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文革大事记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

3月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上对文化战线上开展的错误批判提出批评。邓小平指出：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并指出要赶快刹车。但是他的意见未能生效。

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齐燕铭、夏衍等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这是文艺界开展错误的批判和整风的结果。

4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说，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我国的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

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建立政治工作机关的决定》。《决定》规定：所有工业交通部门，都要学习解放军，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各级党委必须把工业交通系统的政治机关建立起来，并逐步地建立起一套工作制度；中央，中央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以及其他大、中城市的党委都设置工业交通工作部，工业交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规模大小和任务繁简，分别设置政治部、政治处或者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决定》并指出：“这个决定的基本原则，也适用于农业、商业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

5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全国专业化和协作工作会议纪要》。指出：“按照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根据需要和可能逐步改组我国现有的加工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是解放生产力，提高技术，促进生产发展的有力措施，是经济管理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要争取从1965年开始，用3年到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一重大的改组工作。”

7月27日和31日，毛泽东、刘少奇先后接见了从海外归来的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和他的夫人。毛泽东在接见时说：跑到海外去的人，凡是愿意回来的，“我们都欢迎”，“都以礼相待”。李宗仁是6月13日从他旅居的美国出发、经瑞士秘密回国，于7月20日到达北京的。

9月18日至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问题。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强调指出：“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各地区、各部门必须在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会议同意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思想。会议还讨论了财贸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出：“要“藏粮于民”，稳定征购，三年一定。并决定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拿出200亿元来调整物价，降低农业生产资料和部分生活资料的价格，使广大城乡人民首先是农民获得好处。为了加强党在基层的领导，会议决定在经过“四清”的地方积极慎重地发展党员，争取农村人民公社每一个生产队都有党的小组或党员。

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对政治形势看得更加严重了。他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他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11月10日，中共中央通知：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11月10日，上海《文化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之后开始写作，于1960年底完成的。从1962年开始，党内在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识，对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所应采取的措施的认识等问题上的分歧有所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后来还是被说服了。从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到姚文发表，整个写作过程，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都无人知道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姚文元的这篇点名批判文章，捕风捉影地把《海瑞罢官》中所写的“退田”、“平冤狱”，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硬说“‘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毛泽东批准发表这篇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错误的批判。1961年以来，剪伯赞先后发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针对当时史学研究中的一些片面性观点，提出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正确意见。戚本禹在他的上述文章中，攻击翦伯赞的正确观点是“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观点。1966年3月，《红旗》杂志又发表戚本禹等3人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进一步给翦伯赞扣上“资产阶级史学代表人物”的帽子，说他的上述两篇文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此后在其他一些报刊上也对翦伯赞进行了指名的政治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翦伯赞终于被迫害致死。

12月8日至15日，由毛泽东主持在上海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对罗瑞卿进行突然袭击，以进一步窃取军队的领导大权。因此，罗瑞卿被调离了军事方面的领导岗位。

1966年

1月，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心是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在1965年11月18日提出的所谓“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在会议前后，林彪、康生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崇敬领袖的感情，鼓吹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等等，竭力宣扬对毛泽东的神化。

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此后到4月5日止，该报又接连发表了反复论述突出政治的6篇社论。这些社论提出 “突出政治一通百通”，“有了精神的成果，就一定能出物质的成果”等宣扬政治决定一切的观点。在这以后，从4月6日到22日，《人民日报》也发表3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强调“政治统帅业务，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与业务密切结合。”随后不久，《人民日报》的社论受到批判，被指责为“二元论”。

2月7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提纲》发出以前，彭真曾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但没有说不同意发表。因此，2月12日，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提纲》。但随后不久，这个提纲就为毛泽东所否定和批判。

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有30个人民公社，34万人受灾。但由于事先作了预报，没有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立即动员、组织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开展救灾工作。周恩来在余震未息的情况下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亲临震中地区，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救灾工作。在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很快战胜了困难，重建家园，恢复了生产。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迫近。

