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路断——毛泽东的“人间天堂”与文化大革命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本科时，对“文革”尤为感兴趣。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采访整理。前段时间，有一好友告诉我，我的一篇关于“文化大革命”起源的综述在网上被多家学术网站转载并被一些文革史爱好者多次谈及。
其实那不过是在历史系基地班的练笔之作罢了。
当然，接下来要贴出的这篇也是篇练笔的文章。只不过纯粹是发些自己的感慨观点而已。
其中难免会有些史实的谬误。恳请各位本着“治病救人”原则，平心静气的看，平心静气的评论，平心静气的交流。
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 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为制造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
―――卡尔•波普尔
肆虐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众所周知的不可示人的遮遮掩掩中悄然退出了中国百姓的生活。亲历者出于各种考虑不愿再提及，即使有为数不多的几人站出来大声呼号，我们不能忘了文革，文革至少到现在也没成为显学。更可怕的是年轻的一代人只不过是在事后十来年竟然不知道文革为何物。还早在80年代政协委员赵丽宏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文革已经被淡忘了。
我并不是说没有人在反思文革，假如真的到了那步田地，我们也只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的民族滑向崩溃的边缘。自从文革结束以来，学界也有不少人在试图阐释文革发生的原因。就笔者本人所作的一篇关于文革起源的综述来看，在国内学界情况并不让人乐观。在90年代中期以前，几乎所有的研究文章如出一辙，翻来覆去都是在对《决议》进行延伸和具体阐释，始终没有摆脱其影子的笼罩。近几年形势似乎有所好转，，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研究角度，或是对旧的研究角度进行纵深开掘，也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
本文不打算重作学术回顾，主要是想对一个旧的研究角度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就是探讨一下作为文革的一手发起者--毛泽东是出于怎样的目的来了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运动。我认为这主要是他想在古老中国实现改天换地，建立一个人间天堂--共产主义社会，我不敢说在久远的将来这不会实现，但至少在他那时候只是空想。当然这是事后诸葛的看法。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以事后人的身份来总结教训。毛泽东梦想在他有生之年看到“六亿神州尽舜尧”，中国人民都“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不过这只是富有理想主义精神毛泽东的构思，远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现实。但它却始终没有放弃对天堂的信仰和追求，即使在奋斗进程中遇到艰难险阻，他也会以其罕见的气魄和革命豪情去荡除这些障碍，甚至不惜把命革到自己人身上，那就是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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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中天堂的样子
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现世天国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创造了以产业工人为主的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他们必将消灭私有制，推翻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把他对未来的这种展望断言为“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不可抗拒”的。不难看出，这种宿命般的“历史发展规律”与中国传统的“天道”颇为相似。“天道”既是天的道理，以“天道”为来源的合法性就无须证明和不容竞争。在这一本质上，“历史规律”和“天道”的内在逻辑没有区别；同时因为宿命，二者就必须通过人间的至善者（或集团）对其进行诠释，从而诠释者自身也就成了“天道”或“历史规律”的代表，可以垄断“天道”和“历史规律”。然而那诠释者却无从证明他们是被“天”或“历史”授予了诠释资格与权力的，因此他们从来都只能是自封的。如传统社会中号称“奉天承运”的帝王，或打出“替天行道”大旗的造反者，以及当代自称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而就是“历史发展规律”之化身）的共产党。
