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毛泽东，最理解他的是几个外国人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中国国内对毛泽东的评价，存在两极化。说他好的，赞为神人，说他坏的，贬为恶魔。由于毛对中国的巨大影响，国人对毛的评价常常带有强烈的个人情绪。毛身边的工作人员，亲人所写毛的故事，是把他当伟大领袖来写的，至少，是以崇敬的眼光仰视毛。国内拍的影视剧，总是把毛的军事和领导才能神化得厉害。且对于毛在建国以后犯下的错误，只字不提。而港台出版的毛传记，又通常极力丑化和贬损毛，使海外民众不能客观看待毛泽东对中国的贡献。
所以，倒是几个外国人对毛泽东有独到见解，他们是：埃德加・斯诺，罗斯・特里尔，皮埃尔・阿考斯，甚至尼克松。
埃德加・斯诺-----美国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跟毛泽东私交甚厚。著有<红星照耀着中国>
罗斯・特里尔-----美国学者。写有<毛泽东传>和<江青传>。
皮埃尔・阿考斯-----法国医生。他写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病夫治国>，其中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章节。
尼克松----美国总统。他写的书很多，最著名的应该是<领袖们>，<1999-不战而胜>。
当然，他们毕竟是外国人，对毛的看法有他们的偏见。但是他们对毛的评价是非常有趣且独到的。等俺有空时八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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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尼克松
尼克松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关注国外事物超过美国国内的总统。他长于外交，和多国领导人打过交道。他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毛，周只有短暂的交往，但对他们的看法却相当准确。他断然决定访华，预言将对苏联不战而胜，可以说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总统。
以下是他的评论：
作为国家政策的决策人，毛是容易冲动的。法国作家莫尔劳克斯对我说，毛有一种“信教者”的性格，他富于幻想，并为此而着迷。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看成一个大家庭。当有人告诉他，他的儿子已经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时候，他平静地回答说：“没有牺牲就不会有胜利。我的儿子牺牲了，同别人的儿子牺牲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毛的身上有猴气的话，就意味着他为这种幻想所支配。他身上的虎气则表现在他竭力去实现这种幻想，从而震撼了中国。毛希望人民点燃起自己的革命热情。但是，只有这种热情符合于毛的想法时，他才能够容忍。当他们偏离他的轨道时，他就会用合法的约束和严酷的国家警察机器来达到他的目的。直到最后，毛似乎还没有领悟到这样的高压统治会产生官僚政治、窒息人民的创造性和挫伤他们的自觉性。
作为中国的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毛以其高超的战略洞察力、灵活的战术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手段，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把农民阶级当作一个革命的阶级，以取代产业工人，从而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采用把士兵组成军队的办法，而不是组织秘密集团进行武装暴动的办法来进行革命，从而修正了列宁主义。他嘲笑那些把他的统治与秦始皇的血腥统治相提并论的人，说：“你想把我们污蔑为秦始皇、但是你错了，我们比秦始皇还要超过一百倍。”而秦始皇的暴政又是中国历代皇帝所望尘莫及的。
单凭他的洞察力和冷酷无情，毛是不可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他同时还具有能够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毛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我见到他时，感到他们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他大部分生动的诗歌是在长征途中或长征以后写成的。