4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2月2日至20日，江青在上海邀集解放军的四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之后写成的。3月19日，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和同意之后，江青将座谈纪要送给林彪。不久，林彪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纪要》完全抹杀建国以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纪要》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反映了毛泽东对文化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和他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的决心。这个《纪要》制定的经过，又反映了林彪和江青的互相勾结进行篡党夺权的野心。早在江青去上海召开座谈会之前，林彪就大肆吹捧江青，说“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要把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而江青则说，要请“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就是妄图利用人民解放军的力量，来篡党夺权。这个《纪要》的炮制，标志着林彪和江青勾结起来利用“文化大革命”大搞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开始。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当时在外地，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16日，会议通过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任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因为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这些从“左”的观点出发，混淆敌我，严重脱离实际的要求和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18日，林彪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他别有用心地颂扬毛泽东的“个人天才”，大造我们党中央内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的离奇谎言，制造恐怖气氛。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5月7日，毛泽东看了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简称《五·七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五·七指示》反映了毛泽东要在全国每一个基层单位“批判资产阶级”的“左”倾思想，并表现了他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错误态度。这个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广为推行，在许多方面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6 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同日，康生授意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诬陷、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广播。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在这些事件的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号召，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发生了许多混乱现象。

6月初，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许多省、市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3日，中共中央拟定了《八条指示》，提出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 “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要求，力图使混乱局面得到一定控制。

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说：“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并指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这两项通知由于“停课闹革命”，当时并没有得到执行。

6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40多名党团干部、教师、学生的乱打乱斗事件。20日，刘少奇将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以后，转发简报这件事被江青说成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事件。

7月2日，根据刘少奇、邓小平的请示信，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这些企业单位要在保证完成生产任务的条件下，结合四清运动，分期分批开展“文化大革命”。通知指出：“应注意到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必须保证完成国家任务的特点”，“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包括设计、施工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要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按照《23条》的规定，按照各地原来确定的部署，分期分批地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工交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再次强调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在县以下单位、基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以及科研单位，应把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结合起来，分期分批进行。”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于25日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 “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29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邓小平、周恩来在先后的讲话中，都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说：“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在这次会上，宣布撤销所有工作组。稍后，工作组被毛泽东指责为犯方向、路线错误，派出工作组被指责为“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7月2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央宣传部已经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挂副部长名义）。当时，原中央宣传部连同前已改组的文化部和中共北京市委，被诬称为“三旧” 。

8月1日至12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41人。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中央文化小组的成员，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首都高等学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共47人列席了会议。在4日举行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更加严厉的指责。他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自6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虽未点名，但明显地主要针对刘少奇。8月，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16条》)。《16条》规定：“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要“‘敢’字当头”，“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 揭露一切牛鬼蛇神。”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林彪名列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央副主席。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些错误决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说：“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同时，毛泽东要求他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从此，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红卫兵在林彪、江青等的煽动下，以破“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盲目地焚烧古典著作，捣毁文物字画，破坏名胜古迹。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随即开始全国性的大串连。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8次在北京接见了 1100多万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在全国到处鼓动“造反”，揪斗所谓“走资派”，搞乱了地方各级党委。

9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试图对农村的动乱加以限制。规定指出“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同日，中共中央还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的“正常进行”；职工“应当坚守岗位”，“职工的文化革命，放在业余时间去搞”；“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

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建议发出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共中央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从这以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除野战部队以外，各级党委陷于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

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下，从12月开始，全国各地组织游行，公开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11月上旬，林彪、江青授意张春桥、姚文元煽动上海“造反派”组织“造上海市委的反”，“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9日，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宣告成立。宣言中提出“我们要夺权”。10日，“工总司”以赴京上告为由，聚集到上海郊区的安亭火车站，企图强行登车北上。当上海市委派人劝阻时，王洪文指挥卧轨拦车，阻断沪宁铁路交通30多个小时。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前往处理“安亭事件”。他撇开上海市委，签字同意王洪文等提出的五项要求，承认王洪文等制造事端是“革命行动”，并要上海市长公开检查错误。

11月16日，党中央指示由谷牧、余秋里主持召开五部(冶金、水电、铁道、化工、机械)、七市(京、沪、津、沈、哈、汉、穗) 及各大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讨论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发言中，对工交战线17年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主张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反对全面铺开；不赞成在工人中建立联合造反组织和在工交企业间开展串连；要求正确处理好革命和生产的关系。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简称《工业10条》)。林彪在会上说：“这次工交会议开了20多天，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他说：“刘、邓不仅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工交战线受刘、邓的影响很大。”他还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批判干部的运动。”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会议一致通过经中央文革修改定稿的《工业10条》。

