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视界中看"文革派"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在历史的视界中看"文革派"
·伍 国·
文革的结束，到２００６年就已经整整三十年了，海内外对文革的研究，处于 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中〔１〕。本文尝试对"四人帮"主要人物的思想进行初步探 讨，并试图在中国历史和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四人帮"的性质。"四人帮" 是把一切政治化，反对纯学术讨论的，但我们对他们却应当可以进行理性的学术讨 论，否则很难说就超越了他们；否则，我们也将很难理解江青何以至死不悔，是什 么支撑着张春桥的缄默和顽抗，又是什么使得张春桥的去世竟然在网上引发一些人 的悼念？需要声明的是，出生于文革后期的我，绝没有任何替谁翻案的政治意图， 只希望以一种纯学理的眼光，从历史和政治文化角度重新审视或许被一些政治定性 掩盖了的历史真实，尝试提出一种阐释，至于读者以为如何，只能笑骂由人。由于 主要从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四人帮"现象，这篇论文将集中论述江青，张 春桥和姚文元，而不以造反起家的王洪文作为重点，并将在下文中以"文革派"这 个较为中性的词来指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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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派"的部分思想管窥
１、"资产阶级法权"
张春桥发表于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３日《人民日报》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 思想》一文探讨了供给制和等级制的关系问题，其核心在于否定重新建立等级制度 的做法，主张回归供给制，甚至红军时期的上下完全平等原则。他认为，革命成功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处于劣势的红军坚持了"民主主义"原则，他说，"中国 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并且美化供给制说"人们喜爱这 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文章最后呼吁，要把党的历史上平等和 民主的作风"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 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 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将战争年代的 "平等"绝对化的观点的确是极左的，它当然忽视了社会的复杂性，更不用说当时 不可能提及的市场和商品经济问题，文章的语言也不乏口号之嫌，但从另一个角度 看，相对于建国后的确出现甚至日益严重的干部特权，干部贪污腐化，欺压群众现 象，这篇文章无疑是比较敏锐地切中要害而且还比较早的，而作者本人也一位官员 。在当时的思想框架内，对特权和不平等的不满无疑只能回到中国革命战争经验和 马列主义经典论述中寻找答案，例如张春桥就援引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原则的论述 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这篇最早发表在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出版的上海《解放》第六期上的文章一 出现，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转载时，采 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编者按。这也表明，毛泽东对干部特权问题--也即张春桥 所称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一直相当敏感。他认为建国后形成一个庞大的特权 阶层绝对是不正确的，也梦想回到某种战时乌托邦状态，以"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高 昂的理想主义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２〕，但由于现实的原因，毛泽东一时也不 可能扭转乾坤，不可能立即按自己的构想来改造社会，因此只能将这个问题放在心 中，待时机成熟的时候予以解决，同时暗中寻找和自己有共同语言的知己，张春桥 的文章则刚好碰到他的心坎上。