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参加政变会议－－原南空副司令周建平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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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参加政变会议 －－原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访谈录
·舒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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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的免于起诉书是错的
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一直很坦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找我谈 话，副司令员王六生、萧永银在场。许世友说，根据我们知道，人家对你不信任， 你不能同某某某比，他们做的坏事多，你好好检讨，否则我们不好同群众讲话。我 心里很清楚，我是忠于党的，没干对不起党和革命的事情。至于检讨，我想得通， 干工作，怎么可能没有缺点错误，做错了，检讨就是了。
没想到事情远不那么简单。
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５日，我被关进南京空军的学习班，以后被押到北京丰台， 继而关到亚洲疗养院。在去亚疗的路上，公安部的人对我说，你就那么点问题，没 什么事。亚疗都准备放我出去了，我和被关押的人都发给了领章帽徽。但没有想到 ，问题越来越大，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９日，我竟被关进秦城监狱。保卫部门写了个 东西，硬要我签字，承认参加了"黑会"。１９８２年１月１５日，在根本没有出 示证据的情况下，军事检察院做出了"免于起诉"的判决。
◇ 我究竟犯了什么罪？
《（８２）军检免字第５号免于起诉决定书》确认我犯有以下罪行：１９７１ 年３月３１日晚至４月１日晨，被告人周建平在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参加了 由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林立果，根据《五七一工程纪要》关于建立武装政变"指挥 班子"的计划召开的秘密会议。……周建平中途到会。会上林立果指定周建平为南 京的"头"。会后周建平根据江腾蛟的旨意，指派了驻上海王维国处的联络人。… …被告人周建平，积极追随林彪，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触犯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法》第９８条的规定，已构成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鉴于被告人周建平所 犯罪行情节较轻，根据《刑法》第２４条的规定，决定免于起诉，予以释放。如果 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这个免于起诉书完全是错的！
直到今日，我仍然不服，曾多次到北京申诉，我坚信事情一定会搞清楚。
◇ 如果是会议，我是结束后才到的
刚一拿到《免于起诉决定书》，我特别吃惊，我认为完全不符合事实。但当时 我并不懂免于起诉是怎么回事，以为没什么事了，没想到免于起诉也是一种罪。有 关部门没有拿出任何证明我犯罪的证据，在宣布前与我谈话，只笼统地讲我有严重 错误，与他们有区别，不一样。而《免于起诉决定书》认定我的罪行是参加了林立 果在上海岳阳路召开的"秘密会议"，事实上我没有参加。
◇ 那你为什么不在规定的上诉时间上诉呢？
拿到《免于起诉决定书》后，我暂时没有上诉，违心签了字。因为我还在监狱 里，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我手里也没有任何证据，只能回去慢 慢搜集材料。而且我已经被关了十多年了，一直不能与家人通信，家里到底怎么样 了，也不清楚。我不想再因为上诉继续被关在监狱里，来日方长，先出狱再说。
以后我从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６日的《解放日报》才知道，江腾蛟１１月２５ 日下午在特别法庭第二审判庭供认，会议从晚上１０点多钟到第二天凌晨３点多。 而我是４月１日凌晨３点多钟，也就是"秘密会议"结束之后，才到达会议地点的 。那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是空四军情报处长蒋国璋开车来接的我，他敲门的时 间是夜里两点多，虽然是夜深人静，但蒋国璋刚学开车，技术不熟练，再则上海的 马路拐来拐去，从西北方向斜穿整个上海到达东南方向的岳阳路，费了近一个小时 的时间。这样，我到达时已经是凌晨３点多了。
◇ 那么，是不是为了证明你中途到会，起诉书故意模糊了时间？
