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发生在上海的“经济主义风”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李 逊·
在对中国文化革命的研究中，许多中外学者都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即文革中 群众运动的表现形式基本是政治性的，群众提出的要求或表达的愿望始终是政治的 ，即使是由过去的经济因素引发的矛盾，在文革中也都表现为政治冲突。
事实上，文革中的群众运动提出过经济要求，这些经济要求比较集中表现在一 九六六年底及一九六七年初的很短一段时间内，在当时被称为"经济主义风"而被 中央明文下令禁止。本文试析发生于全国最大工业基地上海的"经济主义风"的原 因及类型。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经济主义"一词，只是为了行文方便而套用当时的 称呼，并无贬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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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口、所有制和身份
不是生活在中国，很难理解中国的两种身份制。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划分， 造成了城乡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
城市户口是优越而世袭的：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不开放粮食市场，买粮食必 须使用粮票，即使上饭馆吃饭，去食品店买点心，也必须使用粮票。只有城市居民 才被发给粮票，农民吃粮得自己种；城市里的工作只向有城市户口者招工，农村户 口要进城工作必须首先改变户口；住房分配只限于城市居民；孩子户口随父母，没 有城市户口，子女也永远成不了城里人。
在城市户口中，还有种种区别：所在城市大小等级（如市级城市与县级城市） 的不同造成地区身份差别，所在工作单位所有制（如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 不同造成所有制身份差别，用工编制（如干部编制与工人编制）的不同造成编制身 份差别，用工制度（如正式工与临时工、合同工）的不同造成正式工与非正式工身 份差别，等等。
所有这些身份差别的后面是机会的不平等与物质利益的差别。身份最高的是全 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他们有着终身职业保障，享有连同家属医疗保险在内的"大 劳保"，有着病假、产假工资，退休后可领取退休金，等等，生老病死有依靠。
即使是"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工资基数也依所在城市的级别以及消费水平而 划分成不同类别。上海属于"八类地区"，工资基数在全国领先；上海郊县属于" 五类地区"，工资基数便比上海市区低好几档。上海的生活、文化、教育水平向来 为全国之先，加上计划经济优先发展上海等大工业城市，使上海与内地其他城市原 有的差距更为拉大。
而在城市的几种所有制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工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区别 如集体所有制职工的起点工资和退休工资都较全民所有制职工低，医疗保险是只 保个人不保家属的或只保一半家属费用的"小劳保"，等等。
在集体所有制中，还分"大集体"、"小集体"，作为区政府或县政府工业部 门管理的"大集体"，工资福利虽较全民企业差些，但职工的职业一般较稳定，近 乎终身职业；而作为街道或里弄管理的"小集体"的职工收入则更少，且没有医疗 保险及退休、病假工资。
城市职工中地位最低的是临时工、合同工与外包工，不但无法享受任何劳动福 利或养老保险，而且职业也十分不稳定，许多人的工资不是月工资而是日工资或计 件工资。文革前夕全民所有制正式职工的最低工资一般是每月四十元左右，集体所 有制职工一般是三十五元左右，而临时工、合同工或外包工中许多人收入则不到三 十元。当时最低生活水平线为家庭成员平均生活费在九元以下，三十元收入只能养 活三个人，而那时一般家庭起码有二个以上的孩子。
除了经济待遇，在另外一些方面，全民所有制的职工也明显地优于其他所有制 的职工。例如全民所有制的职工可以组织和加入工会，集体所有制职工则大部份无 此权利。文革前夕上海２７２．１３万职工中，集体所有制职工为５９．７６万人 这５９．７６万职工除上海市手工业局所属的部份合作工厂职工外，都不被允许 组织工会〖一〗。而一九五三年修正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规 定；非工会会员的"疾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间的工资与救济费，非因工残废救济 费，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养老补助费，丧葬补助费，只能领取规定额的半数〖二 。至于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则不但不能参加工会，而且还不能参加作为执 政党的共产党，被完全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
