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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怀念

张爱萍：一个真正的人——深切怀念彭德怀同志

在纪念彭德怀百岁诞辰之际，愈发怀念尊敬的彭德怀同志。在我的革命生涯中，有较长一段时间是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无论在军事指挥上，还是在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上，以及在为人做人上，我都深受其影响。他是我最敬佩的领导人之一，是我的严师、诤友。历史已经证明：彭德怀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国内外著名的军事家，卓越的政治家。但我还要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在纪念他九十五诞辰的座谈会上，我就说过这样的话。后来，彭总传记组以“一个真正的人”为题出了本书。

彭总具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革命精神，一心为公，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创造幸福，忠心耿耿报效祖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彭总自幼就饱受剥削阶级压迫和饥饿的折磨，青年时处在如何摆脱黑暗、为民解难的困惑和探索中。他直到接触了共产党人和马列主义，才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也正是基于这一信念，在革命处于低潮中，他仍然率部举行了平江起义，投身于险象环生、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中。如果不起义，他个人可以升官发财，亲属也可以同享富贵。而率部起义后，不仅个人要艰苦奋斗随时准备牺牲，而且还连累亲人被杀、三代祖坟被掘，蒋介石还不断悬赏杀他的人头。彭总对此“虽九死其犹未悔”。

平江起义后，彭总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道路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毛泽东主席是领导全国人民翻身解放的英明领袖。只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才能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自此之后，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肩负重任，还是身处逆境，彭总的信念始终如一。

红五军与红四军会师宁冈不久，湘赣两省军阀即１８个团的反动军队，向井冈山地区“会剿”。根据当时的严重情势，毛泽东决定以红五军少数兵力（约一个团），留守井冈山，吸引两省“会剿”敌军，掩护红四军挥师赣南，开辟革命根据地。此时，红五军只有８００余人，而敌人３００００余兵马，武器装备也悬殊很大，要留守井冈山是极其困难和艰险的。当时红五军军委会内部，多数同志不同意担当此任，主张迅速北返，扩大湘、鄂、赣根据地。在这重大的战略抉择面前，彭总为了革命的大局，力排众议，说服大家，坚决服从毛泽东主席的决定。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刚三天，四面八方的敌军就以泰山压顶之势向井冈山疯狂地合围攻击。经三昼夜激战，在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之后被迫突围。经辗转苦战，彭总所部仅剩３００余人，但仍积极寻找战机，主动出击敌人，有力地配合了红四军在赣南地区的顺利发展。

在遵义会议上，他旗帜鲜明地拥护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四方面军在两河口会合后，张国焘进行了一系列分裂党、分裂红军、分裂中央的阴谋活动，企图拉拢彭总，遭到彭总的坚决拒绝和严厉斥责。长征到达阿西、巴西，张国焘搞突然袭击，妄图武装劫持毛泽东及党中央南下。一天夜间，彭总突然来到我们团宿营地，对我们传达了这一情况，要我们团立即在巴西河岸上布防，掩护中央机关北上。他亲自率领一个团护卫中央机关秘密撤走，粉碎了张国焘的阴谋，保证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在几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彭总都是从革命的全局出发，毅然接受毛泽东的指示，临危受命，勇担重任，力挽狂澜，组织指挥了诸如吴起镇阻敌、直罗镇战役、百团大战、保卫延安、解放大西北以及抗美援朝等扭转战局、震惊海内外的战役，以至毛泽东亲自赋诗两次书赠给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而他第一次看到后，就将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奉还毛泽东。

就是在他庐山蒙冤、被削职为民、赋闲六年的情况下，他还是服从毛泽东的安排，去从事并不情愿的三线工作，而且仍想一如既往地全身心投入、干好这一工作。直至十年浩劫开始他又一次落难、被监禁后，还给毛泽东写了封亲笔信，十分虔诚地汇报并祝福：“……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您万寿无疆！”他的信念是何等的坚定啊！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彭老总很注重向党负责和向人民负责的一致性。战争年代，为了实现共产党拯救灾难深重中的人民大众，建立平等、民主、富强的国家之目的，他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勇为前驱、身经百战。和平时期，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他情系国防、心系人民、呕心沥血、日夜操劳。

彭老总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我也被调到总参工作。他常告诫大家：我们这么一个大国，百多年来有边无防，在我们这一代必须结束这种状态。除责成我率领工作组沿海勘察、设防外，他还亲抵沿海地带进行视察、设防。逢岛上岛，遇山爬山，勘察得非常细致，以致过度疲劳。毛主席安排他到青岛疗养。可是，他利用疗养的时间，对山东半岛和渤海湾进行了勘察设防。

１９５８年秋季，我自厦门组织炮击金门归来，向彭老总作汇报时，谈及沿途所见的浮夸风、大炼钢铁风及吃公共食堂的共产风等情况。此前他也听说了些类似的情况。当时他表示出很大的忧虑。不久他又亲自到南方考察。还特地到他的家乡湖南湘潭县乌石寨，去倾听乡亲们的真话，耳闻目睹了生产遭到破坏、群众怨声载道的景象。联系到全国各地这一普遍问题，就坚定了他要“为人民鼓咙呼”的决心。庐山会议，他冒颜上书，付出了后半生蒙受惨痛灾难的代价。即便这样，他还常说：“共产党员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只要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我就很快活了！”在十年浩劫中，他在已经失去人身自由、连续遭到惨无人道的批斗、凌辱的情况下，还以“石穿”的名义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建议把石棉矿渣加工成磷肥，以供农作物使用。

彭总的一生，刚正不阿，光明磊落，坚持真理，敢于直言，襟怀坦荡，疾恶如仇，上不畏权，下不凌弱，不为功利所驱，不为仕名所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为了真理和正义赴汤蹈火，义无反顾。

彭老总常常告诫我们：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应该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为了坚持真理，坚持党的原则，应该抛弃一切私心杂念，真正具有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的“五不怕”精神。只有这样，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态度，才会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如果看到错误的东西不敢挺身而出、坚持斗争，或随波逐流，或阳奉阴违，都只会助长错误倾向的发展，而误党误国，一害革命，二害人民。彭老总这样要求别人，更这样认真实践。

人所共知的庐山上书，彭老总开始没打算这样做，只是在小组会上讲了两次。后来他发现发言没起作用，其他同志讲了不同意见受到了批评，而这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又不能不管。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挺身而出，冒死直“谏”，才下决心给毛泽东写了这封信。由此引来一场千古奇冤。在接下来的批斗、威逼、让他交待“军事俱乐部”成员的过程中，他始终大义凛然，只身承担。他说：“查出来以国法审判，军法从事，现在审判也可以！你们把我拉出去枪毙！”后来他身陷囹圄，面对林彪、江青的淫威，仍然毫不屈服。他在“八万言书”中写道：“我宁肯毁灭自己，绝不能损害党所领导的军队！”