他在描写使人振奋的斗争场面，特别是描写残酷的斗争场面时，运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读起来感到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象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
以上对毛的评价颇为中肯。他指出，毛是一位爱幻想的人，他爱国，但是他容不得异己。我们可以通过诸多实例看到，和毛泽东做对的人，是没好下场的。
他肯定的毛做为军事家和战略家的才能。同时说明毛是一个骄傲的人，他内心认为自己是超过秦始皇的人物。(私以为他喊“人民万岁”是在做秀。另外他的诗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应该是说自己，而不是语文书上解释的人民大众) 他说毛冷酷无情---确实如此，8过政治人物不无情的还不多见。他指出毛有非凡的个人魅力以及极强的意志力。毛的一生多灾多难，半数以上的家人死于革命，他也经历过无数失败和排挤，却从未自暴自弃过。他的意志力是惊人的。但是，如果运用不当，这样的人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毛是一位乐观的人。不然他的诗词就不会总是那么豪气，令人振奋。毛用他蔑视一切艰难险阻的气魄，振奋了国人的精神，恢复了国人的自信(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啦)，扭转了中国近两百年来丧权辱国的颓势。
尼克松对于毛和蒋介石有一些细致入微的观察
1972年，毛在与我的晤谈中用他的大手在我的面前一划，以一种概括我们的晤谈甚至是概括中国全貌的姿态，对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大元帅不赞成这次会谈”稍顷，他接着说，“我们与他之间的友谊的历史，比你们之间的友谊的历史还要长得多。”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这位大元帅在谈到中国时，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手势，清楚地表明，他的谈话不但适用于中国大陆，也适用于他的堡垒——台湾。
我觉察到毛和蒋这两个人在谈到他们的国家时，都采用有点类似帝王的姿态。毛和蒋所用的手势和语言，似乎都表明他们国家的命运是和自己浑为一体的。这两位领导人在历史上同时出现了。他们之间没有妥协，只有冲突。一位成为胜利者，一位成为失败者。
他们两人之间，既有表面上的差别，也有实质上的差别。毛懒散地躺在椅上的样子，就象是不留心丢在那里的一口袋土豆，蒋介石笔直地坐着的姿态，则好象他的脊梁骨是钢制的一样。毛很随和，无拘无束，说话很有幽默感，使谈话气氛很轻松；我与蒋介石会见时，却从未发现他有任何幽默的话语。毛的书法是信笔成书、不拘俗套的，蒋介石的书法则笔直字方，一望成行。
他们二人的差异，更深刻地反映在他们爱国的方式方面。他们都爱国，毛力求把过去的一切推倒重来，蒋介石则力求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国家。
总的说来，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周恩来和其他几位官员在提到蒋介石时，他们对蒋的态度显然是相当复杂和自相矛盾的。作为共产党人，他们恨蒋介石；作为中国人，他们又尊敬甚至钦佩蒋介石。在我与蒋介石的所有谈话中，他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对共产党人有何尊重可言。
蒋介石在私人交往中，经常披着黑色的斗篷，头剃得光光的，使他显得更加严峻和沉默寡言。当我说完一段话时，他总是发出“好，好，”的声音，但精神似乎有点紧张。他目光如射，显示出他的自信和毅力。他的眼珠是黑色的，偶尔也熠熠发光。在我和蒋介石开始讨论之前，他的目光常常先扫视一下房间的四周。到了和我谈话的时候，他就一直注视着我。