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草案)。其中规定：“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群众和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文件的下达，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12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把“文化大革命”动乱推广到农村。《指示》规定： “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领导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是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由贫下中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和发展以贫下中农青少年为骨干的红卫兵。”“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连”。

12月27日，江青、戚本禹指使北京一些红卫兵前往四川，将不久前担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的彭德怀绑架回北京监押批斗。彭德怀在监押期间，因遭受轮番批斗和人身摧残，造成严重内伤，于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12月30日，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了有10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围攻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事后，张春桥毫不掩饰地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

1967年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

1月4日，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他们在讲话中，诬陷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陶铸被突然打倒。他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1月30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

1月5日，张春桥向上海“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以王洪文为头头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 “1月革命”的风暴。对此，毛泽东于8日赞扬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1日，经毛泽东授意，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给上海市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夺权之风刮遍全国，更加剧了混乱的局面。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6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又在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稍有不满的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总的错误方针，从而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后果。

2月3日，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些话表明，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唯一能解决所谓“揭发我们的黑暗面”问题的一种形式。在谈话中，毛泽东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2月11日和16日，在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这场斗争涉及三个原则问题：第一，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第二，搞“文化大革命”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第三，搞“文化大革命”要不要保持军队的稳定。16日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秘密整理了《2月16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至3月18日，中央多次开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了这些同志。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

3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所谓《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和附件，把1936年8月至1937年 3月薄一波等经组织决定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从此在全国到处刮起“抓叛徒”的恶风(这样错案已于1978年12月16日宣布彻底平反。林彪、江青等还诬称有一条所谓“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由此制造了“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南方叛徒集团”等重大冤案。在“抓叛徒”活动最猖獗的时候，5月17日，江青还利用30年代由国民党特务机关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抄件，妄图诬陷、攻击周恩来。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从而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煽动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10级、11级、12级台风”。

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从此，在报刊上不点名地对刘少奇大肆攻击。刘少奇提出申诉意见被置之不理。12日至18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讲话，罗织和批判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中共中央在5月11日的通知中说：“希望各单位”“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七项内容的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这是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干部、工人、战士排除“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坚持国防建设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7月20日，武汉的一派群众组织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等支一派、压一派的阴谋活动，被诬为“反革命事件”。25日，林彪、江青等在北京举行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以所谓“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次日，《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8月7日，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的荒谬主张，致使在公检法部门工作的广大干部受到残酷迫害。

同日，王力发表煽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在王力、关锋等唆使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外交大权。随即发生诸如 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我国对外关系和声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 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8月9日，林彪发表讲话。他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等荒谬主张，并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问题的通知》。《通知》决定，“为了把这场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同各地区、各部门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批准在报刊上已经点名批判的中央和省、市21名所谓“走资派”的基础上，进一步公开点名批判34名所谓“走资派”。

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由林彪的党羽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等4人组成，吴法宪负责。

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由于动乱局面仍在发展，各地学校迟迟不能复课。

10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于7月至9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纪要。毛泽东认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讲话中着重谈到干部问题。毛泽东说： “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扩大教育面”。毛泽东的谈话对于解放一批干部，抑制混乱局面继续恶化，起了积极作用。

10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批示》提出，“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所谓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再过组织生活”。《批示》提出了后来被称为“50字建党方针”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的党的建设的要求。

11月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这篇文章首次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六个方面的要点。即，必须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文章说，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1968年

3月，林彪、江青制造了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并且罗织罪名，说杨、余、傅“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命令，撤销杨成武的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等职务；撤销余立金的空军政治委员等职务，并加以“叛徒”罪名，逮捕法办；撤销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同时，改组军委办事组，增加了黄永胜、李作鹏等人，使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这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一步篡夺军权的一个重大步骤。不久，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中央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

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要求全国各地区、各单位“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整错了一大批人。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布告，提出六条措施，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24日，中央再次颁发布告，作出六条规定，制止部分地区的武斗事件。

7月21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作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语。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对这一调查报告的批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

