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文革四十周年祭)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原创]拒绝遗忘(文革四十周年祭)
文章提交者：翁天信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前言】十年前我在美国，海外最大的中文报纪念文革三十周年，我这两篇文章就发表于该报。
十年过去了，这段血迹未干的民族血泪史对新一代青年已经遥远得象唐宗宋祖，动用国家资源筑起的遗忘壁垒，势图将这一切罪恶永远地埋葬于民族记忆之外。但是，我们还在，曾经和祖国同甘苦的一代还在，曾经和民族共患难的一代还在。我们，我们的良知拒绝遗忘。
我把这旧作重新拿出来，献给那个时代的牺牲者，献给那个时代的受难者，和深受其害、深受影响的文革过来人，也殷切期望青年一代能了解长一辈曾经走过的路。
并愿经历过那场民族劫难的朋友，在这值得纪念而有人不希望我们纪念的日子里，都来写出你们的故事。
我时时想，那场灾难过后，曾经作恶的人都躲到哪里去了？难道文革的作恶者都能若无其事，没有良心的折磨，我们民族的神经竟这样的强硬？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把国家当作目的，把人当作手段的理论，在实践中的第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把人分为爱国者和敌人，或者说，把人分为对国家有用的有用手段和工具，和对国家有害的或不利的工具，它暗示的结论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应该无情地消灭后者，这样，本来为了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革命，最后变成了维护国家，维护某种特殊道德的革命，变成了消灭人的革命。
(陈维刚《评卢梭人民主权论中的专治主义倾向》)
这场战争使千千万万男女老少失去生命或陷入极度悲痛，任何与这场阴谋有关连者，都不配受到宽恕。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纽伦堡战争法庭上的最终结词)
和死神相伴的日子(拒绝遗忘之一)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一年多，刚满二十二岁的我，被西北兵团农场党委定為“現行反革命份子”，接受“革命群众監督劳动改造”。
六七年十月一日，林彪在天安门向广场上百万革命鬥士宣布：“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领导下已取得了決定性的胜利！”被走資派窃取的无产阶级政权又回到了革命人民手中。
林副統帅說得好：政权就是鎮压之权。
十月三日，鎮压反革命大会在我所在的兵团师部广场舉行，一个仅兩万人口的小地方，六千人大会規模空前。
剛列队进场，席地而坐，台上的喇叭就叫道：“各單位把三反分子、地富反坏右，押到台前來！”我被押到会场前方，各單位的批鬥对象都集中在台下，五六十人排成一行，低头面向广场，誰也不敢互相看一眼。
阳秋的毒日直晒头顶，全场革命群眾意氣风发、鬥志昂扬，一遍又一遍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遍又一遍高誦毛主席语录。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敬愛的毛主席，您是我們心中不落的紅太阳，我們有多少貼心的話儿要对您讲，我們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直到三个五花大绑的反革命由手持步枪的战士押上台，全场才静了下来。
几个身着旧軍服的公检法革命领导小組头目走到台前声嘶力竭：“首先，让我們共同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广场四周六個大喇叭传來互相干扰的尖音：“万疆无疆无疆……，健康健康健康……”
宣读的罪名千遍一律，“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文革，猖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判词更是千遍一律，“为捍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判处反革命分子某某有期徒刑 XX 年！”
第一个，八年。
第二个，十五年。
轮到第三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他是当地中学的数学老师，一个稚音未脱的女学生上台发言：“我们由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小兵，心向红太阳，心明眼亮，一眼就看出他走路的样子象电影里的国民党兵。”造反派一查，果然他小学时就参加过童子军。他不但不服，竟狡辩说童子军就是今日的少先队，在一次批斗会后，他喝得烂醉，把一樽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石膏像绑在身上，装疯买傻，革命群众破门而入，把他按倒在地踩上两只脚。主席的石膏像被这反革命分子压碎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全场高呼：“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打倒刘少奇，砸烂刘邓陶的狗头！”“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央文革！”地动山摇，响彻云霄。
死囚听判双膝一軟，跪倒在地，喉咙被麻繩紧紧勒住出不得声，只发出困兽般的哀嚎。
四个战士一拥而上，揪住胳膊在颈后插上一支长条木板，就像我們在《窦娥怨》法场一幕见过的那样，连拖带推到台下一角，战士在他腿弯狠狠一脚，死囚双膝跪下，战士举枪抵住他的颈项。
全場六千观众鸦雀无声，伸長了脖子，我想起魯迅在小說《药》中的描寫：“彷彿许多鴨，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著。”六千双眼睛射出饥渴的期待，期待那鮮紅滴血的馒头，期待那振奋人心的枪声。全場屏息靜氣，死一般的靜，只听見台前十几面紅旗在风中瞍瞍的飘动，过了一秒，兩秒，传來沉闷的“砰”一声，卻並不像在电影中听过的那么清脆响亮。