５０年代中叶，苏联的当权者一度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彭老总对此十分反感。在我们同苏联军事专家、顾问的交往工作中，他几次批示：“热情，但不要天真；谦虚，但不要唯命是从！”一些苏联专家盛气凌人，动辄训斥我们的干部，彭总对此也很生气。他说：“这不怪人家，只怪我们自己软骨头。谁敢训我，我就告诉他：这儿我是主人，我当家，请你站远点。你们当顾问的，有意见等我顾得着问你的时候你再说话！”

彭总最不喜欢那种明哲保身、看风使舵、不讲原则、不分是非的“墙头草”；对于那种当面说好话、背地在捣鬼、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深恶痛绝；他还瞧不起那种阿谀奉迎、溜须拍马、千方百计攀龙附凤的“马屁精”。也正因为这样，他始终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敢于拍板，勇于负责。

１９４３年冬，在西北局财经会议上，他针对会议的铺张浪费，当面向高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１９４５年党的七大会议后，饶漱石在他面前非议陈毅同志，被他当面顶了回去。

１９５４年，我奉命组织解放大陈列岛战役。这是我军首次陆海空协同渡海登陆战。军委和总参审查批准了我们的作战方案。但就在我们一切战前准备就绪、集结兵力准备向一江山岛发起进攻的关键时刻，突然接到总参和军区关于停止进攻的指示。我当即向总参提出了不同意见，坚持按原计划发起进攻。我的意见被反映到正在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授权彭总下决心。彭总仔细考虑了我的意见，当即拍板：同意战斗照原计划进行。这才有了我军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三军渡海登陆作战的胜利。

彭总长期担任军队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有着一定特殊权力。但是他从不以领导自居，从不搞特权。在生活待遇、物质享受上，总是以一个普通党员、普通一兵、普通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在枪林弹雨中，他向来都是身先士卒，靠前指挥。长征中，攻打汝城时，他亲临前沿阵地，还亲自打迫击炮。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我们红四师奉命掩护中央机关和大部队过湘江。我们刚刚把师指挥所选定在湘江西岸岸边，彭老总就到了，他对我们说：军团指挥所设在这里。军团指挥所前移到师指挥所的位置，对彭老总来说早习以为常了。

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他与部队同甘共苦。在苏区，由于敌人的封锁，部队一度缺盐。他响亮而真诚地提出：干部们要和战士“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并身体力行。供给部规定每月另外补贴他一点生活费，他坚决不要。

过草地之前，军团要求指战员都要采摘青稞作干粮。作为军团长的彭老总也没例外。过草地时，我亲眼看到他和普通士兵一样背着装有他自摘青稞的干粮袋。

从朝鲜回国后，他作为军委首长，经常外出，但他从来都是轻装简从。无论到部队还是地方，都不准招待。１９５５年彭老总到胶东视察海防，在烟台招待所，看到桌子上摆满了香烟、水果、奶糖，就把所长、管理员叫来，当问知招待费的数量还不小时，就说：“那也只能招待外宾用，不要用于招待我们自己。你们想想，主人自己每天大吃大喝这个家还能当好吗？不吃穷了才怪呢！尤其是首长们，本来工资就高，又白吃白喝白拿，再弄个双份儿，这哪像为老百姓当家作主的样子？升官发财搞特殊，这是国民党的传统，共产党人还能向他们学习吗？”

彭总自红军时代起，就经常教育干部战士：莫忘我们吃的穿的都是人民的血汗。我们是人民的儿子，不要忘本，不要忘记人民，不要铺张浪费，不要追求生活享受。他还经常告诫我们：“我们革命干部在人民群众中，时时刻刻要像扫帚一样供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利益。……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抬高我们，赞颂我们，害怕我们。”这或许就是彭总严以律己、保持清正廉洁的动力。

长期以来，人们对彭总有种偏见，认为他是一个好骂人、训人、不讲感情的人。其实不然。他只是对领导干部要求严格，只是对那些不正派的人不留情面，但也不是动辄骂人、训人，而且对部下、对同志体贴入微、关怀备至。

记得长征路上，我们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后，我们团在去郴县的路旁村庄里宿营。夜半，军团通信员送来了由军团长彭德怀签署的一道命令，让我们团为前卫，拂晓前出发。我睡意地看了一遍，很快又睡着了。醒来天已大亮。贻误了军机！等我们赶到前边的路口时，彭老总率机关同志已在等我们了。我心想这个骂是挨定了。没想到彭老总问清原因后，就又交待了任务，连批评也没有。当天宿营时，却收到军团长签发的一个指示：今后各级通信员夜间送命令、文件时，必须把接受命令、文件的首长叫醒，并要等其坐起来看完后再离开。显然，这个指示是针对我的失误而发的。但，彭老总对我一直没有批评，更未骂我。他深知部队连续行军打仗极度疲劳。但为防止今后此类失误的出现，又立即采取了亡羊补牢的措施。彭老总对干部是何等的体谅和爱护啊！我也深为他高超的领导艺术而钦敬。

第二次攻打遵义城时，军团参谋长邓萍到我团前沿阵地，同我一起观察敌情，不幸中敌冷弹牺牲。我怀着沉痛心情向彭老总报告，在电话中刚说了一句，彭老总就满腔悲愤地吼道：猪养的狗养的，你们这些不怕死的都死了算了……接着就把电话扣上了。这是因为邓萍同志是优秀的领导干部，是他的得力助手，多年来同他朝夕相处患难与共，噩耗袭来，他承受不了，痛心所致。还有，长征以来，他几次告诫我：你不要总是往前跑，要注意安全，减少牺牲（但他自己却总是向前跑）。他的吼声中有对我的批评和担心，更有对我的了解和关怀。

长征中，我们巧渡北盘江、夺取贞丰城后，彭老总来到我们团指挥所，称赞了我们的胜利，又下达了新的任务。最后叮嘱我们说：你们是单独行动，任务艰巨，要特别提高警惕。要谨防被云南军阀部队从关岭切断与主力的联系。一旦被截断，在独立活动中，要灵活应用游击战术，依靠群众，注意保持与军团电台的联络……至今回忆起来，言犹在耳，情真意切。

长征后，我进保安“红大”学习。从前线回来的彭总百忙中专门到学校来看彭雪枫和我。彭总说：我这个人好批评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气远扬。我们在一起工作，没少骂过你们。有骂得不对的地方，你们就批评我。我和雪枫都说没骂过我们，有时候批评也是关心。彭总向我们谈了形势，又提了要求，鼓励我们好好学习。言谈中透出他对部下的那份真情。