就毛泽东而言，思想的局限性也是显然的，他把一 切等级思想和制度，腐败等问题一概归为"资产阶级"，把官僚集团称为"资产阶 级代表人物"〔３〕，事实上把体制和法律层面问题完全意识形态化了，并最终蜕 化为权力斗争的一部分。破除干部和高干子弟的特权思想，也是江青耿耿于怀的一 个问题，不管她自己究竟作得怎样，或者有多少真诚性，毕竟把这个问题面对面地 向老干部们提了出来。在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２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江青讲了著名 "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后，对军队的高级干部们说，"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 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 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 个会议的召开，是在以高干子弟为主的"联动"成员被逮捕之后，江青显然是以人 民的代言人和毛泽东的代表的双重身份在为高干们敲警钟，她质问道，"既然人民 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禄也很厚，权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 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４〕陈永贵说江青，"她从不接受任何人的礼品， 我从大寨回来给她捎带点特产，她从来都是付钱的"，江青还对陈永贵自称"我要 以身作则，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５〕
２、姚文元对吴晗的批判
把姚文元那篇著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看作是文革初期政治斗争 中一个关键的环节，是揭开文革序幕的重要一步棋，诚然是正确无疑的。但是，这 样的政治属性并不能完全掩盖这篇文章本身的思想内容。后世完全有权利提问，姚 文元到底写了什么？而吴晗又写了什么？先假定姚文元对《海瑞罢官》剧情的复述 基本是符合事实的，那么，吴晗在这部戏中的确在竭力塑造一位封建时代清官的形 象，把他写成穷苦百姓的救星。歌颂清官，固然罪不致死，为彭德怀鸣冤，或许也 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陷害，但这样的戏能有多高明，也是说不上的。即使 对今天的稍有知识和头脑的电视观众来说，帝王戏，清官戏也已经引起了相当的反 感，因为这样的思想内容的确有可能引导观众向后看，迷信"好官"，而忽视真正 的社会问题，而且也的确存在不正面塑造民众的弊病。这个问题，不论是二十世纪 六十年代的中国，还是今天的中国都一样存在，但确实被姚文元的文章点了出来。 吴晗的冤死是极为悲惨和值得同情的，但他的头脑中对清官和明君的迷信的确根深 蒂固。他出版于１９６５ 年的《朱元璋传》中，即对朱元璋进行了极力的吹捧， 把朱元璋写成从小就聪明能干，"最有担当"，掌权后又如何勤政，如何致力于反 腐败，与今天的银屏上"康熙""雍正"之类的光辉形象实无二致。〔６〕吴晗自 己在《自序》中承认，他的《朱元璋传》最初写于１９４０年代，当时为了"以朱 元璋影射蒋介石"，因此对朱进行了"过分的斥责"和"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 "这里我们首先看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吴晗本身就是喜欢搞"影射史学"的，因 而在评价人物的时候向来以当前的形势和需要作标准，并不太严肃。他对朱元璋的 评价从斥责到抬高，究竟有没有新的影射目的，不便妄加评论，但这个问题似乎完 全出现在了对海瑞的塑造中。他把海瑞写成贫民的救星，让剧中的贫民对着"海青 天""感恩戴德，朝夕礼拜"的确既违背历史真实，也显得肉麻。的确如姚文元所 说，这种过分和不顾历史事实的拔高不过是加深了人们对"清官"的迷信，歪曲了 阶级关系。从纯思想和学术的角度来看，姚文元文章对《海瑞罢官》的批评并非全 无道理的，其中对"青天"的反感和对"群众"的抬高，与张春桥对"平等"的追 求，对等级的痛恨，以及后来江青一定要把"革命群众"搬上舞台，把"帝王将相 "和"才子佳人"赶走的实践都是相互关联，而且确实具有连贯性。他们的确是厌 倦了社会生活和文艺舞台上的那些陈旧和腐朽的观念和模式，并发起挑战。事实上 ，邓拓究竟是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份子，乃至胡风能否算是独立知识份子 ，还是仅仅为和周扬争宠，近年来都有论者提出了质疑。这些观点未必都正确，但 也提醒我们：从文革"受害者"的角度来评判，也未必就是完全正确的。〔７〕
３、"评法批儒"
