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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的大串连

·霞　飞·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大串连，让人们记忆犹新。在这场大串连中，各种各样 的造反派组织应运而生，红卫兵走遍全国，坐车、住宿、吃饭都不要钱。他们在大 串连中采取的各种激烈行动，也无人能管。许多地方的党政机关被冲垮。那么，大 串连到底是怎样开始，又是怎样结束的呢？

"文化大革命"之初，造反派成气候的只有几个高校，其他高校都还相对平静 ，热心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来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的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

１９６６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决定先从各高等院校开始的。他 认为，高等院校是"小五界"（即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出版界 早在１９６５年毛泽东就认为"小五界"的大部分领导权已经被资产阶级代表人 物篡夺了--笔者注）中资产阶级反动统治最难攻破的堡垒。在这里，不仅资产阶 级代表人物最集中、最顽固，而且与其他"四界"中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连结在 一起的，学术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出版界中的问题，都与高校中的资产阶级 代表人物散布的思想有关，这"四界"中有问题的人，也是教育界培养出来的人。 因此，从教育界开始搞"文化大革命"，就是抓住了向资产阶级发起攻击的关键点

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笔者注 ），在批判"二月提纲"的同时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 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 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 睡在我们的身旁。"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 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 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

在"五·一六通知"发布前后，全国的各高校中，就都发生了一些"紧跟毛主 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左派"人物给高校党委书记、校长提意见、写信甚至贴大字 报的现象。有一些高校还出现了乱批乱斗现象。对于这些现象的发生，处在中央工 作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十分着急。他们担心这样下去，会使全国各高校中党的 领导失去权威，甚至会造成全国性的动荡。

刘少奇、邓小平回到北京后，陆续向一些已经发生动乱或者有动乱迹象的高校 派出了工作组。当时高校中，最敏感且对全国最有影响的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而这两所高校当时恰恰比较乱。刘少奇特意派他的老部下--中共河北省委书记（ 当时各省设有第一书记，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副书记--笔者注）张承先去北京大学 当工作组长，派夫人王光美去清华大学，参加清华大学的工作组，同时，刘少奇、 邓小平还要求各地党委也向一些发生动荡的地方高校派出工作组，以稳定局势。中 央和地方派的工作组，都是由具有一定工作经验、能力强的干部组成的。通过他们 的工作，一些发生动荡的高校，很快就稳定下来了。

惟独北京大学是个例外。原来，在刘少奇派张承先去北京大学之前，康生已经 派他的老婆曹轶欧去了北大。康生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人，他了解到毛泽东要重点 在高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后，就派曹轶欧去北大，以调查员的身份，煽风 点火。康生考虑到当时局势尚不明朗，为了能进能退，就让曹轶欧化名去北大。曹 到了北大之后，日夜在教师和学生中间活动，鼓动他们造校党委的反。曹活动的结 果，产生了聂元梓等七人写的攻击北大党委的"第一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说： 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党委副书记彭佩云， 正在搞修正主义，号召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消灭一切 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张大字报一贴出，立即在北大引起了轩然大 波。一些人赞成，一些人反对，一些人中立，一时间议论纷纷。对于北京大学的这 个情况，曹轶欧作了歪曲的报告。这个报告通过康生，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表 态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毛泽东的这个态度，通过康生转达给曹轶欧，曹又转 达给了聂元梓。聂得知后，胆子更大了，以她为首的造反组织也发展起来，许多" 左"的思想严重的人聚集在她的"旗下"，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冲击校党委 ，致使北大党委的工作不能正常开展。

但是，全国各地其他高校却相对平稳，于是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只有北大等几 个高校，造反派成了气候，全国其他大多数高校相对平静，党委照常工作。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是不满意的。

毛泽东想到，要用串连的办法，使全国各地的高校都像北大那样，夺"走资本 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在这个考虑之下，毛泽东提出了要搞串连，交流搞"文化 大革命"的经验。

按照当时毛泽东的估计，全国各高校的多数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 了。他出于"反修防修"的良好愿望，下决心要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手中， 把领导权夺回来，由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握领导权。可是，各高校却相对稳定，领导 权还是由那些毛泽东认为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掌握。对此，毛泽东很生气， 也很着急。他虽然表态支持北大造反派的行动了，但是各高校却动不起来。毛泽东 在考虑，用什么办法才能把各高校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呢？

