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御驾”东征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作者 林苑竹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之役，是党史军史分量颇重的一段史实，
整个战役从开始到结束，从战役的决策和军事特别是政治准备、实施前抢占战略要点、及时调整和有效实施的灵活策略等等各方面来说，目的明确、主题突出、措施得当、环环紧扣，堪称现代政治史、军事史和战役战斗史的经典杰作。对于研究毛泽东政治思想、军事战略、政治技巧经历长征后的变化与成熟，具有相当的价值。
过去，我所看到的介绍资料，大都以军史和战史的角度来描述。本帖更侧重于从政治根本利益、军事为政治手段的特殊延伸这个角度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与东征相关的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及其所代表的政治路线策略的重大转变，军事决议关于把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结合起来、在日本占领区或日本傀儡地区从常规战争向游击战争的战略转移等问题，以及大会结束后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所代表的统战方针和策略的重大转变，本帖不再详述，待后出专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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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征建议的争论
东征的构思和建议是由毛泽东提出的。
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时，与会人员对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的处境的认识基本一致——虽然已经在陕北建立起一块稳固的立足点，不过也仅此而已。当时红军的力量还很弱，给养不足，地盘太小，急需扩充发展。在直罗镇战役后，部队虽发展到有1万多人，但与形势发展的需要相关太大，亟待扩充兵员，而在当地招募兵员尚属艰难；行政区划虽建立了两个省、两个特区，还有六个军区，表面上看可说地域广阔，但实际上能够稳固的苏区面积仍然狭小；再加上人口稀少、土地贫瘠、粮食缺乏、经济落后，且受国民党军的封锁和围困，不可能找到足够的物质给养。因此，不利于红军长期在此坚持斗争。
大家对周边形势的分析虽然基本一致，都强调红军需要向外发展，不发展不能生存。但向哪个方向发展、何时去发展，却有不同想法，提出了不同方案，领导人之间曾经有过一场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北上宁夏、然后东进绥远抗日前线；另一种意见是主张将战略重点放在陕南；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目前红军刚刚到达陕北，不宜马上向外发展，以巩固一段时间为好。
彭德怀是反对毛泽东的东征建议的其中一员。老于军旅生涯的彭德怀认为，要打仗，部队就需要衣服、子弹和银元；也需要物质给养，更需要补充兵员。毛泽东此时的地位已经相当巩固了，彭德怀没有敢再直接顶撞毛泽东，只是婉转地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如果红军长驱直入山西，万一陕西后方根据地被敌人占领，黄河被切断，红军将不能保证返回根据地该怎么办？这些问题，也是大家所担心的常识性问题。彭德怀提醒毛泽东铭记长征时的艰难困苦和深刻教训。毛泽东对彭德怀说：“你说保证？我什么事也不能保证！”毛泽东宣布亲自领导东征，将党和政府的后方工作留给周恩来、王稼祥和博古去干。（《彭德怀自述》，第211~214页）
即使有这样那样的争论，这个时期对形势的客观分析，较之以前攻打长沙等等战役来说，明显进了一大步。这个争论也引发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相似条件下的贵州、四川无法站稳脚跟，而在陕北却能顺利立足并且能够发动如此大规模和大胆创意的东征？
二、为什么要坚持东征？
根据瓦窑堡会议作出的军事决议，1936年1月17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具体讨论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了他在瓦窑堡会议上的观点。此前他已经讲过：目前全国形势处在大变前夜，抗日运动高涨，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乏，这一特定环境决定了我们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的方针，应当以发展求，尽快扩大抗日力量和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打阎锡山有一个充分的理由，即他同日本人早订有“共同防共”的密约。红军东渡黄河入晋，在政治上站得住。东征山西，还可以进一步向北转进绥远，或东进河北，开赴抗日前线，争取直接对日作战，把国内战争同抗日战争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动华北乃至全国抗日运动走向新的高潮；这样还可以避免同有抗日要求的国民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作战，有利于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绩。