可以说，对待孔子和儒教的态度，是衡量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个指针。在这一点 上，江青等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把五四以来的激进反孔思 潮推向了无以复加的极端。首先，是毛泽东"把江青找来吹风，专门讲述中国历史 上儒法斗争的情况，提出：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 ，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８〕暂时 放开其中针对周恩来的政治目的，"文革派"在拿了毛泽东赋予的尚方宝剑后，的 确靠极力贬低儒家和孔子的价值和形象，而抬高法家人物如韩非子，商鞅等人来建 立自己的思想武器。"文革派"认为，儒家是主张复古和倒退，因而是反动的，而 法家是主张前进，变革旧制度的。从纯粹的学理来说，说孔子是复古倒退并不算错 ，康有为把孔子塑造成改革者，写《孔子改制考》似乎也并没有成为主流认识，而 胡适则在认真考证后指出孔子是殷商的后裔，的确预备复辟的。〔９〕儒学强调皇 权，崇古，始终是现行根本制度的维护者，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文革派 "也的确继承了"法家"刚愎自用的特点，而实在缺少儒者的仁义，而且他们以" 矫枉过正"的方式对历史作了无情的歪曲。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行的展览中，被吹 捧上天的商鞅被画成携带佩剑，旁若无人地走上秦国朝廷大殿，当时在历史博物馆 工作的文学家沈从文虽然长期沉默，但此时却立即抗议："这不行……别人会说我 们无知"，然而无济于事。〔１０〕今天，"评法批儒"已成为一场历史闹剧，但 学者毛志成先生提醒我们，"当年乱搞'批儒评法'，当然是一场胡闹。但有一点 ，人们不要忘记：儒学（孔孟一系）毕竟曾经有效地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统治也是 一种学术能量。"〔１１〕今日，儒学俨然又"复兴"了，但看见奇装异服，丑态 百出的祭孔仪式，装模作样的读经和会讲，的确令人有夫复何言之感--这又是不 是"统治的学术能量"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放射呢？
◇ 官僚集团与理学家
从这些思想和做法来看，显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与多数的"老干部 "在思想认识上是相差甚远的。老干部对于革命的资历，功绩，贡献都远远地大于 他们，但老干部们在掌握各级政权，成为职业官僚以后，也的确犯了中国历代职业 官僚的通病：缺少理想，贪图享受，思想保守，一切以个人得失和家庭利益为先。 从分配方式改革来看，老干部必然是等级制度的受益人，他们的子女当然的是"资 产阶级法权"的享受者，从审美习惯看，老干部对旧戏，旧文化的审美趣味，题材 和主题有相当程度的依恋，至少不会象而江青等人那样反感。江青所抱怨的光是" 福建就搞了十九个京剧团"显然和文革前党政机关鼓励和许可旧戏的态度有关。不 过，不论在功劳，资历等任何一方面，江青等人都无法和老干部匹敌，尤其是在一 个以枪杆子建立的政权中，没有军事资历的他们自然更加先天不足。他们可以依靠 的，首先就是他们鲜明的批判态度和以革命理想的真正继承人自命的信心。在批判 的过程中，他们下意识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强调平等，反对官僚，始终坚持 革命的乌托邦理想和道义目标，我想这也就是宋永毅先生在张春桥去世后将其称为 "坚定的理想主义者"的原因。〔１２〕这里事实上形成了两个思想和政治的阵营 --一是老干部，即职业官僚派（以下统称职业官僚），由刘少奇，邓小平，彭真 等人代表，二是江青，张春桥代表的理想主义者，即文革派。周恩来应该说是周旋 于这两派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特殊人物。
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我们会发现，理想主义者（也即ｉｄｅｏｌｏ ｇｕｅ）和职业官僚，即余英时先生所称的"理学集团和官僚集团"之间的对垒是 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漫长而饶有趣味的现象。吴思先生指出，"儒家集团具有两 重性，既是儒家道统的传承者，又是皇家法统的雇员。"〔１３〕在现实政治中， 这两种功能往往会由两个有不同利益的集团分别来承担，甚至形成对垒。余英时先 生分析朱熹的思想和南宋政治文化的大著指出，这种"两个政治取向相反的士大夫 集体"的对抗实始自宋代。〔１４〕由于宋代是科举取仕完全制度化的时代，大批 受过正规经典教育的文人进入政府各级机构，并且在名义上取得了与天子共治的权 力。与此同时，这些士人也日渐分为两个阵营，一是思想较为保守，注重自身利益 和一般行政的职业官僚阶层，二是一群"以道自命"的道学家，念念不忘恢复"治 道"，并以"克己复礼"等道德主义的口号作为号召--这样做的，正是王安石， 朱熹，陆九渊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余英时在此的一大学术突破虽然引起争议，但 实在是极富启发性的，这就是把朱熹，陆九渊从中国哲学史和宋明理学的纯学术传 统框架中放回到现实的政治文化中，由此让我们看到，朱，陆所做的学理探讨绝不 仅止于学术，其根本目的在于要在现实中"重建一个合理的秩序。"我以为，余英 时先生的解释是完全符合儒学作为一种行动哲学的精义的。