散会了，各單位須排队从死者面前走过，以收“壮革命者志气，灭反革命威风” 的最大效果。扑倒在地的死者被战士拉起翻转，仰面躺在地上，睁着无神的双眼，半开的嘴里咬着一棵草，粗布囚衣被掀起到肩，露出胸口的弹洞，一股暗红的血流从创口湧出，斜過凹陷的腹部，在腰下的地面汇成一滩。 女同志们双手掩面疾步跑过，而我們這些特意被安排來看杀鸡的猴子，不敢不看，也不敢快行，低着头挨个在死屍前緩步走过。
毛泽东說，对反革命“杀掉一批，关押一批，改造一批”。我将在哪一批呢，明天是否会轮到我？ 這是一個死神天天在你身边的时代，转眼三十九年过去了，我仍时时想起那法场的一幕。那个枉死的中学教师也许早已家破人亡，也许已经获得了平反，也许他的儿女已记不清父亲的模样，也许他的学生也早已成家立业 ……
我只想知道，那些昔日的学生，如果有人还能想起死在他们手中的老师，他们内心会否有一丝的伤感？
雨文你在哪(拒绝遗忘之二)
梁雨文和我是中学六年的同班同桌同学。
我们都暗恋着前面一排左边的短发女生，在那年代，理短发是很勇敢的，62年放了一部东德电影“柏林情话”，女主角一头齐耳短发，一下子风靡了上海的中学，爱时髦的女生都剪了辫子改成这种“柏林式”短发。团支书们提出“学柏林还是学雷锋”的讨论，短发简直成了对雷锋的挑战，而女共青团员们的基本标志是两条长辫和一双布鞋。
那时的少男少女，纯真得象水晶，我们都在心里觉得她对我比对他更好，所谓好，无非是她回过头来向我借了一快橡皮而已，这甜蜜的一瞥伴随着我们走过了中学六年，直到各奔东西。
我和雨文再次见面，已是两年后，在“西去列车的窗口”，这是诗人贺敬之的著名诗篇，那几年中上海十三万青年走上了远征的路。
我们不在一个中队，经过半年极其繁重的农场劳动锻炼之后，我们都分配在兵团农场的师部——农场是部队编制，分为师、团、连——师部是一个两万人口的小镇，我因从小所受的正规美术训练，分配在宣教科搞展览壁报之类，雨文在工程队当建筑技术员。
说起来，我和雨文还真不是一般的缘份，我们的父母是哈佛大学同学，他虽只比我小一岁，但我是上海大企业家的长孙，父母赴美，我留在祖父母身边，而雨文则出生在波士顿。
我们虽同在兵团拿三十八元一毛三的工资，却话不投机。我是出名的资产阶级自由散漫，他积极参加各种团活动，虽然没能加入那个先进青年的组织，但能代表单位出席“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令他十分自豪。
我们之间的分歧已经不是女生的深情一瞥，我们连朋友都算不上了。
1966年，“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把十三亿中国人拖进了文革的深渊，我被师党委宣布“戴反革命帽子，交革命群众监督改造”时，雨文是工程队“八一红卫军”的五位“勤务员”之一 —— 毛主席说过，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所以文革初期的红卫兵领导人都称为“勤务员”。
之后我被送往偏僻的劳改农场，几年后我们在西安车站相遇时，双方都吃了一惊。1969年我从劳改农场逃出来，爬在运煤的火车上，餐风饮露到了西安，用仅剩的十元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车票。
西安车站广场有座全国最高大的毛主席塑像，周围全是大字报，人山人海，我不敢走近这种地方，坐在暮色苍茫的街沿等待明天一早的火车。
突然听见一堆人群中有人高声和人辩论，那高亢的男中音正是梁雨文。我起身想走，和挤出人群的他恰好照面，两人都怔了一怔。毕竟他乡遇故人，他请我去吃四毛钱一碗的饺子。
他很真挚地对我分析，刘邓陶，彭罗陆杨，五一六分子，血统论，我感觉到他那份为国为民的热血，那些年，中国人都是政治家，但我只想避开。
他是在上海探亲后回兵团去，大概看出我是“畏罪潜逃”，劝我“早点回来吧，好好听毛主席的话，改造自己，参加革命，我相信你，我们还是朋友。”
我们往相反方向分手了。
以下的事是又隔了几年，我从他单位的人那里知道的。
雨文和我分手后，回到了兵团就被极左的“红色战士造反团”抓了起来，当时正值全国武斗最烈的年代，68年江青发出了“文攻武卫” 的指示后，林彪再火上加油：“武斗无非四种，好人打坏人，革命行动；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好人受锻炼；坏人打坏人，以毒攻毒。”武斗一发不可收拾。 雨文出生在美国，他的父母是上海第二医学院教授，在文革中这些都是他深重的罪孽。一次批斗会后，几个造反派头领把他拖到仓库里毒打，逼他说出美国特务组织的名单和暗藏的收发报机。这些事在今天听来是笑话，但在当时，紧跟毛主席阶级斗争路线的造反派是认真的。革命战士牢记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么温良恭谦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爆烈的行动。”
雨文在他们眼里，绝对是一个万恶的美帝特务。对这样顽固的敌人，心怀朝阳的革命战士们决不心慈手软，他们把他紧紧绑在板凳上，用四寸长的铁钉，钉进他的双膝，然后把痛昏过去的雨文丢入了地窖。 西北地区冬季漫长，一冬的菜都放在地窖里，十月的夜，已经在零下。三天后，造反派想起了他，但他已经僵硬了，没人知道他死在哪天，更没人知道他是否苏醒过。
雨文的父母知道了他们独生子的死讯后，在五七干校双双自尽。
领头毒打雨文致死的头目，70年成为他单位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发出“文化革命已已经七年，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感叹，各地处理了一批所谓“打砸抢分子”，那个杀人凶手因雨文案被判刑三年。
雨文的死，三十七年了，尸骨无存。我不知是否还有人记得这样一个普通的青年，记得这样一个平凡的生命。这许多年来，我心底始终无法排遣一个念头，在那寒冷的夜，如果雨文曾在剧痛中醒来，他会想些什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望着地窖口的夜空，是否想起了父母、想起了师友、想起了心仪的短发姑娘？但这一切，已经永远、永远、永远没人知道了。
现在我们自己都做了父母，我的儿子也到了当年雨文的年纪，这念头愈加象铁钳一样钳着我的心。我的良心无法面对一个无辜的青年，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这满天星斗的寒夜，孤独地死去。
1996年4月18日初稿于洛杉矶
2006年3月31日修改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