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为什么对红卫兵发生失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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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革史时，文革中期毛主席为什么对红卫兵失控，以致于不得不采取两项极端措施（军队进校军管强行解散红卫兵、把红卫兵一锅端到农村）解决红卫兵问题，始终是个令史学家们迷感的问题。
先从红卫兵性质说起。
红卫兵不同于共产党员。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说）为最高信条而聚集的组织。红卫兵是以对毛主席个人崇拜为最高信条而聚集的组织。
1966年8月1日毛主席发表公开信，支持北京一帮中学生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号召他们“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并借助媒体宣传鼓动使之扩大至全国。
看来毛主席是寄希望于借红卫兵的忠诚和冲劲，自下而上地打倒一批党政军内“走资派”--------即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与毛泽东治国理念（阶级斗争为纲）有分歧的一大批领导干部。
（这些“走资派”即主张贯彻党的“八大”决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干部，在领导层中占多数，但其实他们并不反对毛主席，只是存在工作方法上的分歧）。
各地红卫兵组织起事后，以狂热的干劲，把冲击矛头指向了所有各级党政干部，各级党政机构。冲击波从学校开始，一直冲击到教育局、县委、市委、省委、各中央局、国务院各部委办、乃至于中央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常委。
红卫兵响亮的口号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带长字的靠边站”。“炮轰省市委”。例如四川的红卫兵提出“打倒李井泉（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解放大西南”“砸烂黑省委”。
他们尽力搜集材料，证明以上这些领导干部是有反毛主席的劣迹的，是刘少奇线上的干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一般总能列出若干罪名。尔后组织冲击党委政府机关，打砸抢抄抓，抓出各级领导干部批判斗争，致使各级政权于1966年下半年先后陷于瘫痪。（军队系统于1966年间是唯一未受冲击的）。
而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把持的中央文革逐渐排挤政治局、书记处的作用，实际掌控了中央日常工作大权，他们自上而下地在媒体宣传舆论方面，在行政系统工作指导方面、在专政机关监控方面，对这种“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象予以支持。
于是，从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委省府，到最基层的党支部-------各级党政机关及各级领导干部，在这来势汹涌的上下夹攻中，不知所措。（正如刘少奇文革初在省委书记会上发牢骚“怎样搞文化革命，你们不晓得，你们问我，老实说，我也不晓得”。并自嘲，这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为求自保，各地党政领导一开始时仿效反右之作法，组织部分工农与学生中靠拢党组织的积极分子组成保卫党委的红卫兵、赤卫队（这部分群众组织因之被称为“保守派”，以与“造反派”相区别）反击造反派。但由于中央文革指挥全部媒体大加抨击，毛主席也签发中央文件严令各地“不许以工农压学生”。“保守派”及各级领导机关的消极抵抗终归无用，直至被搞垮。
此时，毛泽东放手让中央文革出面指挥一切。本人则对于这种冲砸各级党政机关现象保持了沉默。
党内各级领导层从未遇到过这种党外冲击党内，下层冲击上层的事态，非常想不通的后果便是“二月逆流”。一帮老帅和党政要员在1967年2月“大闹怀仁堂”。与中央文革成员发生激烈冲突。但此事被毛泽东出面打压下去。正式决定今后中央文革与国务院联席会取代政治局和书记处，军委办事组（黄吴叶李邱）取代军委常委会。
到了1967年1月，出了一件有标志性大事，中央文革成员张春桥、姚文元赴上海，直接指挥上海红卫兵，工总司造反派，查封了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关押了市委一班人、成立了新政权“革命委员会”，完成了奉旨造反最终目的----夺权。此举被誉为“一月风暴”。此风迅速蔓延全国各地，各地造反派组织纷纷仿效，夺取当地党委政府之大权，全国进一步动乱。
由上海“一月风暴”始，动乱又加新因素-------造反派内战。因原保守派被击溃，因各级领导人均垮台，因各级政权均瘫痪，全国自省市至厂矿车间的领导岗位，出现了巨大权力真空。“一月风暴”又表明了，紧跟毛主席起来造反的群众组织头头，是可以填补这权力空白的。于是原本一致向各级领导层及其御用保守派开火的造反派们，便因夺权而产生矛盾冲突，如北京红卫兵发生“天派”“地派”之争。重庆发生“八一五”与“反到底”之争。
也有原保守派群众组织不甘受压，为适应新形势，改头换面也自称革命造反派，参与夺权之战。如湖北的造反派“三钢三新”与原保守派“百万雄师”之争。
1967年的派仗武斗，由于从冷兵器发展到热兵器，显得更为激烈而混乱。
由于部分军队单位以“三支两军”名义（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介入派仗，也增加了局势复杂性。
1967年“720”事件（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的部分军人扣压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谢王逃回北京，北京召开百万人游行，欢迎谢王，并改组武汉军区）是一标志，文革斗争矛头转向军队。作为党中央最高喉舌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指出“要揪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指出文革分三阶段，一阶段是揪文化战线黑帮（三家村等），二阶段是揪党政部门走资派，三阶段是揪军内走资派。但，由于这一趋势引发军队不满，产生了反弹，可能会引发不测之祸，终被放弃。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抓，成了政斗牺牲品。
但在1967、1968年间，以三结合（军人、被打倒后又被起用之原领导干部、造反派头头）名义，各地政权陆续重建。
重建的过程，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而言，是一个完成了既定目标（打倒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派”，重新进行权力洗牌）后，从乱到治，恢重秩序的过程，事情可算结束了。但对下面红卫兵、造反派而言，却是一个参与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事情才刚刚开始。
于是（自一月风暴后）上下目标开始分化。
毛主席一再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武斗愈演愈烈，有些地方甚至都动用了坦克，大炮，军舰。
毛主席一再号召，“要复课闹革命”，但学生热衷于冲冲杀杀，就是不上课（刚刚挨了学生打不久的教师阶层也无心思上课）。
毛主席一再号召，“团结起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必要分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但派斗依然不止。
为什么开始时狂热个人崇拜的红卫兵、造反派如今却不听话了，原因就是在权力再分配中他们企望尽量取得最大份额。
1968年，毛主席采取了断然措施，由军队派出人员（名为“军宣队”），率领从工厂抽调出的大批工人（“名为工宣队”）进驻各大中学，对学校实行军管。强行收缴武器，强行解散红卫兵组织，对红卫兵头头收押一批，批斗一批。对在武斗中有血债的处决了一批。（注：这里采用的措施正是文革初期不许实施的“以工农压学生”）。
开头典范的一步是组织十万军工宣队冲进清华大学（《南方周未》有过回忆报道，此不详述）。
一方面由于强行的复课没有压下红卫兵好动好斗的心，始终是个隐患，另一方面也因文革动乱导致经济大滑坡，城市养人不易了，1969年大规模实行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绝大多数红卫兵（除了有背景能参军提干的）被送出城市，到了农村当农民。
红卫兵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后来，由于林彪事件等，文革又持续了多年，但，作为红卫兵，则已结束了历史使命。
规律暗中起了作用。
红卫兵组织一旦成立，当然也有了个性利益，不完全受被崇拜者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