身份最低的是农民。比起城市的就业居民，农民生老病死除了靠自己，便只能 靠子女。作为农民，意味着匮乏的经济收入，靠天吃饭的艰苦劳作，没有任何社会 保障或社会福利的人生。文革前对人的最严重的惩罚，除了关监狱或送去"劳动改 造"，便是革去城市户口，流放农村。
所有这些身份，有些是先天就被政府分配定了的，如城乡身份、地区身份，随 父母的身份等级而定。于是人还未出世，身份级别却已注定，要改变与生俱来的身 份，除了上大学、参军、被招工或与高身份者结婚等极少途径外，几乎无路可行。
有些身份是被后天份配的，如所有制身份，在每个人第一次被分配职业时由政 府派定，而这第一次分配几乎是定终身的，以后要改变则非常困难。例如集体所有 制向全民所有制身份转换的障碍，是许多人在试图调动工作时所更本无法逾越的。
还有些身份也是由政府分配的，如编制身份："干部编制"相当于西方白领阶 层，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医生、教授等等，属于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工 人编制"则相当于西方的蓝领工人，只能当生产工人，即使有希望升迁当上管理人 员，要改"工人编制"为"干部编制"也十分困难，许多人便只能长期"以工代干 "，以工人的身份代做干部工作，等上个三年五年甚至十几年，待有了"干部编制 "的名额，方能改变身份。
地区、企业或各类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及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甚至差 距很大，在任何社会都是正常现象。问题是，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切不 是个人努力或个人选择的结果，而几乎完全由是政府一次性分配，靠个人的努力改 变已被分配定了的身份非常困难，有的人一辈子就是为了一张城市户口而奋斗。于 是在这个最信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国度却有着最多的宿命与无奈。而当时的中国却 又是大力宣传平均主义的，这使得所有低身份者感到分配不公。人们既然无法自己 选择身份，便只能寄希望于掌握分配权者放松或改变分配政策。
对经济利益期望的膨胀也是经济主义的引发因素。１９４９年以来越来越强化 的计划经济，使得人们对自己的经济利益的自主选择范围与自我奋斗空间日益缩小 工作的努力与物质收入不成正比。一切都是被分配的，收入的多少只在于每次晋 级加薪时的百分比，靠自己根本无法开辟其他创造财富的途径，于是人们也只能寄 希望于分配政策的松动。掌握分配权的干部在文革中威信的降低，增加了放松或改 变分配政策的希望。
自一九五八年以后，职工工资增长速度缓慢，一九五八年上海全民所有制职工 的平均工资是七十点七一元人民币，而在以后几年最高也只升到一九六四年的七十 点七八元，到一九六六年降到六十六点五三元〖三〗。每次加工资的决定权都在干 部手中，文革中这些干部成了"走资派"，那些对过去工资评定不满的工人得以有 理由要求纠正"工资评定中的修正主义路线"。此外，许多工厂在一九五九年至一 九六二年的经济衰退时期为紧缩开支，削减了工人的劳动保护费用，例如延长工作 服的发放周期、缩减或降低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范围或标准、减少夜班半夜餐津贴 的发放对象、降低有毒有害工种工人的营养津贴标准，等等，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仍 未恢复。而这些劳动保护用品或费用对低工资的工人来说，过去都是一笔不小的隐 性收入。于是一到文革，许多工人便理直气壮地要求恢复原有的劳保待遇。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的"安亭事件"标志着工人造反派的兴起。中共上海市 委在"安亭事件"中第一次被迫公开向造反派让步，签字同意"上海工人造反总司 令部"（当时简称"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虽然，这五项要求都是"政 治性"的，但却给其他造反派以启示。不久，十一月月二十二日，"上海临时工、 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迫使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劳动局的 代表签字同意他们的六条要求〖四〗。内容除了当时千篇一律的要求承认其为"革 命组织"、行动为"革命行动"等之外，还要求取消临时工、外包工等制度，要求 自即日起不得辞退临时工、外包工。这种要求超出了文革所允许的政治范围，涉及 到用工制度。可以说，这六条要求是"经济主义风"在上海的开端。
◇ 最先提出经济要求的组织
最早提出经济要求的不是工厂的正式职工，正是这些没有稳定职业的临时工、 合同工和外发加工的外包工，还有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后来被动员回乡的"回乡支农 "职工；以后又进一步发展到支援内地职工和文革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
第一类组织由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组成。