是的，起诉书说会议时间是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１日晚至４月１日晨结束。我曾 在申诉书中提出，在涉及罪与非罪的关键事实--"秘密会议"的起止时间上，《 免于起诉决定书》作为一项严肃的法律文书，为什么不用已经被法庭确认的"１０ 点多"和"３点多"这两个准确反映客观事实的时间概念，却用"晚"和"晨"这 两个伸缩性很大的模糊概念呢？很显然，如果确认会议是"３点多"结束，那么只 能证明我不在现场，从而排除我参加会议的任何可能性。可是用了"晨"这个时间 概念，就可以把会议实际结束时间随意延伸，把明明是在会议结束后到达会议地点 的我说成"中途到会"。
◇ 您的这个申诉很有力量，他们最后是不是认错了呢？
没有。从１９８４年起，我就不断给军事检察院写信，要求出示证据。对方始 终没有给我看过证据。１９８４年５月１５日，有了回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 察院（８４ ）军检字复字第一号《复查决定书》来了，经本院复查认为：原认定 你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定性准确，你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故维持原决定 。
我一字一字研究过这个《复查决定书》，虽然维持原判，但与《免于起诉决定 书》有了几点小小的不同，不再说"证据确凿"，而是改成"证据充分"了。"被 告亦供认不讳"也被划掉，不再提及。但"免于起诉"的决定仍维持不变。
那么，由检察院代替法院定罪，是不是有法律缺陷呢？现在《刑法》上免于起 诉这一条罪已被取消了。
是的，但已经定了的免于起诉罪却没有取消！
◇ 我什么时候到的上海
１９８６年，我专门到北京上访，当面陈述。某负责同志说，你所以迟到，是 因为到南京接你的飞机受天气影响延误了。
这使我大为惊讶，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我是１９６９年从上海空四军调到南京军区空军的。之所以没有搬家，是因为 正值"文革"，南京地区比较复杂，派性严重，不少机关干部的家属在地方挨了野 蛮批斗。我家属老戴身体不好，就暂时留在上海。后来经过空军批准，老戴调到南 京军区空军后勤部任副主任。我从北京参加党委扩大会议回来，这才回上海搬家。
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６ 日，我就到了上海，偏偏这时老戴住了院。刚开始以为 是慢性阑尾炎，没想到打开后是卵巢囊肿。手术持续了八个小时，腹腔里抽出好多 血，肠子也切掉了一尺多，术后好久不能下地走动。在这种情况我一时搬不了家， 就在上海滞留了几天。
那时我根本就不知道林立果在上海。我到上海的当天晚上，于新野来看我，才 告诉我林立果在上海。于新野说，人家对你有很多意见，林副部长正在做工作，准 备找你谈一次。于是，３月２８日，王维国接我到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去见林立果 ，路上王维国讲了与空五军因为看病问题引发的很多矛盾，我哪里想到别的什么。 这中间还有一个情况，南京军区空军刘懋公等人向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汇报了南空两 派的问题，吴法宪很生气，下决心要狠整一下机关，组织了学习班，专门解决南空 问题。当时我在机关也是处在夹缝中，说话没人听，有人搞了好多名堂整我，甚至 公开说要与我斗争到底。我一气之下，干脆到上海治病，所以北京办学习班开始我 没去。刘懋公希望我去，几次打电话。吴法宪不知道情况，以为我在"左派"一边 ，还专门给我打了招呼，你回去要保证南京的党代会开好，要说公道话，不要靠在 哪一边。我知道，要开好党代会，王维国和陈励耘是两个关键人物，我不能不做他 们的工作。因为有这个背景，我当时理解林立果说南空以我为主的意思是稳住机关 ，不能再"无政府"下去了，根本没有政变的意思。
◇ 我们不知道"三国四方"
蒋国璋半夜２点多开车来接我时只是说林立果让你去谈话，没说开会。参加这次 谈话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也都不承认是开会，更不承认是政变 的会。
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三国四方"会议的名称。
"三国四方"只是事后有人问林立果，他顺口说出来的。
我到了以后，蒋国璋说在楼上，我就上了楼，看见林立果和江腾蛟、王维国、 陈励耘四人坐在那里。我在上海空四军任军长时，就和他们就保持一定距离。当时 许世友曾对周建平说，人家想靠还靠不上，拉你还不去？确实，要不是为了搞好团 结工作，我不会去做他们的工作。
◇ 那天晚上，你到了以后，他们说了些什么？
那时他们把我看成是威胁力量，不可能对我说什么。
林立果说，有人向中央告状，要把江腾蛟等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如果他们 真被打倒，南空机关很可能出现杨余傅事件后那种反复局面，甚至更困难。为了稳 定机关，防止反复，南空机关"左派"以你为主。３月２８日晚上，林立果也说过 这话。我一直认为是稳定机关，解决团结问题。林立果简单说了几句后，对我说， 你把南空的情况跟他们谈一谈。说完，他就下楼去了，没听我们谈话。
我是南空党委的副书记，当时南空没有政委，在那个特定的情况下，司令员刘 懋公说话又不起作用。空军把开好南空党代会的责任交给我，其实吴法宪也不知道 空四军、空五军对我意见也很大，这就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当时南京军区先开了党 代会，许世友主持，就没有开下去。许世友没办法，打电话给总参谋长黄永胜，黄 永胜出面，会议才没有中途夭折。