7月27日，北京60多个工厂，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大学，整顿秩序，制止武斗。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要求“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26日，《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截止8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此后，派遣“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的办法，不仅普及教育单位，而且扩大到除军管以外的各级党政机关。

8月23日，康生等指使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委会60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37人，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27日，康生等指使中组部负责人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经康生修改审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15名中的60人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159名中的74人分别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

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经历了20 个月的“夺权斗争”，给各方面工作带来严重损失。仅从社会总产值的指数看，1967年比上年下降9.9%，1968年比上年再降4.7%。

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的社论，文章说：“全国山河一片红”，“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反映了毛泽东试图通过 “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

9月16日，江青操纵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整理报送了3本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这些材料的批语中，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是“美国远东情报代表”。29日，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10月5日，《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号召。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学校的绝大部分干部和教师，送到干校劳动、学习。

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达到总数的71%。第八届中央委员97人中，除十一中全会以来去世10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能出席会议的只有9人。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57%还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就“文化大革命” 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一开始，就分组围攻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还批判了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定。与会的陈少敏不畏高压，对这个决定，拒不表示同意。林彪、江青一伙鼓噪要开除邓小平的党籍，由于毛泽东的反对，未能得逞。全会还通过了准备召开九大的几个文件。

10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号召批判所谓刘少奇推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这场“革命大批判”的许多文章是林彪、江青等人授意写成的。他们采用断章取义，捏造事实的办法，以“左”倾错误思想批判正确的思想，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立即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00多万，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100亿元。

12月29日，南京长江大桥提前全面建成通车。大桥铁路全长6700多米，公路桥全长4500米。这是目前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建造的最大的一座桥梁。很多党和非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不顾“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仍然坚定地从事国家建设。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代表了他们的突出成就。

1969年

3月，苏联军队4次侵入我黑龙江省的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我边防人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我边防部队被迫还击。我国外交部3次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这一边境武装冲突事件，加重了党内存在的关于认为国际形势日益严重，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左”的估计。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

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会议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代表党员约2200万人。林彪作政治报告，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丰功伟绩”。这个报告用歪曲事实的叙述，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它第一次把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歪曲的解释，砍掉了党员的权利，还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九大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79人，其中原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只有53人，不到九届中委总数的五分之一。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不少亲信和追随者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他们一伙从而掌握了更多的权力，但他们还不可能把他们所反对的人全部从中央排除出去。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完全错误的。

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在会上说：“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这个革命，还有些事没有做完，现在还要继续做，比如讲斗、批、改。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九大后，“文化大革命”即进入“斗、批、改”阶段。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的结果是：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6月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这次座谈会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了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邱会作等人先后提出，要搞“独立的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要比洋人还要洋”。并声称 “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由于他们盲目扩大军工生产，1969年的国防战略费比上年猛增34%，1970年、1971年又继续递增15%和 16%还多。1969年到1971年这三年，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投资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中占的比重平均高达11%，超过1968年不到9%的比重，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

8月27日，中央决定成立全国性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以加强人民防空工作。在各级防空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

10月17日，林彪指使吴法宪任命其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次日，吴法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私自交给了林立果。

同时，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8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

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为了“认真搞好斗、批、改，加强对中央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领导”，决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凡设在外地或迁往外地的，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校的，交由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交给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此后，中央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全部下放地方管理。部分高等院校被撤销或合并。到1971年，全国原有的434所高等院校。保留继续办的还有328所。

11月12日，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由于遭受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在河南开封含冤去世。

1970年

2月25日至3月2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拟定了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会议规定：1970年比1969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7%；基本建设投资增长46%。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军工和为军工配套的项目。会议还规定，1975年要达到：粮食6000亿到6500亿斤；钢3500万到4000万吨；煤 4亿到4.3亿吨等。为了强求达到这些显然过高的指标造成的冒进，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损失。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问题。到会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4月11 日，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并建议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次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在此前后的半年内，毛泽东6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和他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话。但是，林彪却始终坚持要设国家主席。5月中旬，他同吴法宪谈话时仍然强调，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7月间，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1967年8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对此，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指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林彪、江青一伙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捣乱和破坏，清查“五·一六”集团的斗争不仅严重扩大化，而且演变成为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4月28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越南(北方和南方)、柬埔寨、老挝三国四方最高级领导人会议。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并且把这种支持看作是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高等院校开始招生复课。文件规定高等学校招生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在教学中，确定“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所谓“改革”不仅在大学中，而且在中学中造成了教学秩序混乱，教育质量下降的后果。

