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最迟来的最先走

                                               －－一个知青的死 

高红十

　　像是上一堂课；

　　又像是吃一桌席；

　　像是看一场电影；

　　赶一回集；

　　什么都不像都不是，那是一个年轻的生命最迟来到的生命，最先走了；

　　……

　　榆叶枯黄飘落的季节，我回到插队的陕北，回到南泥湾三台庄。不为任何人，也不为那些官冕堂皇的道理，只为这个季节，为了这个季节独有的世态和心态找一个风景。城里没有漫滩价流水的地方。农村，老人家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

　　老人家不愧与世纪等高等阔，在他的阳光下或者叫阴影中成长起或者叫遮蔽了许多人。我，我们至今还不敢说走出来了，还不太会说与他完全不同的话。伟人时代的凡人比没有伟人的时代还要凡俗卑微，没有价值。

　　真的没有任何价值么，活一场等于白活么？死也不甘心，死，也不。

　　他，柳立昆就这么死了。远期的意料之中，又近期的想象之外，他毕竟太年轻，才三十四岁，还不到该谈生死的年龄。可是十六年前，他从两丈多高的黄土崖上跌下来，就与死神见过面了，之后，他的生命已不完全装在自己的躯体里，一半，一多半攥在死神手中。

　　每年榆叶枯黄的季节都要来骚扰他一回，看着他太年轻了，或许他与死神有过这样的契约，再等等，还会等到机会，等到医学进步发达，不治之症变得可治……只不知这契约定的是几年期？五年，十年，十五年？死神终于不耐烦再等下去，他的粉红爪子里攥着这样的生命太多了，攥不住了，稍一用劲，其中一枝断了——轻易得如同折断一支竹筷，啪，丢在地上，不会比落叶坠地更响，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在榆叶枯黄飘零的季节，他走了，走得无声无息。

　　死，对于死者是一种解脱，所有痛苦，所有欲望，所有给予，所有亏欠都不复存在；死，对于活着的人却是一味中药，在日子的砂锅里慢慢煨，慢慢熬，熬出百种千样的滋味。

　　就在他去前不久的日子，我到了他趟崖的地方，由于乡亲们的殷殷询问，由于近年来对他音信的疏淡，走到那里，一切重新变得清晰可现……他曾同我在一个知青小组，但他要比我年轻得多。我大学毕业，他才高中，又比一般高中生小一岁。1975年初冬，知青运动早已退潮，可是在延安，却有一个小小的回潮。那一年，南泥湾三台庄在前一批知青全部走光后，居然又来了一个复转军人，一个大学生，十五个南京知青。大锣大鼓大红大紫了三四年，使知青的故事续起一段长长的尾巴。

　　他是我们小组最年轻的，由于年轻活泼，由于生的样子清秀可人，由于春节秧歌扭得好看，他成了最早穿上婆姨女子做的鞋的人。小组成员分工后，他主动要求到猪场，那里苦累脏甚于其他地方，他满心认为最适于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观改造，一个了不得的词，一张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网，同基督教的原罪又有多少区别？中国人的个性、民族性就在这一阵阵大风中迷失了，在一张张大网下扭曲了，异化了。以至于今天，他，他们的子女，再想活出自己的颜色来不是不想，而是不会。“齐步走！左，左，左右左……”怎样举手投足都不会了。

　　他很用心卖力地喂猪，按着书本学做发酵饲料，注意观察猪们有没有害病，有没有长膘。经常很迟回来吃饭。他的个子不高，但他的手比一般人大，有一阵人们惊讶他的手过于大了，才知道那是肿了。手背满是血口子，显然湿手入进冷风里吹，吹裂了，又冻肿了。

　　五月，他刚过十八岁生日，过得普通没有动静。过自己的生日不声张也是一种改造思想的需要，他需要，那个时期人人不需要也得需要。

　　几天后，老母猪下猪娃，不啻是他工作成绩的体现，知青接受再教育的成果。他很高兴，知青很高兴，乡亲们也很高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猪是六畜之首，下了一窝猪娃，与人生娃一样可喜可贺。陕北牲畜下小崽从不被叫做“崽”，而唤做“娃”。猪娃，鸡娃，狗娃；或者猪儿子鸡儿子狗儿子，足见农民的重视与喜欢。