按余英时先生的说法，与"官僚集团"的因循守旧得过且过相反，宋代的"理 学集团"秉承儒家理想主义，积极要求改变现状，进行变法。但由于理想主义的理 学集团毕竟势单力薄，他们必须寻求最高统治者的直接支持，即所谓的"得君行道 。"因而，"理学集团"和有着变革念头的皇帝之间有可能产生交集，共同推进改 革。余英时指出，当宋孝宗晚年每次试图打破因循守旧的现状，布置积极有为的新 局面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在这一观点上与他相近的理学家。事实上，"理学集 团"对最高统治者的依赖度比之职业官僚更高。另一方面，理学家也极为容易引起 职业官僚的反感。在职业官僚的眼里，朱熹等理学家不过是在假借"道"而欺世盗 名，以图私利，理学家的自负和狂妄尤其招致嫉恨。当然，双方的根本分歧仍然在 于权力的分配，理学家既扰乱了职业官僚期望的稳定局面，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个 人利益。需要强调的是，整个官僚体系与皇权之间也存在一种制衡的关系。
假如以此互动关系来观照好几百年后的晚清，我们就会发现，康有为和梁启超 的变法集团和职业官僚之间也存在类似的紧张关系。首先，康有为并非是一个职业 官僚，而更多的是一个以道自命的边缘士人，他以圣人自许，力图通过"大变"， "全变"，借助西学重建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实现从"据乱世"经由"升平世"达 至"太平世"，最终建立一个大同乌托邦，就理想之远大而言，康有为绝非一般的 职业官僚所能比。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学术意义和思想资源上，康有为并非 "宋学"的传人，而是"汉学"中"今文经学"的信奉者，但放在政治文化的范畴 内，他其实起了和朱，陆等人相似的作用。在思想层面，康有为也相当看重宋儒， 并要求其弟子研读朱陆，而其变法模式也与王安石新政存在诸多相似之处。〔１５ 〕康有为开初在现实当中的政治地位是非常低下的，他于１８８８年赴京应考时， 也因为言谈举止的狂妄嚣张引起了北京正宗高级官僚的厌恶。同样，康有为要推动 自己的变革理念，必须绕过阻挠他的官僚而直接获得最高统治者的首肯和支持，寻 找交集，而光绪此时也同样地厌恶保守官僚，希望从体制外找到可信赖的人。尽管 光绪皇帝本身的能力不言而喻地受到极大制约，而官僚集团有自己的靠山，即西太 后，这使得晚清局面与南宋不尽相同，但儒家理想主义的"理学家"必须借"得君 "然后"行道"的心态和模式与宋代相比并无太大差异。康有为对保守的职业官僚 是准备杀之而后快，他与张之洞之间的关系，则可以看作是"理学家"和较为开明 的"职业官僚"之间在特定条件下的互动，合作，疏离和背叛。但正如王安石变法 部分地因为触及大量职业官僚的既得利益而失败一样，康有为从外围闯到皇帝身边 发动变革同样是失败的下场。当然，在"职业官僚"内部，也会有开明和倾向改革 的人物，如清代的曾，左，李，但显然，他们的改革是片面，肤浅，实际，根本上 缺少一个更大目标的。从晚清再往前进几十年，蒋介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手建 立，直接指挥的蓝衣社，也还是这样一个性质的青年"理学家"群体，他们试图以 高度的忠诚和理想主义，用以最高领袖直接结盟的方式遏制日益腐化的官僚体系， 对抗一切有害于道统的思想和政治势力。
◇ "文革派"的性质初探
现在回到"文革派"身上，我们可以作一个和余英时先生所做的性质相似但方 向相反的努力，即把"文革派"从政治领域放回到思想理念领域。或许可以说，江 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正是几个当代的新"理学家。" 毕竟，新中国的历史虽然在 政治革命和社会结构的意义上与前代形成了某种断裂，但是就深层的政治文化心理 来说实在还是过去历史的延续。"文革派"中的诸大员自己也是官僚机器的一部分 ，但在意识上又不属于那个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山头网络，兼有资历和事功，而且日 益趋向保守，享乐，犬儒主义的官僚集团。从经历，年龄来看，江青和张春桥正是 深受五四时期浪漫主义和激进主义影响的一代文人，是中共官僚中不多见的读书人 ，〔１６〕更多的时候，他们是怀着重建某种秩序的理想，对应古代的"道"的， 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就是金观涛先生所说的"新天道。"〔１７〕 对 应理学家对"三代之治"的想象的，正是张春桥那种对战时共产主义的留恋。