8月23日至9月6日，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一伙为了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按照事先的密谋，由林彪在全会开幕会议上发表称赞毛泽东的天才、反对所谓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的讲话，随后在小组会上，分别在各组同时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这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表面化。陈伯达抢先作了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等的发言，这个发言记入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从而引起了一场混乱。2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

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号召“了解他的情况和问题的同志，进行检举和揭发”。中央作出部署，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同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康生担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以后，康生称病不出，李德生调沈阳，中央组织宣传大权落到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

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在谈话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又说：“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毛泽东还谈到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他很不赞成，一是讲假话，二是虐待俘虏。

12月22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会议揭发批判了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罪行。会上宣布了中央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1971年1月下旬华北会议结束后，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12月25日，周恩来提议并经毛泽东同意，决定兴建长江上的第一个巨大水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1971年

3月22日，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在上海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以“夺取全国政权”。

4月15日至7月31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通过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了所谓“两个估计”，即：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从这“两个估计”出发，会议确定和重申了一整套政策，包括“工宣队”长期领导学校；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缩短大学学制，将多数高等院校交由地方领导等等。这次会议作出的“两个估计”和提出的许多“左”的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长期受到严重压抑。

7月7日至9日，周恩来总理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了会谈。16日发表公告说，尼克松总统应邀将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7月8日，国务院转发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要求除人口稀少的地区外，各级都要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1969、1970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高达千分之二十六点一和二十五点八。报告提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要逐年降低，争取到 1975年一般城市降到千分之十左右，农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

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去南方巡视，同沿途各地党政军负责人作了多次谈话。毛泽东说：“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并指出：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9月5日，林彪、叶群从他们的党羽的密报中获悉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内容，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8日，林彪下达了发动武装政变的手令。毛泽东由于事先对林彪的反常活动有所觉察，他于11日机警地乘坐列车提前离开上海，林彪集团妄图在旅途中谋杀毛泽东的阴谋破产。12日，林彪准备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实行割据。并将一架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供在北戴河的林彪等使用。当天下午，毛泽东安抵北京。当晚，周恩来根据有关方面的报告，追查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眼见阴谋败露，于13日凌晨仓皇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被彻底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毛泽东支持下，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10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同日，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问题。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12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下发全国，供党内外讨论。以后，又陆续下发《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

12月16日至翌年2月12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计划会议提出批林要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批判林彪一伙鼓吹的“空头政治”，解决他们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问题。会前，周恩来在12月5日所取国家计委汇报会议情况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随后，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若干整顿的措施，其中包括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在企业的管理上，明确规定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等7项制度；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等7项指标。这个会议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国务院领导提请中央批转下发。张春桥极为不满，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他还反对批“空头政治”，声称批“空头政治”就是批“文化大革命”，否定了这份文件。在这次全国计划会议期间，周恩来发现了由于“1970年大膨胀”所造成的“三个突破”问题，他在会上指出：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

1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枳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总结当地好的经验，坚持那些为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这个指示受到农村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1972年

1月6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逝世。10日举行追悼会。毛泽东参加追悼会，周恩来致悼词。

1月，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报告，决定进口化肥、化纤成套设备8套。以后，国家计委又提出了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即“四三方案”)，扩大了对外经济交流，开始打破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状态。

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来我国访问。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讨论。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在对抗了20多年之后，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指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正确方针。并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8月1日，国防部为庆祝建国45周年举行盛大招待会。叶剑英发表讲话。陈云、王震、滕代远等一批被迫害的老干部出席了招待会。

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草案中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

9月25日至29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中国。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毛泽东会见了田中角荣。29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0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题为《夺取新的胜利》的社论。其中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业务、文化和技术”。这篇社论表达了周恩来恢复党的八大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意图。

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负责人、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写的文章，强调要重视和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张春桥、姚文元却指使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文汇报》攻击这篇文章，并要追查周培源的后台。

