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厂胡同两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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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琴：东厂胡同两惨案
王友琴
一．左奶奶和马大娘之死
左奶奶和马大娘，北京东厂胡同六号居民。胡同里的人们一直叫他们"左奶奶"和"马大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下午，红卫兵抄了左家并毒打左奶奶。当时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不在家中。马大娘到胡同口给左庆明报信叫他不要回家。红卫兵发现后把马大娘也拉来毒打。邻居们整个夜晚听著他们的惨叫。当天夜里左奶奶和马大娘都被打死。
东厂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在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和"东四"之间。明代皇帝的秘密警察——"东厂"设于此地，是这个胡同的名字来源。在这个胡同里，有中国科学院的"现代史研究所"，在胡同口外，是"考古研究所"。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大批红卫兵，报纸号称有一百万人。这一事件把红卫兵运动引向高潮，在全国各地的所有学校中都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同时，这一事件也把八月初在北京校园开始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和杀戮，引向了整个北京城。北京每日被红卫兵打死的人数在８月１８日之后日日递增，迅速从两位数变成三位数。红卫兵在警察的协助下，抄家，打人，焚书，烧文物，没收居民的财物，驱逐了近十万居民离开北京，并且活活打死了数千人。这些人的死亡从未被报告，名字也未被记录，尸体被焚烧后也不准保留骨灰。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这些人中的两个。
左奶奶的丈夫左庆明，早年曾经开过一个卖劈柴的铺子，是个"小业主"。他们也有一些房子，一部份自己住，有一些出租。早在"文革"前多年，铺子已经归公了，出租给人的房子也是由房管局"代管"了。１９６６年他们夫妇都已经七十多岁。这一对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左先生曾经在政府办的佛教理事会任过职。
马大娘和她的丈夫当时就租了原属左家的两间小屋。所以她和左奶奶住在一个院子里。马大娘的丈夫是个工厂的工人。她没有正式工作，在胡同里帮人作家务挣钱。大家都叫她"马大娘"。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下午，左老先生不在家。下午三点左右，一群中学生红卫兵来抄了左家。他们逼左奶奶交出黄金、手枪和所谓"变天账"。左奶奶交不出来。他们就毒打左奶奶。北京城里传统的居民院落中，多设有葡萄，夏天绿叶成荫，还结甜美果实。左家的院子里也有葡萄架子。红卫兵把左奶奶绑在葡萄架子上，用带有铜扣的军用皮带抽打。
马大娘见到左奶奶挨打，知道左先生一旦回家，会被打得更加厉害。她没有敢也不可能阻止红卫兵打左奶奶，但是她还是决定要帮助。她走到胡同口外，在那里等候。左先生从大街上回来的时候，她告诉他家中出事了，叫他逃走，不要回家。
由于马大娘报信，左先生离开了，没有回家，也没有在那天被打死。红卫兵发现马大娘报信后，立即把马大娘也绑到葡萄架子上和左奶奶一起被打。红卫兵还多次用桶提来沸水，从他们头上浇下去。
据一位邻居讲，听到左奶奶和马大娘的一声声惨叫，她实在无法忍受。她离开了家，走到胡同外面的大街上，坐在马路沿子上。后来天黑了，只好回家。可是拷打还在进行。那天天气非常热。她把门窗全部严严关起，用枕头捂住耳朵，可是还是听到他们的凄厉的惨叫声。到了半夜三点钟，拷打声突然静下来了。然后，五点钟的时候，有卡车开来了。有人在黑暗中大声问："六号，六号，六号在哪儿？"原来那是火葬场来收尸体的卡车。邻居们听到了把尸体"砰砰"扔上卡车的声音。直到很多年后，她一听到人问"六号在哪儿"，都会猛然一惊，回想到那一天的景象，依然感到胆战心惊。
另一位耳闻者说，打左奶奶和马大娘的时候，声音"象杀猪一样。" 实际上，左奶奶和马大娘被杀害，他们受到的对待比猪不如。猪被沸水烫而除毛是在被杀死以后，而不是以前。猪被用刀子一下子杀死，并不经受死前的长时间折磨。邻居用"杀猪一样"来形容，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描述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在那一天，８月２４日，东厂胡同２号的居民孙琢良和他的妻子也红卫兵被打死。孙琢良是北京有名的技术精良的眼镜师。他能配制非常好的眼镜。他曾经在那一带开过一个眼镜商店。他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些就是红卫兵打死他和他的妻子的"理由"。