彭老总没有儿女。但长期以来，他把对儿女的情感，用在我们的士兵身上。战场上，战士负伤，他总是牵肠挂肚，给予周到安排；长征中，他把他的骡子让给战士骑；过草地时，连续几天没有什么吃，他忍痛把他的骡子杀了，把肉分给大家；他担心战士站岗冻脚，就把手伸进战士的棉鞋里试其温暖的程度；当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了，他还亲自安排身边的战士学文化，亲自请老师，亲自批改作业……“视卒如爱子”，彭老总是爱兵的典范。

彭德怀同志，是一个真正的人，是一个大写的人字的人。他的一生不仅为我们的党、国家、军队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也为我们留下了世世代代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学习。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鹧鸪天·怀念彭总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平江春雷半壁天，

井冈星火信燎原。

横刀立马中流柱，

同拯神州换人间。

卫真理，何惧权！

刚正与民共尘缘。

春风吹散庐山雾，

元元追思万斯年。

写于一九九八年八月十八日

　　《人民日报》

　 　 薄一波：不能忘却的怀念——回忆彭德怀同志

彭德怀同志，是我军的杰出将领和出色的国务活动家。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他的敢于直言，敢于讲不同意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也是出了名的。我想，如果用“赫赫战功，铮铮铁骨”这八个字，来形容与概括他一生的活动和人品，是恰如其分的。

遥想往事，历历在目。我一直想写点纪念他的文字。当我提起笔来的时候，恰值德怀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对他的景仰与思念之情，也就愈加浓重。

（一）

１９２８年７月，彭德怀同志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从此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并很快就成为红军的重要将领。当时的国民党报纸，常常把他同朱德、毛泽东以及黄公略并提，称之为“朱毛彭黄”，说明他的名字是令敌人胆颤心惊的。我们在白区工作的同志，也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了解他的一些事迹，都知道他是个很会打仗的人。对于他的骁勇善战，毛泽东同志曾赋诗赞曰：“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１９３７年冬，彭德怀同志随八路军总部住到山西沁县的一个村子里。这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他。他到县城来看我，记得与他同来的有杜润生等同志。我是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回到山西的。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不公开党员身份，而以抗日救亡活动家的名义开展工作，同阎锡山形成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当时我在党内的职务是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公开的身份是牺盟会的负责人、山西第三行政区主任和决死队一纵队政治委员。由于我过去没有做过军事工作，在初次交谈中，我主要是向他请教如何做军事领导工作的问题。德怀同志并未细讲，只是说：军事工作没有什么神秘的，同其他工作一样，主要是靠在实践中学习。谁也不是生来就会带兵打仗的，谁都难免打一些败仗，但打来打去，实践多了，本领也就练出来了。话虽不多，然系经验之谈。

我早就听说，德怀同志生活上要求很严，谁要对他招待得好一点，他就会发脾气。所以在吃饭时，我半开玩笑地说，听说彭总一向简朴，生活上对大家要求很严，谁要是请您吃点好东西，你都要骂娘的。他说，谁讲我不爱吃好东西！讲这种话的人，大概是想把好吃的东西留给他自己吧。说着，他也笑开了。我说，那好，今天我们就放开肚子吃一顿。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土豪劣绅那里弄来的，一个钱不花，算是“借花献佛”了。他连连摇头：我可不是“佛”啊！接着他语气凝重地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以后，我们的生活比内战时期要好了。但是，一些不好的苗头也出现了，有些同志不愿再过艰苦日子，开始贪图享受了，这个很危险。如果不注意，就会腐化堕落。我从延安来的时候，路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发现他们把房子装璜一新。你把钱花在这个上面干什么嘛！毛泽东同志讲，“我们都要学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海中游泳，千万注意不要淹死自己”，我看有些人很可能要淹死。当时听了他这些话，觉得讲得好，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意味深长。

这次见面中，德怀同志还具体询问了山西新军的情况。当时新军的决死队正由四个总队（团）发展为四个纵队（旅），其中一纵队驻扎在晋东南。我说，从一纵队的情况来看，素质还可以，装备也不错。两千多人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有东北流亡进关的大学生，有在各地参加过学潮的大学生，还有一些海外回来的华侨青年。他们爱国热情高，眼界开阔，不足的就是不会打仗。我们准备根据他们的情况和特点，把适合当指挥员的，放到部队继续锻炼，不适合的就参加工作队，到地方上做群众工作。

他听了很高兴，认为这个想法好。他说，没想到新军中会有这么多知识分子，要好好发挥他们的作用。眼下八路军中知识分子很缺乏，我们一直为这件事伤脑筋。你们现在保存了这么一批知识分子，这可是宝贵的财富！德怀同志的这种看法，也是当时党的许多领导同志对知识分子的一种共同认识。这里应当特别提到，当三八六旅和决死一纵队组成太岳纵队时，刘伯承和邓小平同志讲过多次，八路军三八六旅老红军多，但缺乏知识分子，决死一纵队知识分子多，但缺乏作战经验，你们要大量交流干部，这样双方的战斗力都会提高。这些指示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形成的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应当永远传下去。建国以后特别五十年代后期，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历史教训，般般俱在，不可忘记。

（二）

１９３９年初，决死一纵队已从两个团发展到三个团，另外已经组建和正在组建的游击区队或支队近２０个。随着部队的扩大，军事干部缺乏成了一个突出问题。我向德怀同志提出，能否从八路军调来一些军事干部，他同意。不久八路军前总和一二九师陆续派来了七八十个干部，但仍满足不了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德怀同志和朱德同志商定：以八路军前总的名义开办一个游击干部训练班，对决死一纵队的连排级干部和一些进步的旧军官，进行训练。训练班设在沁县的西林村，故名“西林训练班”。前后办了三期，每期两个月。八路军前总的负责同志，几乎都在这里讲过课。德怀同志讲党的政策，朱德同志讲游击战术，左权同志讲步兵战斗条令。他们从住地沁县南底水村到西林有２０多里，每周三次每次必到，不辞辛劳，听课的学员们深为感动。我们把这次训练称之为“西林整军”。

“西林整军”是决死队成长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提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起了很大作用。至于朱、彭亲自给学员上课，这在当时我们军队中和党内是很普遍的事情。领导同志经常给下面的同志讲课，既可以把自己的本事、经验和知识直接传授给大家，又可以打掉官气，密切干群关系，好处很多。时隔多年以后，有些同志对这种优良做法渐渐不熟悉了，甚至搁置不用了，这是很可惜的。其实是不应当失传的。