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用工形式曾因终身职业制的加强而削弱。六十年代， 国家主席刘少奇有感于铁饭碗用工制度的弊病，建议扩大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 用工形式，增加劳动用工制度的灵活性。一九六四年前后的经济好转时期，上海许 多工厂陆续招收了大量的临时工和合同工，或将一些生产工序外发给里弄闲散劳动 力加工。这样的就业形式既扩大了就业面，也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但是，由于中国 社会保障体系的单一性及封闭性，劳动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与终身就业高度 重合，这些处于体制外的工人的生老病死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加上就业的不稳定感 ，文革批判刘少奇，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用工制度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刘少奇" 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
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在文革中自称"红色工人"。他们在上海的造反组织 最初名为"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不久，为与全国的这类 造反组织统一，改称为"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这些组织的要求归 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条：一，要求享有职业保障，工厂不得辞退临时工、合同工及 外包工，取消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就业制度。二，要求与全民所有制工人在政 治上、经济上同等待遇，提高工资与劳保福利。例如能够参加所在工厂的工会，能 够参加文革运动并组织自己的群众组织，将计件工资、日工资改为月工资，享受医 疗保险和病假工资，等等。三，一些在文革中被工厂辞退了的临时工、合同工要求 恢复工作。
他们召开大会，逼着干部签字。这场运动在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接 见全国临时工、外包工造反组织的代表并表达同情后达到高潮。（见本刊ｚｋ９７ ０７ｅ、ｚｋ９７０８ａ，方圆：《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独立工会"全红总" --编注）江青还建议必须允许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被解雇者马上回原单位 ，工资补发。消息传出，一九六六年六月以后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纷纷回原来 被辞退的工厂要求复工。于是造成有的工厂临时工、合同工过多，特别是季节性生 产的工厂，窝工现象更严重；一些处于生产旺季迫切需要劳动力的工厂却由于怕生 产淡季时无法辞退工人而不敢招工〖五〗。
第二类组织由"回乡支农"工人组成。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的经济衰退时期，许多工厂开工不足或停工、半停工 ，不得不动员家属在农村或有办法回原籍安家落户的城市职工退职，许诺待国家经 济情况好转后，将优先请他们回厂复职。上海当时共精简职工三十一点二万人，其 中十八点三万人回农村，十二点九万人回上海城镇街道。被精简者大部份是一九五 七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这些人被动员回乡的多；少部份人是一九五八年后参 加工作的新职工，这些人被作为辞退对象〖六〗。所有回乡职工的户口都被改为农 村户口。
一九六三年以后，国民经济开始回升。但是，当初动员那些职工回乡时许下的 以后让他们回厂复工的诺言并没有兑现。人口的急骤增长所带来的愈来愈大的城市 居民的就业压力，使得当政者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已被动员去农村的当年职工。虽然 上海也曾设法解决他们回乡后的困难。例如将上海郊县的回乡职工吸收进厂当临时 工，所得收入与所在农村的生产队四六分成，称为"亦工亦农"。一九六三年以后 ，上海以这样的方式陆续安排了三万余名回乡职工〖七〗。但这是杯水车薪，而且 ，没有恢复他们的城市户口。
这些被动员或辞退的回乡者，一旦离开城市和工厂，便立即丧失了原有的"铁 饭碗"以及作为城市居民的种种利益，城乡之间由于剥夺农民的计划经济以及两种 户口制度所造成的愈来愈大的经济及文化的差别，加上回乡后立即遭受到的"大跃 进"所造成的农村大饥馑，使得他们意识到城市户口及铁饭碗的宝贵。这些当初" 为国家分担困难"的回乡职工发现自己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不但自己从工人变成 了农民，从"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而且自己的子女也永远变成了地位最低 的乡下人。他们当然急切地希望重返城市和工厂。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当初对他们许 诺言的干部身上，也寄托在文化革命运动上。