无疑，当年以“粪土当年万户侯”之豪气指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毛泽东，也会把自己当作这样一个“天道”与“历史规律”的诠释者。“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这是他在早年文章《讲堂录》中提到的一句话【1】，可以看作是贯穿他一生的内心驱动。他同只贪恋权力的统治者不一样，那些人即使打着“天道”旗号，一得到权力，所图唯有坐稳江山。而对于毛，获得权力仅是开始，他真地是要去实现人间天国的理想。只做个统治者不能满足他“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乎天外”的大胸怀【2】，而他要做的却是前无古人的改天换地，再造人间
他要再造一个什么样的人间呢？刚掌权时按照苏联路子搞国有化，消灭敌对阶级，剥夺私有财产，建立新型社会组织……那一段的他被今日中共所赞美，然而那显然不是他的最高兴致所在。他的不耐烦十分明显，不断修改日程表，要把“吃别人嚼过的馍”的阶段尽量缩短。他心里涌动着要在中国这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图画”的冲动。他不断地梦想着他的理想社会。在那个社会里，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公社【3】，商品和货币都要取消，没有工资，实行供给制，人人都到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甚至家庭也要消灭。【4】
人有理想不是错，错的是把个人理想当作人人都该接受的绝对真理。更糟的是一旦拥有了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由狂妄理想造成的灾难一定会远远超过仅仅由昏聩暴虐带来的灾难。凡是把自己理想视为至善的人，从来都为实现理想不惜代价，不仅牺牲自己，更多的是牺牲别人，就像毛泽东所说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了梦想中天堂的样子毛就开始挥动其如椽巨笔开始在中国“白纸”上作画，几亿中国人从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十年苦难连绵，几千万冤魂沉沦，上演了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
崎岖的天堂路
通往天堂的路并不是想毛刚开始的时候想的那样坦荡，它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按下葫芦起来瓢，没有一刻让他消停的时候。一、只有造就“一心为公”的无私新人，共产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二、不打倒“私”字当头的党内务实派及其权力体系，造就新人的进程就无法取得成效和最终成功；三、如何持续地“反修防修”，彻底杜绝党内产生新的特权阶级和官僚主义；四、怎样做到“让人民监督政府”，实现人民管理国家。五、如何廓清知识分子在人民中的蛊惑效应。这五个问题他都曾分别地尝试过解决，但都没有成功。
毛泽东从夺取政权，到荡涤旧社会污泥浊水，到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一路所向无敌，踌躇满志。然而那些阶段只是做准备，直到“大跃进”，才算真正展开他个人的理想宏图。毛相信新的生产关系一定能够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它期望创造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是共产主义天堂最先在中国降临。这是他平生头一回也是最后一回以极大的兴趣插手经济领域，结果输得一败涂地。一九五九年开始在全中国迅速蔓延的大饥荒，以上千万人被饿死的事实宣判了“奇迹”的终结。大跃进彻底失败，共产主义天堂没有离得更近，反倒浇了一身冷水，这对毛肯定是一个难以下咽的苦果。但是他从中又看到了什么呢?
大跃进的失败使他看到“公”与“私”的不可调和。仅仅实现物质的公有化，并不能迎来美好社会。只要人的精神世界还是自私，精神就不可能变物质，公有化就不但不会促成生产力飞跃，还会使自私的人们去占集体便宜、损公肥私、不劳而获，结果导致怠工浪费，经济的发展就会连私有制都不如。这才是导致了大跃进失败和出现农业危机的根本原因。
他认为在公有制下，能够“变物质”的精神肯定不是“私”的精神而是“公”的精神，只有人都变成一心为公了，再搞大跃进，精神才能够“变物质”，那时就可以相信人间奇迹一定能实现。这样一种步骤的顺序，后来被毛简练地概括为“抓革命，促生产”。
就这样在他原本认为畅通无阻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路上，中途意外地要插进一个改造人的步骤，使毛把实现共产主义的日程表大幅度地延后。他对这场“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设想的是“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解决”。【5】他在这一点上还有起码的清醒，因为他知道，面前的敌人不再是拿枪的敌人，那种敌人可以从肉体上消灭，杀一个少一个，不在话下，现在的敌人是汪洋人群头脑里和内心中存在的私欲，而且已经存在了千万年，化作与生俱来的本能。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指的只是改变一个人的难度，而他要改变的却是几亿人。
他不会知难而退，他从此开始向人性宣战。