他们 试图挑战既定的规则，想要剥夺老干部的特权地位，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 和政治体系，因为站在了这个庞大官僚集团的对面，他们也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极力 地鼓吹变革，反对保守和复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四人帮的"变革"方向是反西 方，反智主义和非理性的，其部分思想资源是建立在夸张扭曲的历史观上。文革派 竭力吹捧法家和贬低儒家，尤其批判程朱理学，文革期间为了批判目的，由中华书 局专门出版了有反理学思想的王夫之和戴震等人著作。但是，历史的吊诡正在于， 虽然"四人帮"明确反程朱理学，并视之为反动落后，但程朱在自己的时代，正如 余英时先生指出，恰恰是激进变革的，而江张二人以革命的名义，在最高领导的直 接支持下，打破官僚集团的阻挠，强力推进破坏现行秩序的"文革"，也正是程朱 陆及其门徒想干的事。这正如宋代道学虽然被视为反动，然文革中的"狠斗私字一 闪念"等口号恰恰等同于"克己复礼"，和王阳明《传习录》中所言"去得人欲， 便识天理。"由于资历不够，张春桥同样需要紧紧跟随最高领袖毛泽东，获得毛的 庇护，才可能在"行道"的同时也得到自身保障。他们的力量，一是建立在和最高 领袖的特殊关系上，二是建立在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上。他们的目标，就是 建立一个绝对革命化，去除一切私利的乌托邦，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就是在经 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实现绝对的"无产阶级专政"，这其实是新形势下的"存天理 ，灭人欲。""文革派"与老干部们的冲突，很大程度上，还是古时"理学家"和 "职业官僚"冲突的再版。同样值得强调的是，这两派其实都是在同一体制内的， 因而，只有所谓民间的"异端思潮"可能才是真正外在于这场"神仙打仗"的争斗 ，并受到双方共同围剿的。〔１８〕
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回答一个老问题，为什么文革在斗死了刘少奇，斗跑了 林彪后还停不下来？应当说，一连粉碎了这两大势力的毛泽东绝没有对全局失控， 但是，一个符合毛泽东和江青、张春桥心目中理想的"合理的秩序"始终没有实现 。一方面，越革社会越乱，越革问题越多，距离目标越远，也就越停不下来了，这 一点倒可能是毛始料未及的。另一方面，一旦"理学家"掌了权，就必定要把"革 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从初期的反"法权"提升到在一切领域进行"全面专政" ，〔１９〕而因为这个纯而又纯，大而无当的乌托邦原本就是虚妄的，革命也就永 远没有了终点。再者，又因为这个官僚集团--"当权派"客观上也是革不掉的， 官员中的所谓"小生产者"的意识也就将始终存在。事实上，不仅革不掉，毛泽东 其实也很依赖官僚--他本人其实也就是被这个集团推上最高宝座的，最先提出" 毛泽东思想"，喊"毛主席万岁"的，不正是刘少奇和彭真他们吗？这样一来，在 最高统治者，保守官僚，激进理学家的三方角力中，毛泽东处于冲突和平衡的焦点 位置。他既是"理学家"们的精神领袖，又是"职业官僚"的最高权威。他本人则 既是"虎"，又是"猴"，既有极理想的一面，又有极现实的一面。作为理想主义 者的他，的确想推进革命乌托邦试验，惩罚日益丧失革命精神的老干部，因此他必 须依赖"理学家"来"抓革命"，他对张春桥非常欣赏，如陈永贵回忆所证实的， "毛主席并没有讨厌张春桥，而是非常器重他，还有姚文元和王洪文，只是王洪文 这个人不争气罢了。"〔２０〕毛泽东与职业官僚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马克斯· 韦伯的社会理论加以解读：毛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魅力领袖（ Charismatic leader), 而官僚集团本质上时时阻碍着他施展他的魅力，并使得一般民众日益在各个方面依 赖自己。毛泽东本能地感到官僚集团的保守性和对"群众"的压制，因此他不断凭 借个人魅力号召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但作为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明白他必须 要靠有治国经验的老干部来"促生产"，必须给予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这个"理性 化"的官僚集团以尊重，因此他最终还得解放干部，把他们"结合"进来，而且最 终无法抛弃周恩来--因为周恩来沟通和缓冲毛和国家机器的地位和能力实在太特 殊了。他更明白，"文革派"的激进和偏执，目空一切已经造成了他们和稳健保守 的职业官僚之间的巨大鸿沟，虽然他在精神上或许视江青和张春桥为真正的传人， 却最终没有把最高权力赋予他们。