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于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组织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3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指出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罪魁祸首。这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和发展。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攻击《人民日报》的3篇文章是毒草，并在《人民日报》社内大批所谓“修正主义”“右倾回潮”。12月17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此后，就只准批林彪的极右，不准再批“左”。

12月，毛泽东根据被拘押干部的家属反映的情况，批评监狱实行“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18日，周恩来指示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彻底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并要他们当着在押“犯人”的面，公开宣布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行为，“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并容许“犯人”控诉。

1973年

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新年献词》，强调指出林彪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要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并且转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

1月7日至3月30日，全国计划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揭露和批判了林彪一伙破坏国家计划的罪行，研究了解决“三个突破”问题的具体措施。根据1972年初周恩来对“三个突破”问题的意见，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提交这次会议讨论。3月16日，周恩来在听取文件起草情况的汇报时，指出：“鉴于1970年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今年要“经常检查”。“整顿的方针要写清楚”。他还强调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并批评了不说老实话等不正之风。这个文件草稿从纠正生产建设上存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出发，规定了10条不得违反的纪律。在讨论这个文件时，张春桥置28个省、市、自治区的赞成意见于不顾，却说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他强令把文件收回。这个文件虽然没有发出，但它的精神通过讨论和代表们回去传达，对实际工作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3月8日，周恩来在邀请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参加的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会上，严厉批判了林彪、陈伯达、王力等对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对被错误批斗或被迫离开我国的外国专家表示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

3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主要议程是为召开十大作准备。根据毛泽东在意见，会议宣布解放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13位老干部；又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7月4日，毛泽东在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批评了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在谈到批孔问题时，毛泽东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

8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永远开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代表1249名，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选举出195名中央委员和124名候补中央委员。一些久经考验的、“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但是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把毛泽东提出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10次、20次、30次”。并且错误地认为“九大的政策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8月26日，我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100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在北京试制成功。

8月30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是：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十大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中结成“四人帮”。江青一伙在中央领导机构中取得了更多的权力。

10月，江青等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发动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他们指令这两个大学成立“大批判组”，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孔文章。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并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他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21日，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他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错整了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毛泽东再次说朱德是“红司令”。22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实行对调。同日，中共中央遵照毛泽东的提议，发出关于邓小平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

1974年

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24日和25日，江青等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运员大会。江青等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在大会上发表煽动性演说，对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进行不指名的攻击。江青在大会前后还以个人名义，给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派亲信到某部防化连送材料，煽风点火，妄图搞乱部队。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操纵指挥下，这一时期报刊上大量刊载他们的写作班子写的反动文章，不批林、假批孔，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并吹捧“女皇”，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反周组阁的阴谋制造舆论。在这期间，江青等人还制造了河南省“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把一个女学生因未答完考卷而自杀，作为“批林批孔”运动中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对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展开批判。他们还开展了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的批判。把《三上桃峰》说成是“为刘少奇招魂”，“文艺黑线回潮”。把宣传教师称作“园丁”，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

1月19日，我西沙群岛军民，对连日来侵犯我领海、领空，强占我岛屿，打死打伤我渔民的南越伪军，进行了胜利的自卫还击，捍卫了领土主权。

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针对江青等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毛泽东还扣发了江青等人在全国播放的1月25日大会的录音带。

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4月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10日，邓小平在大会发言，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说明我国的对外政策。

5月15日，我国在华北东部天津附近的滨海地区建起一个新油田——大港油田。

6月14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在的儒”。随后江青去天津在一次谈话中，更露骨地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江青还指使亲信读一份吹捧江青是“激进派”，诬蔑周恩来是“温和派”的外国电讯，暗示周恩来就是他们所说的“现代的大儒”。此后，又掀起一阵所谓“评法批儒”的浪潮。

6月18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有所下降。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一些军工产品也欠账较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备影响较大”。煤炭比去年同期下降6.2%，铁路运输量比去年同期下降2.5%，钢比去年同期下降 9.4%，化肥比去年同期下降3.7%。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搞帮派活动。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第一次提出“四人帮”的问题。

9月29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原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平反，恢复名誉(贺龙遭受迫害，已于1969年6月9日在北京含冤逝世)。