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动员回乡的重点在一九五八年以前进厂的职工，因为上 海是老工业城市，职工中的比例以一九五八年前参加工作的为多，一九五八年"大 跃进"时期进厂的大多为社会闲散劳动力如职工的家属或个体劳动者等；而其他许 多城市的重点辞退对象则是"大跃进"发展工业时招收的大量农民。〖八〗
到一九六七年年初，当初被动员回农村的十八余万人中，共有超过五至六万的 人回到上海，他们认为：上海精简人员工作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中央原来规定 精简城镇人口主要对象是一九五八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工人。但上海在精简时，篡 改中央指示，把五八年以前进厂的老职工也精简回乡"；而且当初答应将优先让他 们复工的诺言根本没兑现，这是言而无信〖九〗。他们提出："我们要饭吃！"" 我们要复工！"〖十〗
此外，那些当年被精简回上海街道城镇的近十三万家属，虽然以后有一半左右 陆续进了小集体所有制的里弄生产组或街道工厂，但文革中，他们要求回到全民所 有制或大集体所有制的原厂工作。〖十一〗
第三类组织由文革前的支内职工组成。
作为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的上海，历年来曾派出大量人员支援全国各地的工业 和文化建设，有些工厂或商店甚至全部人员与设备迁去外地。六十年代中期，毛泽 东提出建设大、小"三线"，上海更是人员和设备的供应基地。但上海与内地生活 水平的差距，使向来追求生活舒适的上海支内人员深感不适应，而文革前内地城市 的生活因经济衰退更比上海艰苦，即使是政府配给的粮食与副食品定量也经常供应 不足，令所有内迁者后悔。文革中，那些被动员内迁的职工纷纷回上海，许多人甚 至合家返沪。他们批斗当年动员自己内迁的工作人员，说当初对他们的动员是强制 性的，要求还他们上海户口及上海的工作。据载，仅仪表、化工、第一机电这三个 局，文革前两年支内的二万六千多名职工，一九六七年初返沪的已近二万〖十二〗 ；更有些内迁厂的全部原上海职工都回了上海，如西安变压器电镀厂一千五百名职 工全部返沪，贵阳永阳电表厂走得只剩厂长、党委书记两个人〖十三〗。
第四类组织由"上山下乡"、"支农支疆"的青年组成。
上海在六十年代以后，为了减轻就业压力，曾动员许多当时被称为"社会青年 "的无业青年和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去上海郊县农场或远在新疆的农场工作，这种 动员很多是半强制性的。文革中他们也大批返回上海，要求将户口报回上海市区， 不愿再待在艰苦的农场或边疆。如上海郊县的长兴岛，各农场共有下乡青年一万多 人，跑得只剩一百人〖十四〗。
◇ 职工中的经济要求
上面所说的几大类组织的目标主要在户口或职业上，他们所掀起的社会影响是 巨大的。但他们毕竟不是正式职工，而且许多人当时已不是上海居民。真正使上海 的生产和经济秩序受到巨大冲击的，还是来自在职职工的经济要求。
文革中上海在职职工提出经济要求始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这天，上海 港务局所属九区的部份学徒工在抢"黑材料"（即枪人事档案）时发现一份有关学 徒工工资的上级文件。对照这份文件，他们认为自己的学徒期被定长了。于是就到 局里去造反，要求补发转正的工资差额。局党委书记同意补发一年。〖十五〗
提出经济要求的最初只是非正式职工以及已经去外地的职工，这个消息一传开 ，各单位的在职职工纷纷起而仿效。十几年来习惯于被动地等着党和政府分配利益 的职工们，一旦发现自己有了主动争取济利益的机会，马上寻找各种理由与当权派 谈判。几天之内，这股风便迅猛地席卷了所有的工厂和企业。所有的局长、处长、 科长都成了宝贝，被人们争先恐后地抢来抢去，逼着在各种经济要求的纸条上签字
从所能收集到的材料来看，职工的经济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工资。认为过去评定的工资级别不合理。许多人提出，本单位的领导在 过去加工资时，没有按照有关文件办理，压低了工资标准，因此要求按当时的文件 重现评定自己的工资级别，并补发这些年的差额。如上海圆珠笔厂工人提出过去评 级不合理，要单位领导同意将凡工资低于一九六三年该厂平均工资的，一律提高到 平均工资水平，并自一九六三年始补发，共七万多元。〖十六〗
在要求补发工资的风潮中有许多是学徒工提出的要求。国务院规定学徒工的学 徒期限可以依工种的繁简分为三年、二年不等；一些技术简单的熟练工种如搬运工 清洁工等，更是没有学徒期，只要半年试工期满便可转为正式工。上海却一律规 定三年〖十七〗。学徒工没有工资只拿十八元津贴，正式工起点工资便是四十二元 而学什么工种大多是分配而并非学徒们自己的选择。这使许多简单工种的学徒工 感到既在学技术方面又在经济方面吃亏。于是许多熟练工或简单工学徒纷纷要求缩 短学徒期并补发工资差额。前面所提港务学徒工造反一事即出因于此。上海第二商 业局一九六七年初曾补发工资六十三点七万元，主要便是用于学徒转正期三年改两 年〖十八〗。而上海港务第四装卸作业区为此一次补发近四万元，平均每人补发三 百至四百元，有的近千元〖十九〗。
增加工资的另一个途径是先要求改变所在单位的所有制，然后根据新的所有制 身份标准增加工资。最多的是要求将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如上海的人力装 卸运输工人曾要求上海市委领导签字同意将他们"统一归口"，改集体所有制为全 民所有制〖二十〗。