在毛的思想中，他不认为“私”是人不可改变的本性，那不过是几千年“剥削阶级意识”影响的结果。他相信用“公”去占领人们头脑是可能的。他不止一次这样论证：“过去革命打死了许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6】
当然，“公”的思想不可能从天上掉进人的头脑，那需要去改造人，把“私”从人的脑子里驱逐出去，即后来他所称的“斗私”。他到经济领域里去绕了一圈，发现还是得回到政治领域，才能最终解决问题。他期盼中国六亿人民都是舜尧。但是具体上的操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对毛来说他还是找到他自己认为非常不错的方法。他发明了“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并非只是一种比喻，而是毛要极为具体地实施的一场社会大革命。他深思熟虑地一步步去开展战役、占领目标和消灭敌人。阶级一旦可以进入思想领域，社会所有细胞就都不可避免地被笼罩在阶级斗争的肆虐下，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思想，因此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单位内、家庭内、朋友间……就无一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就都可以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了。这样的阶级斗争就成为针对社会所有成员的无所不至的武器，而思想犯罪、文字兴狱等也就都可以冠上堂皇的合法性。
正是靠着这样的武器，毛才可以全面地开展他对人性的改造。
说到毛泽东主义中创造新人的理想，不能不同时看到另一个与之行影相随的组成部分，即“反对修正主义”，那也是晚年毛泽东一直高举的旗帜。后来被称为“文化大革命”之灵魂的“斗私，批修”四个字，就是同时对这两个方面的概括。
大跃进在中共内部引起不小的意见分歧，庐山会议来了个总爆发。仅仅像传统的那样以为这是毛的个人品质或权力斗争显然是不够的。那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写过这样一段话：
“大跃进”运动一发动，毛泽东就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逐渐移向党内……斗争的范围逐渐以党内为主，矛头日益指向党内领导层，最终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在这样一种理论的指引下，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自是当代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7】
对产生修正主义的担心让毛担心不已，而且把这种担心放到了当时中共的务实派，认为实行“三自一包”，核心是“私”，而这种以私为本的做法必然与资本主义道路殊途同归，所以不管披上多少马列主义的伪装，本质上还是修正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方向南辕北辙，是在走向地狱----资本主义社会。渐渐地他把当年的战友都抛开，因为他们对于他造就新人和人间天堂是最大的阻碍，是修正主义者。
早在一九四五年黄炎培就在延安问毛中共能否跳出历史上周期律的支配，毛说他找到了民主。但是事实证明中共掌权不几年，就繁衍出庞大的国家机器。，而且官僚主义开始盛行，最不能让他容忍的是等级和特权堂皇出笼。于是在一九五七年的四月三十日，毛约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鼓励他们给中共提意见，帮助中共整风，在全国推广“大鸣大放”。
“鸣放”结果使毛泽东得到一个教训:知识分子不会和他成为一股道上跑的车，因此知识分子是不能被包括在“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中的那个“人民”之中的。不仅如此，由于知识分子占据着意见中枢和教育传火的地位，历史上一直受工农大众的尊敬乃至迷信，他们的存在会使人民变得“思想复杂”，甚至离心离德，这对他以自己思想去“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的打算显然是威胁。为此，必须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整体地打入另类，让他们变成受唾弃的卑贱者，才能消除他们对群众的影响力，再通过对他们的“改造”，让他们永远为“原罪”忏悔，不再产生任何独立思想，而只以他们的专业知识充当“驯服工具”。
“反右”运动不过是他这个总构想中的一步。对划为“右派”的五十多万知识分子的残酷斗争，目的是打断整个中国知识界的脊梁，让他们从此噤若寒蝉。其后二十年，“知识分子工农化”是毛的知识分子政策之不变核心，目的就是让中国从此不再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人民没有了知识分子，就可以摆脱蛊惑，只接受他一人的思想，成为围着太阳转的向日葵。