毛和蒋介石的不同也表现在个人生活习惯方面。蒋介石周围的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包括他的衣着，办公室和他的家庭，都是如此。从各个方面来说，蒋介石都是一位讲风纪、有条理的人。用“整齐”和“清洁”来形容他给人们的印象，这是毫不过分的。毛恰好与蒋介石相反，他的书房摆满了书报。如果以书桌的整齐清洁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位办公人员是否合格的话，那毛准是不及格的。毛的杂乱无章和蒋介石的井然有序，毛的漫无拘束和蒋介石的循规蹈矩，都造成鲜明的对比。从外貌看来，用“不修边幅”来形容毛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尼克松对毛和蒋做了有趣的比较。他指出毛和蒋都有帝王思想。毕竟中国是从专制社会走过来的，尽管毛蒋两人一个信”三民主义”，一个信“共产主义”，并且努力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社会，他们还是不能摆脱封建主义对他们的深刻影响。他们都是独者，差别是一个胜利，一个失败。中国有句古话叫“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话糙理不糙，对当今世界仍然适用。
他指出两个人都爱国，但毛是革命派，不相信修修补补能挽救中国。蒋是改良派，力求保持国家稳定(和现在的中共倒类似)。
尼克松看出两人个性上的差异：毛随性，蒋严谨，毛杂乱，蒋条理，毛洒脱，蒋刻板，毛幽默，蒋乏味。蒋沉默寡言，还有些神经质(这通常是一个奸恶之徒的人格特征)
最后，尼克松指出：中共对蒋介石是宽容的。虽然毛和周未必真佩服蒋，但是也给他相当的尊重。(毛说过如果蒋回大陆的话，至少给他当副主席)而蒋从来是把毛等人看作“共匪”，欲灭之而后快。由此可见，蒋此人心胸狭隘，缺乏对对手的尊重，难怪会失败。 我很佩服尼克松，他对蒋介石的理解超过了很多蒋FANS。下面再引用一段他对蒋的评论：
蒋介石是一位实干家。他在动荡不定的生涯中，多次获得了成功，因此对自己的判断能力具有绝对自信。他喜欢读儒家学派的哲学家王阳明的著作。王阳明认为：“知而不行，实与不知无异。”
1949年蒋介石从大陆溃败了，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自信。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另一次暂时的挫折罢了。我每次见到他时，他都要谈到光复大陆。他的许多助手对光复大陆已失去希望，但他本人从未失去信心。
蒋介石为自己取了“介石”这个名字，译成英文就是“搬不动的石头”之意。从他的个性来看，这个名字是取得再好也没有了。我非常钦佩他的决心。他从来不相信应该在任何“不可避免之事”面前屈服——它们只不过是看起来难以避免而已。经常有人会对某一个社会活动家说：他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些人缺少创造性的远见。他们经常把某些事情看作是不可能实现的，究其原因只不过是以前没有人做过而已。蒋介石对此十分清楚。他曾经写道：“敌人总是包围着我，有时他们的力量还超过我。但是我知道如何忍耐。”
尽管蒋介石的性格很顽强，但他还是有很多失算之处。不过，象大陆失守这样的悲剧，也不应该只归咎于某一个人。蒋介石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可是，由于他一丝不苟地照搬书本，使他成为一个平庸的战略家。在一个假定的战略设想的范围之内，他的判断是敏捷而又果断的。他只照他所知道的章程行事。如果这些设想的情况没有变化的话，几乎没有什么人战胜他。但他很难超越这些设想的框框一步，因而也不能提出向旧战略挑战的新战略。许多历史人物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各种框框都提出了挑战。虽然历史中充满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记载，但历史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缘进行革新的人谱写的。毛泽东就属于后面这种人。这正是蒋介石的不幸所在。
在蒋介石的军队出师北伐以用武力统一中国之时，这个国家一部分控制在外国人手里，一部分为军阀所割据，还有一部分处于各自为政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蒋介石逐步取得进展，组成了一支中国最强大的军队。若干年后，他被宣布为统一的中国的统治者。
但是，这种统一更多的是名义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蒋介石虽然使他的对手屈服了，但并未征服他们，他同意让他的对于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既臣服于他这位上司，又与他结为盟友，以此保全对方的面子。这也许是他最大的错误。马基雅维利也许应该告诫蒋介石：不应该让军阀继续当政和指挥他们的军队。因为这样会使蒋介石的征服得不到保证。忠诚只有通过下级对上级的依赖才能够实现。
也许马基雅维利是对的。蒋介石从来没有全面地控制过中国。他的部队穷于应付，以求维持国家的统一。如果他要向中国某个地方增调部队的话，另一地方的军阀就会以脱离政府相威胁。结果，蒋介石一天到晚忙于对付各地军阀提出的挑战。