毛泽东作了进一步分析，阎锡山虽然拥有10万晋绥军，但分布很散、兵力不集中，与红军没交过手，缺乏同红军作战的经验。进攻山西，威胁阎锡山老巢，可以迫使他调回入陕的晋绥军，缓解对陕北苏区的军事威胁。此外，山西人多物丰，对于扩大红军、解决给养也十分有利。在1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去，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基本军事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他在瓦窑堡会议上说的六个月后打到山西去的想法，在这时已经大大将其提前了。
上面这些是桌面上的理由。我们再来尝试深入些研究。
从理论体系上说，一般史料所容易忽略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用列宁的一句话说：共产主义革命意味着进攻。这是根本的问题之一。
更根本的是从政治现实的角度，东征的必要性在于：消除因张国焘的分裂在中央领导人、红军指战员心中留下的阴影和疑虑，如果取得完全的胜利，则有望可以彻底肃清张国焘在中央的政治影响，强化毛泽东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权力。而张国焘在后来的政治竞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懂得军事上的成败对于党内斗争的决定性影响，在战争年代尤其如此。这是毛、张政治上的成败因素之一。
而持反对意见的彭德怀毕竟只是军事上的将才，他更加无法准确理解毛泽东关于“只有通过发展才会达到巩固”的观点。
在一定意义上说，革命攻势的发动不仅源自于道义的力量，而且有着各种实际的缘由。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比军事领导人的彭德怀具有更深邃的眼光：通过率领部队在外成功作战，倒能加强本人在党内的权威。
三、前期准备和及时展开
瓦窑堡会议上虽然对东征建议有所争论，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得到了顺利通过，决议中已经基本明确了有些问题，会后已经在进行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准备工作。1月上旬已组建了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参谋长叶剑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参加东征的主力部队有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红二十八军、红三十军。
1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了中央领导人的分工：红军东征时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彭德怀、张浩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陕北由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主持后方工作（实际上周还是随军东征了。4月上旬才与张闻天等一起返回陕北）。这次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签发《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各路红军奉命秘密集结。1月26日，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赴前线指挥东征。
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这个做法饶有意味。是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提醒起了作用，还是毛泽东从一开始的构思中就已经设计好的，目前无从考证。这种做法有几个好处：一方面避免了毛在前线打死打活，而政治上后院生变失火断了自己退路；另一方面也有随时准备另辟根据地的含意。这是毛泽东极其高明的一手。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毛泽东经过长征的艰苦历炼和数次斗争，以及与张国焘的反复较量，政治技巧上已然炉火纯青。
在毛泽东从瓦窑堡出发前，红军先头部队已悄然抢渡黄河，占领了大部队渡河的战略据点，后续部队继续渡河并迅速展开（具体日期待考，本帖没有注明者同）。