那一天，东厂胡同西头也有母女二人被打死。没有找到能记起他们名字的人。有人说，那位母亲平常穿著比较讲究，手上戴过一枚金戒指。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那一天，东厂胡同里至少有六个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１９６６年夏天在北京，像左奶奶和马大娘这样被红卫兵打死的和平居民，有数千之多。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犯有任何"死罪"的，也没有任何一个经过了法庭审判。他们被打死，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反对毛泽东或者反对文革的行为。他们被打死的"原因"－－如果说这些可以叫做"原因"的话，是他们在很久以前作过的一些事情，比如象左奶奶和丈夫曾经拥有劈柴铺子，孙琢良眼镜师拥有过眼镜商店，那都是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事情了，已经过去了至少１０年了。他们都是北京的守法市民。他们从来没有反对当权者，他们甚至也没有反抗他们遭到的虐待和拷打。他们完全被动。他们忍耐并且服从。如果他们是战俘，也不至于会被杀害。但是，他们被杀害了，而且是用这样残酷的方法杀害的。
左奶奶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奶奶"年龄的人。女性，高龄，通常是最少有侵犯性和危害性的一类人，也一般被当作不必攻击的对象。但是，她被打死了。
马大娘是个作家庭帮工的人，在社会中相对是一个比较穷的人。在理论上她不是文革的打击对象。但是文革其实从来没有给她这样的人带来什么好处，比如给她一个在"国有"单位中的职位，或者帮助她提高收入等等。如果马大娘能有足够的阿Ｑ精神的话，她可能在目睹那些比她有钱有地位的人被打的时候得到某种心理上的"获利"而感到高兴。但是她没有。她反感暴力，同情受害者。在无数受难者中，马大娘的故事是个罕见的例外。她不是作为文革的打击对象被害的，她是因为帮助人而被打死的。在那样恐怖的情况下，她作了仁义的选择。她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是她的行为含有侠义气概，她的故事体现了道德和良心。她救了一个人，她自己被打死了。她像一个英雄。可惜，我们连她的全名都不知道。
东厂胡同里的居民们没有忘记１９６６年８月的恐怖和死亡，但是他们一直就叫他们左奶奶和马大娘，没有唤过他们的名字。这是北京胡同的方式，表示一种礼貌和亲近。有好心的被访者应笔者的请求，到各家去问，但是没有结果。
如果能获准查看户口档案，就能找到马大娘和左奶奶的全名。但是不要说档案，连文革时代广为散发的红卫兵传单和报纸，如果要在北京图书馆查阅，都必须具有"中共中央组织部"或者"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介绍信。
东厂胡同里有"现代史研究所"，可是他们还没有记录文革，也没有记录他们的邻居左奶奶和马大娘的故事和死亡。难道他们要把这些留给东厂胡同口外的"考古研究所"在将来去作吗？而且，将来的人怎么能知道左奶奶和马大娘是被怎么打死的呢？考古学家从古代坟墓中的尸体的挣扎姿势来判断出有些人是被活埋的"殉葬者"。可是，１９６６年夏天被打死的人，都被烧了，甚至连他们的骨灰，当局也不准保存，全都扔了。
二．诗人和考古学家之死
陈梦家，男，１９１１年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１９５７年被划成"右派份子"。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他遭到"批判"和"斗争"，被罚跪，被打，被侮辱，被抄家，被关押。他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陈梦家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自杀。
１９８０年代以后，中国的相当一批年轻人重新发现和喜欢徐志摩的诗。在经历了文革的野蛮、粗暴和残酷之后，徐志摩那些表现轻盈精致的情感的诗歌份外吸引人。象徐志摩一样，陈梦家也同属"新月诗人"－－一个由他们的文学杂志《新月》而得名的二三十年代之际的诗人群落。１９３１年，陈梦家编辑了一本《新月诗集》，收入徐志摩等十多人的诗作。书中也收有他自己的诗，其中一首写道：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 小星点亮我的桅杆， 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 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编《新月诗选》的时候陈梦家２０岁。大学毕业后，他入研究院研究古文字，进而从事古史和考古研究。他是有成就的学者。他的学术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１９３６）、《西周年代考》（１９４０）、《西周铜器断代》（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尚书通论》（１９５６）、《殷墟卜辞综述》（１９５６），等等。
１９４０年代，他和妻子赵萝蕤一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三年。赵萝蕤１９４８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研究专题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士的小说。他们回到中国后，赵萝蕤任燕京大学英语系教授，陈梦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１９５１年，共产党开始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要求全国知识份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学校停课搞"运动"。教授们必须在群众大会上逐个进行"自我检讨"，有的人还得多次检讨，才能"过关"。除了检讨自己，还"揭发批判"别人。"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忠诚老实运动"，每个人都必须详细"交代"自己历史上作过的事情。被认为"态度恶劣"的人，还被"隔离反省"。