然而，"理学家"的激进理想主义通常都不会有好结果，首先，他们绝对纯洁 的道德理想和革命目标在现实中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但疯狂追求的过程和无情斗 争的手段却成为全民族的的灾难。为了维持已经走火入魔的极端理想主义，只能依 靠赤裸裸的极权，反而把绝大多数人都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这似乎可以解释程朱 理学在后世成为虚伪的代名词，也可以解释康有为始终难以获得广泛的支持，〔２ １〕以及"文革派"的最终失去民心。它应证了一切极权主义垮台的教训："当你 试图重新创造的那种道德表达方式一方面与普通大众不相容，另一方面又与知识精 英格格不入的时候，你不能希望在全民族范围内重塑道德。"〔２２〕但这一过程 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现实因素，是"文革派"在与老干部的对垒过程中，伤害了他们 中绝大多数人的感情和利益，以至于毛泽东一旦去世，就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 这个激进集团成为众矢之的。"职业官僚"们在战胜"理学家"后纷纷官复原职， 并立即自称"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是社会主义事业的 骨干力量。"〔２３〕然而，在职业官僚中的开明派致力于改革，并极大地改善了 人民生活水平以来，被革命的"理学家"们一再警示的特权问题，腐败问题，文艺 中的"帝王将相"问题，乃至教育，医疗中的贵族化，脱离民众问题却也都全部一 步步卷土重来。这绝不是说，文革和文革派的极端做法是有理的，也不能为任何对 文革和毛时代的美化和怀旧提供理由。〔２４〕问题在于，政治上对文革的彻底否 定，法律上对"文革派"的惩罚，道义上对他们的控诉并没有消灭他们指出的弊病 ，更没有带来这些问题本身的根本解决，因此人们看不到江青，张春桥，陈伯达， 乃至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发自内心的忏悔。张春桥甚至敢于在受审前告诫邓小 平派去与他谈话的人："如果将来中共成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特权阶层，人 民将会运用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把特权阶层打倒。"〔２５〕今天一些人对毛时 代的怀旧乃至对张春桥的某种悼念之情，毋宁说就是在发泄对"职业官僚"执政的 积怨和不满。
◇ 结语
历史地看，可以说"文革派"的失败是中国官僚体系内部的少数"理学家"在 当代环境下的又一次失败，它凸显出一个穿越千年时空的轨迹，即居于中国政治主 体的始终是那个趋向保守，自私，犬儒，然而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的"职业官僚"群 体，无论朝代如何兴替，这个群体都一如既往。他们，正是一切"潜规则"的创造 者，使用者和受益人。诚如吴思所言，"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 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厉害计算。"〔２６〕总有以道自命，以维新为号召，或以" 革命路线"，"马列主义真理"自居的少数理想主义者，"理学家"想对它宣战， 但最终或因力量薄弱，或因不得法，或因路向全错，他们很难从根本上撼动它，反 而成为它的牺牲品。由于这同一体制内的两派斗争都不过是历史惯性使然，因此， 当代中国的真正的"制度创新" 不是象某些向后看的"新左派"那样对文革中的 实践一厢情愿地依赖，怀旧和模仿，而是需要建立在对这一模式进行分析后的彻底 超越上，以便最终走向宪政民主。
注释
〔１〕有的著作侧重于分析毛泽东，周恩来，林彪等领袖人物，如高文谦的《晚年 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有的探究林彪事件，如丁凯文主编 的《重审林彪罪案》（香港：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和吴法宪的女儿金秋教授 的《权力的文化--文革中的林彪事件》（斯坦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有的 集中于红卫兵运动和知识青年，如徐友渔的知青研究系列，有的则注意到工人造反 派的内部组织和结构，如王绍光的《疯狂与理性--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有的汇聚受难者的经历，如王友琴的口述历史 《文革受难者》（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２００４版），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回忆性 的文字如季羡林的《牛棚杂忆》（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等，其中值得注 意的是文革派人物如王力的《王力回忆录》。