１９３８年初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党的北方局个别负责同志未能深入了解决死队中党组织的真实情况，以党员发展过多，影响秘密工作，有碍统一战线为由，曾作出解散决死队内秘密党组织的决定。为此，朱德、彭德怀等同志给中央及北方局打电报，认为这一决定不当，使党对决死队的“领导作用相当降低，影响决死队工作甚巨”。朱、彭这个意见，得到中央和北方局的赞同，迅速恢复了决死队中党的组织，使决死队继续正常发展。

“西林整军”以后，在朱德、彭德怀等同志指挥下，决死队先后配合八路军粉碎过日寇的多路围攻。后来又参加了闻名中外的百团大战。在这些战役中，决死队的指战员顽强奋战，英勇杀敌，表现出色。历经战火的考验和锻炼，新军逐渐成长为我军的一支坚强战斗部队。新军的成长壮大，同德怀同志和八路军的其他领导同志在指导、教育上付出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三）

１９３９年，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制造磨擦，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八路军和各抗日革命根据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反磨擦的斗争。在山西，从当年３月阎锡山召开布置投降反共的“秋林会议”以后，这一斗争也激烈地展开了。到年底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时，斗争达到了高潮。事实上，山西新军成立以后，反对当地国民党军队的排挤和磨擦的斗争，几乎没有断过。在新军进行反磨擦斗争的过程中，一直得到彭德怀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帮助。

１９３８年初，驻在决死一纵队周围的国民党第三军、九十八军和九十三军，不断扰害群众，排挤决死队、牺盟会，打击进步力量。要解除他们的威胁，只有把他们撵走，但只靠决死一纵队是办不到的。我便和安子文同志一起，去找德怀同志商量对策。我提出是否可以派一部分八路军来支援我们。德怀同志沉思片刻说，这个办法恐怕不好。你们想一想，如果八路军一来，就难免同国民党驻军发生直接冲突，那样事情就可能闹大，对统一战线和抗日的全局不利。新军不是戴的阎锡山的帽子吗？不要忘了发挥这顶“帽子”的作用，把“阎长官”请出来解决这件事怎么样？随后，我就把情况报告阎锡山，不出所料，阎答应出面交涉，他给蒋介石拍了电报，终于使国民党的这些军队撤到临屯公路以南，从而使决死一纵队摆脱了被包围的形势。此事的成功处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领导者的决策智慧，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表现在对局部和全局关系的处理上。解决局部问题时，必须首先考虑到对全局的影响。如果因为一个局部决策而损害了全局，不管从局部看来怎么有利，也是一个败着和失误。

“秋林会议”以后，阎锡山提出了所谓“天要下大雨了”“要准备雨伞”的行动方针，矛头完全是针对党领导下的牺盟会、决死队的。德怀同志经常同我们一起分析形势，商量应变措施。他不断提醒我们要十分注意决死队中原来的旧军官，对于坚持反动立场的要坚决清除，不可犹豫手软，以防不测。除了及时通过电报、文件和通过各个区党委向新军各部党组织传达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和决定外，德怀同志还亲自深入到决死一、三纵队，找干部个别谈话，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和军政委员会议，帮助大家提高和统一对反磨擦斗争的认识。１９３９年１０月，他先到决死一纵队作了讲话和部署，随后又赶往决死三纵队召开党员军政干部会议，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克服麻痹思想，防止突然事故，同时根据部队内外的情况对如何应变作了安排，特别指出对反动军官要果断清洗。他的这些精心指导和细致工作，对粉碎阎锡山的“十二月事变”起了重要作用。

在我们紧张地进行反磨擦斗争的时候，晋东特委的一些负责人，对牺盟会、决死队的工作提出不同看法，甚至发出责难，说沁州有一条“特别路线”，是同党的独立自主的路线相违背的。所谓“特别路线”，无非是指牺盟会、决死队实行的“戴阎锡山帽子”、“说山西话”的统一战线形式和策略。显然，这些同志并不理解和懂得这种做法的实质和作用。德怀同志知道这一情况后明确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牺盟会和决死队中不存在什么“特别路线”，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搞得是成功的。这一点不能够含糊。只要阎锡山还抗日，我们就还要同他搞统一战线，而且要使这种关系尽量延长下去。德怀同志这个表态，对我们当时的工作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为了统一党内对决死队、牺盟会的认识，八路军政治部于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８日发出指示并报告中央，指出：决死队是山西进步的武装力量，是党领导下的一支队伍，已成为山西唯一政治上进步的抗日武装队伍，并成了山西一切进步力量的中心，有着光荣的发展前途。３月１６日，北方局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同志又致电中央，明确肯定牺盟会是党领导下的革命团体，在推动山西进步与发展山西统一战线，坚持山西以至华北抗战上，曾起过极其光辉的作用。６月，德怀同志在给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中还称赞说：“新军成份极好，有大批积极优秀的干部，对于坚持山西抗战，争取山西好转，已有极大贡献，而且还会有极大贡献的。”他对于新军感情之深厚是溢于言表的。新军后来的发展可以说是无负于党与德怀同志的评价和期待的。

（四）

在“西林整军”和反磨擦斗争期间，我同德怀同志交谈甚多。除了商讨军事和统战工作外，有时还谈到工作方法和个人修养。

有一次，我对他说，我这个人性情较急，虽也深知这个毛病不改，是要误事的，可改起来真不容易。德怀同志笑道：你这个毛病要同我比，恐怕是“小巫见大巫”ｌｕｏ＠①！不过，我可以告你一个办法，就是遇到重要的问题，只要不是特别紧急的，写出处理意见后，不要立即拿出去，放到抽屉里，搁它一个晚上，第二天起来头脑清醒了，再看它几遍，审慎地思考一番，确实比较妥当了，再拿出去。这是个治急躁病的良方。我已试了数年，效果不错。其实，这并非我的发明，我是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学来的。你不妨试一试。从那以后，我也照此去做，果然奏效，至今仍常用不辍。这个办法说明了一条经验，就是处理重大事情时，亟需冷静，务必三思九虎，慎重决断。切不可躁进冒失，否则就难免举措失当，贻患于后。