职工要求经济的第二方面表现是要求补发或增发各种福利费用或劳动保护物品 如交通费、早餐夜餐费、加班费、洗澡费、有毒有害工种营养费等等工作津贴， 以及工作服装、工作手套、工作鞋、洗脸毛巾、肥皂、套鞋等等劳动保护用品。其 中，有些是低福利的集体所有制职工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福利的攀比，有些则是企业 五十年代曾经实行过，后来被取消或降低标准了的。上海第二商业局便为此补发九 点就四万元〖二十一〗。
职工要求经济第三方面的表现是抢占住房。文革前上海职工住房主要由企业或 政府分配，人口稠密的上海住房分配向来紧张。"文革"中许多运动对象被缩小或 赶出住房，一些人便去抢占那些房子。尚未分配的空房也是抢占目标。这种抢占住 房的行动大都借用单位造反队的名义而为，甚至还有一家三口组成一个造反队去占 领一栋房子的。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自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除了运动对象 的住房三十万平方米被抢占外，五天内全市所有待分配的空房也都被抢占一空〖二 十二〗。
职工要求经济的第四方面的表现是分资金如年度生产资金，工会基金等。例如 邑庙区扎排组将一九六三年以来所积累的五万元生产基金全部份光〖二十三〗。个 别合作企业的职工还抽回入股股金，等等。
职工要求经济的第五方面的表现是要求发放各种文革活动经费，如串连费、宣 传费、袖章费等。或要求提供宣传工具如扩音器、喇叭等，交通工具如轿车、摩托 车、自行车等。这方面的费用开支非常大，据当时对轻工业、教育、商业、劳动等 四个局的调查统计：这四个局共有二百九十七个群众组织，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上 旬到一九六七年二月底，共化去经费五十五万六千元〖二十四〗。
还可以列出职工经济要求的许多内容，但主要是这几种。如果说非正式职工的 临时工等要求的是身份平等的话，正式职工要求的则是经济平等。提出经济要求者 ，有的是全市性职工造反组织，如成员以民办小学教师为主的造反组织"小教革命 联合造反总司令部"，要求民办小学改公办，教师按公立学校标准发工资和福利费 ；又如成员以一九五八年进厂的青年工人为主的"五八兵团"，要求缩短三年学徒 期，并补发工资差额。还有许多组织只是为某个经济目的临时凑成，目的达到便解 散。
作为上层造反组织的上海最大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总部，从可以查到的 资料来看，除了要求文革活动经费外，没有提出过明显的经济要求。"工总司"提 出的口号都是政治性的，所提的要求也都是政治性的。不过，"工总司"的许多的 工厂基层造反队却多少都投入了这股风潮。参加者大多是工厂的普通工人。
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四月统计：上海一九六七年一月，仅增加、补 发职工工资、奖金、津贴、福利费，分掉工会节余经费、集体公积金、股金，以及 发放串连费、物资等等，就耗资三千五百万元至四千万元〖二十五〗。而一九六六 年上海二百十二点四四万名全民所有制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总额是一亿四千一百万万 元〖二十六〗。其中，华东电业管理局便为所属工厂提取补发工资一百二十八万元 ，相当于该局四个月的工资总数〖二十七〗。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至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上海所有的银行门前都挤满了提 款的人群，最多的一天支出现金二千八百万元〖二十八〗。由于提款数量大，单位 多，上海各银行的现钞几乎被挤兑一空。
◇ 后果
面对越来越膨胀的经济要求，各级干部束手无策。他们若签字同意各种要求， 与他们过去一贯坚持的原则不相符合；但若是顶着不签字，又会招致"对抗革命群 众"的罪名。为了缓和与群众的矛盾，上海市委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安亭 事件"后不久，同意将上海郊县的"亦工亦农"回乡工人收入与生产队的四六分成 改为百分之一百归回乡工人〖二十九〗。这是上海市委为了缓和矛盾作出的第一次 经济上的让步。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共华东局 代表、华东局工业办公厅主任黄宇齐，与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于永实签字同意临时 工、外包工的六项要求；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海市劳动局局长王克在支农回乡工人 的要求上签字，市劳动局将这两份签字的协议，于十二月二日作为正式文件发了下 去〖三十〗。十一月二十九日上海市委成立了以副市长宋日昌为首的劳动工资接待 小组〖三十一〗。但局势的混乱，使得这个小组从一开始成立起就遇到极大的困难 ，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主持市委会议宣读中 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的指示："现在很被动，要争取主动，对他们的要求，要尽量 解决。"十二月十五日，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向中央打报告希望给予明确答复。