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发原因探析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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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20世纪的下半叶，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天翻第覆，规模浩大的政治运动，它从城市席卷到农村，从内地到边疆的几乎每一个角落都经历了它。这场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被普遍地认为以1966年5月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为正式开始标志，以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而宣告结束，历经10年。“文革”对当时和其后的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和深远的影响，许多人至今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还残留着些文革痕迹，而它对文化和教育的潜在影响也是很大的。这场运动在当时被赞之为“史无前例”，现在被称作“空前浩劫”，二十年来，人们对它的再讨论和再认识一直未曾中断，尤其是近几年来，不少学者把研究重心从文革的事件考证上转移到文革发生原因的论证上。
本文力图站在客观和历史的角度上，避免具体的人事和政治因素，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文革爆发的原因，包括政治机制的弊端，经济建设问题上的诱导及历史传统因素等，也从而分析和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建设途径，以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
本文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从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的认识分歧上和历来的修正主义斗争史上分析文革爆发的原因。第三部分探讨了毛泽东过分相信思想意识的能动作用和思想政治教育运动的作用。第四部分研究了“文革”这一概念的长期存在和演变，及四清是文革的前奏。
第五部分分析了左倾理论和实践恶性循环而促成了文革。第六部分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被消弱,个人专断权利力和个人崇拜对文革造成的可行性。第七部分则论述了文革的几部分支持力量。最后一段是结语。
什么是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理论的模糊和斗争
共产主义思想萌芽在17世纪莫尔写的《乌托邦》就出现了，19世纪初圣西门，欧文，傅立叶等试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建立集体庄园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失败告终。而19世纪中期以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得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所有制结构，基本分配问题，劳动组织等做了指导性预言，但在不少具体的操作问题上未做非常细致的叙述，因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建立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上不可避免的会存在分歧，而当这种分歧扩大的时候，可能用不正常手段来解决。
早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对社会主义者内部的一些错误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更驳斥斗争了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貌似社会主义实则不是社会主义的派别，从而统一了第一国际的思想，使科学社会主义得到巩固和发展。在第二国际时期和苏联时期，马克思的主张被奉为正确，蒲鲁东主义等被视作反面教材。同样地，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出现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修正主义分子，经过倍倍尔，卢森堡，卡尔*李扑克内西等捍卫马克思主义分子的坚决批判和斗争，才最终战胜了这股修正主义潮流，并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有了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也是在同孟什维克等的斗争中发展的。列宁主义后来同马克思主义被视作正确的经典理论，即便赫鲁晓夫也不敢背叛列宁主义。
上述回顾说明，社会主义理论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在实践中还需要探索，而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历史以来就是存在着路线斗争的，这为中共六十年代的路线斗争播下了种子。而在文革中，广泛流传过革命中心东渐说，因此不难想象，毛泽东至死坚持和捍卫文革的成果，把文革的斗争视作是继承马克思批判蒲鲁东主义，列宁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又一有积极意义和历史意义的斗争，把自己视为是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列主义的正统。直到毛泽东弥留之际的1976年7月在病榻上说文革是他继建立共和国后作的第二件大事。
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主义
1956年苏共20大对斯大林做了批判，随后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和波滋南事件，面对复杂的形势，毛泽东在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下开始做适合中国国情的探索。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论十大关系》就是对苏联模式的超越。而毛探索和思考的结果，是通过“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路线来快速建设社会主义，当时的民歌唱到“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而毛曾表示要同国内外一切反对三面红旗的人开战，由此可窥见三面红旗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崇高性和圣洁性。
我们分析比较1978年以后的政策和毛泽东当时政策，可以看出，毛泽东的那套社会主义有以下几个特征：（1）生产资料上又大又纯的公有制（2）劳动者进行公共利益劳动，靠崇高精神的鼓舞而非物质报酬 （3）劳动者间力求平等，收入差别小 （4）各地区各部门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劳动者亦文亦武，亦工亦农。而在几年后的1966年毛泽东写给林彪的那封著名的“五七指示”，仍是对上述原则的继承和运用。毛泽东产生这样的理论自有其根源，首先是马列经典中有过此类论述，其次是毛泽东对曾长期实施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过分自信，再者是囿于小农狭隘意识。既然毛泽东顽固地肯定上述观点，并作为原则来捍卫，那么再结合国际共运史中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史，则当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遭到挑战时，他利用“文革”这样的特殊手段来捍卫自己的原则就不难想象了。
当大跃进遇到挫折后，毛泽东同意了对经济的调整和恢复，但是，“毛泽东是同意进行调整的，但前提：必须首先肯定1958年以来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不容许有什么触动，对前几年所犯错误的分析，对困难的分析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必须与之合拍。西楼会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使调整工作大大深入了一部，在某些方面触动了这个大前提，因而毛泽东就要出来干预和调整了。”（1）确实，刘少奇，田家英等倡导的包产到户等做法，被毛泽东斥为“翻案风，单干风，黑暗风”，毛还引用列宁的话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着资本主义,来批判对方，除了党内高级干部对毛泽东所认定的社会主义抵制外，各级政权中的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等使毛泽东更觉得一部分党政干部变质了，成了群众的吸血鬼，这势必导致将来整个事业的变质，因此毛要发动文革来解决之。
