的铁砧之上，对旧有的"五类份子 "来说，发生的是所受压迫的升级。
女三中虽然是女校，只有女学生，但是该校红卫兵打人非常凶猛残酷。沙坪被 打死，还有校外的"牛鬼蛇神"也被抓进学校里打死。
在１９６６年夏天，红卫兵曾经把一根细铁丝两头都拴上两块砖头，挂在孙历 生的脖子上。这还不够。他们还打碎玻璃瓶，把玻璃碴铺在地上，强迫脖子上挂着 四块砖头的孙历生和别的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碎玻璃扎进他们的膝盖和手掌 ，鲜血淋漓。
文革的血腥残忍的历史记载的缺失，使得关于文革的评价和有关争论失去了基 础平台，因而悬空，模糊，似是而非。
◇ １９６８，吊死在"牛棚"窗上
然而孙历生没有能活过文革的第二轮迫害高峰。１９６８年开始的"清理阶级 队伍运动"，是文革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迫害人的高峰时期。毛泽东亲自批发 了一系列的文件，指导在各个单位整人。那个时候，各单位已经成立了新的权力机 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组织领导"揪出"和"斗争"所谓"隐藏得很 深的阶级敌人"。孙历生再次成为重点对象。她被关在学校里，不准回家，当时权 力当局用的正式术语叫作"隔离审查"。
和斯大林迫害人的不同之处之一是，除了动用专业的"专政机关"之外，毛泽 东迫害人还大量地在各个单位进行。在各单位对大量的人员进行"隔离审查"，就 需要在各单位建立监狱。这种各每个单位建立监狱关押本单位职工的做法，目的是 要逼迫人"交代问题"而施行进一步的惩罚。同时，这种隔离本身就是一种残酷的 虐待和折磨。在北京和全国，在每一个学校，都有一批老师被"隔离审查"。大批 人死在"隔离"中。把孙历生这样的教师们长期关押，剥夺自由，施行心理的和肉 体的折磨。对发动和领导这样的"运动"的人，如果不称之为"虐待狂"，应该用 什么名称比较合适？
１９６８年７月１２日，孙历生吊死在女三中校中。学校"革命委员会"说她 "自杀"，但是从来没有说孙历生留下了自杀遗书。
孙历生的母亲一直对女儿的死怀有疑问。因为在孙历生死亡的前一天，孙历生 曾经悄悄离开学校，来到母亲的家中。她和母亲有过一场短促的谈话。然后她就匆 匆离开，回到她学校中去了。
那天孙历生告诉母亲，她在学校中被整得非常厉害。整她的人是学校里的同事 ，以前是她的好朋友，现在这个人很是得势，在"革命委员会"里面，拼命整她， "揭发"她。她是很难逃过去了。她还告诉母亲，她的同事方婷芝老师，已经撞在 公共汽车上死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方婷芝老师死于孙历生之前。）
孙历生从隔离室跑到母亲家和母亲谈话的那天，她的第三个女儿在场，她缩在 床上，假装睡着了，片片断断地听到了母亲和姥姥的谈话。她记住了方婷芝的名字 ，另外，她记得妈妈提到她家门口的石榴树。那时候她９岁。妈妈离开后，她在被 子下面悄悄地哭了。
孙历生的母亲和孩子一直不相信她会自杀。他们说，她在前一天偷偷回到母亲 家的时候，说的是怎么对付整她的人，没有流露任何要自杀的意思。最重要的是， 他们说，她是母亲，而且，她是一个非常爱孩子的母亲。她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 其中最小的一个只有７岁。她的孩子需要她抚养。她不会丢下四个孩子死去。
另外，他们说，从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到１９６８年，孙历生已经 经历了离婚，劳改，以及红卫兵的残酷殴打和折磨。她不是一个没有受过苦的娇弱 的女人。她不会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想要知道，在孙历生死亡以前，究竟发 生了什么？
孙历生死亡的时候，已经在学校里被关押"隔离"了很久。期间曾经有一次被 允许回家。可能是回家取粮票。她和第二任丈夫以及他们的女儿住在一起。那也是 她最小的女儿最后一次见到她。小女儿记得妈妈回家的时间很短，爸爸为她做了鸡 蛋炒饭，装在一个铝饭盒里，让妈妈带到学校去。那时候北京一般市民的生活都很 苦，孙历生那个年龄的教员工资很低，加上他们两个人都是"右派份子"，境况更 差。鸡蛋炒饭要算是很好的食品。在短促的回家时间中也只来得及做鸡蛋炒饭。
孙历生的前三个女儿也说，继父对待母亲很好。两人都是"右派份子"，都受 到外界迫害，但是家里没有问题。这也是她们不认为她会自杀的一个理由。
然而，尽管有种种怀疑，在１９６８年，孙历生的家人不可能调查她的死亡。 当时，孙历生的父亲也被"隔离审查"，她的母亲是个老年家庭妇女，她的最大的 女儿只有１４岁。她的身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前夫也被关了起来。她的第二任丈夫 自己也是教员和"右派份子"，也在被整。