毛在其亲密战友的得力帮助下，用自己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这是他整体战略部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与务实派分歧的发展，在他心目中，政权体系已经演变为革命的怪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他相信人民，只要他带领人民坚定地向新世界前进，走一步就会近一步，总有一天能到达理想的天国。然而障碍却是在他和人民之间的官僚集团。他们把持着管理国家的日常权力，眼里却只有治国方便或经济小利，动辄就把“私”当作解决问题的法宝祭出。消灭人的自私本来就如愚公移山那样困难，在他带领人民向无私境界艰难攀登的途中，每一次官僚集团进行“私”的勾引，都会导致社会重新落回“私”的泥潭，从而使他的努力前功尽弃。他为此而痛恨官僚集团，在考虑如何打破这种胶着时，“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越来越不是空话，而成了他头脑中对付官僚集团的唯一可能。但是在真正实施这种“监督”之前，他不会忘记“鸣放”的教训，因此必须先用他自己的思想统帅人民，而不让人民受其他思想干扰，才能保证人民按照他的要求对政府进行他所希望的监督，不会成为新的“右派”。我想这种战略考虑，也是毛一定要把产生异端思想的源泉-----知识分子彻底搞垮的原因之一。
从这个角度看，毛整知识分子只能算做一个步骤，他的最终目标是在解决官僚集团。然而，官僚们可是不像知识分子那么好摆布。
一九六三年二月，鉴于毛泽东指责中共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中共决定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刘少奇把它发展成四清运动，还说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惹得毛老大的不高兴，
毛斥责道：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四清”“四不清”运动……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
“四清”的经验使他明白，盘根错节的党政体系已经整体地成为了他的敌人。
他对党政体系的态度，可以从这样一个变化反映出来。“反右”时，由他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讲：反对一个基层单位的领导，就是反党，因为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基层组织组成的”。而九年后的文革，同样是他审定的决议和社论却说：反对县委书记或省委书记都不是反党，也不是反对党中央，因为省委就是省委，党中央就是党中央。【9】摆在毛泽东面前的几个世纪难题，相互之间构成了复杂的关系，在理论上梳理明白已属不易，一并对其解决更是难以想象。然而毛的天才又一次得到了空前表现，他把那些关系互为利用地组合在一起，令人叹为观止地搞出了一个集“毛泽东主义”的大成:“文化大革命”。
“文革”－－天堂的通衢？
毛泽东为何要把看上去明明是一场权力与政治的运动冠名以“文化大革命”之称？我想那不仅只是因为运动发端于文化领域，而是他搞那场运动的根本动机并非如后来主流观点认定的那样在于争夺权力。对他而言，如同他在文革前就向刘少奇扬言的那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10】那可不是吹牛。仅为重新控制权力他用不着搞一场劳民伤财的大革命，即使他那时被架空，他也有足够的权威、手腕和冷酷去搞一场斯大林式的大清洗，那对重新控制权力是足够的，而且不必波及人民，可以避免社会动乱。我相信更吸引毛的是在另外的方面，即“触及人们灵魂”、“改造人们世界观”，“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和实现“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称呼就容易理解，并且也就十分贴切了。
在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构想中，“毛泽东思想”既是改造人民的思想指导，又是武装群众的思想武器，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人民将变成无私新人，通过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人民将把官僚集团置于看管之下，防止他们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只有囊括这几层关系的组合，才是毛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设想所在，其他任何单一的强调都是不够的。
今天，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已是众所周知。但就毛当时的具体操作而言，气魄之大和手笔之高都不能不令人惊叹。他明白，在权力体系和行政程序之内，搞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努力都会被官僚集团化解于无形。为此，他必须首先超越官僚集团，并且打碎官僚体系。他靠什么做到这一点呢？这时，他以往一直在有意积累的资源就显露出作用了。
那就是个人迷信。
正如毛的批评者所指出的，毛喜欢并且鼓励对他的个人迷信。然而那除了是一种不好的“作风”，我相信也属于他深不见底的谋略之中一个部分。他十分清楚个人崇拜在政治斗争中能起到的作用，例如他在一九六五年对他的老朋友斯诺说：“赫鲁晓夫先生的倒台，大概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11】，因此他“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12】。文革期间，他又向斯诺进一步解释了要搞个人崇拜的理由：“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13】