这使他一直不能让他的军队的将士们复员，更没有集中足够的精力和国家资源去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和改革。蒋介石最大的失策是：他从未调集全部兵力去对付过共产党。总而言之，他的战略的结局是：顾了面子，丢了中国。
毛没有犯这种错误。他在取得革命胜利后，紧接着又在大陆上的每个地区确立共产党对每一级组织的控制权。事实上，历史将会把这一成就当作毛最大的成就记录下来。
尼克松认为蒋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也肯定他是个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其实蒋的军事才能不怎样)，但他不是个有眼光的战略家。他失之于呆板，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
关于蒋对军阀的斗争，尼克松的评论失之偏颇。虽然我对蒋的历史不太了解，但我想他不能控制军阀是不能也，非不为也。更不是出于什么“面子”。事实上，蒋一直在加强中央集权，但是军阀的势力也很强大，他只能慢慢来。尼克松又说蒋最大的失策是没有全力对付共产党，这也说得不对，蒋一直把中共看成心腹大患。事实上如果不是因为西安事变，中共很可能就在蒋地持续剿共中玩完了。
不过，尼克松说对了一点，毛在党内确立了高度的控制权。中共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控制了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中共的极权统治。这是毛的最大成就么？呵呵，个人不这么认为。 再看看尼克松评周恩来，他和周恩来只有7天的会面而已：
周恩来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又是一位儒雅的人物；他既是致力于意识形态的人，又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既是政治上的斗士，又是最大的调和者。在扮演如此错综复杂的角色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能象周思来一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应付裕如。而周思来却可以扮演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个，或是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角色揉合在一起。对他来说，这并不是意味着在适当的时机逢场作戏，而是说明这位内心世界十分丰富复杂但又敏锐聪颖的人物具有不同的几个侧面。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在政治生涯中有着漫长而又丰富的经历。
共产主义理论家特有的冷酷无情，使他有可能利用每个历史时期的机会，并经受住政治上的挫折和物质上的困难。儒雅之上所具有的个人素质，则赋予他以超人的品德，使他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的“敬爱的领袖”；现实主义者的精明，又使他能够准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风云方面的潜在势力。这位政治斗士的韬晦，使他的政策在他身后还得以延续，并延伸到毛泽东以后的时代；调和者的机智和谦逊，又使他在更大的灾难性人物分裂中国时，能够把这个国家维系在一起。
这些品质的相互作用，使周思来能够脐身于共产党的最高领导阶层，其时间比列宁、斯大林或毛泽东都要长。
我1972年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无以伦比的品格是我得到的最深刻印象之一。通过多次长时间的正式会谈和非正式交谈，我终于了解了他，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敬意。“恩来”译成英文是“恩惠降临”之意。这个名字很能概括他的风度和气质。他待人很谦虚，但沉着坚定。他优雅的举止，直率而从容的姿态，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在个人交往和政治关系中，他都忠实地遵循着中国人古老的信条：决不“伤人情面”。
周恩来的外貌给人的印象是：仪态亲切，非常直率，镇定自若而又十分热情。双方正式会谈时，他显得机智而谨慎。