那天半夜找我到岳阳路去，就是为了南空党代会选举的问题。"文革"初，南 京军区空军就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派性严重，如果司令员刘懋公没选上常委， 那怎么行？一定要选上。王维国和陈励耘都是中央候补委员，我感觉他们三个人意 见不一致的话，南空党代会就开不好，甚至开不下去。要选票，就要解决王维国和 陈励耘的矛盾，让我来就是为了让我做做工作。那天晚上我谈了南京军区空军贯彻 空军学习班决议的情况和南京市清查"五一六"分子的一些情况。后来我又说了南 空将召开党代会，征求江、王、陈的意见。陈励耘说会一定要开好，不能夭折。他 讲了五条，一、要发扬民主，让大家把话说完；二、前一届党委的报告要通过；三 、高举团结大旗，四前一届常委要选上……江腾蛟和王维国表示同意。我很高兴， 这回开党代会不会有大麻烦了。
谈完林立果上来了，问你们在谈什么。江腾蛟说，我们在谈南空党代会召开的 问题，已经谈完了，请副部长指示。林立果拿了个本子，说了以谁谁谁为主的话。 这时就到了４点多，说下去吃饭。这中间没有一句谈到"五七一"，甚至也没有一 句说到政变。
◇ 那怎么变成"秘密会议"了呢
虽然那天在场的人都说是为了解决团结问题，可专案组问，解决团结以后干什 么呢？还不是为了政变，死活往政变上扯。所以审讯人员硬要我承认开了"秘密会 议"。在出庭给江腾蛟作证时，审讯人员不让我说开会的内容，非要我承认参加了 "秘密会议"。我耳朵不好，没听清。审讯人员又连说两遍，我只好含糊地嗯了一 声。
那天谈完后，我要回南京，江腾蛟说南京电话不太好打，你是不是派个人到上 海来，住到王维国那里，通过王维国联系。我回到南京布置了以后，再也没过问， 根本不知道派没派人到上海，更不知道派了谁。
而《免于起诉决定书》硬要把半年前的所谓"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草稿和这个 "秘密会议"人为地联系起来，说是根据纪要草稿关于建立武装政变的班子。这完 全是颠倒黑白！且不说究竟有没有这个"五七一工程"纪要，反正活着的人没有一 个见过这个东西，我从来没听说过！就是有这么一个写在笔记本上的草稿，在九一 三事件半年前开会找几个官不大位不高的人研究，情理上也说不过去。
◇ 我怎么可能参与政变
在关押期间，我曾问专案组，明明他们的指挥班子没有我，为什么你们非要说 有我？专案组说，可能是协调把你协调进去了。我气愤地说，我没这个基础，我对 党忠心耿耿，明明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为什么非要说成是政变？我怎么可能参与政 变？为了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我和我的战友们流血牺牲，我为什么要推翻它？我 参加革命不是没饭吃，也不是因为土改分了土地，就是为了抗日，就是为了革命。 １９３５年我在学校接触了进步思想，就与同学进行了革命活动，办小报宣传抗日 。
（史料一）中共江苏省委下属的外县委员会委员宿士平在一篇回忆录中说，连 日来，整个苏州城的抗日救亡怒涛一浪高过一浪……黄埭乡师学生周建平等一行十 七八名青年男女学生，一路高歌，正义之声吸引了成批群众参加游行队伍。到青阳 里时，人群已达五六百人。口号声、歌曲声把他们的喉咙嘶哑了，臂膀摇酸了，但 仍个个精神拌擞。龟缩在日租界的日本人都吓得不敢露面。示威活动持续到晚上１ ０点左右结束。在《吴县革命斗争简史》上，还有这样的记载，１９３６年，"七 君子"被捕后，关在苏州看守所，黄埭乡师学生周建平等四人冒着被开除学籍的危 险，到监狱探望慰问沈钧儒等七人。他们是群众自发慰问七君子最早的一批。
（史料二）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周建平加入共产党。在黄桥决战最后的追击任 务中，他率领连队机智地从侧翼迂回到河边，猛然杀出。顽军过不了河，纷纷跃入 水中，被打死、淹死者不计其数。战争年代，周建平作为主力团的团长，很能打仗 ，粟裕多次表扬过他，解放战争的七战七捷，第三捷保卫淮安，周建平当团长，他 那个团只有一门迫击炮，却顶住了敌人六个旅的进攻，血战了四天。政治部一个处 长专门到前线来传达说，粟司令说了，你们打得很好，很顽强，很灵活。战后受到 华中军区七位首长通报表扬。
为什么这样冒着生死？就是追求革命。在我指挥的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不是几 十几百，而是几千几万啊，他们的骨头已经成灰，而我还活着。我提着脑袋参加革 命，在做统一战线工作时，几次差点被敌人杀掉。曾几次负伤，为了什么？就是为 了党的事业，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为了推翻蒋家王朝，我参加革命不是为 升官发财，确实是一心一意为党尽义务。半个世纪过去，我还一直记着入党时组织 上说的话，你成了共产党员，没有任何特权，只有为党的事业尽义务。这话十分深 刻，成了我的行动准则，影响到我的一举一动。直到现在，我虽然有天大的冤屈， 至今仍受着不公正的待遇，但我依然没有动摇对党的信念，相信党相信群众，也相 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
我对党忠心耿耿，我承认我在工作中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但不管是战争年 代，还是和平年代，我没有对党做过亏心事，更不可能参加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好 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帮助我们的党把我的问题弄个水落石出 ，否则，我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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