〔２〕见高华，《从＜七律·有所思＞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ｎｄ．ｏｒｇ／
〔３〕《五·一六"通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ｄ．ｏｒｇ／
〔４〕江青，《为人民立新功》，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ｄ．ｏｒｇ／
〔５〕《陈永贵谈华国锋江青张春桥邓小平胡耀邦》， http://china-shaoshan.com/bbs/showtopic.asp?Topic_id=1770&forum_id=14
〔６〕见吴晗，《朱元璋传》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６５年版。
〔７〕关于对邓拓冤案的重新解读，见王彬彬，《邓拓与＜燕山夜话＞和＜三家村 札记＞》，《文学报》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８ 日；对胡风的质疑，见吴永平，《细 读胡风"给党中央的信"》，《书屋》２００４年第１１期。
〔８〕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九章，明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９〕胡适，《说儒》，见《胡适文存》，第四集，台北：远东图书公司，１９５ ３年版。
〔１０〕凌宇，《沈从文传》，ｈｔｔｐ：／／ www.mypcera.com/book/ji/bi/scw/ index.html
〔１１〕毛志诚，《卑贱的"学术"》，粤海风文化批评杂志，２００２年第六期 。
〔１２〕《旅美中国学人评张春桥》，美国之音记者方冰５月１２日纽约报导ｈｔ ｔｐ：／／ chinaaffairs.org/gb/detail.asp?Id=53513
〔１３〕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ｈｔｔｐ：／／ www.bupt.edu.cn/news/book/cxsj/qgz.htm
〔１４〕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三 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版。本文写作的动因全来源于此书，特致以万分谢意。
〔１５〕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公理与反公理》，三联书店 ２００４年版，第９２９，９３２页。
〔１６〕《江青自述》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ｄ．ｏｒｇ 在维特克的《江 青同志》一书中，江青曾反复在回忆中强调自己早年的好学和广泛阅读。
〔１７〕金观涛，《创造与破坏的动力：中国民族主义的结构及演变》，见刘青峰 编，《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第１３９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版。
〔１８〕宋永毅，《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香港：田园书屋，１９９７年 版。
〔１９〕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ｈｔｔｐ：／／ www.etext.org/ politics/mim/chinese/classics/zhangchunqiaocw/
〔２０〕《陈永贵谈华国锋江青张春桥邓小平胡耀邦》
〔２１〕关于时人对康有为的评价，参见拙文《康有为--"圣人"还是庸人？》 ，世纪中国，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ｃ．ｏｒｇ．ｃｎ
〔２２〕麦金太尔，《德性之后》，转引自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 一部《公理与反公理》，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版，第９５０页。
〔２３〕谭宗级，《评＜五·一六通知＞》，原载《中共党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 ８期。
〔２４〕所谓新左派似乎力图美化毛时代的种种措施，见徐友渔，《评中国九十年 代的"新左派"》，《当代中国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４期。
〔２５〕《旅美中国学人评张春桥》
〔２６〕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