孙历生死后，尸体火化了。对自杀的人，当时称之为"对抗运动""死有余辜 "，不准留骨灰。孙历生的丈夫偷偷抓了一把骨灰带回家中，保存起来。但是，不 久以后，他也去世了。孙历生的骨灰不知所终。
孙历生死亡一个月之后，他的妹妹的丈夫也死了。他的名字是高经国，是七机 部第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他在被"审查"的时候丛六楼上坠楼，七八个小时候死 亡。他的妻子闻讯赶去，却不准他和丈夫见面。高经国死时２７岁。
高经国在四川农村长大，他的父母生了七个孩子，只养活了两个，他上了大学 ，毕业后在北京工作，和妻子一起住在岳母家中。一九六六年岳母被抄家的时候， 他的妻子生了孩子刚刚从医院回到家中，也被抄家的红卫兵罚站。一九六八年掀起 又一轮迫害高潮，高经国死亡，他的孩子只有两岁。他的父母得到他的死讯，数月 后就都因忧伤过渡而死亡。
孙历生死亡的那一时期，是文革最恐怖和残忍的时期之一。经过两年的文革， 迫害变得越来越组织化了，也更加深入细致了，越来越无法逃遁了。
◇ 谁杀害了孙历生？
孙历生死后，她的家人的心里一直没有安宁。
孙历生的母亲认识孙历生所说的那个在学校整她的那个人：她们俩曾经是同学 和朋友。孙历生和高级干部丈夫结婚时，经济条件优越，还常常拿出自己的工资接 济这个朋友。后来两个人中间有了矛盾。在１９６８年，那个人进入了"革命委员 会"任职，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狠整孙历生。孙历生的母亲认为女儿 是被这个人整死的。女儿死后多年，听说这个人病了，病得不轻。这时候孙历生的 大女儿已经长大，酷肖其母。孙母拿出了一件孙历生生前常常穿的衣服，让孙历生 的女儿穿上，看起来好像孙历生又复活现世一般。她说要让外孙女到那个人家里去 "闹鬼"，让那个人看到，以为是孙历生的冤魂来索命，一定非常害怕。
这件事情实际上并没有进行。但是，受害者家人的这种心情是容易理解也令人 感叹的。不要说文革未结束前，甚至在文革后，即使受害者得到了"平反"，但是 ，作恶者上至毛泽东，下至各单位打人整人的人，都没有受到责任追究。受害者的 家属失去了他们的亲人，痛心之至，却完全没有办法诉诸司法正义，对害人者做哪 怕是很轻微的惩罚。在无可奈何之中，他们只能作这样的想象中的报复。
１９７８年，毛泽东死了两年以后，压在受害者头上的大石板终于开始松动了 。邓小平和胡耀邦给１９５７年的"右派份子""改正"，给文革中的受难者们" 平反"。各个单位为死去的人开了"追悼会"。孙历生的女儿们想了办法，在八宝 山给母亲开了追悼会，虽然按照当时的规矩，孙历生这样级别和地位的人是不可能 有在八宝山开追悼会的待遇的。在当时的报纸上发表给文革受害者平反的文章，对 受害者的级别有严格的控制。
她们寄出了１００张请帖，来的人却有好几百。其中有孙历生小时候的老师， 那时候已经８０多岁了，流着眼泪回忆那个热情漂亮的学生时代的孙历生。来宾中 也有和孙历生一样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殴打的中学教育工作者。其中之一是北京师范 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长高云。高云在１９６６年８月遭到红卫兵学生毒打。红卫兵 以为他被打死了，把他送到了火葬场。因为当时被红卫兵打死的人太多，北京的火 葬场的焚尸炉供不应求，火化尸体要排长队。在等待过程中，高云在死人堆里醒了 过来，爬了出来。高云幸运逃过一死，但是他校中的两个同事，靳正宇和姜培良， 都被红卫兵打死了。高云在追悼会后还去看望过孙历生的孩子们。共同的文革悲惨 遭遇使他关心孙历生的家人。孙历生的前夫于光远没有来参加这个追悼会。
许多年来只有一个人表示过歉意，是陆定一。陆定一在文革前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１９５７年孙历生被划成"右派份子"，罪状之一是曾经 说过陆定一"作风粗暴"。在她，大概只是批评一个丈夫的同事，但是在１９５７ 年被认为是"反党"。陆定一为此向孙历生的女儿道歉。陆定一的这种道歉，所以 应该被记载。陆定一是所谓"彭罗陆杨"，即文革中最早被"打倒"的四个中共高 级干部之一，在文革中长期被关押，吃尽苦头。但是，即使是在那些受到长期迫害 的人中间，能对自己所做过的迫害他人的事表示道歉的人，非常非常少。相当多的 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虽然亲身经历了迫害的痛苦，却并不对他们自己迫害过他 人表示悔过。因此，对少见的忏悔者，尤其应该肯定。
没有任何女三中的人来道歉过。那些在１９６６年给她头颈上挂砖块强迫她在 玻璃渣上爬行的人，那些在１９６８年把她"隔离审查"致死的人，都没有来向孙 历生的家人道歉过。道歉不能使死者复生，也不能使事实回转，但是道歉不但表示 是非方面的澄清，也是一种道德上的救赎。没有几个在文革中和文革前迫害了别人 的人道歉。表明文革毁坏的，不但有人的生命和生活，还有道德水准。
