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斗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跳转到: 导航, 搜索

毛泽东借助红卫兵等体制外的造反力量冲击刘周邓集团的现行党政体系，其意图即是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文攻武卫”的号召之下，全国被划分为造反派与保守派两大阵营，掀起了夺权和卫权的内斗局面，在毛泽东和林彪集团、江青集团的策动下，逐步发展为武力冲突，甚至是真枪实弹的武斗。军队奉命支持左派，导致武斗进一步升级。在全面夺权之后，造反派成为毛泽东重组权力的障碍，遂被有计划地放弃，遣送到农村，从而逐步结束了武斗的全面内战。


目录

武斗起源

武斗起源于新疆，1967年1月初毛泽东号召夺权，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请军队支援，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这便是1月26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是为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直至1968年底方渐平息。

而另有观点认为，发生于1966年12月30日的上海“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当时在张春桥支持下，王洪文等人在上海制造了有十多万人参加的武斗流血事件，即围攻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的事件。事后，张春桥说：“我们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有人听了”。


武汉事件导致“文攻武卫”的提出

在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下, 全国进入全面的内战状态。到1967年中, 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之间，军队内部保守派和激进派之间, 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和军队之间产生严重分歧。

1967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目的是抵制军队镇压造反派破坏社会秩序的机会，在同一星期中，中央委员会及军委分别颁发了减弱军队人民解放军压制激进群众组织能力的指示，禁止军队将群众组织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及逮捕群众的权力。此令一出，造反派开始从军工厂夺取军火，同时军队亦提供武器予保守派作为对抗之需，两派冲突日益加深。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下令解散由最顽强的造反派组成的“工人总部”，理由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经济稳定。而在江青等人的默许下，武汉造反派则冲击了军区。5月中旬冲突加剂，保守派成立组织“百万雄师”保护军区。7月中旬，周恩来率中央军事机关代表李作鹏和杨成武、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及谢富治亲往武汉，试图解决危机，会中毛泽东及周恩来批评陈再道取缔“工人总部”之举，指示立即恢复该组织的一切权益，毛泽东强调对立两派应联合起来，没有对任何一方做出惩处。

会后王力和谢富治向武汉的中共党员传达会议结果时，批评“百万雄师”，并对造反派组织予以强烈认同。结果触发了“百万雄师”代表冲击两人下榻的宾馆，卫戍部队一群士兵更抓走了王力，且施以武力惩罚。周恩来获悉后亲到武汉救人，而且利用海空军力夺回武汉的控制权。史称“武汉事件”。

武汉事件后，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这是一个有中央最高机构认可进行全国武斗的指令。红卫兵自此由文攻为主的活动转为名正言顺的武力冲突，其后演变成不同派系红卫兵的真枪实弹大武斗。所谓“除了飞机之外，甚至武器基本上都能拿到手”，这实际上是爆发了全国红卫兵各派间的内战，其中以陕西及广西最为严重。


极盛时期红卫兵等同造反派

武斗的主要力量来自以红卫兵为主的造反派，其后军队介入奉命支持左派，致使武斗升级。红卫兵运动大体上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6年5、6月兴起到该年的12月。此时期的特征是以干部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以血统论为旗帜，破四旧，打砸烧杀的时期。文革深入后，老红卫兵的作为已严重妨碍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布置，于是中央文革小组转而扶植大多出身平民的造反派红卫兵，极大地冲击了各地的党政系统，在这个过程中，造反派红卫兵成为主流，老红卫兵赖以维持的血统论甚至遭到批判，12月间，老红卫兵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发起反扑，随即遭到镇压，到1967年1月老红卫兵彻底瓦解。