十二 月二十六日，在得不到中央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上海市委制定了《在与群众协商时 对几个具体问题的暂行处理意见》共七条。内容不但包括临时工、外包工等的工资 福利，还包括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职工的劳保待遇、病假产假工资、学徒期限、交通 补贴等等〖三十二〗。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市委副书记曹荻秋在有关会议上传达市委书记陈丕显的意见 ："经济问题放松些，不要顶"〖三十三〗。会上讨论了五条：其中三条是：一九 五八年以后精简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厂安排工作、街道工厂适当增加劳保福利、长期 的临时工和外包工改为长工〖三十四〗。第二天，市劳动局又配合市委这五条制定 了两个具体方案并将方案向下传达〖三十五〗。
在基层的干部们，不少也顶不住包围和批斗，签字同意群众的各种的经济要求 仅铁路局全局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便共签了六 十三份工资福利协议，金额达三千零五十万元〖三十六〗。
在许多工厂和生产单位，人们无心工作，日夜包围着各级干部，进行各种经济 谈判。上海海港近六千人离开生产场所，致使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的日装卸量从日 常的九万吨下降到三万五千吨〖三十七〗。上海铁路分局从一月一日到一月八日， 开往南京与杭州的客车计划每天二十一列，实际开出只有十七列；货车装卸计划为 六百五十辆、二万二千七百四十二吨，实际只完成七十二辆、二千六百十五吨〖三 十八〗。由于交通运输受阻，一月一日至八 日，上海的七个发电厂的存煤量告急，平均只够用三天，其中望亭发电厂更是因为 燃料不足，十一只炉子停了五只，发电量从每天四百万度下降到二百万度〖三十九 。纺织行业一九六七年初的缺勤率达百分之十，轻工业局全局五百六十二个工厂 中有三百零八个完不成一月份的生产任务〖四十〗。上海面临瘫痪威胁。
许多拿到各种补发款项的人，马上将钱购买久已渴望的商品，于是，本来就供 应不足的市场货源更为紧张。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中百一店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至 八日的总销售额比上月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一，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 三十六点三。许多商品脱销，这又造成市民的恐慌心理，一些市民抢购囤积煤球、 草纸等日常生活用品。〖四十一〗。
生产的大滑坡，使本已处境困难的上海市委陷于绝地。上海市委"经济问题放 松些"的打算，更为自己增添了被打倒的理由。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工总司" 与其他三十一个组织联合发出《紧急通告》，称当前发生在上海的生产和经济混乱 是"上海市委坚持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同日的上海《文汇报》全文 登载了这份传单，并加编者按，将这场要求户口和经济的运动称为"经济主义"。 接着，一月十一日，毛泽东要求向全国广播《紧急通告》，《人民日报》转载并发 编者按；同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从此，"经 济主义"更被称为"反革命经济主义风"或"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上海市委试 图在经济方面有所放松以缓和与造反派的关系的努力完全失败。上海市委试图以主 动的姿态参与文革，结果是增加了自己的罪名。
其实，《紧急通告》及稍早几日的另一份被毛泽东称赞的传单《告上海全市人 民书》都是在陈丕显的提议和支持下起草并印发的〖四十二〗，为了阻止上海生产 的滑坡，陈丕显打算向全市人民发出呼吁。考虑到上海市委已被造反派"炮轰"得 失去号召力，他希望借助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及运用当时最流行的传单形式。陈丕 显的努力并没有挽回上海市委的颓势，上海市委最终还是被定为"经济主义风源" ，《紧急通告》在文革中的功劳从此归于"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
一月十一日这天，毛泽东还指示中央文革小组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 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向上海"工总司"等群众造反派组织发去贺电。第二天，上 海即召开数十万人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 "。不几天上海掀起夺权热潮，这个热潮在当时被称为"一月革命"。一九六七年 二月五日，上海的文革夺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工总司等３８个造反派组 织为发起单位。被称为"经济主义风"的风潮，在上海所引出的最直接的政治后果 ，是加速了中共上海市委的被打倒，确立了以"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在上海 文革中的左派地位。"工总司"从此被作为"工人阶级参加文革"的楷模，成为中 央文革最重要的地方力量及社会基础。