虽然周恩来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家，但他安然居于古老的北京的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中，平静、优雅地在其中活动，象一位君主时代的圣哲一样。看见他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人，谁也想不到他就是那场专门为了征服世界、改造文明和改变人性的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周恩来的才智和吸引人的魅力，使许多人为之倾倒。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周恩来的这些品格与冷酷的政治活动家的品质是同时并存的。记者弗雷德·厄特利说，周恩来是一位“难于抗拒的……机智的、有魅力的、讲究策略的人”。西奥多·怀特承认，他“对周恩来的品德几乎没有任何怀疑，对周的判断也没有任何疑问”。一位在日本的中国记者说：“应该说，他是我见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物。”
但是，如果为了这些利益而要求他背弃信守，他可能也会无动于衷地离开同伴。在和我们的关系中，周恩来信守与我们的协议中的条文和精神。然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友谊，相反，他是为了他的国家的利益才与我们建立友谊的。
在延安就认识周恩来的西奥多·怀特许多年后写道，他过去对周恩来的信任是绝对的。他将周恩来的两种形象联系在一起，概括他说：周恩来“与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的任何一个英明而又无情的人物一样，在行动时果敢而机智，象猫扑老鼠一样。他非常果断，能够凭自己的行动冲出一条道路。
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位具有高度热情的、和蔼而富有同情心的、彬彬有礼的人。”
周恩来把儒士的个人品德和列宁主义革命家的冷酷无情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的个性特别适合于他所扮演的政治角色。
他象台金钢一样--融合在一起的台金比其中的任何一种金属都要坚韧。共产主义制度总是奖励善于施展诡计的人，同时毁灭进行妥协的志士。周恩来的政治天才，在于他能够成功地同时扮演斗士和调解人的角色。
尼克松对周恩来的描写比毛多出许多。一方面是因为他和周接触更多，另一方面，他对周这个人更感兴趣。
“周恩来是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又是一位儒雅的人物；他既是致力于意识形态的人，又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既是政治上的斗士，又是最大的调和者”，尼克松高度概括了周扮演的复杂角色，并指出如果其它人这样身兼数角很可能会乱得一塌糊涂，而周却能应付自如。正因为他的机智，谦逊，圆滑，使他能长期占据高位，并赢得大多数人的尊敬。他也指出周冷酷无情，我认为周对老战友表现出的冷酷更多是出于一种无奈，但他确实有无情的一面。可是话说回来，不无情的人，早就会被无情的现实淘汰啦。
他说周有儒家风度和处世原则，那就是“圆通”“给人留情面”，他是一位谦谦君子，但是有需要的时候，他也会背信弃义。(尼克松未名要求太高，政客可以讲信用的吗？)
“但他安然居于古老的北京的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中，平静、优雅地在其中活动，象一位君主时代的圣哲一样。看见他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人，谁也想不到他就是那场专门为了征服世界、改造文明和改变人性的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段话很有意思。如果说毛有诗人气质，那么周就是有圣人气质的领袖。他儒雅而平和，没有毛的旧式文人气息，却有最传统，最中国，最卓越的儒家风范。谁能想到他竟是一场最暴力革命的领导人呢？他是中共领袖中的一个异类。 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主要不是出于权力斗争，权力斗争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我认为尼克松的看法比较接近事实。
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后，毛泽东就一直担心国家的革命精神和活动会逐渐消退，青年人会变得意志消沉。他认为，只有在大动荡中，才能使中国保持它的革命原则。他号召中国青年与旧的制度进行斗争，声称：“我们开始搞革命时，也只不过是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当时的统治者却是一些上了年纪、又有经验的人。他们比我们学问大，但我们掌握的真理比他们多。”
在那些年月里，许多青年人由于缺乏受教育的机会和没有钱而备受挫折。他们带着一种复仇的心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将成千上百的学校和工厂付之一炬。哲学家林语堂将“革命总是吞噬他们的孩子”这一陈词滥调颠倒过来，评论道：“在中国，是孩子们在吞噬着革命。”
