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梦－－一梦八年重返上海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嵇 伟·
多少年过去了，只有在梦中偶尔还会回到那间用黄土垒起的小屋，前半间住着 两头牛，后半间用秫秸杆搭起的矮墙后，是我那张用同样秫秸杆遍成的小床。
和牛同住只是我无数次搬迁中的一次，而那张窄窄的小秫秸床，却伴我度过插 队的八年。在今天的回忆中，岁月早已熬干了生活真实的苦痛，剩下那片断的记忆 就象夹在纸页发黄的旧书中那瓣早已辨不清原色的干花--真实，却易碎而无色无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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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牛同住
文革开始时侯我已经懂事了，父亲成了牛鬼蛇神，我唯一的亲伯父割腕自杀。 我们这代人看到过那么多亲人、熟人和陌生人的死于非命，死于革命，然后，革命 就轮到我们头上了。
１５岁那年我被分配到安徽淮北插队。记得那是三月的一个午后，很好的阳光 照在上海彭浦车站铁色的顶棚上。我站在车窗前看这阳光下的铁色的顶棚缓缓后退 ，又看父亲带着年幼的弟弟和妹妹挥手追着跑。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他们看上去那 么伤心，尤其当他们发现火车越开越快而他们却再也追不上的时侯。我想我会从那 天起开始一个新的生命，为毛主席的号召而活着的生命。
也许不仅活着，也许还会去死。我有一个少年时的玩伴徐蓓蓓，比我大三四岁 ，留着两条又黑又长的辫子，一直是我这个黄毛丫头的崇拜对象。她和弟弟住在爷 爷家，她爷爷是个翻译家。我已经忘了为什么我从未见过她的父母。她比我早两年 到江西去插队，去了不到一年，就因为救当地的小孩而淹死在潭里。据说是夹在潭 中的石缝里而憋死的，死时全身青紫。我看见她的爷爷一夜间老了十岁，从此变成 一个无言而驼背的影子。
我去的地方在淮河的支流茨河边上，一个很穷的小村庄。刚去时没有地方住， 队长就把牛棚腾出一半来，用秫秸杆一拦，后半间就成了我的卧室，一张小床，两 个妈妈给我的箱子，还有一盏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
在牛棚里的第一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浪漫。半夜牛反刍声音把我从梦中惊醒， 以为是什么鬼怪之类，差点吓得哭起来。
事实上象我这么大的上海女孩看见一只小青虫都会惊叫的。
很久以后当偶尔回忆起插队的日子，最先回到脑海里的总是一副这样的画面： 我和十来个农民一起，在一望无际的黄土地上拉犁耕地。我们躬着腰，每人背一根 手指粗的麻绳，用并不太大的力气拉动那具木犁，就象通常牛们做的那样。我们生 产队只有两头牛，春耕时忙不过来，只好用人代替。其实拉犁时我从不花大力气， 因为人多容易混。但在永远的记忆中却总觉得代替牛拉犁看起来有点惨。
二、南京之歌
我们的生活的确有点惨。我们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没有钱，没有地位，也没有 家。在农村我们是被教育的对象，而且因为我们的出现，农民减少了口粮的分配， 所以农民并不欢迎我们。在家里我们成了拖累家庭的负担，我们挣不到自己的口粮 ，挣不到回城探亲的路费，所有这一切父母都要替我们付。城里人把我们看作祸害 ，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天来两次催：为什么还不回乡下？不要在城里闲逛！美国总 统尼克松访问上海时，我们被勒令全部返回农村，怕我们去美国人面前做出什么有 失体统的举动。
而我们习惯了所有的轻视敌意和侮辱，在那些漫长的没有希望没有理想没有尽 头的日子里，我们学会了怎样轻松地生存。初来插队时所有的理想都随着这些轻视 和侮辱远离我们而去，剩下的是孤独和玩世不恭。
前队有几个男生，一到粮食吃完的时侯，就坐到队长家门口要吃的，后来这招 不灵了，队长告诉他们如果再提前吃完口粮，只有到大队部去要，生产队再也没有 粮食可给了。男生们一听，二话不说，拿这一根绳一个筐，转身就去了大队部。到 了大队部，自然是不可能要到粮食的，他们也不多说，把带来的绳子往梁上一挂， 拧一个活扣，其中一个男生往凳子上一站，伸头就要上吊，吓得大队长立即叫人称 了一筐高粱给他们。
知青们上街赶集通常是卖柿子卖鸡蛋的农民的灾难，几个知青往摊前一围，一 个和摊主讲价，另几个就遮遮掩掩的往口袋里塞柿子鸡蛋，然后一轰而散逃之夭夭