2月上旬，毛泽东率红军东征总部机关到达清涧县的袁家沟。1936年2月17日，红军总指挥部发布名为《东征宣言》的公开告示，庄严宣告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成立，“红军将东渡黄河抵抗日本侵略军”。至宣言发表时，红军早已有15000人渡过黄河，深入山西。狡诈奸猾的阎锡山当然不会相信共产党的这些堂皇口号，必定视红军的行动为对他地盘的侵犯。但红军的宣言却对广大民众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2月18日，毛泽东、彭德怀发布东征作战命令。20日晚，东征红军其余部队在绥德、清涧等县同时突破黄河天险。其后仅用了三、五天时间就控制了1800平方公里的地区，包围了石楼县城，消灭、击溃晋绥军5个团，缴获枪枝800多，俘敌1200余人。
四、战略战术和两次重要调整
先期出发的部队偷渡黄河后，先来到山西中部的孝义，在那里一分为三。这种战术也可以视为后来的八路军发展模式的前期试验。
红十五军团向东北方向进击，威逼山西省会太原。在阎锡山紧跟追击时，调头往晋西北移动，吸引敌军但避免直接交战，用的是调虎离山之计。“保存实力、避免损失”是东征的最重要、最基本原则，否则政治上必将由主动迅速转化为被动。作为诱饵的红十五军团跑的路多，但所获极少。此事后述。
毛泽东、彭德怀率连同总部人员在内，从清涧县辛关过河到达石楼县，并迅速召开了干部会议。毛泽东指出：我们已进入阎锡山统治20多年的“白地”，要宣传发动群众，开展“赤化、扩红、筹款”三大任务。毛泽东随后来到交口县大麦郊，3月上旬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注意已经不是由张闻天主持而是由毛泽东本人主持了），分析渡河以来的时局变化，调整军事部署，决定在兑九峪地区重创阎军，打通红军东进的道路。但由于阎军兵力强大，达14个团之多，东征红军激战一天打败敌军3个团，其后主动撤出战斗。这次部署虽然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但也是东征开始后歼敌最狠的一次战斗，而且当中更主要的重要意义是毛泽东的军事战略越来越灵活多变、切合实际。
兑九峪战斗后，3月下旬分别在4个村子陆续召开了八天的“晋西会议”，这也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战斗濒仍，会议地点不断变换，是党史军史上少有的流动性连续会议。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东征的战略方针。强调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这是对日作战的必要步骤。在战略上要大胆，战术上要谨慎，以多胜少，减少错误。（政治目的十分明确，军事手段就是为政治目的服务）。二是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会议讨论了加强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并就与张学良的谈判和与杨虎城的联系作出了决定。毛泽东以军事胜利巩固政治权威的战略目的基本达到，同时统战工作取得突破进展，因此晋西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军行动。会议结束后，张闻天、周恩来等离开东征前方，于4月初回到瓦窑堡。
红军主力第一军团则挥师南下，沿太原——同蒲铁路线进入到物产丰饶、人员稠密的晋南汾河流域。他们遇到的防守和抵抗很有限，轻而易举地获取了大量的钱、物、粮食、武器弹药和兵员补充。仅在晋南地区，红一军团就取得了40万银元，扩充兵员5000余人，得到大量的物资给养。（《聂荣臻回忆录》，下册，308~309页）。
在东征途中，部队还沿途向农民分发粮食，宣传中共政策，并建立起地下党组织，留下枪枝弹药组建游击队，为以后播下革命的种子。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成功经验。八路军渡河后首选山西，大概这方面因素占了很大比重。
五、毛泽东在东征途中的风采
主要有两个细节。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件事，那就是红军东征渡河后兵分三路后毛泽东居中指挥的情况。
毛泽东、彭德怀居中指挥的一路，连同中央领导人和总部人员在内，是人数仅有500名的一个团，能够作战的官兵数都可以数得出来。这是一个大胆又极其冒险的做法，但安然无恙。我想，这可能是毛泽东特意向大家显示自己的气魄与胆略，以及极为高超的调动敌人的指挥艺术。而内心深处，可能更主要的是想以这种英雄气概与张国焘的优柔寡断形成鲜明对比，在中央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心中更地一步强化自己的伟大形象。毕竟，此时张国焘手上还掌握着数倍于己的军事力量。
第二件事是填写和传看《沁园春·雪》。
毛泽东到达黄河边时，在这里填写了著名的《沁园春·雪》一词。据当地党委和党史研究部门调查考证：2月5日毛泽东来到袁家沟，7日降下皑皑白雪。这是毛泽东初到陕北看见的第一场大雪。他骑马来到黄河边的高家洼塬，实地勘察黄河渡口。站在银装素裹的塬上，面对流速平缓的黄河，不禁诗兴涌动、豪情激动，写下《沁园春·雪》初稿。从这首词的内容以及写作时的情绪来看，毛泽东已经掌控大局的心情是十分舒畅和极度兴奋的。
在石楼县召开的渡河后首次干部会议上，据说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将写就的《沁园春·雪》首次给干部们传看。这种举动是毛泽东喜悦心情的再次表白。联想起某老领导当年在陪同首长视察后的心情和表现，他也是将自己写的心得在干部传达大会上高声朗诵，大家一脸严肃，心中却是嘿然。当然两事不能简单类比，当年各级干部和指战员对毛泽东是十分崇敬的。