还有一次，在谈到工作中要注重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情况，防止偏听偏信时，德怀同志向我讲起了杀袁文才、王佐的事件。他直言不讳地说，袁、王之死，我负有责任。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１９２９年初，为粉碎敌人对井冈山的“会剿”，毛泽东、朱德同志率红四军主力打出去，向赣南进军，我和滕代远同志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有一天，赣西南特委的朱长楷、王怀等人来找我，反映袁、王的问题，说他们是土匪头子，旧习未改，靠不住，要“反水”，要求解决袁、王及其武装。我说，问题有这么严重吗？他们坚持认为如不及时解决，边界特委和整个根据地就会面临危险，并说特委已作了决定。听了他们的话，我未做进一步的了解，就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派遣红五军第四纵队随他们到了永新，１９３０年２月包围了袁、王所部，袁死于乱枪之中，王落水身亡。毛泽东同志对此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将他们杀掉。袁、王二人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有功劳的，此事追悔莫及，错就错在轻听轻信上面。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要真正懂得这个至理名言，有时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听了德怀同志这些话，我的心情亦觉沉重，也不免感慨系之。但是我想，能够总结教训，“吃一堑，长一智”，仍不失为聪明者。

（五）

１９４５年在延安召开了一次华北工作座谈会，总结抗日时期党在华北工作中的经验。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对彭德怀同志进行了批评，主要是围绕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百团大战和关于“闹独立性”等问题展开的。批评的激烈性至今犹记。

有道是物换星移，往事回首，感慨良多！也许是这样吧。历史上的不少事情，常常需要经过后来的反思，才可能看得比较真切。时过４０多年以后，重新回顾这次座谈会上对德怀同志的批评，我觉得有些是正确的，有些则显然过火了，有失公正。而无甚道理的苛求和指责，看来也不乏其例。

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１９４３年３月，德怀同志曾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次谈话，刊登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６月初，毛泽东同志致信于他，对谈话中的一些看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等等“不妥”。座谈会上一些同志也进行了批评。应该说，这些批评是对的，有道理的。对此德怀同志也是认真接受的。不仅这次会上，而且在后来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他一再作过检讨。直至１９６２年６月他给中央的信中，还认为那次谈话“不符合当时形势”，因而“是有错误的”。足见他是个知错必认的人，而不文过饰非的。

关于百团大战。会上发言的同志几乎一致认为，此次战役的发动在敌人面前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是“战略错误”和“路线性错误”。对于这种批评，德怀同志是有保留意见的。他认为错误是有的，主要表现在事前未向中央请示批准和对日军进攻方向的估计上有问题，但并非战略失误。他在１９６２年给中央的信中，仍坚持这样的看法：百团大战“振奋了华北人民的抗日信心，同时对全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也是有所影响；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当时国民党对我军‘游而不击’的造谣；我军也取得了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的一部分攻坚经验；便利了以后我们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的迅速开展。”所以那次战役的胜利“实际上比损失要大得多的”。今天可以看得更清楚，这种看法是经得起时间的检验的，因为它符合历史的事实。低估和否认百团大战的主要功绩是不对的。在百团大战中，决死队有五个团参战，其中特别２５团、３８团，经过这次战斗，才真正进入我军英勇善战的部队的行列。

关于“闹独立性”。会上所有的发言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批评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之一是说德怀同志的讲话和文章中很少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而且他说过拥护毛泽东同志不在“拍掌”上，更不是要去“捧场”和“盲从”。我想，在今天大概再也不会有人认为这些也可以成为批评的“依据”了，更不会认为这是“闹独立性”的一种表现。然而，当时的会上（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这么批评的。毛泽东同志作为我们党和人民的领袖，有其彪炳史册、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对领袖人物“不捧”、“不盲从”、“不迷信”，是完全正确的，唯有这样才能防止神化。德怀同志当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如果当年我们党内有更多的同志都达到了这种认识，具有了这种历史的自觉，党内的政治生活就会保持正常化，而不致出现建国以后对毛泽东同志那样严重的个人崇拜了。

记得座谈会上，有的同志对德怀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入党、参加革命，竟然也提出了异议。认为为什么不再早一点呢，“说明进步甚迟”。有的甚至对德怀同志的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作风也进行责难，说那是什么生活上的“禁欲主义观念”。这类的“批评”实在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事实上，早在１９２２年党成立后不久，彭德怀同志就积极接受党的影响，同黄公略、李灿等同志一起在所在的湘军中成立了秘密组织——救贫会、士兵代表会，向士兵灌输革命思想。到大革命失败前夕，又把救贫会、士兵代表会改为士兵委员会，组织士兵闹饷、监视反动军官的动向，并继续向士兵进行革命教育。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敌人的一片白色恐怖，德怀同志毅然参加党，英勇地领导平江起义和组织工农红军，这一切难道不是恰恰有力地说明他“进步甚早”吗？难道不是充分体现了他立志革命的崇高理想、坚定信念和献身精神吗？

彭德怀同志在这次座谈会上，作了自我检查。在检查中他是坚持讲真话的，并未因为批评的激烈气氛，而发违心之论。他多次说过“承认错误不要哗众取宠”。此话亦是真言！不管是批评别人还是批评自己，都应有实事求是之意，而不能有哗众取宠之心。这也是我们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的一个原则。但是，对于确实不对的东西，一旦自己认识了，德怀同志是痛快承认，并诚恳接受批评的。就在这次座谈会后不久，他找我谈了一次话，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一波，我还欠你一笔账没还。你在太行高级干部会议上批评我的几个问题，我当时没有答复你，经过反复思考，你讲得有道理，批评是对的，我完全接受。这也再次说明德怀同志是知错就改的，胸襟是坦荡的。

（六）

建国后，彭德怀同志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和国防部长。由于彼此工作都很繁忙，我同他的个人交往不是很多，但有两次谈话至今记忆犹新。说来也巧，一次是在我受到批判之后，一次则是在他受到批判之前。

１９５３年８月，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对我进行了点名批判，认为“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新税制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思想，说我是资产阶级精神糖衣炮弹打中了的一个靶子。至于会上有些发言中给我戴的帽子那就更大更吓人了。会后，我去找毛泽东同志，要求到下面去工作。他没有同意。他说，受了批评，是不是有些想不通啊，想不通的还可以再想。你现在可去找一些同志谈一谈，朱德、彭德怀还有其他一些同志都可谈谈嘛。我说那好。同德怀同志的谈话，有些出乎意料，原以为这次见面，总得敲打我几句吧，可是他没有这样。他显得比往常的谈话更加平和。他说，一波，我了解你这个同志总的方面是好的。但是你不懂啊，一个人要是有点思想，有点能力，好讲个不同意见，再加上毛病也有一些，那你就准备多受点批评。党内生活的矛盾也是复杂的，并不那么简单。我这个人也是经常挨批评的，毛病、错误也不少，八年前华北工作座谈会上不就受了一次大批评吗？用我们湖南一句俗话来讲，叫做“高山上倒马桶——臭名远扬”。受了批评怎么办？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照样吃饭，照样往前走路。如果把批评都变成包袱背着，那我早就走不动了。对于批评中的是非，有些是一时不可能争清楚的，那就留待历史去评判好了。听了他这些话，我默然无语。我知道他是以肝胆照人的，其中有理解，有劝勉，更有对党内批评的深刻思索。唯其如此，故而常常念兹在兹，难以忘怀。