至于人们在这一时期中提出的要求，虽然当时作为"经济主义风"被否定，但 其中许多要求以后还是被考虑。如学徒期限，自一九六八年文革中第一批新工人被 招收进厂后，便按工种的技术程度分为半年试工期及二年、三年不等。工会会员和 非工会会员在福利待遇及家属劳保方面的差别，一九七一由上海市劳动局颁发文件 取消；与此同时，上海一九六六年以前进厂的临时工全部转为正式工〖四十三〗。 这些政策上的变化不能不说与文革初期的这场规模如此之大的工潮般的"经济主义 风"有关。不过，"支农回乡"职工则没有如此的幸运。一九六零年向他们许下的 以后让他们重返城市的诺言，直到二十年后，即一九八零年以后才部份兑现：允许 他们能有一个子女"顶替"回上海工作。
◇ 结语
文革是一场千百万人参加和投入的运动，人们必然会表达和争取与自己切身利 益相关的政治及经济的要求。文革初期对大多数干部的批斗，既源于上层政治斗争 的需要，也源于底层群众对自己压抑感及不满的宣泄。十七年越来越单一的计划经 济体制，日益严重地束缚着人的主观能动性，掌握实权的干部越来越成为他人命运 的主宰者。毛泽东反"走资派"的号召使群众得以对这些干部进行清算。因此，当 "文化革命"体现于群众对政治的参与时，上层的导向与底层群众的愿望是相互交 错而又相互影响的。
但是，文革毕竟是上层政治斗争的产物，与中共执政后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文 革中的群众运动始终只能是对党中央及毛的决策的响应，很难充实和发展自己的主 体意识，一旦对文革的目标有所逾越，便会遭到禁止。"经济主义风"是文革中最 具自发性的群众运动，但正是由于其完全的自发性而不容于文革，只存在了一个多 月便被禁止。
从可以查到的资料看，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初），群众组织 提出的要求虽然都是政治性的，但内容不外乎：要求承认自己的组织是"革命组织 "，要求承认自己的行动是"革命行动"，要求销毁"黑材料"，要求给予参与文 革运动的方便如提供活动经费、宣传工具、交通工具或要求印发自己的传单等等。 但是，没有一个组织提出改进现行制度的要求。只有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组 织提出"取消临时工、外包工等不合理制度"，要求在政治经济上与正式工人平等 四十四〗。虽然一九六七年夏以后，一些红卫兵提出改革社会制度的设想，但那 已是在"经济风"之后的事了。
"经济主义风"是群众对一九四九年后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压抑和剥夺人的主 动性和权利的不满。但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经济风"的矛头是指向计划经济体制 ，反对以行政手段将人划分等级，反对以行政手段分配职工的经济利益；但是这些 反对行为的思维方式仍未跳出计划经济范畴。因为没有一个人提出应该从根本上改 变这种由少数握有分配大权的当政者决定人的身份和物质利益的制度。人们反体制 的目的只是为了使自己能进入体制或更多享受体制内的特权，只是要求体制对自己 网开一面。人人痛恨身份制所带来的不平等，人人却又希望自己能得到高身份。同 时，人们反对因户口制度和用工制度所造成的等级身份，却不反对因阶级斗争和政 治运动而划分的等级身份。例如"上海临时工、外包工造反总司令部"一九六六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与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劳动局所签订的那份六 条要求中，在不得辞退临时工、外包工条款，及安排文革中被辞退的临时工、外包 工复职条款后，都特地注明："黑六类除外"〖四十五〗。"黑六类"即：地主、 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及资本家。而政府后来的解决办法，也只是回到体制 中去。所以，文革时期对人的控制比文革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山下乡"使得 职业和身份更完全是被分配的，没有个人的选择自由。工资差别也被缩小到只有工 龄差别，而无技能等个人努力程度的差别。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比起成年人，年轻的红卫兵们在文革初期的经济要 求则简单得多。除了要求发放与文革有关的串连费及活动经费外，我们没有发现这 些到处造反的学生在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初的"经济主义风"中提出过属于 自己的经济要求。与工厂的工人要求提高或扩大福利待遇相对照，没有学生提出要 求提高助学金额或扩大助学金发放范围。此外，在当时大、中学毕业生由所在地区 或学校统一分配工作的制度下，那些面临毕业的大、中学生甚至没有想到趁机要求 为自己分配社会地位高或福利待遇好的职业。体现出他们理想主义的一面。
注释