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对此非常不满，他们于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制造借口，对邓小平进行攻击。当晚，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进行密谋。次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状，造谣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味道”，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实现由他们的组阁的阴谋。王洪文当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11月12日，毛泽东对江青的一封来信的批示中，直接指出江青有“组阁”野心，说：“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

10月11日，中共中央为在最近期间召开四届人大发出通知。通知转述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丹麦相保罗·哈特林时，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8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12月26日，他又对周恩来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8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他还说：“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些话表明，毛泽东此时仍陷于对社会主义的混乱思想中。这种混乱思想，正是使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原因。

1975年

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三届人大指出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在1980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大会通过了宪法，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组成人员，挫败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2月4日，我国最大的水电上刘家峡水电站建成。总发电能力为122.5万千瓦，一年能发电57亿度。

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要求全党“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到全国。22日，《人民日报》发表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持，以断章取义手法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要求在全国开展所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

2月25日至3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的大局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讲清楚这些大是大非问题”。3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决定要求：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铁路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确保运输安全正点。首先进行整顿的徐州铁路分局，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革命和生产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21个月没有完成国家计划，4月份提前3天完成了国家计划。其他各条战线和地区，也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开始了整顿工作。

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认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随后，江青也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他们借批所谓经验主义，攻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同志。4月 23日，毛泽东对他们的错误作了批评，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的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会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这个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所谓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实行“全面专政”的理论。

4月4日，以“现行反革命”等罪名被长期关押的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惨遭杀害。她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个普通干部，从1968年起，多次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为刘少奇受迫害鸣不平，指出党的领导者犯了“左”倾错误，揭露和反对林彪、江青一伙残害干部、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她是在特殊条件下党员群众为坚持党的正确方针而斗争的一个突出代表。在此前后，还有不少类似张志新的好同志被杀害。

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中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反复强调要安定团结，要搞马克思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叫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但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 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义，对江青等人进行了批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的批评，使“四人帮”稍有收敛，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5月17日，毛泽东对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报告指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7月2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周扬一案，似可以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在此前后，根据毛泽东批示的精神，有一批老干部出狱治病或分配工作。

6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批示》。中央同意冶金工业部门的报告，针对当时钢铁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的情况，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文件指出：“这一点，必须引起全党各级领导同志的充分注意。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6月16日至8月11日，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研究经济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会议认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乱和散，必须狠抓整顿，强调集中。会议提出了要整顿软、懒、散的领导班子，要建立各项生产管理制度等意见。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为了消除林彪干扰破坏军队建设和江青等人反军乱军所造成的严重恶果，着重讨论了纠正不正之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邓小平、叶剑英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叶剑英指出要调整和改组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叶剑英有针对性地向到会同志指出，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7月，毛泽东两次谈到文艺问题，他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25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作者反映“四人帮”给电影《创业》安了十大罪名的来信写了批语：“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7月17日，中共中央批准浙江省委报告，并在批语中指出，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从而提出了党组织的整顿问题。

同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报告说：“3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货量等，5、6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好转，说明邓平主持党中央工作以来对工业战线实行整顿的卓有成效的。

8月14日，毛泽东在同一位教师谈话中讲到：“《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江青、姚文元等利用毛泽东的评论，在报刊上掀起一场“评《水浒》运动”，影射攻击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

8月18日，邓小平等参加国务院关于整顿工业问题的讨论。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就工业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意见。随后，形成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简称《工业20条》)。《工业20条》规定要“调整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决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生产管理和规章制度，什么时候都需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这个文件虽然由于“四人帮”的阻挠未能下发，但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下，试图系统地纠正工业战线上的“左”倾错误的一个重要文件。

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的看法。他还提出了各方面的整顿问题。他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邓小平强调对各方面工作都要整顿的方针，实际上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

9月23日至10月21日，按照毛泽东批示精神，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于8月14日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会上，始终未能形成一致意见。陈永贵的意见被搁置。

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邓小平肯定了《汇报提纲》中关于“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的观点，指出：要选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给科技人员创造好科研工作的条件。邓小平还强调要办好教育，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拉住了。”