意识的能动作用和思想政治教育运动作用的夸大
马克思这一有个基本的哲学依据即唯物辩证法，辩证法指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毛泽东也曾指出“先进的思想意识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强大的理论武器”，同时马克思主义还强调文艺的经济属性。而六十年代上半期中国文艺界的状况又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所谓的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也的确在文艺界占有相当分量和影响，旧风俗旧习惯仍根深蒂固，腐朽思想残存着，面对这些客观情况，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毛泽东认为这种文化会侵蚀社会主义，乃同意了党内左派的利用小说反党的说法。于是毛泽东打算利用毛泽东思想这一先进的正确的理论和与之相吻的价值观来占领人们头脑，即“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2），企图通过用比延安整风运动更为猛烈的思想政治教育，来“斗私批修”，“很批私字一闪念”，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以新的取代之，“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3）。这就是要试图清除残存在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这时毛泽东已经过分夸大了思想的能动作用，而不是通过改造具体物质条件来改造思想。当今的许多学者谈及文革时，往往只看到政治斗争，而忽略了破四旧和其他的思想教育运动，笔者认为这是很可惜的。在文革之前的几年里，毛泽东除了批判《刘志丹》外，1962年12月21日与华东局书记谈话，严厉批判才子，帝王和死人部，态度非常坚决，1963年3月对《李慧娘》及《有鬼无害论》严正批评，九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关于意识形态问题又做了论述。也因此可见，毛泽东对旧文化的批判由来已久，绝非少数学者认为的那样，为了文革的动乱而那《海瑞罢官》开刀，好象文革仅仅是纯粹的政治活动而没有文化教育运动。事实上因为以前所做的这些批判都是具体的个别的，收效不甚明显的，因之毛决定用文革来改造人的思想，保证江山本色，因为文革规模浩大，运动激烈，大鸣大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的根本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的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路和将要走过的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历史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4）
“文化革命”的历史渊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展被普遍认为是1966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分别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而这两次会议，无论是政治局委员还是中央委员，都是超过半数的人支持文革的，即便在1967年“二月逆流”中反对江青等人的老同志们，在最开始也并未坚决反对文革，至于刘少奇等，虽然在进驻高校，派工作组等方法上犯了错误，但也是支持文革的。对于这一现象，要从文革的历史渊源上来分析。
“文化革命”并非1966年临时创造的概念，它在马列主义原著中就有初步涉及，列宁在1922年还谈到过。中共的老同志们一度熟悉这个名词。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各地就普遍开展了以夜校，识字班，俱乐部等形式为表现的文化革命运动，虽然此时的文革与66年的文革有天壤之别，但在教育群众上略有相同，这个名词也在以后逐步变化和扭曲。在苏区，瞿秋白领导了职工中央文化委员会，他支持起草了《苏维埃的文化革命》，力图以文化运动的方式去发动群众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斗争。这是一个官方的正式中央文件，对后世理论影响深远。延安时期，“文化革命”的概念进一步明确化和理论化，也更深入人心。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演讲中，说“但是这种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做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5）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是40年代初期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而建国后又被收入《毛泽东选集》，则这一概念对领导干部造成的深刻印象是可想而知的，以至于到90年代初，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还念念不忘地说：“意识的社会形态的飞跃，可以叫做‘文化革命’，毛主席早在1940年就用过这个词。”（6）建国后，“文化革命”作为马列主义的一项基本内容而继续存在着，毛泽东说：“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没有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的革命，但是还有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7）三大改造后，人们普遍认为文化革命是并列于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重要任务。在大跃进中，这一口号更加强烈，比如，“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这三大法宝，已经成为我国各族人民进行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的无往而不胜的武器。”（8），“在南开大学的向这次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大进军中，还密切了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河北省和天津市的实际。”（9）正是基于上述的历史渊源和理论传统，在六十年代文革开展时，很顺理成章地得到多数领导同志的支持。
文革与四清的渊源
八届十一中全会重提阶级论并批评三风后，1963年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而四清运动在理论上形式上与文革存在一定联系，某种意义上说是文革的前奏和预演，也正因为四清的破产，更诱发了文革。
在理论上，四清运动的指导文件就认为各级党政机构的政权相当一部分已掌握在低富坏分子和资产阶级代表分子手里，这些腐化变质不代表劳动群众的干部甚至占到三分之一，《二十三条》更强调了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这俨然接近于文革理论。在斗争内容上，有过“桃园经验”，秘密走访，揪斗干部，甚至出现过简单的打罚，逼供等，这与文革的一些极左做法也相似。但不同在于，文革中，大字报，座谈会，大辩论大鸣大放等形式被运用，其实也是对四清的超越和替代。四清运动发动了干部，动员了群众，为文革作了客观的准备。
阶级斗争扩大化为特征的左倾理论和实践恶性循环
文化大革命在当时被称作是打倒走资派的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 新阶段。）这场运动也是长期的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恶性循环的结果。达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步骤：
5.2
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以后，轻率的改变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重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并提出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以及进行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观点，这就为“以阶级斗争为纲”提供了依据。面对八大前后的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和整风运动中的右派进攻等复杂情况，而改变八大路线，是一个大社物失误，也是建国后的重大转折。
