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为了特定目的，由上级抽调、配备、部署，派往某一地区、部门、单位进行工作的临时性组织。规模大一点的也称工作队。中共搞政治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便于把上级意图、文件精神一竿子插到底，落实到基层；通过座谈调查等形式，了解情况，发现、培养积极分子，组织群众队伍，诱导他们在学习中接受政策规定，并使之转化为运动实际。工作组的职责就是把这一过程上升为经验，以指导面上的工作。带有突击性质。工作组人员由各单位抽调、集中而来，工作结束后仍回原单位。 1966年5月31日陈伯达带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6月1日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带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新华社6月3日公开报道，此后北京和全国各地区都陆续派出了工作组。北京60所高校中有47所派了工作组。各中学的工作队是由团中央系统抽调了1500多名干部组成的。仅在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就派出了7239人的工作队，其中清华大学就派出了500多人的庞大队伍。其时北京工作组人数约1万名。 北大聂元梓大字报和改组北京市委决定的公开报道，极大地刺激了群众性怀疑、批评上级党政组织的全国范围大字报风潮。在此背景下，工作组进校后的做法不一：有的原党委已经瘫痪，工作组进校后取代原权力机构，工作组和校党委站在一起，与一部分师生群众发生矛盾冲突，有的工作组对本来就存在矛盾的学校中的两派支持一边，反对一边，加剧了矛盾。但所有工作组行为高度一致是：都按照“给群众分类排队”、“上下左右一起扫”、“打击一大片”的“桃园经验”，主观上十分真诚地开展运动；其次，以57年反右为参照，视反对工作组的群众为“右派”、“反革命”或者“假左派、真右派”，实行打击。 北大发生乱打乱斗的“六一八”事件后，刘少奇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并加了按语，从而使全国各地的乱批乱斗的现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有组织的“反干扰”（排除对工作组工作的障碍）也伴随着武力惩罚，并引发更激烈的冲突。 6 月在6月20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39所大学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工作组反过来打击群众的事件。工作组对发表反工作组言论的群众的定性也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透过“反右”、“匈牙利***”的棱镜，将反工作组的风潮定性为“向党猖狂进攻”。北京师大一附中学生陈永康、何方方和师大女附中李黎黎等十三人贴工作组大字报，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外地典型的有西安交大“六．六”事件、南京“六．一三” 事件、重庆大学“六．一八”事件、长春市的东北人大（即吉林大学）“红旗事件” （6月21日）、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北京来信”事件（6月24日），等。 武汉大学 “全校干部和教师（总数是1242人）被打成‘黑帮’、‘黑线’的232人，党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黑帮 ’的108人，有4个单位总支的一般干部被100％打成黑帮或靠边站。工作组抛出武大‘三家村’以后，又在各系各单位大揪小‘三家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10多家，总务处一个单位就有4个‘三家村’，修缮组、机械厂的工人也成了所谓“三家村”的大老板。” 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听取了康生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汇报。[注]他认为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有人镇压学生运动。24日，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谈工作组问题，提出要撤掉工作组。25日，毛泽东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在毛泽东的压力下， 28日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消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说明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随即工作组在全国范围内撤消。 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一文把工作组描写为“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后来被官方结论概括为刘邓“五十多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导致刘邓政治上倒台（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取代刘少奇上升到党内排名第二）的导火索、口实。但是工作组做法的惯性在各地仍然延续了一段时期。工作组领导和成员在文革中普遍受到严厉的批判、清算。

[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6月就开始提出撤出工作组的意见。7月13、19、22日中央会议又三次重申。

（参考资料：穆欣《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载张化等编《回首“文革”》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萧喜东《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记忆与遗忘的政治》，“五柳村”http://www.taosl.net/wc246.htm；李行健主编《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语文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