　　他咋个样了？老书记这样问我。

　　有好几年没听见消息了，可能还在呢吧。我迟迟疑疑地回答。因为我太久没过问此事了。人们大多数的时候视野不会超出鼻尖划定的范围，可怜的范围，一旦秋叶从枝头离开，擦着肩膀打着旋落地，才发觉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开始做。

　　是否有一丝愧疚在心？想一想，似乎又无。那个时代，人人都争先恐后地改造，别出心裁地改造，努力让自己改造得好。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会站住脚停下来想一想，有什么不妥，都迟钝得不会接收到不祥的预警信号。

　　老母猪要吃青饲料

　　那个时节，山未青，水未绿，苦寒的陕北高原剥不下半片绿衣犒劳劳苦功高的老母猪，他的心不安了。他偶然看见一面秃秃的黄土崖上长着的一棵老榆树冒出了绿芽，像一束燃着的绿火，诱惑得他去了。

　　阳岔沟，风光美，

　　有时也有老鸦飞；

　　有人背地里来捣鬼，

　　大闹分队搞倒退。

　　……

　　我写的陕北坐唱的词，现在听起来十分拙劣，不仅文笔，而且内容。大多数人，总是被时代的铁爪钉死在当时当地，很难超越。隔上些日子回头看，才可清楚地看出历史局限。

　　吕兰英说，一阳岔沟都有知青平的地，她说，知青可把苦吃下了。他咋样？还躺在炕上呢么？吕兰英问我。

　　阳岔沟，那面长着青榆叶的土崖就在阳岔沟里，这回我还路过那里看到它了。阴郁的老榆树，危险的土崖。

　　阳岔沟，三台大队主要耕地所在，好长好长的一道沟，上工望眼欲穿，下工欲穿望眼，到沟障得有三十里地该有个三十里铺了。确实，那些个年，沟里的一块块地都被我们的脚摸过，一年摸好几遍。春种，夏锄，秋收，冬天兴修水利平整土地……一茬草被磨平，又长出一茬；一季庄稼收获，又种上一季，下工下工像推磨磙碾子，每一步都挺沉挺沉，好在每一次进去都平安出来了。

　　他那天就没能出来。

　　那天轮我做早饭。知青都吃完了，还不见他回来，他经常迟回来，也就没往心里去。米汤在锅底，窝窝在屉上，酸菜在碗里，残火在灶膛，悄悄价等着迟到的人。

　　他登上那棵老榆树给老母猪寻青榆叶去了，榆树长在离地7米5高的土崖上，那棵要命的老榆树上的一根杈是朽的，表面看不出来，如同好多事物，内里早朽了，表面却不呈现半点信息。那棵树杈阴险、暗含杀机地朝天戳着，指向早春晨霭炊烟迷人的空气。他那时肚子早空了，昨晚上的粗粮早就消化光了。下乡后最大的感受是特别能吃，又总爱饿；不觉得很累，却总是睡不醒。他上树之前也就是这样，饿着肚子，迷迷登登，手上提溜着一把斧子。他从猪场出发，上了那座不高的山坡，沿山坡边缘走向那棵老榆树，他早看好了，那上边的青榆叶比较稠密，砍下来，可以给老母猪打打牙祭。他从崖上下到崖下，一手攀着老榆树的主干，一手拎着斧子。等下到合适的位置，也就是脚刚刚放置在那根朽了的杈上，他抡起了斧子……

　　我还在灶房等着，这回也回来得太晚了，干什么，连吃饭也忘了？便有了一种动静，一阵不安的响动，人声，脚步声，不安不祥的人声和脚步声，知青全从窑里冲出来了。得知是他从崖上跌了下来——那根该死的朽杈断了——跌在崖下的牛圈里，昏迷不醒，要赶快去人抬！