"忠诚老实运动"之后，就开始了所谓"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都停办。清华大学的文科系取消。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猛烈"批判"后，离开学校，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那是１９５２年。
陈梦家夫妇的朋友巫宁坤教授，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留学，１９５１年从美国回到北京时，曾住在他们家中。他在１９９０年代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中说，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即现在的北京大学校园——笔者注）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梦家听到，说："这是１９８４来了。这么快。"《１９８４》是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写于１９４９年的小说，预言了未来的极权社会的情景。但是陈梦家并没有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及其推行的制度。
１９５７年，在考古研究所，陈梦家被划成"右派份子"。他的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精神分裂。那一年有上百万知识份子被划成"右派份子"，其中有一大批曾经留学欧美的各种专家。上面写到的巫宁坤教授被划成"右派份子"，并且被送到中国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劳动改造"。
划成"右派份子"后，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降职使用"。当时对"右派份子"的处罚分为六个等级。比起那些被送到"北大荒"劳改营的人们来说，他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作踩水车等等。在那期间，中国发生了数千万人被饿死的大饥饿。
１９６０年，在食品严重匮乏的情况下，陈梦家的一个朋友，有个亲戚为政府在国外工作，设法给他们带来一些黄油。这个朋友请陈梦家到家中，吃抹上黄油的烤窝窝头。这原本不是什么特别的款待，在那个时候却珍贵非凡。陈梦家吃的时候流了眼泪。他依然有一颗敏感的诗人的心。但是，和其他中国知识份子一样，他忍耐著，熬过了三年挨饿的日子。
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１９６６年８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的家被抄。他们夫妇的住房被别人占用。他和妻子被赶到一间本来是汽车库的小破屋里住。他的妻子两次发病，但是送不进医院。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些人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考古研究所位于北京市中心，离王府井大街很近，穿过马路就是中国美术馆。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象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候，人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所热爱的诗歌和学术，也远远不止是人的体面和尊严。那时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剥夺生命，而且受到的对待其实比猪不如。在乡下，猪养大了，请会杀猪的人来，通常一刀就杀死了，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１９６６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８月２４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不知道那一夜他是否看到了新月，也不知道他对月思考了什么。他２０岁的时候作诗说"新月张开一片风帆"，这是一个美丽的隐喻：新月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那时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十天以后，陈梦家又一次自杀。陈梦家自缢，死于１９６６年９月３日。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数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据说这份"简报"写道，到８月底止，北京全市共打死上千人。这份"简报"的正文至今仍然被作为"国家机密"保存，普通人和学者都无法知道其中还有什么内容。但是仅仅这个标题和死亡数字，就告诉我们，文革的所谓"累累""战果"，是无数和平居民的生命。文革的残忍和恐怖，超过了《１９８４》作者的预见。
陈梦家，是一个敏感的诗人，一个温和的学者。在１９５０年代初，他遭到思想方面的攻击并失去选择工作的自由。１９５７年，他被划成了"右派份子"，一个属于"敌人"范畴的人。到了文革，他遭到的不但有尖利的精神折磨，还有残酷的身体摧残。他已经遭受了两次劫难，这第三次，也是最凶恶的一次，彻底毁灭了他。这是一个人的毁灭，也是一批像他一样的人的群体——文明中一个虽然很小却很重要的群体的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