10月中旬，为了从思想上、理论上破除阻碍整顿的一些“左”倾错误观点，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文章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25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论总钢》针对“四人帮”散布的“左”倾反动观点进行了抨击。文章指出，要把“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革命就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这篇文章没有定稿，更没有在报刊上发表。

10月20日至31日，中国农林科学院在长沙召开有21省、市、自治区农业科学工作人员参加的杂交水稻鉴定会，对于从1964年开始研究、试种的籼型杂交水稻进行鉴定。以后，籼型杂交水稻在国内逐步大面积推广种植，产生了巨大的增产效益。

11月2日，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几次歪曲情况，攻击邓小平的汇报后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9月底到11月底，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的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远新的上述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 “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他说“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此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部分委员几次开会，对邓小平作了错误的批评，并且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让他“专管外事”。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经由邓小平转交的、该校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问题的信的批示。毛泽东说：“我看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他还针对邓小平转信这件事说：“小平偏袒刘冰。” 从此开始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段、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此后，运动逐步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

11月26日，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正常运行后，按预定计划于12月2日安全返回地面。它标志着我国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在宇航技术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1976年

1月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逝世。15日，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当周恩来遗体送八宝山火化时，上百万人伫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

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3日，中央正式发出文件。没有实现当总理野心的张春桥，写下了对中央关于国务院总理人选决定充满怨恨的《2月3日有感》。

2月25日，党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华国锋代表中央讲话，指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3月2日，江青私自召集12个省、自治区的负责人开会，大骂邓小平。毛泽东发现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

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南京市的学生、工人首先揭露和声讨上海《文汇报》于3月5日和25日，先后在报纸上删去周恩来题词和出现影射攻击周恩来的语句的事件，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并到梅园新村和雨花台悼念周恩来和革命烈士。他们的活动受到无理压制。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用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四人帮”对群众的革命行动极端仇视。他们采取卑劣手段，隐瞒事实真相，欺骗党中央和毛泽东，为镇压群众制造借口。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前群众活动的情况。在江青等人的摆布下，会议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毛远新关于这次会议向毛泽东的报告中说：政治局分析了当时北京的情况，认为多数人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影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政治局认定，“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并且决定，从当晚(4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5日，天安门广场上的广大群众，在“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下，采取抗议行动，被错误地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遭到残酷镇压。但是，这种残酷镇压，却进一步激起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的愤怒。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强大抗议运动，为粉碎 “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4月7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华国锋致悼词。

7月6日至8月1日，中央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四人帮”指使他们在上海、辽宁的几个党羽发难，诬蔑1975年的国务院务虚会是“经济领域里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向华国锋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发动攻击。

7月28日，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当天，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8月4日，派出以华国锋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慰问受灾群众，转达党中央、毛泽东对灾区人民的关怀。这次地震累计死亡24.2万多人，重伤16.4万多人，损失重大。在全国人民和解放军的大力支援下，灾区人民奋起抗灾，重建家园。但 “四人帮”却认为“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攻击党中央抓抗震救灾是“以救灾压批邓” 。

8月，江青等人擅自决定印发《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三个文件，并诬之为“三株大毒草”，是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横加罪名，发动批判。但他们发动的批判受到干部群众的广泛抵制。

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在北京逝世。全国人民极为悲痛。18日，追悼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华国锋致悼词。

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强阴谋活动。8月，“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突击发放武器，装备上海民兵。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取代党中央领导。10月4日，《光明日报》登载“四人帮”的喉舌 “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影射攻击华国锋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是所谓“修正主义头子”。文章表明，“四人帮”已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实行隔离审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国亿万群众衷心拥护，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至此结束。

10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10月7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分批召开了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通报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会议期间，华国锋提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对“文化大革命”要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即所谓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叶剑英在会上指出，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只是“初战的胜利”，至于从思想上肃清“四人帮”的余毒，还得长时间努力。

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同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这违背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1956年亲自签名的关于将遗体火化、不建坟墓的建议。

10月8日至15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暴乱，被彻底粉碎。同月18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春、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通知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全党和全国人民。10月20日，中共中央成立专案组，审查王、张、江、姚的反党罪行。12月10日，中央向全党全国印发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以后，罪证材料之二和之三也相继下发，全国掀起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奋起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罪恶历史和反革命谬论，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

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说：当前，一、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