１９５９年夏，彭德怀同志去湖南视察工作。当时，我也在湖南调查研究。记得是在株洲一个兵工厂我同他见了面。他问我，你到了主席的家乡，有什么观感？我说，我在那里同当地干部进行了座谈，询问他们粮食增长了多少，他们说增长３０％，我不相信。后来支部书记个别对我讲了实话，说顶多能增长１５％。德怀同志接过我的话说，１５％也没有。我去了好多地方，统统都报３０％以上。我发现不对头，一了解事情的底细，原来是上面分派下来的数字，这成了什么样子了嘛，哪里还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样浮夸虚报下去要害死人的！他表示要给中央拍个电报，反映这一情况。我说完全支持。他问我是不是两个人联名发这个电报，我犹豫了一会：还是分头发吧。他说那也好。不久，大家都上了庐山。没想到就在这次会议上，他受到了那样不公正的批判，从此身受磨难，至死未能解脱。他给毛泽东同志写信，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以事实说话的。他在信里痛陈己见，直吐为快，切中“左”倾时弊，可谓雷迅文章。其胆其识，我是很赞赏的。但在当时的情势下，我自己也参与了对他的“批判”。我同杨尚昆、安子文等同志交换过意见，都认为德怀同志信中所提的意见是对的，只是时机上欠考虑，不好进行批评。于是我们几个商量在批判发言中尽量避开这封信，主要谈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批评过的几个历史问题。但即使这样，今天看来，我当时的发言中仍有一些违心的话，这是不能自我原谅的，至今仍负疚在心。庐山发生的这场“批判”，对党对彭德怀同志本人，都是一个悲剧。或许可以这样想，假如当时毛泽东同志接受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或者彭德怀同志不写那封信，不犯颜直陈，而是缄默不语，情况当然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对德怀同志个人来说也自会安然无虞。然而，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历史悲剧的出现也是有其必然原因的。悲剧固然痛苦，但惟其痛苦，也就给人们留下最深沉的反思，因而往往成为新思想、新事物孕育的重要契机。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拨乱反正，不正是从庐山会议一类的悲剧事件中吸取了很多教益吗？人们也正是由此更加重了对彭德怀同志的追思和怀念。

记得一位同志写过这样的诗句：“若要觅英雄，先到艰难处。”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辞艰难，奋斗不已，彭德怀同志以及所有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都是在这样的革命实践中成就自己长傲天地的英雄本色的。德怀同志的一生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很多，我以为最可贵的是他那种勇为前驱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当前，我们的改革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希望与困难同在。一切共产党员都应该大大发扬这种革命的“前驱精神”和“求是精神”，团结群众，同舟击楫，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奋勇前进

　

余秋里 ：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纪念彭德怀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今年１０月２４日，是彭德怀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纪念这位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

彭总在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中，南征北战，历尽艰险，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发展，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建立了彪炳千秋、光照日月的功勋。

我投身革命后，经常听到彭总为人民出生入死的英雄事迹，一直由衷地敬佩。但深刻认识他，还是在保卫延安的日日夜夜。那时，蒋介石重点进攻延安，以胡宗南的２３万大兵压境，而陕北我军仅有二万五千人。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在相当严峻战局面前，彭总主动请缨，临危受命，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从此，他亲自指挥西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作战方针，诱敌深入，声东击西，首先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奠定了胜利的基础；继而，西出陇东，收复“三边”，调敌北上，在沙家店一举歼敌两个旅，扭转了西北战局，使我军由防御转入进攻；１９４８年２月，他亲临前线部署围城打援，在宜川、瓦子街地区聚歼敌整编第２９军５个旅共三万人，敌军长刘戡被击毙，取得了改变西北战局、影响中原形势的西北空前大捷，打开了向蒋管区进军的大门。经过一年一个月零三天的艰苦转战，革命圣地延安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接着，他率领大军向渭北、向关中挺进，势如破竹，歼宁、青“二马”，克兰州、西宁，迅速解放了大西北。在人民心目中筑起了又一座光辉的丰碑。

西北战场的伟大胜利，充分证明了彭总是一位全局在胸，运筹帷幄，灵活机动，具有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同时证明了他还是一位目光敏锐，思想深邃，循循善诱，率先垂范的政治工作领导人。我当时任３５８旅政治委员，对彭总领导政治工作的卓越才能体会很深。

彭总的革命生涯中，经常兼军、政两职于一身，在工作上军政兼施，紧密结合。他十分重视党的建设，亲自主持党的会议，研究、贯彻党中央的指示。他带头进行思想动员，在保卫边区的万人大会上，用质朴的语言，阐明敌必败、我必胜的真理，号召人民“彻底粉碎胡宗南的进攻”！他把强有力的政治工作贯穿于战役、战斗的全过程：战前联系实际，讲清有利和不利条件，坚定胜利信心；战中及时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通报胜利消息，不断激励士气；战后总结讲评，向有功部队发布嘉奖令，告诫指战员吸取经验教训，准备再战。他常说：“打仗要有高昂的士气。做政治工作的，就要提高部队觉悟，把士气鼓起来。”“政治思想工作搞不好，一切工作就失去有力的保证”。

彭总做政治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紧紧结合新时期的中心任务，研究新情况，创造新形式，适应新的要求。新式整军运动从发现、总结到推广全军浸透了彭总的心血，就是一个范例。

１９４７年１１月，二打榆林结束后，西北野战军普遍开展冬季整训。当时，部队经过一年的艰苦作战，兵员发生了很大变化，解放战士增多了，有的连队竟达８０％以上。由于战斗频繁，部队缺乏全面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不少解放战士阶级界限模糊，在艰苦环境里情绪不稳，违犯纪律，有的在战斗中贪生怕死，表现畏缩。针对上述问题，我们采取诉苦和三查的方法进行整训。诉苦，就是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通过整训，部队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用诉苦三查进行整训的情况报到野战军总部，引起了彭总的极大兴趣和关注。总部的同志告诉我：彭总得知你们搞了诉苦三查，非常高兴，连声说“好”！他多次对政治部的同志讲：最近，党中央发表了毛主席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解放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解放区正在搞土改，焕发了人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热忱。我们军队怎样调动积极性，提高战斗力？我看，诉苦三查是个好办法。