毛泽东的红卫兵含混不清的使命，就是要摧毁现有的政治秩序和官僚机构。作为总理的周思来正好居于这一机构的顶端。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归来后，对我说过：周思来在谈到文化革命时，几乎隐藏不住他内心的苦闷。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周思来是为了实现建立平等的社会这一远景而斗争的第一代领导人；他也是一位想循序渐进地推行经济现代化的领导人。因此，他一方面赞同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另一方面又深知要在今后数十年内满足人民最基本的需要和国防方面的需求，就必须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正象埃德加·斯诺所说，周思来是“一位建设者，而不是一位诗人”。当周恩来看到红卫兵的怒潮摧毁了他精心奠定的现代化基础时，他一定会感到非常的痛苦。
在毛泽东看来，世界是充满矛盾和经常处于动摇不定的状况之中的。毛泽东把斗争看作高于一切。周恩来则是一位比较务实的人，他更多地强调要有选择地通过斗争来获得具体的成果。周恩来运用他那卓越的行政管理才能和用之不竭的精力，与中国五千万官僚极大的惰性进行斗争，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就，使毛泽东能够全神贯注地关心自己，对国家领导工作采取超脱的态度。
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很难想象举止优雅的周恩来会是笨手笨脚的样子。不过，当毛泽东在场的时候，周思来总是退到不显眼的位置，这也许是有意识的。因为他明白：觊觎毛泽东的宝座是极其危险的。
在他们的最后年月里，这两人也不是向着同一目标前进的。据说，在周恩来的晚年，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帮派要迫使周恩来下台，这可能还得到毛泽东的默许。周恩来预料毛泽东死后可能会出现权力之争，因此，他一声不响地把支持他的政策的人尽可能多地安置到重要的岗位上去。毛泽东的晚年则是在一种预想不到的、时而倒向政治派别的这一边，时而倒向那一边中度过的，并在这种摇摆的过程中，给中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一段时期里，毛泽东支持温和的讲究实际的派别；但时过不久，他又变得不耐烦了，联合起极左分子，发动另一场小规模的文化大革命。最后，他把自己也否定了。
在1976年的几个月内，这两位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相继去世了。他们两人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周恩来的政策在身后得到了继承，毛泽东的继承人却竞相抛弃毛泽东主义。
假如没有毛泽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就会缺乏一种神秘感——它不仅吸引了那些征服中国的、狂热的支持者，也鼓舞了世界亿万人民。但是，毛泽东象大多数革命领导人一样，只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周恩来也能够进行破坏，但他很有才干。他不是光能管理废墟的人，而是能够进行建设，这在革命领导人中是罕见的。他既能维护过去留下的最美好的东西，又能为未来建设一个新社会。
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尼克松道出了毛和周恩来的巨大差异，以及两人微妙的关系。他指出毛只善于斗争和破坏，而不善于建设。对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中共老一辈的人多是职业革命家，他们的主要经历是从事革命斗争，而对如何建设现代化国家所知不多。由于西方国家的敌视，他们能照搬的，就只有苏联经验而已。而中苏决裂，又使中国和苏联分道扬镳，艰苦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直到现在，中国仍在探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战略层面上，毛主席确实高超。他支持第三世界革命，把外交重点放在亚非拉小国，让中国成为第三世界的精神领袖。支援越南反美，又断然与苏联反目，与美国接触，这都可算作他的伟大之处。而在国内建设方面，反右，大跃进，发动文革，可以说尽是失分。而周恩来是建设型人才(这和周长期做具体执行工作有关)，当文革的怒火使中国陷入一片混乱，可想而知他的痛苦。但，他对毛有一种近乎崇拜的信任。如果说周恩来有什么偶像，他的偶像就是毛主席。除此之外，周恩来很聪明，他知道功高震主，伴君如伴虎。虽然他和毛并非君臣关系，但对毛这样有封建帝王情节的人，他懂得谦逊和低调。尼克松说，在毛面前，周就退在舞台之后了。据说李登辉在蒋经国面前诚慌诚恐，连凳子都只敢坐三分之一。而连战在当李当总统的时候，不敢进他的办公室。所以说李登辉这个人不简单。