最早告诉笔者孙历生的名字的那位被访者说，她认识的一些在文革中用残酷手 段迫害他人的人，在文革后居然毫不惭愧地说："我们当时就是跟着毛主席革命。 "那么，只要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尸体还在水晶棺 材中受人瞻仰，他们仍然可以有恃无恐。毛泽东时代长期的大规模的迫害，不但造 成了千万人的悲剧，而且不断强化和灌输一种哲学，好像一个政权是可以这样迫害 人的，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这不过是像父母打孩子。这个比喻至少错在三个方面 。第一，政权不像人民的父母。父母供养孩子，政权并不供养人民，而是靠人民供 养。第二，人民所受到的迫害的残酷程度，如孙历生所受，决不是父母打孩子的程 度。第三，在现代法律上，父母虐待和杀死孩子，也是要被判罪的。这个"父母打 孩子"的说法的实际意义，就是在文革被记录和清算以前，就原谅了文革的罪恶。
时间过去。对于孙历生的死，她的家人虽然心里一直不平，但是也没有办法找 到证据来证明母亲是被害死而不是自杀的。２０００年，一件新发生的事情又使这 创伤被打开了。
北京的银行处理长期没有人来认领的存款，其中有一张孙历生名下的存单。银 行找不到孙历生也找不到孙历生的家属，后来了解到了孙历生的前夫是很有名的高 级干部，就把关于孙历生的存款的消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 究所，通知了于光远。
孙历生的这笔存款，数额不小。可是，孙历生死以前，却没有把这笔钱交待给 她的家人。特别是，她身后留下了四个未成年的女儿，其中最小的年纪只有七岁。 如果她真是自杀的，为什么不把这笔银行存款交待给家人，作为小女儿的生活费呢 ？这仅仅需要写一个简短的纸条说明就可以了。即使确实孙历生当时陷于绝望万念 俱灰不想再活下去，她也不会要剥夺她的小女儿需要的这一笔钱呀。但是，孙历生 没有写自杀遗书，也没有告诉孩子有这样一笔钱。是她没有写？还是她写下的遗书 因为揭露了关押她的人的罪恶而被销毁了？或者，她本来就不是自杀的？这笔存款 的发现，给孙历生的女儿们重新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震动，使他们再一次对母亲的死 亡发问：她真是自杀的吗？还是在"隔离审查"中被打死了？她会不会是被打死以 后再挂在窗户框子上的？如果她是被人害死的，谁是害死母亲的人？
孙历生的大女儿记得，她小的时候有一次天气突然变冷，孙历生一夜没有睡觉 ，给她织好了一副毛线手套。她的三女儿听到过她死亡前一天跟姥姥谈话时提到石 榴树，她了解到孙历生那时候住的地方，确实有一棵石榴树。母亲对他们不是梦， 而是有血有肉充满母爱的活人。他们幼年丧母，三十年后伤疤再次揭开，痛苦之重 难以衡量。
有一个真实故事也能说明孙厉生的女儿的怀疑有其理由。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 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在１９６６年夏天受到该校红卫兵的残酷殴打折磨。她当 时正怀孕，红卫兵学生明知如此，仍然剃了她的头发，押她游街，逼她吃脏东西。 还有一次红卫兵强迫她跪在桌子上，把脚踩在她的背上，摆好姿势，由一名报纸记 者摄下照片后，把她一脚踢下桌子。然而，刘美德遭遇的不仅仅只是这些公开的暴 行。年底，因为红卫兵到全国"革命大串连"，学校里的人很少，比较冷清。刘美 德每天在学校里"劳改"，打扫卫生。有一天，她在楼上擦走廊的窗子。有两个女 红卫兵走过她身边，进了厕所。刘美德在他们后面到厕所里取水。她进去厕所以后 ，竟然听到两个女红卫兵在商量：我们可以把她推下去摔死，不会有人知道，然后 就说她是自杀的。这两个女生正在排便，是在厕所的隔板后面，不会看见刘美德进 门，但是刘美德能听见他们的谈话。她闻此大吃一惊，急忙蹑手蹑脚走出厕所，远 远避开这两个人。从此以后，她总是注意要在人多的地方"劳改"，以免被突起杀 心的人暗暗害死。刘美德被"斗争"时怀的婴儿，生下不久就死亡了。但是刘美德 活了下来并告诉笔者她的遭遇。如果孙历生能在地下和我们谈话，她会说出什么呢 ？
在刘美德的故事里面，还只是一些中学生表现出来的邪恶。文革给了他们这样 的机会实施和展现那些通常被社会常规压抑的恶念。那些高高在上大权在握控制引 导整个文革的人，是怎么下令残害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的呢？他们掌握生杀大权，他 们看到文革害死无数的人，他们的内心是如何筹划这一切的呢？
文革的残忍和人性的阴暗，深不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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