经过认真思考，毛泽东决定采取三项措施：一是撤销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７月 １８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听信了康生等人的汇报后，对刘少奇和邓小平 这一段的工作很不满意。２５日，毛泽东正式表态：工作组起坏作用，"不要工作 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二是决定大中学校放假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 命"。三是毛泽东在听取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的汇报时提出：中央领导人 要到各学校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各高校的革命群众要搞串连，交流搞"文化 大革命"的经验。毛泽东的这个话，很快就通过各红卫兵组织办的小报传了出去， 于是，首先是北京各高校的红卫兵们开始搞串连了。

毛泽东为了把他的这一想法贯彻下去，紧接着又采取了三个行动：一个行动是 他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至１２日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由他和中 央公开表态支持并鼓励学生造反。毛泽东自己于８月７日向全会印发了《炮打司令 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这张大字报中，毛泽东称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大字报 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同时指责说，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领导同志 ，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 下去。毛泽东亲自主持的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 称"十六条"）。这样，"文化大革命"就由中央文件正式确定下来了。这次全会 的公报代表中央指出："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还指 出，搞"文化大革命"，"不要怕出乱子。"全会期间，林彪在８月８日接见"中 央文革小组"成员时极力煽动说："要弄得天翻地覆，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 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林彪是中央二 号人物，他当时的这个讲话，对于鼓动红卫兵造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个行 动是在８月１０日下午７时，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庆祝"十六条" 发表的红卫兵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这对于红卫兵造反行动，是一个明确的支持。第三个行动就是亲自接见聂元梓。毛 泽东在接见时，对她的造反行动进行了肯定和鼓励，让她和北大的造反派们搞串连 ，把"文化大革命"之火烧向全国。聂元梓当时表示，可以到各地去建立一些联络 站，可以到天津、上海等地先搞起来，串连那里的造反派，把"文化大革命"搞起 来。毛泽东对此加以肯定。毛泽东还对聂元梓说，你回北大后，要搞一个临时的领 导机构，把北大的领导工作先抓起来。

"小串连"发展为大串连，冲垮了各地的党政机关，带动了打砸抢，也造成了 全国性的交通紧张。

本来，在中央决定各高校放假闹革命时，各造反组织之间就已经有串连行动了 但那时只是在本校内部或者在本地区各高校之间进行串连，这种串连是小规模的 秘密的，因此称为"小串连"。

"小串连"就已经给国家的安定造成了极大危害，许多高校的领导就是在小串 连中被打倒的。通过"小串连"，各高校贴大字报的现象已经很普遍，揪斗高校领 导和教师的现象更是家常便饭。

１９６６年６月初，西安交大造反学生在李世英的带动下，驱赶工作组，并且 贴出大字报，直接攻击说陕西省委有"黑帮"。在李的带领下，西安交大党委受到 冲击。后来，校党委书记彭康以"镇压革命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被 撤职。

６月１２日，南京大学的各造反学生串连起来，共同开了一个批判校党委书记 兼校长匡亚明的大会。后匡被撤职。

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造反学生揪斗干部和群众，并且把被揪斗对象抹上黑脸 ，戴上高帽子"游校"，对稍有反抗者，还进行殴打、罚跪。

６月下旬，重庆大学党委书记郑思群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被撤销党 内外一切职务。 ６月底，高等教育部部长蒋南翔、教育部副部长刘季平被批斗，教育部一些司 局长也被批斗。各地教育行政机关的工作陷入停顿状态。

……

"小串连"时发生的动乱，不仅限于高校，文化界也发生了。从６月２８日中 共中央中南局写给中央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可以看到当 时全国文化界的动乱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这个报告谈到："目前，各地已经揪出了 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例如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 ，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 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 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副校长、省社联副主席郭晓棠，广西 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

以上还仅仅是在"小串连"阶段全国各地出现的动乱情况。因此，毛泽东在１ ９６６年７月８日写给江青的信中就谈到了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问题 在"小串连"的基础上，毛泽东又采取了前面说到的三个行动，这无疑是给全国 的红卫兵和造反组织一个信号：串连是合法的，是革命行动。那时，就有许多造反 组织自发地到外地去串连。这样，一场公开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大串连就已经 酝酿成熟了。

１９６６年８月底，康生、江青等人不断地向毛泽东报告说，各地的多数党委 还在维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权力，革命群众受压，"文化大革命"还没有搞起来 听了他们的报告，毛泽东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在顽抗，群众还没有 发动起来。这样下去，根本达不到搞一个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从走资本主义道路 的当权派手中夺回被他们篡夺的权力，以保证中国不会变修的目的。现在，小串连 已经不够了，必须来一个大串连。因此，他决定把大串连推向全国，并且更加合法 化。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９月５日发出通知指出：为了"把高等学校和 中等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要组织外地高等学校学生、 中等学校学生代表和教职工代表"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通知规定，外地的 红卫兵和造反组织"从９月６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 命经验"。"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 支"。中共中央的这个通知一发出，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大串连运动就发生了， 一个全国性的大动荡也随之开始。