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鼓励和中共党内的迎合下，他被推捧到神的高位。当年上海的中共书记柯庆施如此宣称：“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14】对毛来讲，人民和党对他保持迷信，就没有人敢于和能够进攻他。反过来，他却可以把个人迷信作为对付任何敌手的强大武器，即使整个官僚集团都和他作对，他也可以使用这种武器去动员群众，把他们打的粉身碎骨。
文革之初的毛正是这样做的。那时中共官僚集团重施“四清”时的手段，“转移斗争大方向”，阻碍运动发展。而他采取的办法就是直接登上天安门，向全国的“红卫兵小将”挥舞红星军帽，以神谕方式授予年轻学生造官僚集团反的权力。上千万狂热追随他并且“誓死捍卫”他的红卫兵，只用短短几个月就把庞大的官僚集团冲得七零八落，落花流水。足以证明个人迷信与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威力有多大。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毛对文革过程的思路。林彪在六六年八月说的是：“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15】毛所要的“乱”是打碎旧的，而后再实现他的理想即是“治”。为了那种“治”，他不惜也不怕“天下大乱”，因为对他而言，只要实现理想，牺牲再大也值得。邓小平后来在谈到毛晚年自我矛盾时说：“毛主席……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16】然而这种矛盾只是对邓而言的矛盾，却不是对毛而言的矛盾。如果真能实现毛对文革寄予的理想，即使再多几次“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也无非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毛之所以承认“三分错误”，只是因为他那时已经无法回避革命结果与理想之间的距离遥远。其实，所有自认为代表绝对真理的理想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只有他们的理想属于至善，具有高于一切的价值，而给人民与社会所造成的浩劫，不会让他们有任何动摇。
概括毛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手去运动群众，另一手搞群众运动。他所希望的是最终形成这样一个结构:高高在上的他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思想，通过现代意识形态手段普及给下层群众，转变为群众的“思想武器”，再以群众作为他的思想运用者，按照他的理念对夹在他和人民之间的官僚集团进行批判、监督和制约，从而达到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和防止权力集团变质的双重目的。
走不通的天堂路与夭折的天堂引路人
毛最得意的时候应该是中共“九大”。当时看“九大”影片，毛谈笑风生、踌躇满志，真是意气风发。30个政治局委员打倒了27个，17个书记处书记打倒了13个，新一届279名中央委员，上一届留下的只有53名。全国75%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普通干部也有17。5%被立案审查【17】……那时似乎一切都按照他的安排在实现，他赢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豪赌，大满贯。
但是越往下走就越不是那么回事。他的理想实现了吗？人民“灵魂深处”真地爆发了革命，从此变得无私、成为新人了吗？官僚集团被看住了吗？他和人民的上下夹击确实解决了马克思留下的难题吗？路线斗争没有随“文革”胜利而结束，反而愈演愈烈。林彪事件给他的打击非常之大。不错，旧的官僚集团打碎了，但是另一个集团又出现了。那不是一个人的背叛，是更根本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成功还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他付出了一世英名的血本是赢了还是落得满盘皆输？
毛面临着痛苦的政治抉择，在理想和现实之间他久久徘徊。终于一九七三年他让“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担任副总理，表现出他的灵活一面。一九七五年初又让邓担任了军队总参谋长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历史表明，毛一旦处于反思就开始务实，至少允许他的左右务实。务实得到的稳定不仅能使他安心反思，而且也是在为他的下一步进击积累物质基础。一待他心理上缓过劲来，问题也想明白了，务实派和务实路线就会被抛在一边，他又会义无返顾地重新投入到他的乌托邦中去。
所以，尽管他在七四年说了这样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18】并且被周恩来和邓小平巧妙地借用，搞成了企图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安定团结”路线，但决非说明他从此就心灰意懒，不打算再折腾了。完整地观其一生，不难想到他根本不可能愿意半途而废，也不会接受不了了之、不明不白离开人世的下场。