　　往下全乱了，到处是腾腾的脚，脚跺起的黄尘，浮漾浮荡着乡亲们知青们纷乱纷乱的心……之后，再也想不起什么事是先发生的，什么事是后做的。人们赶到牛圈，七手八脚地抬人，把人抬到架子车上，拉着车往公社飞奔。公社卫生院根本不敢接人，又拦了一辆车翻越高高的蟠龙山九十五里路到了延安，市医院见病人昏迷不醒，让马上往地区医院转，地区医院到是基本明白了，但是他们的医术承担不了。地区医院的医生说，别再动了，用夹板固定，赶快找交通工具往西安送。一架由榆林飞往西安的飞机停在延安机场，飞机上被扯下三位乘客。他的担架，一位医生和一位知青上了飞机，飞机直飞西安，把他送进西安的大医院抢救。

　　他一直昏迷，西安不断拍来病危的电报，也把同样内容的电报拍往他家。知青又去人了，他的母亲和姐姐也从南京赶到西安。诊断结果很快出来：三四颈椎骨折，中枢神经横断，如果能救过来，最好的结果是胸以下高位截瘫。

　　（谁也无法估计，那中枢神经的横断是在跌下来的瞬间，还是颠颠簸簸的长途上。）

　　难怪十六年后乡亲们还要问到他，难怪；那一场突然袭来的灾难不只压在了我们知青肩头。老书记急了，把在小摊摊上干活的知青全部吆去了大田。做为有政治觉悟的基层干部，他深知此事干系重大；做为一个质朴的陕北农民，他明白对不起娃们的娘老子，好好价，好端端价一个好后生……乡亲们全没了说笑。打探，询问，话拙，心可像才出锅一般热。

　　知青却乱了营般手足无措。有人冲着满天星星唱歌：抬头望见北斗星；

　　有人想向什么人出气，又找不到出气的对象，因为不像书上报纸上说的，有阶级敌人破坏。理由明晰得让人心痛：没有经验，踩在朽了的杈上，有经验的农民至少要试探着把脚踩实才放手砍柴。他怎么会有经验？他刚刚十八岁，下乡才半年，经验，人生的和插队的都像老榆树上的嫩芽，才发绿星星呢。

　　有知青宣誓般地表态，要继承什么。继承什么？

　　我是第二次插队了，我是知青的大姐了，我的满腹情绪只有往肚里塞，除了那里，也没有地方可以转移，尽管我那时也不过二十四岁，从没有处理过这类事件。我说，胡乱想不出什么好说的胡乱说：咱们都好好的，别再出事，就是最好的帮他。不要再去人看他，除了给组织（当时绝对说的是组织）添麻烦，帮不了什么忙。大家都好好的，听贫下中农的，听大队党支部的……

　　那年春天的景色格外好，好的没心没肺，冬季雪多，地里墒情足。五月，农活最忙的月份，该补玉米苗了，该插秧了，一料一料秋庄稼该往地里安付了；山也一层层泛绿了，水也一浪浪温情脉脉莹润深遽，所有生命所有被生命牵动的活物都满世界疯张起来，知青想闲下来想心事也不能，节气催得不能，地里冒出来的草呀苗呀抓挠得不能，总归要理顺像那天气要一天一天往顺了走的情绪也不可能总执著在一点上，虽然这一点是曾经朝夕相处的伙伴，可是伙伴已不在一口锅里搅马勺了，已经渐渐退出视野存进心出。

　　他也醒过来了。得知自己残疾的那一刻一定很残酷。我不在身边，不知道他如何表现。可以想象得出，他的母亲，老革命的母亲，我们队的知青，医务工作者会用什么样的话安慰他，鼓励他，使他坚定活下去的勇气。这些话，这种场面我们在之前之后的电影里，新闻媒介里见的很多，太多，因此很现成。而这些话无疑对当时的他是有效的。他同意按医生所有的方法治疗。

　　脑袋两边钻两个洞，固定一幅铁架子。架子上安一个滑轮。滑轮上坠一个一公斤重的铅球做牵引，试图把错了位的三四颈推提起，对正后，重新长。

　　他可受了罪喽！

　　天气渐热，做着牵引的他无法翻身，身下部分长出了褥疮。西安来电报要驴油，说那玩艺能管用。生产队二话没说，杀驴，熬成油送去。

　　又要各种垫在身下的垫子，知青拆旧拿新缝缝连连做好送去，

　　队里和知青有了一种同仇敌忾，要甚给甚，让做甚做甚。

　　后来得到消息，西安医院未能把那错位的颈椎对正，十天半月照片子一看，三四颈椎还是错误地没长在一起。

　　只有上北京了。

　　他对自己的状况已经全明白了，一股正常人难以产生更难接收到的情绪正在暗暗滋生。当时陪着他的一个男知青，一个女知青，女知青和他是一学校的。十五个南京知青来自十三个学校，同学仅有两对。