尼克松点出了两个人相辅相成的关系。能与毛合作的，也只有周。虽然刘少奇和林彪一度超越周恩来，成为中国的二号人物，但是毛最终还是明白，只有周是他最可信任的人。但是毛不能容忍别人忤逆他，即使是周恩来，他曾多次批评周。周之所以小心翼翼，也是怕引火上身。毛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事实中很多中共领导人都有无情的一面。这与共产党的信念有关：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个人力量微不足道。阻挡历史前进的人，必然会被唾弃和淘汰。为了革命，该牺牲的就要牺牲。所以说信仰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了坚定的信仰，无数革命先烈就象今天的恐怖分子一样从容赴死。我相信毛做的一切不是出于个人私欲，他相信他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
关于尼克松的部分，最后引用一段他对中国的预测。尼克松是对华最友好的总统之一，我们不要忘记尼克松。
中国革命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并搞得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糟，最终将取决于中共现行领导人的决策，看他们能否象周恩来那样，更多的是作为中国人行事，而不是作为共产党人行事。如果他们确实能够这样做，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无需担心北方的苏联、南方的印度、东北方的日本，甚至毋需担心东方的美国。拥有十亿世界上最有才干的人民和巨大的天然资源的中国，不仅将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毛泽东的女性特征
许多人毛是“男生女相”，特里尔说他的嘴角女性化，而史沫莱特不喜欢毛，也是觉得毛“有些女人气”。
那么毛真有女性人格吗？我们可以从他的外在表现看出一些端倪。女人感性，脆弱，重情，善变，有时还会歇斯底里。毛是感情丰富的人，特别是他晚年的时候，变得多愁善感，时常落泪。他可能是中共领导人中，最爱哭的人。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这是出于诗人气质，还是出于女人气质？毛对杨开慧念念不忘，尊敬他的老师，关怀身边工作人员，这都说明，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他的无情是表现在政治方面。毛的脾气大，晚年喜怒无常，这和女性更年期的症状类似。所以，本人可以负责任地说：毛确实有女性的人格特质。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
毛一生娶过四个老婆。他最爱的女人是杨开慧，只可惜杨死得早。如果她一直跟着毛，也许中国历史就会改写(我不能确定能改多少)。年轻时的毛对杨充满爱恋，他曾写过一首词<菟丝>给杨，内容缠绵之极。他也给江青写过诗，不过那首<赠李进>更象是老师写给学生的。他为革命东奔西走，和杨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更因为他共产党员的身份连累到杨，以至丧命。他对杨有愧疚之情吗？不，他认为杨是为革命献身，他对此感到很自豪。他写下著名的诗名“我失骄杨君失柳”，有人问他为何称杨开慧为“骄杨“，他答：“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毛和他的家人把全部的精神乃至生命都献给革命事业，仅凭这一点，他就是值得钦佩的。
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毛对杨的爱恋是因为她忠于他。杀害她的人说，只要她宣布和毛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以放她，她拒绝了，毛一定对她心存感激。他说杨开慧不肯和他脱离关系，是因为她以他为荣，她知道做毛泽东的妻子是非常光彩的，所以宁死也不背叛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是个非常骄傲乃至自恋的人，最后发展到爱听奉承，搞个人崇拜。(乾隆晚年也有这个毛病)