“批儒扬法”、“批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他步步深入地重新回到起点去的不同阶段。他放不下他的担忧。他在八十一岁生日那天跟周恩来谈心，又一次老话重提“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他在谈话中把解决的办法归结为一点，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19】很明显，他并没有从他的怪圈里转出来。
他同周恩来说这些话也许是一种刻意安排。他与周终生保持一种奇妙的关系。没有周给他收拾烂摊子，他那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想肯定早已夭折。不过毛也肯定清楚，周不是他的同道，如果他先于周死，周一定会马上终结他的革命，重返务实派的道路。毛在晚年越发孤独，虽然一般党员和普通人民对他崇拜得无以复加，高官也无不对他畏惧仰望，可是有谁真正懂得他的理想，理解他的追求呢？拜访过他的法国作家马尔罗斯曾听过他这样低语：“我是独自和群众在一起的……”【20】从这个角度考虑，让周早于自己死掉，会使他感到心安。
他的愿望总算实现了，周先于他去了。但让他梦牵魂绕的理想远远没有实现，原来无比崇拜他的群众却站到了对立一边。一九七六年春，全国多处发生了以悼念周恩来为名的群众抗议运动。四月五日清明节那天，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和骚乱。
四五事件对毛的打击不亚于林彪事件。他一生自认为代表人民，人民也从来都对他山呼万岁，然而到了临终时刻，就在离他住处几百米的广场（是他当年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地方）竟会有成千上万的群众闹事，为的是支持被他打倒的“走资派”！他此生最后一次看电影，当出现他的部队四九年被人民夹道欢呼进城的镜头时，他竟失声痛哭，不能自已。那时，他的内心是怎样感慨历史轮回和人心变迁呢？没有证据说明他的死亡与四五事件有确切联系，但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就离开了人世。
他的死给一个新时代让出了空间。他活着，没有人敢于和能够忤逆他。但是他死了，威力便如风消散，以至尸骨未寒就发生宫廷政变，老婆被关进监狱，近臣被一网打尽，而被他打倒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则全面复辟。中国航船的舵轮，从此落入与他恩怨难解的那位“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手中。
回首来路
天堂路断，天堂的引路人也壮志未酬，中途扔下他的信徒一个人走了。他们一个个从半空摔了下来，血流不止。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再去回顾那段梦魇般的日，于是就有我这个生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人代他们做点或许说不到上的反思。
我不把毛在五七年后的所作所为只看作他个人的疯狂，我宁愿相信那其中有一种必然，那是沿着共产主义的体系深挖下去，最终一定会出现的一口井。
人类自古就有消灭贫富差别的平等理想，共产主义可以说是这一理想的顶峰；同时人类又有人人都为自身追求个人幸福的要求。二者之间形成的张力，导致在以物质为崇拜的现代世界中，追求平等的共产主义必须要有“物质极大丰富”作为前提和号召。何况世界体系中还存在着另一个物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进行参照。如果不能在物质上超过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便无法战胜资本主义。因此共产主义的成败，最终的关键就归结为是否能在经济发展上实现“超英赶美”。
而这也就引出一个悖论：实现“物质极大丰富”离不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如果承认人的本性自私，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就只能对“私”进行迎合。然而，迎合“私”的结果会是实现共产主义吗？要知道，共产主义的目的并不在发展经济，而是要消灭剥削，实现平等呀！迎合“私”的结果只能与这样的目的背道而驰。因为归根结底调动“私”的源泉就是打破平等和扩大差距，而在那样一个过程中，就一定会产生两极分化和新的剥削，最终不可避免地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
由此而知，只要真诚地坚持共产主义目标，就不能对“私”有任何妥协。那么就只剩下两种可能，一种是坚持不迎合“私”，宁愿劳动者在公有制下失去生产积极性，大家一块穷，然而那最终仍然无法战胜资本主义；另一种就是除了不迎合“私”，还要去改造人，消灭人性中的“私”，最终把全体社会成员改造成无私“新人”，让他们在公有制下忘我地工作和无私奉献。那不恰恰就是毛泽东的追求和所作所为吗？因此，只要是沿着共产主义的逻辑往下走，最终结果只有此路一条，别无他途。从这种共产主义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其实一点也不荒谬，他只是比其他共产主义者都走得远和彻底而已。