第二阶段从1966年2月到1968年8月。这是造反派红卫兵的极盛期。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策动下，掀起宏大的群众运动，冲击以刘少奇为首的党政行政体系，直到将其在全国范围内瘫痪，从而“全面夺权”。北京红卫兵出现了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全国的造反组织基本上都是红卫兵，红卫兵成了造反派的代名词，不分年龄、性别。在此期间，造反派分化组合，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地方都分化成两大派，相互武斗。到1968年夏天，冲击旧体制和夺权任务基本完成，红卫兵恶性膨胀，局面动荡不已，又成为毛泽东战略部署的累赘，被有计划地抛弃，镇压一部分狂热分子。毛泽东派军队和工宣队出面稳定局势。红卫兵遂被压制。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昔日的造反派立即被发配到了农村，据统计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1600多万人，造反力量遂被彻底肃清。

第三阶段属于红卫兵运动的余波阶段。1968年10月以后，造反派虽然一部分进入了领导机构，有些组织以各种名义保存下来，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曾掀起过风浪，但基本上已经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红卫兵作为一种党团的外围组织，在中学里保存下来，但已经丧失了原来的造反意义。


全国武斗一年余死亡五十万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对“牛鬼蛇神”实施大抄家和大批斗，造成“红色恐怖”。之后1967年至1968年期间的武斗则是文革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期。

武斗中死亡数字至今没有精确统计。以陕西省为例，勉县武斗“死亡85人，其中打死47人，武器走火死亡12人，武斗汽车肇事死亡13人，武斗中触电死亡一人，打死无辜群众三人。”蒲城县武斗双方及无辜平民死34人，城区十余条街道的两万多所民房被烧。安康县武斗历时一年，毁房屋3300余间，死亡784人。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烈，因为当地是中国的军火工业的基地之一。军分区和当地空军驻军分别支持两派。武斗发展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装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长官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战死二百多人，数百人负伤。而守方曾在一次交战中将参战的现役官兵十二个整连外带四个班全部缴械、俘虏。“双方打死打伤参战人员不计其数。”

江青说过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残废。

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例如嵊县双方共战死191人。浙江富阳死亡135人，打残319人，烧毁房屋1200余间。有的地方的武斗引起驻军镇压，造成大批伤亡。1967年8月间，康生指示宁夏驻军支持一派，“必要时可发枪自卫”，并在青铜峡地区镇压“保守派”，打死、打伤各一百余人。

文革中一些群众组织如被认为有异端行为也会遭到镇压。如云南的群众组织“滇西挺进纵队”被指称叛国，军队遂行围剿，机枪射杀该组织数千人。

虐待俘虏是武斗一大特色。武斗中死亡者相当大一部份是被虐杀的战俘。如河北雄县由军队三十八军支持的一派动用大炮攻打对立派别，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俘穿肩胛骨，女俘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武斗中乱打滥杀俘虏286人，自杀20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审讯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长治刘格平派缴械后遭到肆虐报复。作家赵瑜采访所记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曾经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

广州作家秦牧如此记述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一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死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 ‘永垂不朽’等字眼。”一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都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了头颅、鲜血迸流的。在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据非官方统计，一年多的武斗导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一九六七年中央高层动向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以后这一条实际上扩展到凡对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稍有不满者也被以现行反革命治罪。这个规定是造成文革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军队奉命“支左”是文革武斗急剧升级的重要原因。

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说文革“损失可以说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他鼓动“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十级、十一级、十二级台风”。

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包括七项内容的通令，要求“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

7月20日发生武汉事件后，林彪、江青等25日在北京召开支持武汉造反派的群众大会，并在报刊上公开提出“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事机关的浪潮。

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团讲话，提出“文攻武卫”口号。次日，《文汇报》公开发表“文攻武卫”口号。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造成全面内战的局面。

8月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发表讲话，提出“砸烂公检法”，致使全国公检法部门大批人受到残酷迫害。同日，王力发表讲话鼓动夺外交部权。在王力、关锋等支持下，造反派砸烂外交部政治部，封闭部党委，夺得外交大权。随即发生诸如8月22日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中国对外关系和国际声誉一败涂地。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8月9日，林彪发表讲话说：“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瘫痪了，表面上看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他提出“现在的革命是革我们原来革过的命的命”，并主张“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



取自"http://www.recordhistory.org/mediawiki/index.php/%E6%AD%A6%E6%96%97"

个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