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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别墅往事

周佩红 发表于 2005-9-26 14:03:02

我曾在南京西路的金城别墅里生活多年。其实，那只是一条建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式里弄，却不知为何有了这么个别墅的美称。现在它旧而破败，可能不久将拆迁。在静安区，这样的弄堂别墅还有多处，威海别墅，荣康别墅，静安别墅，等等。

金城别墅，看上去是太普通了，尤其它的弄堂口——而且现在怎么也找不着任何“别墅”的字样了。因此，说它是伪别墅也可以。弄堂口的铁门多年中装了拆、拆了装，曾有一扇，黑沉沉的铸铁，舒卷的花卉水草纹，被拆去炼钢，贡献给了“大跃进”。现在这扇简陋至极，两排空疏的铁栅栏而已。主弄堂倒像是一个狭长形广场，让往日的幻影一幕幕上演。走进这里，我仿佛仍能看见女孩子们在踢着一串串空螺壳“造房子”(像电影《英国病人》中护士汉娜深夜玩的游戏一样)，男孩子们在跳绳，骑自行车窜来窜去，老太太则神态安详地坐在支弄堂里晒太阳。

叙述这条弄堂别墅的历史需要长长的篇幅，我只能说我经历的。在我住过的那一号楼，底楼有一间公用厨房，四个煤气灶代表了楼里的四家人家。我总是端着祖母烧好的菜一趟趟往上走，经过亭子间，进到二楼三个房门中的一个。各家房门总是紧闭，偶尔，其中一个门突然开了一条缝，一个金丝边眼镜青年旋风一般走出来，脚踏上门边的矮桌，腰微弯下，打鞋油，猛擦，系鞋带，换一只脚，再来，脚跟在棕垫上舞步似地一二三擦三下，飞快进门，脚跟顺便带上门。串门的事情几乎没有，邻里多是点头之交，说话谨慎，客客气气，尤其是在“文革”中。

关上房门，各家过的是自己的日子，也把私密牢牢地卫护。这里很久以来便有了一种类似西方人的淡漠疏离，但曲折的内里也许有着更深的苦衷。我在这里背书包上学，然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然后我家被造反派抄家，然后爸爸被带走审查一去不回。然后哥哥们进工厂做工，我下乡当农民。然后哥哥们在这儿结婚，二楼三楼成为他们各自的新房。然后他们的下一代出生，上学，小学，中学，大学，有一个甚至出国留学。生活就是这样继续。弄堂里的家家户户，从其生活的轨迹来看，竟是那样的大同小异。

前不久我又去到那里。在并不十分亮的灯光下，我看到三楼带尖顶的小阁楼是那么拥塞：饭桌，沙发，大衣柜，五斗橱，彩电，冰箱，微波炉，电脑，音响，大床，小床，碟片，报纸书刊……这就是我小哥哥的家。他已决定买新房子了，再远再偏，按揭再重，他都要买，这拥塞的、整夜有推土机卷扬机水泥搅拌机巨响的日子他已经不能忍受。他全家看中了一个楼盘，在闸北区最边上靠近农田的地方，刚刚封顶。多么远啊，对于静安寺边上的金城别墅来说，但他已经决定了。

在哥哥打开的窗子外，上海夜真实地呈现着，不同于新锦江旋转餐厅外的流丽，也不似游船在浦江行进时两岸的迷幻，这里，繁华是在远处，在延安中路高架道流动的灯河之外。近处是暗的：一块空地成了公交公司的临时停车场，另一块竖着脚手架。我们的别墅或弄堂显然是最后的堡垒——并非它有保留价值，人们传说此别墅当初是由宋美龄参股的金城银行出资建造，也仅仅是个传说，我更相信这样的说法：地处黄金地段的它地价太贵，没有哪家房产商能把它拿下来。

下楼时，我看到二楼两间朝南屋都关着。里面的邻居，一家另买了房子，一家去了海外。二楼卫生间里，马桶漏水无人修理，只能用脸盆从水斗的水龙头里接水去冲。这几样东西也都像一百年没人使用和清洁过似的，不能细看。谁都不会在抽水马桶和水斗间的那一小块地方放个木盆洗澡了。两个哥哥都在自己拥挤的居室里装了洗浴装置。

底楼三间也关着。自托儿所关门后，居委会曾有“三产”在此办公，没多久也就撤了。空关至今，这钢窗、蜡地、壁炉、天井俱全的房间。厨房的四个煤气灶却都在，用塑料布蒙着，或裸着厚厚的黑油泥。东一个饭锅西一块砧板，都被一只只旧塑料袋仔细包好，甚至用过的内酯豆腐盒子也一个个叠好了包在塑料袋里，好像主人还打算用它们似的。

弄堂里有一股死老鼠的味道。几个窗口亮着节能灯幽幽的冷光。附近嘉里中心和稍远处锦沧文华把耀眼的灯光分了一点投过来。这曾经被人羡慕的住满医生、律师、教授、银行职员的“别墅”，自50年代起就没有一家是住整号楼的了，那种别墅式的生活格局——底楼用餐、宴客，壁炉前读书、弹琴、交谈，天井种花，二楼主客卧，三楼储物，亭子间住佣人——早已不存在，它实际已不具别墅之实。现在还住在这儿的，只剩下穷人，盼着早一天拆迁，拿到一笔拆迁费去还买新房子的贷款。就像我的哥哥。

八年前，这一片就开始拆迁了。当这座“金城别墅”被周围废墟里飞出的苍蝇包围时，我妈妈曾多么希望它也拆掉！妈妈生前最后的希望，就是离开她住了四十年的这悲欣交集之地。现在，老人们已经离开，这里的没落也成定局。在远离这儿的地方，一片片新的别墅区正在建造，落成。这是对的，也是我所向往的：人的生活，人的空间，的确该有另一种面貌。

转自真名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