有这样一句话，“三十岁以前不信共产主义是没有心，三十岁以后还信共产主义是没有脑”，典型地反映了人类的困惑。一方面，消灭剥削和追求平等的理想曾使无数人类优秀分子前仆后继；另一方面，毛泽东、斯大林、波尔布特一类的共产帝王又给人们留下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残暴和恐怖。难道在人类的良心之上，长出的结果只能是魔鬼？难道挺进天堂的征途，最终到达的必定是地狱？而我们的理性之脑，是不是一定就得抛弃我们的审美之心呢？那么多天才头脑的思考，人类的千年之梦，百年来激荡全球牺牲了千万英烈与剥削、压迫、不公正和贪婪进行的斗争，到头来难道全然是一个误会，一次可耻的自我蒙蔽，一场白白捉弄人的闹剧和徒劳吗？
我不主张把毛谩骂成暴君，虽然那样无疑可以是在毛的时代受过迫害的人得到比较畅快的发泄。然而那样一个毛能够使我们得到的启示，远不如把他视为一个追求至善天国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们迫切地需要明白这一点：人类不仅需要畏惧和防范暴君，更需要畏惧和防范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让自以为代表绝对真理和至善境界的理想主义者掌握了人类命运，他们就将以发自真心的美好动机（类似解放全人类或实现共产主义）去命令人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理想，并把一切都交由他们安排。那时，所有的苦难和牺牲都会被他们视为“必要代价”，而任何反抗与不满，也会被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毫不留情地镇压。
问题是，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理想，但他们凭什么可以代表人民呢？如同毛说“中国人好斗”或当今中共说“中国人有不同的人权”？人民难道给过他们授权吗？他们又有什么权力把国家机器据为己有，强加全社会接受他们个人的理想和价值呢？然而，这就是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理想降临到人间的通常途径。理想先于一切追逐的是权力，因为只有牢牢抓住权力的“有形之手”，才能去实现“理想”中那些均田分地、抑强扶弱、纯洁亚力安人种、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或是再造人间、实现共产主义天堂等等的“远大目标”。不往远说，即便今日社会仅剩的一点呼声微弱、苟延残喘的公平，不也是唯有依靠政府权力才能勉强维持吗？
注释：
1， 见《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311页
2， 毛曾几次凭记忆手书这首宋玉所写的《大言赋》。见刘汉民，《毛泽东与“昭明文选”》，荆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哲社版）
3， 李锐，《庐山会议的教训》，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228页
4， 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280页
5， 见毛泽东审定和改写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6， 毛泽东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的讲话，《学习文选》，307页
7， 李锐，《庐山会议的教训》，载《毛泽东的功过是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1993年，232页
8， 高晓岩，《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
9， 张赞宁，《炎黄春秋》，1999年第5期第2页
10，薄一波，安子文对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所讲，见《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
11，《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192页
12，《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192页
13，《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史”》，《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41页
14，《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思想史”》，《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41页
15，《“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01页
17，马立诚等，《交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91页
18，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530页
19，《人民日报》，1975年2月22日
20，R•特里尔，《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