两者联系起来看，可以分析出毛泽东当时真是意气风发、挥洒自如。
六、全身而“退”
东征红军在山西境内的纵横驰骋，令阎锡山十分恐慌，蒋介石则乘机调遣中央军入晋。
4月上旬，蒋介石10个师、20万人陆续入晋，与阎锡山的晋军会合，企图从南、北、东将红军压缩在汾河以南、黄河以东的狭窄地带聚歼之，进而过河摧毁陕甘根据地。面对对方军事力量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东征红军回撤返陕。撤军当然还有一个好处：避免阎锡山因外敌过于强大而被迫完全倒向蒋介石一边，这也是我们在研究时需要注意的一个因素。5月初，东征军经过5个渡口，在5天内全部西渡黄河回到陕北。2日，毛泽东、彭德怀从延川清水关古渡口渡河，张闻天、张浩等专程从瓦窑堡赶往港口迎接。时任总书记（胡华教授倾向“政治局常务书记”一说，不同意“总书记”一说）或称“负总责”的张闻天亲自去渡口，毛的领袖地位已不可撼动是板上钉钉了。
东征出发时的宣言，以及与班师有关的两个政治性声明，也是很有意思的措施，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如前所述，前一个的《东征宣言》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而归途中的两份声明和宣言，则不单在群众中而且在城市的各阶层人士中产生效果，对中共此后的统战工作起了极好的宣传作用，也标志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尝试并熟习运用高级政治技巧。
把部队撤回到黄河南岸前，中共中共和红军总指挥部1936年4月5日发表了一份措辞严正的抗议——《中国人民抗日先遣支队关于民族的叛徒蒋介石、阎锡山阻挠东进反击日本、搔扰其后方的声明》。（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752页），谴责蒋、阎阻拦红军抗日，明确表示不愿同自己的同胞火并。安全抵达陕北根据地后，5月5日又发表了《关于停战和谈联合抗日宣言》（载《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册，762页）。
七、检点东征得失
这次东征历时75天。部队返回到陕北后，在相国寺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总结了这次东征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批评了自己的亲信在第一军团所犯的宗派主义错误，严厉批评他们无意支持其他红军部队尤其是红十五军团。毛泽东表现得大公无私、宽宏大量。他很清楚，这里对自己部队的批评对于巩固他在整个红军中的领袖地位是必要的。他同时也发动了一场进一步对“自由主义”的批评：有些红军军官和士兵背着抗日口号，一心只想着一路往东去，穿过山西去河北跟日本人打仗。（《聂荣臻回忆录》，上册，314~316页；李赤然《东征西征中的红二十七军八十一师》）这些过分关注对日作战的指战员，他们并不懂得“打通抗日路线”对毛泽东而言也许只是一种对外口号，而不是真正的目标。
毛泽东将东征战果概括为四句话：打了胜仗（这是最重要的），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具体表现为：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枝、炮20余门；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北根据地东部地区；红军扩充新兵8000多人，筹款40多万银元，并在入晋的2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为尔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增加了对途经地区地形地貌和风俗民情的了解。
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与军事上的伏笔，也为将来与阎锡山打交道、开展秘密谈判达成谅解、更进一步开展合作，打下了基础。正所谓不打不相识。这种仗是必须打的，打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也富于技巧。其后八路军将山西作为发展的首选之地，并取得巨大的成功，东征作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东征所付出的最惨重代价，是刘志丹的牺牲。刘志丹的死颇为蹊跷。陆定一就在回忆录中说：刘志丹是黄埔军校士官生出身，很有军事素养，他应该知道在前沿站在毫无掩蔽的地方指挥作战是很危险的，为什么竟这样牺牲了，使我颇为不解。
对刘志丹的评价，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情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王明的题词（志丹陵内石碑）：“保安荒城角，扌不土志丹陵。百战身殉国，千秋骨亦馨。寒风创哨志，遗恨史留青。倚枕诗成泪，深思愧后生”。每每想起在建国后刘志丹亲属和后人的悲惨遭遇，心有戚戚然。
摘自 http://www.shangmen.com/blog/user1/435/archives/2006/1676.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