一〗上海市总工会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关于集体所有制工厂企业职工要求 组织工会的请示报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公布，一九五三年一月二日 修正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三〗上海市统计局：《一九四九年－一九七八年上海市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四〗上海市劳动局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六六）沪劳企字第一一四号》。 六条要求是：（一）承认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 织；（二）承认我们今天的行动（召集大会）是革命的；（三）取消临时工、外包 工等不合理制度。（积极支持将群众意见向中央反映，请中央批示）；（四）从今 天起不得借任何借口辞退临时工、外包工（黑六类除外）；（五）召集全市临时工 外包工大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六）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已辞退的临时 工、外包工两星期内极快复工，安排工作。（黑六类除外）。
五〗王年一：《一九四九－一九八一年的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 社一九八八年出版。
六〗上海市统计局：《新上海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一九九零年出版。
七〗上海市劳动工资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现在农村的精简职工的 安置意见》。
八〗上海人民公社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急需请示的几 个问题》中提到：中央原来规定精简城市人口的主要对像是"五八年以后来自农村 的新工人"。但上海在精简时，篡改中央指示，把五八年以前进厂的老工人也精简 回乡（据了解，精简的职工中，工龄在十五年以上的占百分之七，四级以上的技工 多达一万二千余人）。目前已有五、六万人回到上海，要求复工。
九〗上海人民公社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急需请示的 几个问题》。
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
十一〗同〖八〗。
十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九年：《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十三〗同〖十一〗。
十四〗同〖十一〗。
十五〗同〖九〗。
十六〗上海市人民银行小东门分理处革命群众、上海市南市区人民银行满江红革 命造反团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电报。
十七〗同〖八〗。
十八〗上海市第二商业局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关于刮经济主义妖风的情况汇 报》。
十九〗同〖十五〗。
二十〗同〖十一〗。
二十一〗同〖十七〗。
二十二〗同〖十一〗。
二十三〗同〖十五〗。
二十四〗同〖九〗。
二十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四月：《关于清理经济风时所发款项并要 求退还的工作情况总结》。
二十六〗上海市统计局《上海职工情况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出版。
二十七〗同〖十一〗。
二十八〗同〖九〗。
二十九〗同〖九〗。
三十〗 同〖十一〗。
三十一〗同〖十一〗。
三十二〗上海市劳动工资委员会红色造反队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反革命 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是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罪魁祸首》。
三十三〗同〖十一〗。
三十四〗同〖九〗。
三十五〗同〖九〗。
三十六〗同〖十一〗。
三十七〗同〖十一〗。
三十八〗同〖十一〗。
三十九〗同〖十一〗。
四十〗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各产业局会 议记录》。
四十一〗同〖十一〗。
四十二〗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运动"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 版。
四十三〗上海市劳动局革命委员会一九七一年：《关于工厂企业中没有参加工会 的职工病假工资等待遇的通知》及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的《补充通知》。
四十四〗同〖四〗。
四十五〗同〖四〗。
本文为《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中的一个章节，交网上发表时作者又 作了些修改。该书一九九六年由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版，原书共四十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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