不几天，彭总和政治部甘泗淇主任来到我们旅，亲自听各团政委、主任汇报，参加了字字血、声声泪的控诉大会，看到了为亲人报仇，杀敌立功的请战书，还找干部战士座谈，详细了解情况。当听到通讯连指导员刘传喜，汇报解放战士于得水在家受尽剥削压迫，被抓丁当兵后，又受尽反动军官欺凌的悲惨遭遇时，彭总沉默了好大一会，然后扭过头来对我说：“翻身农民参军的子弟兵，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只受一重苦；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绝大多数是贫雇农，他们在家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在国民党军队又受压榨打骂，受的是双重苦，是我们的阶级弟兄”。“通过诉苦，大家懂得了阶级，懂得了剥削，懂得了为人民当兵，为自己翻身打仗。对敌人的仇恨加深了，战斗意志就会更加坚定。”听着彭总这些精辟分析，我们认识一步步升向更高的境界。这次调查，彭总印象很深。多少年后，仍记忆犹新。他在“自述”中写道：“３５８旅战士中有一名四川人，是俘虏来的。深夜一人在野地，写着他母亲的神位，哭诉他母亲是怎样惨死的，仇恨国民党和当地的恶霸地主，他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要如何为母亲报仇。一位连指导员悄悄在旁听着，他也有类似苦难，结果他们拥抱相诉相哭。”只有熟谙这段历史的实践者，才能记得如此真切感人。

彭总在我旅住了三天。临别前的晚上，我去请示工作。彭总亲切地说：“你们搞的诉苦三查，很有意义，这是政治工作的一种新样式。有了彻底的群众路线，就能充分发扬民主，引导群众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根本上提高觉悟。你们要下决心抓下去，抓出成效来。”我想到前段作战骨干伤亡大，干部减员较多，又要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便问：“经过诉苦三查，能不能从解放战士中选一批骨干？”他听了眼睛一亮，高兴地说：“好啊！可以发扬民主推荐干部，确实表现好的，可以当排长、连长，当营长也可以嘛。”彭总回去以后，我们收到关于推广诉苦三查做法的电报。西北野战军的诉苦三查运动就广泛开展起来了。

１９４８年１月，野战军在米脂杨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中央领导同志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为了把运动引向深入，彭总安排我在会上汇报。周恩来副主席作了指示，赞扬诉苦三查是“壮大军队”的“法宝”。毛主席听了彭总的介绍，专门接见了我，并兴致勃勃地听取了汇报。他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通过这次整训，广大指战员进一步认识到三座大山是造成一切苦难的总根子，使大家从根本上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了革命斗志；在这个基础上，增强了内外团结，激发了练兵热情，提高了战术技术水平。在紧接着发起的宜川、瓦子街战役中，指战员们冒着风雪严寒，将敌人团团围住。他们高喊：“为亲人报仇”的口号，群威群胆，英勇杀敌，全歼了敌人，创造了西北战场上的空前胜利。战斗中涌现了刘四虎等大批战斗英雄，充分显示了这次整训的威力。战役结束第四天，毛主席就发表了著名的评论，把诉苦三查誉为“新式整军运动”，高度评价：“这次胜利，证明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的方法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彭总做政治工作的又一个鲜明特点是，把为群众谋利益放在第一位，从关心和解决柴米油盐问题做起，使广大群众认识党代表他们的利益，从而竭尽全力去实现党的各项任务。

１９４７年３月，我旅撤离延安后奉命诱敌西向安塞，然后折插青化砭潜伏。途经各个村落，老百姓虽已坚壁清野，但有不少东西来不及藏。留下看门的老大爷劝战士说，与其留给胡宗南来了糟蹋掉，不如你们吃了用了。有的战士也觉得“有理”，于是，出现了违犯纪律的现象。战士王云才却不这样，他每住进一村，就把群众的家当自己的家管起来，把院子扫净，把门窗修好，把羊鸡喂养起来。彭总知道各部队都有些违犯群众纪律的现象后，当即指示必须立即制止。３月２９日，在延安郭家畔召开旅以上干部会，总结青化砭作战经验，又表扬了王云才为人民管家，强调整顿部队的群众纪律。他严肃批评那种吃、用群众东西有理的思想，指出：“你把老百姓东西吃了，用了，敌人不来了，怎样向群众交待？”“敌人抢掠是敌人的本性决定的，永远不会改变。老百姓的东西叫敌人抢去吃了，用了，老百姓就会把仇恨记在敌人的账上。老百姓对敌人的仇恨加深了，就会用他们想得出来的各种方式和形式去打击敌人。这种人民自己起来捍卫自己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战争，不正是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吗？”彭总用战略眼光深刻分析群众纪律和人民战争的关系，使到会同志深受教育。在贯彻会议精神中，我旅开展了“学习王云才为人民管家”活动，兴起了爱护群众一针一线的热潮。

彭总出身贫寒，当过苦工，始终对劳动人民充满深厚的感情。他容不得损害群众一丁半点的利益，一经发现，就严肃批评，严厉制止。他重视减轻群众的负担，电令全军在休整期间，用自己的骡马驮运粮食，尽量不动用群众的人力畜力，他十分关心群众的疾苦，要求部队节衣缩食，并身体力行，为群众分忧解难。１９４７年底，陕甘宁边区的许多地方，由于遭受敌军的破坏，加上干旱、霜冻等自然灾害，群众的生活很困难，不少人为了活命，把留作生产的一点种籽也吃掉了，针对这种情况，野战军总部发出一项倡议，号召大家每天节约一两粮，支援老百姓。彭总在会上要求：“要动员部队从每个人的口里节约粮食，帮助父老姐妹渡过难关。”部队积极响应，把晋缓人民送来的口粮尽量节省一些下来，支援群众。我听说，那段日子，彭总每顿饭都少吃半碗饭，身边的同志劝他多吃一点，他讲，部队缺粮时老百姓想到我们，现在他们缺粮断炊了，我们也要替群众想一想。