大串连虽然说是为了"交流搞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但核心内容却是让各造反 组织汇集力量，共同打倒各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无论是北京 各单位之间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之间的串连，还是从北京到外地、从外地到北京、各 地方之间的串连，首要的任务就是与所去串连单位的造反派一起，打倒走资本主义 道路的"当权派"。因为当时各地各单位还有许多领导干部坚持工作，维护秩序。 在他们的周围，也有许多群众在支持他们。仅靠一个单位内部的造反派，是很难打 倒这些领导干部的。可是，大串连一开始，不同地区不同单位的造反派的力量就汇 集起来了，他们联合行动，就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力量。这些联合起来的造反组织， 人多，凑起来的"黑材料"多，印发的传单多，贴的大字报多。尤其是从外地外单 位来串连和造反的造反派，其人事关系不在这个单位，不受这个单位领导的管辖， 他们毫无顾忌，可以放心大胆地极尽造谣之能事，冲击领导干部毫不留情，动手打 砸抢毫不手软。有他们打头阵，各单位的党政领导机关很快就被冲垮了。毛泽东后 来批评的"打倒一切"，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

出去搞大串连的各造反派组织，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约束。各地各单位被砸被抢 的事件普遍发生，文物古迹受到破坏，科研资料被毁，许多学校教室的窗户竟然连 一块玻璃都不存在了。同时，有许多领导干部在这一时期惨遭肉体和精神折磨，有 的甚至被折磨致死，有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不堪屈辱而含愤自杀，一些单位的重 要物资被抢，甚至一些商店也不能幸免。

由于中共中央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５日发出的通知中规定搞大串连"一律免费坐 火车"，而且对大串连的人的生活补助也"由国家财政中开支"，早已停课的大中 专学生便纷纷外出串连。开始，主要是北京的红卫兵到外地去设立联络站，后来更 多的是外地学生到北京来串连。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之后，更使外地红卫兵 争着抢着来北京。由于来串连的人数多，给铁路交通部门造成了巨大压力，特别是 直通北京的几条铁路线上的交通压力更大，常发生火车误点开不走的现象，甚至还 发生过火车由于一节车厢里挤进了过多的人而闷死人的事件。

毛泽东及时发现了大串连中的严重问题，他下决心尽快结束大串连，于是，中 央发出了一个特殊的文件。

大串连带来的大动乱，引起了各地工人、农民的不满。

１９６６年８月末９月初，在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多次发生外地串连学生与 当地工人、农民冲突的事件。特别是铁路部门的工人，对大串连十分反感，他们有 的站出来与学生辩论，有的则用实际行动抵制。他们反对造反学生胡来，是出于维 护国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的良好愿望，却被来串连的造反学生们认为是"反对 文化大革命"，于是，造反学生们就围攻工人、农民，工人、农民们不服气，双方 就发生了冲突。这一情况很快就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认为，工人、农民们 虽然有良好的愿望，但是，搞"文化大革命"是大局，任何人也不能干扰大局。工 人、农民应该支持"文化大革命"。因此，９月７日，毛泽东专门给林彪、周恩来 陶铸、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现在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了工人、农 民反对大串连中的学生的事情，这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试以中央发指 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再发社论告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指示 ，９月１１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 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 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强调工人、农民要支持学生串连、造反，要和 学生们团结起来，共同搞"文化大革命"。