5.2
1959年庐山会议批斗彭黄，把社会上的解决斗争引入党内，认为一部分人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使党内斗争加温并升码，也使之复杂化。当时认为这场是阶级斗争，发动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把本来就严峻的大跃进形势搞的更为严峻。
5.3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把阶级斗争作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纲，要求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5.4
由于党内政府内存在一些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的作风，中央发动了四清运动，认为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工厂，企业里一个相当大多数领导权不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学校是资产阶级独霸一统的天下，文化艺术界的多数，已经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很多基层走资派的根子在上面。1965年初提出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由“清工分，清财务，清帐目，清仓库”发展到“清政治，清组织，清思想，清经济”，，斗争锋芒也指向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发动群众夺权，可以说是文革的前奏，但也正因为四清的失败才有了大风大浪的文革。
民主集中制的削弱，个人专断和崇拜的增强
毛泽东在防修反修的号召下发动文革，对于这个总题目，全党没有不同意见，但于指导方针和方式方法上中央内部存在原则分歧，且有所抵制，但最终还是以毛泽东期望的方式进展下去，而这就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个人崇拜及个人专断权力有关。
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是半殖民半封建的时期，而传统的那种封建人际关系还有一定的影响，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与领导者个人高度集中的传统给中共影响也很大，最重要的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意见和主张都是正确的，这是老同志们切身感受到的。而在战争的紧张艰难条件下也客观情况也有时不允许充分的民主讨论的可能，因此很多同志在不理解的情况下仍执行毛泽东的主张。在延安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和威望增大，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主要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凡是中央政治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终决定之权”，这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增强了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对毛泽东指示执行这一情况延续到解放后，但是毛泽东却在解放后日益骄傲自满，出现主观主义和个人崇拜。毛泽东也承认民主集中制，懂得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但是有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加上毛泽东认为“民主这个东西，有时候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10）和“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11），在毛泽东认为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受到抵制和反对的特殊情况下，就不在利用普通的民主，而利用自己的专断来对付“走资派”，推行自己的主张。
文革的支持力量
文革发动后，从大中专院校学生到中学生，工人，农民，各机关内部人员，文化界人士，相当数量的人都积极参加。而参与文革的人可划分为四类，首先是青年学生。青年学生长期在学校接受党的教育，有理想性和先锋性，又有盲目性和脆弱性，他们目睹一些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在文革煽动性口号下便结成红卫兵来保卫江山。第二类是左派知识分子，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及四人帮即属此类，他们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制造动乱。但是有一些知识分子，却出于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目的，比如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出席1966年7月的亚非拉紧急作家会议者。第三个力量是林彪支持的军队。1965年底和1966年初解除了罗瑞卿等健康力量，加强了左派军人的实力。在文革中，解放军发挥者“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农，支工的作用，介入地方文革，站在“革命派”一边支持和援助革命左派，后来有实施军管，军训的职责，把和平时期的军队智能扩大化，在革命委员会中也占有一定地位。第四类人是肯定文革的总题目但是在具体方针上，方式方法上与左派有分歧并严正斗争的派别，比如上海革委会成立前极度复杂和混乱情况下与张春桥斗争者。
结语
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和战士经过28年的艰辛奋斗和浴血奋战，牺牲了无数先烈才建立了共和国，为的就是社会主义。但是对社会主义理论上存在模糊，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方法和途径等上党内产生分歧，分歧扩大，升温成绝迹斗争论，最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酿成文革悲剧。而毛泽东同志则有着极重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专断和个人崇拜最终也给他深深热爱着的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而不够健全的民主集中制和建国以来一次次的左倾的理论和实践也更造成了文革的可能性，而文革中的一些受害者，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有一定责任。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环境的状况也是一大诱因。波匈事件，赫鲁晓夫的行经，中苏交恶，越南战争升级，中国的处境不利，加深了危机感。另外，关于印尼共产党的遭遇及阿尔及利亚，加纳的政变等，也有一定的影响，至于近来某些学者提出的“反右”和“整风”与文革的新角度论述等，在此限于篇幅，不在雷述。
总之，文革已经成为历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吸取教训，在建设道路上一直健康发展，还经受住了1989年苏东巨变的考验，近年来又在三个代表理论下，更是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注释
1.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 P938, 肖连东等, 红旗出版社,1999年9月
2. <<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一切>>, <<人民日报>> 1969年1月1日 社论
3. 同上
4. <<新民主主义论>>, P21, 毛泽东, 延安出版社, 1940年<<文化期刊>>第七第八期合刊
5. <<钱学森在受奖仪式上讲话>>,<<人民日报>>,1991年10月16日
6.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谈话(节选)>>,P77, 中国史学会刊印,1998年1月
7. <<人民日报>>1960年3月31日
8. www.2000888.com/wenhuaqikan/gongheguonews/wenhuahall.html
9.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1967年1月1日社论
10.同上
参考文献:
<<资本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
<<列宁全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