　　到了北京，刚开始不受重视经过努力受到重视，当时任全国知青办副主任的侯隽帮了大忙。他住进积水潭医院的高干病房，特护，吃随意餐，还准备请十几家医院的外科权威医生联合会诊……他面临希望，恢复胸以下知觉的希望。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积水潭医院接收大量伤员，楼道里也摆着床。多数伤员的伤情同他一样，高位截瘫。他变得不重要了，不是有意贬他，而是实在顾不上了。

　　那丝不被人觉察的情绪破土发芽。

　　九月的一天，我和那个复转军人大队副书记接到陪住男知青的信。很快，我带两个男知青去北京换早去的两人。我从队里领出钱来，什么换洗衣服也没带就上路了，长途汽车坐到西安，买的硬座又上了去北京的80次火车。风尘仆仆，昏头昏脑，坐在轰轰隆隆的车上还在想信上怪怪的内容。两位同行的小知青看出我心中有事，不来烦我。可是他们吃完一盒饭还不饱时，不得不要求再来一盒。我苦笑了。我也不饱，可是带的钱是生产队的，饭钱又没有发票，回去怎样报？明摆着要自己出。自己，我，同样是知青，同样挣工分，哪来的钱？

　　看到他们年轻壮实的面孔，其中一人还当过南京市少年举重冠军。我苦笑着给他们一人又要了一盒，他们问我呢，我说我饱了。他们不客气风卷残云吃光光，我真怕他们还说不饱。我把脸转向窗外。

　　……我一生气，把房里的灯拉着，说一声，太不像话了，走出房间。这是结局。开始呢？开始怎样的，我现在真的很模糊了。我依稀记得男知青的信上说，他们轮着看护病人，一人看前半夜，一个后半夜。看护者趴在床边睡，换班的人睡在椅子上。那晚上轮他看后半夜，他睡在椅子上。半夜，他被悉悉籁籁的说话声惊醒，见两个人头挨头极其亲呢得让他无法容忍，他的直觉是出事了，出了同伤风败俗有关的事，特恶心的事……这就是他在挂号信里写给我们的内容。千叮咛万嘱咐不让告诉小知青们。看了这信，我本能地觉得又慌又怕，心砰砰跳。我当时所能做的就是尽量装得若无其事，赶快找两个男知青去换他们。这一切是同大队支书、副支书商量好的，是当时所能想到的下策中的上策。

　　坐在火车上，我可是什么策也没有了，我不知该不该批评他们，凭什么批评他们，他？还是她？他们除了亲呢又能怎样？他可是胸以下高位截瘫呀？他不过要求她多陪陪他，多亲近他，现在看来半点不过分十分合理并且令人心酸。

　　我那时是一个被革命词句包装起来在男女性方面几乎一无所知的笨蛋。可我却背负着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好沉好沉的担子。我想至少要批评那个女知青，理由是：你不应该让他从革命道理以外处得到信心，那会害他，软化他，使他不那么坚强。

　　到了北京是9月7日，离那个举国同悲的日子只有两天。

　　于是，想好的话，打算好的暂时安排被冲垮。只剩下哭，也只会哭了。

　　我没有看到他的哭。一帮北京知青来京找侯隽要遗体告别名额。侯隽批评他们特殊化，在延安说是北京的，到了北京又说是延安，老乡能像你们这样做么？还是没有改造好，帮他们要到名额。我没跟他们凑份子，我是同北大的人一道去的。我到处找松枝做花圈，让知青代表送到毛主席遗体前。