但更严重的事情还不在于全国各地许多工人、农民起来反对学生大串连和造反 ，而是大串连中很快就出现了武斗事件。本来，一个单位中造反的红卫兵和其他战 斗队就不统一，一般都分成几派，至少也有两大派。这些红卫兵出去大串连时，各 自串连一部分与自己观点相同的组织。这样，很快就形成了跨地区、跨单位、跨系 统的几个大的造反组织。这些造反组织互相对立，竞相争夺权力，自然就会发生矛 盾和斗争。开始，对立的组织之间还只是相互辩论，打"语录仗"，后来，就动起 手来，有的甚至运用枪支，武装械斗，出现了大量的流血事件。报到中央因武斗而 死亡的数字越来越多。出现全国性的全面武装割据和动乱局面的危险已经摆在面前 此外，全国很多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也要搞大串连的事情。这样，情况就更加 严重。因为工人、农民外出搞大串连，意味着全国性的全面停产，意味着动摇国本 大量流血事件的发生和工人、农民要求外出串连的情况，使毛泽东极为震惊。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很快就清醒过来。他决心要控制局势。他先从稳定 工人、农民，保证生产照常进行入手。１９６６年９月７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 神，《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指出："要以文化大革命为 纲，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革命和生产两不误。"社论要求所有工矿企业 人民公社、基本建设单位和科研单位的领导，都要紧紧抓住文化大革命和发展生 产这两个环节，适当地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主要抓"文化革命"，一个班 子主要抓生产。９月１３日，毛泽东在一次内部谈话中明确指出：工人、农民不准 搞大串连。要建立抓生产、抓业务的班子，对生产单位的领导干部罢官，不能全由 造反派说了算，要上级党委说了算。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９月１４日，中共中 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规定：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立 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业务指挥机构；职工应当坚守岗位，不能搞串连，已经外出 串连的要迅速返回，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已经开展"文化大革命" 的，在党委领导下要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两个班子，职工要用业余时间搞"文 化大革命"。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大革命"可以 推迟进行，工矿企业、事业、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设计单位，在"文化大革 命"中撤换领导干部，要由上级党委主动调整，不采取群众"罢官"的做法。同一 天，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指出：县以下的"文 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在生产大忙时节，连"四清"运动 都可暂停。不许红卫兵去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 不要外出串连。９月１５日，毛泽东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安排周恩来在天安门 城楼上发表讲话，专门强调："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要求红卫兵和革命 学生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周恩 来的这个讲话，传达的正是前几天毛泽东讲话的意思。

看到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各地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毛泽东意识到，在大串连 中，打倒一切是不对的。９月１６日，他在与"中央文革"成员的谈话时提到：把 一切干部都打倒了，工作谁来干？搞"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打倒一切干部嘛，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少数嘛，一小撮嘛！此前，毛泽东还说过，他要保刘少奇 邓小平"过关"。根据毛泽东的这些谈话精神，《红旗》杂志在９月１７日出版 的第１２期上发表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社论说：要"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钻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 子，只是一小撮"。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 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这篇社论是经毛泽东审阅过后，经他亲自批准发表 的。

但是，毛泽东稳定局势的一系列举措收效并不明显，其根本原因在于：在大串 连中，造反派、青年学生已经分布在全国，他们失去了约束，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 ，没有人能管得了他们，也没有人敢管他们。再者，出去大串连的学生的身份无人 查证，他们"打砸抢"，也没有人能记载下来，更谈不上对过火行为进行追究了。 反正坐火车、吃饭不要钱，有了这个经济条件的支持，造反的学生们就会继续肆意 在全国乱跑。如果不结束大串连，就不可能约束青年学生。于是，毛泽东下决心尽 快结束大串连。

开始，毛泽东考虑，中央已经发出通知，要搞大串连，支持造反，如果马上收 回，不便于调动青年学生们搞"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他打算采用部分限制的办 法，逐步结束大串连。按照毛泽东的这个意思，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９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通知规 定，北京的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时不要外出串连，要在本单位就地闹革命。毛泽东 是想用先约束一下北京的学生，不让他们到外地去串连的办法，逐步"刹车"。他 设想，北京的学生不出来了，大串连也就逐渐停止了。但是，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的 预想来发展。主要原因，一是既然中央没有规定不许串连，那么北京的学生照样有 理由外出去串连；二是北京的学生不出去串连，外地学生照样涌向北京。结果，中 央的通知虽然发出了，但大串连的势头却一点没减。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下决心全面停止大串连。他准备采取的办法是， 规定一个限定大串连的时间，过了这个时间，就不能再外出搞串连了。按他的这个 意见，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 串连问题的通知》，通知说：从１１月２１日起到来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一律暂 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１２月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出《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规定：从１２月２ １日起，在北京吃饭、乘车不再免费，在全国各地乘车船不再免费。

中央发出的上述通知是十分特殊的。其特殊就在于，通知没有否定大串连，仍 然称之为"革命串连"，只是规定了大串连的时间，同时规定，过了这个时间，就 不再免费乘车、吃饭了。这实际上是用回避政治而单纯用经济手段来结束大串连。 由于中央只是想用经济手段结束大串连，而在当时，经济是服从政治的，政治大局 是搞"文化大革命"，谁也不能妨碍这个政治大局。这就给想要继续搞大串连的红 卫兵们以借口，他们就会在中央规定的时间外，照样搞大串连。谁要是在经济上卡 他们，要他们付费，他们不但不给钱，反而还会给人家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的 帽子，甚至揪斗向他们要钱的人。这种情况使毛泽东不能不指示中央，一定要再发 一个通知，明确规定停止大串连。