彭总把为群众谋利益放在第一位，还集中表现在与干部战士甘苦与共，亲如手足。他说，哪一次战斗的胜利，不是干部战士英勇冲杀得来的，关心、体贴他们，是生动实际的政治工作，也是指挥员的应尽责任。首战青化砭告捷后，地方同志专门给彭总送来几筒炼乳，表示慰问。他把炼乳送去一些给伤员，其余都倒进烧开水的锅里，让大家都喝上一口淡香的牛奶。在北上三边，穿越苦水沙漠的行军路上，人人干渴难耐，嘴唇燥裂。彭总见一个小战士因发烧躺在路旁，连忙将留给自己的一点水递了过去，让小战士喝。小战士行走困难，他又将他扶上自己的马，自己跟在后面前进。西府战役中，彭总看到一个战士受了伤还坚持带上机枪去赶部队，很受感动。他立即派人给这个战士洗脸、洗脚、包扎，然后，又送到医院。我至今还忘不了彭总吃“钱钱饭”的感人事情。１９４７年８月中旬，沙家店战役之前，我们部队已经开始缺粮，上级指示受伤的马可以杀了吃。就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部队向沙家店的敌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经过一天的战斗，我军消灭了敌三十六师两个旅。战后，彭总下令部队迅速吃饭，然后到沙家店以北地域集结。当时有一个营支起锅灶却没有一粒粮食，正在发愁。这时，一个战士背着一袋东西过来，气喘吁吁地说：“彭总听说你们没粮食了，派我把这些小米送来”，营长问：“彭总吃什么呢？”战士回答：“彭总会想办法的”。大家喝着香喷喷的小米稀饭，感动得热泪盈眶，消灭敌人、夺取更大胜利的斗志更加旺盛。事后，我们得知，送粮的战士走后，彭总请带路的群众想个“填填肚皮的办法”，这个群众只搞到些粗糠和压得像钱钱一样扁的黑豆，熬成稀粥，做了一顿“钱钱饭”。彭总指挥战斗两天两夜，把仅有的小米全送给战士，自己吃的却是这样的“钱钱饭”。

彭总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极大地激励了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热情。部队断粮断水，陕北人民把仅有的救命粮、救命水送给干部战士，自己心甘情愿地忍受饥渴的熬煎；大部队伏击，陕北人民严密封锁消息，使敌人变成聋子瞎子；战斗紧张激烈时，上阵地抬担架的民工也拿起刺刀、手榴弹与敌人拚搏。彭总每次来到我们部队，都夸“陕北的群众好！”他说：“群众工作是很重要的政治工作。树离开土是死树，鱼离开水是死鱼。没有陕北人民群众的支援，没有干部战士的前仆后继，二万五千人怎能打败二十三万强敌呢？”

彭总做政治工作最过硬最突出的特点是：率先垂范。凡是发出的号令、指示，要求部队做到，自己首先做到。他把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当作一把尺子，经常衡量自己的言行，符合的就坚持、发扬，不符合的就检讨、改进。他经常讲，以身作则，说到做到，是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共产党员、政工人员的基本品德，当领导的更应该这样。

彭总指挥作战总是不避艰险，指挥靠前。每次作战，他都亲自勘察地形；重要的计划、报告等文电都是口述或亲自动手。战斗进入关键时刻，他置生死于不顾，把自己的指挥所前移到最有利于指挥的位置。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９日，攻打清涧城制高点爬子山的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久攻不下，前来驰援的敌５个半旅已进至离我二十里的山后，兄弟部队正在顽强抗击。是打还是撤？在这紧要关头，彭总来到我旅前沿。他站在一条横向的堑壕里观察。这里常遭受敌火力袭击，机枪可以打到。我对彭总说：“这里危险，快换个地方！”他生气地说：“你们经常在这里观察都不怕，我怕什么！”我见久呆要出危险，忙上前把彭总硬驾了下来。刚离开，一梭子弹就打在刚才站的位置上。彭总风趣地说：“看来任务没完成，马克思不要我”。回到旅部，他一面命令兄弟部队继续抗击，一面指示我们调整部署，组织部队，加强攻击。彭总的模范行动，对指战员鼓舞很大。团长储汉元带领突击营勇猛攻击，终于占领了爬子山主峰。第二天，部队发起总攻，全歼清涧守敌，活捉了敌中将师长廖昂。

生活俭朴，和普通战士一样，毫不特殊，是彭总的一贯本色。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参谋、通讯员、炊事员都平等相待，和蔼可亲。他不喝酒，不吸烟，除了看书和下棋以外，没有任何个人嗜好。他常把津贴省下来，给公勤人员买纸、买笔。行军路上，有时走进战士的行列，和战士一样徒步前进。穿过苦水沙漠地区，警卫员为他多备了一葫芦水；彭总得知买葫芦和找水都很困难，责令警卫员把这葫芦水送给了连队。攻打榆林的路上，他脚上的布鞋已经破了，警卫员趁彭总睡觉的时候，将布鞋拿到管理科换了双新的。他坚持不换，说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练兵打仗，有的还没有鞋换，我这双鞋补补还能穿。１９４８年，部队在渭北整训，这是新解放区，物质生活条件比陕北好多了，而彭总仍然保持艰苦俭朴的作风。土基会议期间，彭总找我了解情况，留我吃了一顿饭，桌上摆了三个菜：青菜、豆腐、鸡蛋炒黄花，全是猪油炒的。饭后，炊事员悄悄告诉我：彭总最喜欢吃猪油，平时还舍不得。你们来了才叫用猪油炒菜。统帅千军万马的彭大将军，生活如此俭朴，我每次想起都激动不已。

彭总心胸坦荡，有成绩归功于党和群众，有问题勇于承担责任，严格解剖自己。在西北战场上发起的二打榆林和西府陇东两个战役，虽然歼敌两万八千多，但未达成预期的目的，部队伤亡较大。彭总对此十分痛心。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严于律已，从敌情判断、战役决策和作战指挥上查问题，找原因，并在前委扩大会上公开检讨了自己对胡宗南、马步芳之间的矛盾分析不透、判断不准，和思想上急于求成的缺点，他指出这两次战役未打好，都发生于打胜仗以后，责备自己滋生了轻敌思想。我们听了这种严格的自我批评，深感彭总高瞻远瞩、严于律己，具有大将风范。有了失误，从不文过饰非，即使取得很大成绩，为了推动工作的发展，彭总也公开检查前进中的缺点，新式整军运动受到毛主席高度赞扬后，彭总没有拿成绩来掩盖问题。他在给军委的报告中，认真检查“运动发展不平衡”和“有某些过火行为”等两个问题。说这是前委缺乏具体领导造成的，并在党的会议上，就上述两个问题作检讨，提出改进意见，他党说：“在某种意义上讲，认识自己比认识别人更难。就是要经常反省反省，看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以便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错误。”这是彭总从实践中悟出的至理名言。

回顾在西北战场战斗的岁月，彭总领导政治工作的经验非常丰富，我从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概括起来，就是他在第一野战军第一次党代会的报告中所阐述的基本原则：“一切政治工作方法要从实际出发，要从政策与策略观点出发，要从提高全体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出发，反对一切形式主义。”这个基本原则同他的军事工作贡献一样，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宝库，为我们昭示了政治工作的方向和道路。我们纪念他，就要把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

　　《人民日报》1988.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