　　全国开追悼会那天，我想到他，想到他此时的心情—全国人民起立默哀，沉痛悼念毛主席，他却躺着，站不起来。那时，他会彻骨地明白失去了什么。

　　安顿好那两个知青，我也该走了。临走我去看他，嗓子干涩，什么话什么道理也说不出来。他也是，目光始终躲着我，好像真做了什么错事，什么错事？我觉得自己不好让他难堪了。再见。

　　说再见的应该是知青全体，本能地感到，老人家不在了，他提倡的所谓新生事物红盛岁月也将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而他，连重新开始的能力与权利也没有了。

　　事情就这么不知如何发展地发展着，时光也就如梭如箭如金如土……老书记要到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要去看他，又实在怕价里看他看他父母。咋办？老书记送上了党员的桂冠。

　　我们明知不合适，但也找不出话来反对，你还能给人家甚？给甚？

　　他成了我们队的一个躺在床上的党员。

　　他家调到北京。他是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父母极其疼爱，也就极其怜惜。父亲的头发疼爱怜惜得一年年白了。他的脑子很清醒，清醒地知道发生了什么，渐渐发生什么，还会发生什么。他的上肢略有恢复，大臂带动小臂可以挥打，但手指不行，手指归末梢神经管，那根神经最难恢复。

　　知青终于全部退潮了。我队知青9个考上大学，挺不错的大学，其余人退回南京，安排工作。同伴每一权利的获得，都意味着他的失去，让他清清楚楚看得见的失去。知青办解散了，他出院后的待遇转归民政，但比一般民政高得多。每月200元，请两个阿姨，医疗费全报，医院里可以升降的床也搬回家，父亲单位考虑他的出入，给他家分了一楼的房子。他很有信心地四处求医，并准备学外语。我们去看他时，鼓励他做点什么，不虚度，道理总是十分现成。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他的胸以上部分胖大，胸以下萎缩。他的精神很好——少年不知愁滋味还是故意做出来的，不知道。

　　多年后，我见到延安市知青办的人，还对我说过为他花了多少钱，很破例，特别破例，因为他毕竟没有做多少事情，国家似乎光为他花钱了。延安又是一个至今仍未脱贫的地方。

　　我能说什么？如果他不受伤，好好的，他可以为国家创造财富，至少，他不会要国家为他花这么些压床板的钱。

　　之后的来往渐渐疏淡。大家退出他的视野，他也退出了大家的。伙伴们结婚成家的消息对他并不是喜讯，做父做母自然也不是，这都会残酷地提醒他失去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他已经没有多少可以失去的了。他只有等待，等待科学发达等待他的病有治。其实他比谁都明白，他的身体正在失去救治的基本素质和功能。

　　怀揣着一腔说不出来的情绪，我也就也就再没去看他。只若断若续地听着那一线微弱的心跳和渴求生存的年轻的呼吸。

　　像是宿命，榆叶枯黄飘落的季节我回到陕北，众位乡亲纷纷问起他来，那其实是乡亲们感到什么，在唤他哩唤他哩唤他再留留再停停再等等再看看——活着再活着哪怕一天一阵一时一刻哪怕叶子落下再长上那会子空空，活着。

　　陕北又一个博大的秋天君临了，死之辉煌孕着生之庄严，死是宿命，生是使命。他在此时去了，他去的时辰不错，他是在乡亲们的声声呼唤中去的，他去的不寂寞。

　　他前十八岁的生命只做了一个动作——挥动斧子一砍。后十六年靠着一砍剩余的生命活着，他的履历表上职业栏里只有一行：知青。从始至终不变。

　　他的出事在中国两个伟人去世之中。他活着的意义迷失消解了。为什么？他留下一个无人能答的问题。有人注定为意义而活，我们都曾经这样为过，可是意义是会变的，会变得面目全非。但感觉不大会变。譬如醋，喝在嘴里是酸的。一阵说可以治感冒，开胃，一阵又说坏牙……等什么都不说了或者又从头开始说，我只记得它是酸的。

　　知青的意义是什么？所有的意义都说过了。人们已经懒得开口。但每一个当过知青的人都会记得那滋味，牢牢地记得。

（高红十，196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去陕西插队，1972年到北京大学读书，1975年第二次去陕西插队，1979年离开农村，1985年回到北京，现在《法制日报》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