周恩来在考虑落实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时，认为对大串连要逐步限制，同时也要 明令禁止，因此，他采取了不断发通知、对大串连做出限制和发中央决定明令禁止 相结合的办法。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停止全国大串 连。同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发出了《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 题的通知》，通知说："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步行串连队在返回的 时候，原则上应当步行。"１９６７年２月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规定：春节后各地小学一律开学，在外地串连的 小学教师和学生，应当返回学校。１９６７年２月８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外出 串连人员限期返回本单位的通知》，规定：一切外出串连的人员一律于２月２０日 前返回，本单位的接待站从２月２１日起一律停止接待，过期不归者不予报销旅差 费。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７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的知识青 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规定：这些人"应立即返回本单位"。１９６ ７年２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供讨论和 试行用）》，规定：从３月１日起，中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连，一律返校，一边上课 ，一边闹革命，分期分批进行军政训练。３月９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停止全国 大串连。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通知指出：目前正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 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 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 央文革小组发出通知，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的决定。此后，中央又几次重申了停止 全国大串连的决定。毛泽东和党中央都明确表态要停止大串连了，外出搞大串连的 红卫兵们就不能不听话了，再加上当时中央已经决定，要对高校毕业生进行分配， 因此，到１９６７年上半年，外出搞大串连的大中专学生陆续返回本校，大串连的 风潮总算是被刹住了。

毛泽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国家不能乱的结论，并且采取了两个措施

但是，结束大串连的造反学生们回到学校之后，仍然处于毫无约束的状态。他 们建立的各种红卫兵组织、造反队组织相互对立，不仅互相攻击，而且都争着要掌 握本单位的领导权。在相互争夺领导权的情况下，各派组织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 又都跑到外单位去搞串连，争取与自己观点相同的造反组织的支持。实际上，动乱 的局面并没有真正结束，而且随时酝酿着全国性的大动乱。

面对如此情况，毛泽东也在总结经验。他认识到，支持学生打倒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是对的，但不能使他们失去约束，不能搞全面内战，国家在总体上是不能 乱的。因此，他放弃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思路，形成了在安定团结中 搞"斗、批、改"的思路。确定这个思路后的当务之急是约束造反学生。如果不对 造反学生进行约束，不仅不能达到搞"文化大革命"的初衷，而且还会出现全面内 战的局面。怎样约束红卫兵？毛泽东采取了两个措施：

一个措施是派解放军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对学生进行军训。解放 军在青年学生中的形象是光辉的、神圣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的学生们可 以不听任何人的话，但必须听解放军的话。而且，当时"反对解放军"，就是与" 反对毛主席"不相上下的罪名。１９６７年３月７日，按照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中 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其中规定： 外出的师生于３月２０日必须返回学校，进行短期军训。这个措施果然奏效。在３ 月２０日之前，外出串连的学生都返校了，在此之前已经进驻学校的解放军毛泽东 思想宣传队立即对返校的学生进行军训。通过军训，大多数学生稳定了下来，不再 外出搞串连了。对于不同派别的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也能够做一些调解工作，派仗越打越烈的势头减了下来。

另一个措施是号召各学生组织实行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１９ ６７年３月初，毛泽东指出：红卫兵不要分成这个派那个派，应该实行大联合。根 据毛泽东的这些谈话精神，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１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指出："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 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还提出：" 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 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 命委员会'好。"毛泽东特别提到：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中，要把造反学生领 袖吸收进去。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０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１９６７年 第５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这篇社论除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建立"三结 合"的领导班子的指示外，还要求把"革命委员会"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 构推广到各地方、推广到一切单位。在毛泽东的这个指示下，各高校的造反学生开 始了相互交涉和建立领导班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斗争仍然很激烈，但当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后，各造反组织之间的斗争，更多的就只能在" 革命委员会"这种临时权力机构内部进行了，红卫兵组织之间的大规模的外部冲突 的情况有所减少。

毛泽东采取的这两个措施，从根本上消除了再度兴起大串连的可能。从那以后 ，大串连就再也没有发生。

大串连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反过来又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使 全国陷入极度混乱状态，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造成了 巨大损害。今天我们发掘大串连的价值只有一点，这就是它给人们以警示：任何时 候都不能使国家陷入混乱的群众运动之中。

• 文革串连进京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