有一度我时常被邀请到邻队的几个知青那儿去吃鸡。那时吃鸡是贵族的生活。
我们普通人一年都吃不上一只鸡。而我被邀去吃的那些鸡都是他们半夜走几里地到
别的公社，从农民的鸡圈里偷出来的。有一次他们还计划用半斤泡了白酒的馒头偷
一只猪，后来事发，猪没有偷成，却被绑在树上狠揍了一顿。自然从此以后鸡肉也
就绝迹了。
偷东西也好，上吊威胁也好，本质上其实是青春期旺盛的精力无处发泄的表现 还有一种发泄就是唱歌。我想所有的知青都曾有发疯般地在落日的田野或夏夜草 屋前空地上大唱知青之歌的经验。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未唱过样板戏，却能唱全《外 国民歌二百首》。
一个晚秋的傍晚下着阵阵冷雨，满地泥泞中走来两个南京知青。我从烟雾弥漫 的灶边抬起头，虽然我们从不相识，但这是规矩，赶上吃饭的时侯，他们就是我的 客人。揭开落满苍蝇的锅盖，我给他们盛了一碗红薯--这也是我的晚饭。就是在 那间晃着昏暗油灯光的灶间里，为感谢我的饭，那个有一对忧郁黑眼睛的南京知青 教给我唱这首后来几乎流传在全国知青间的著名的《南京之歌》。那略带忧郁无奈 却有又坚定沉重的旋律，至今会不知不觉回到我耳边。
半年过去了，听人说在我那儿吃过饭的两人中有一个就是南京之歌的作者，已 经被抓进去了，判了十五年刑--文革以后我们听说他死在监狱里了。
那年的夏天，顶着八月的烈日，我戴一顶草帽，背着一个军用书包，从安徽到 南京去找他，我拿着什么人给的地址去雨花台附近找，人们却告诉我没有这个人。 暮色降临了，我仍在街边徘徊，只觉得又热又渴又累。我不知道自己已经病得很重 ，我不知道或没有钱住旅社没有钱买车票。我睡在火车站的石凳上发着高烧，脸上 已经发出满脸红点。不知多久以后，一个扫地的大妈叫来了警察，我被送回上海， 送到第六人民医院急诊室。当父亲从医院把我接回家时，我已经足足六天没吃过东 西，然后开始吐血和昏睡。
我至今仍不知道他是否真是《南京之歌》的作者，只记得他那双略带忧郁的深 深的眼睛。
三、牺牲者
８２年我大学毕业前，初夏的一个傍晚，一个奇瘦的高个子男人到学校找我。 他说：七年了，你没变。
我惊愕地看着他，那张奇瘦而冷峻的脸慢慢抓住我的回忆，而回忆中，他的脸 青春而漫暖。
那是１９７５年的事。他姓秦，原来住在上海成都路附近。他和我在同一个公 社插队，表现积极。后来我们大队从１９７３年起每年都有一名女知青被推选为工 农兵大学生，回上海或去合肥念大学。每年的那一天看着他们坐在手扶拖拉机上带 着胜利者的微笑向县城方向远去的背影，我总会羡慕的几夜睡不好觉。
我想上大学，我想回上海，但问题是所有被推选上的工农兵大学生不仅要表现 积极，还都是大队书记的好朋友。我从小不爱体力劳动，表现积极当然是谈不上了 而且我还不喜欢我们的大队书记。他长得挺英俊，但笑起来时的表情令我害怕。 我总是这样幼稚地安慰自己，我是全县知青中最小的，等到所有的知青过了二十五 岁上大学的年限，那就是我一个人的机会了。
事实上并没有等到那一天，全国高考制度就恢复了，７８年我自己考回上海的 华东师范大学。在这之前，７７年初的时候，有一天忽然听说大队书记被县公安局 抓去了，因为最后一届被推荐回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工农兵大学生怀孕了。经调查， 我们的大队书记和四、五个--也许更多？--女知青有过这样的关系。
当初和现在我都从未谴责过那些女知青，尽管事实上她们可能占了我招工招生 的机会，我想她们是比那个团委副书记更惨的牺牲品。在她们一辈子的生命中，永 远会背负一种道德的负罪感，也许？
四、历史没有结论
也许历史和人生都不能简单地用"白就是白，黑就是黑"来评判？几乎整整一 代人消耗了他们的青春和热情在贫瘠的农村，许多人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十七岁时我有个男朋友是上海最出名的年轻人，他的弟弟在黑龙江兵团，１９ ７５年或者是７６年时在黑龙江被枪毙，罪名我不知道。原上海解放日报总编的儿 子当时在黄山茶林场，他的女朋友陆华和另十一个女知青为救灾--救什么灾我不 知道--全部死去。而他后来因为把毛主席像章别在死去的陆华胸前而被批判：毛 主席像怎么能跟着下葬？！
人们说这是整个民族的灾难。然而，今天中国大陆最出色的作家和社会科学研 究者，几乎全是当初插队的知青，是否这又该归功于农村插队呢？
文革过去了三十年，对中华民族，这三十年中的改变超过了几个世纪，可是在 今天有谁能评判这个改变的是与否呢？
仅仅纪念过去其实已经足够了。
□ 原载《天下华人》１９９６年７／８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