毛在一定程度上背叛了杨，杨未死时就与贺子珍在一起。考虑到夫妻长期分居，以及他情感丰富，这样的行为也可以理解。毛喜欢青春洋溢，热情奔放的女子，因此他爱上贺子珍和蓝苹。但我们先前说过，毛不喜欢人忤逆他，所以可想而知，温柔婉约的女性更适合他。但是贺子珍和江青，偏偏是个性刚强的人，所以毛注定婚姻不幸。
关于贺子珍和毛的离婚，众多人说是因为江青做第三者。其实毛贺两人的婚姻早就出问题。贺子珍受过伤，又多次怀孕流产，身体非常虚弱。(贺的避孕措施做得很不好，江青就只生了一个女儿。还是江青强)病人的脾气通常都不好，所以贺常与毛吵架，而再一次的怀孕使她情绪低落，于是离开延安去苏联养病。这时，蓝苹出现了。
毛泽东为什么会喜欢江青？据说江青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她把目标锁定为毛泽东后，就总是喜欢在毛面前晃。她把自己打扮成好学上进的革命女青年，在毛讲课时做出认真听讲的样子，课后还勤于发问，使毛对她有了印象。她在毛面前显出乖巧温顺的样子，还常常借故去毛的住所。前面说过，毛喜欢青春活泼的女子，江青年轻美貌，有人甚至说她比蒋夫人漂亮。而江青显示出对毛的崇拜，也会让毛受用。贺子珍性格刚强，总是与毛针锋相对，他也常感到头痛。再加上贺子珍去了苏联，毛的身边无人，他需要女性的温柔体贴。
毛泽东是一个浪漫的人，浪漫的人通常是多情的。他曾问过史沫莱特对爱情的看法，这很不寻常。中共领导人中也许只有毛会向一个外国女人问这种问题。延安是一个封闭的小地方，<围城>里说过，这种单调的环境下最容易引发男女情事。而蓝苹对于毛，显然也有性的吸引。毛精力旺盛，正当壮年，当然有性的需要。所以，他被蓝苹迷住了。他对她着迷的程度，使他做出激烈举动。当其它中共领导人都不同意他娶蓝苹时，他甚至以辞职来威胁。也许只有毛才能做出这种事。他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他的地位已很稳固，中共不能没有他，他很清楚。由于毛的坚持，中央妥协了。他们要毛江遵守协定，江青在二十年内不得参政。江青倒确实遵守了这个协定，在毛的背后生活了很长时间。但江青有野心(不然怎会粘上毛泽东)，且睚眦必报。对于中共那些反对她和毛结婚的人，她一定会心存恨意。
毛和江青度过一段时间的密月期，这时的江青也显得文静贤惠。江生了女儿后，也许觉得自己的地位稳固了，和毛有一些磨擦，在生活上也开始骄奢起来。但因她没有在党内担任职务，别人也没把她当回事。她是演员出身，没有资历也没才干，人们对她嘴上不说，心中是瞧不起的。江青以为自己是主席夫人，她绝不甘心人们对她的轻视。她真正开始发威是在文革时期。经过多年的生活，毛也知道了江青并非自己的理想伴侣。但他老了，折腾不起了，也只能这样子。毛发动文革以后，开始使用江青。其实他也知道江青无能，但他也没有别人可用，还是老婆保险一点。江青背着毛做了许多坏事，他对此应该不知情。江把自己打扮成最革命，最忠诚，最爱戴毛主席的革命小将，假传圣旨，公报私仇，成了四人帮中最令人痛恨的人物。文革后受审，江青试图脱罪，她说：“我只是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就咬谁。”实际上，她在对文艺界人士的迫害更多是出于私怨。诚然她只是毛的一颗棋子，听他摆布，但在毛生命后期，他深居简出，已无力控制她，只能被她及党羽欺骗蒙蔽。他知道江青的胡做非为，曾给江写信说：“我身患重病，八十一岁了，也不体谅!”还曾当面骂她“江青混蛋!”但是江青不是他一手提拔的吗？自己挖坑自己埋，却能怪谁？如果当年他没有娶江青，也许晚年就不会那么倒行逆施，给国人带来巨大灾难。所以男人娶个好老婆是多么重要啊。
插个花
罗斯·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评传中说：“从外表看，毛泽东的不宁静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举上的平衡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也是对立的性格特征互相冲突的结果。毛泽东在讲到自己的性格时说过，他一半是虎，一半是猴。残酷无情和热情奔放的一面轮番占上风。”
显然特里尔对毛泽东的话理解有误，也不了解“虎”和“猴”的文化涵义。毛泽东说他兼具“虎气”和“猴气”，是指他有“霸气”和“灵气”。众所周之，老虎是百兽之王，林中之霸。猴子是机智，狡黠，和调皮的象征。毛有王者风范，霸气十足，所以他才会写出”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然巍然不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样豪迈的诗句。而他又富有幽默感，写出“土豆红烧了，再加牛肉”“冻死苍蝇未足奇”这样让人喷饭的句子。他四度赤水，玩弄敌人于股掌之上，他嘲讽揶揄赫鲁晓夫等人，这些都可算做他“猴气”的一面。
PS：传言他写给周恩来的那首词“父母忠贞为国酬。。。”，语气格律都不对，应该不是出自他本人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