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唐少杰·
毛泽东与清华大学"文革"的关系是运动发动者和领导者与当代中国社会"细 胞"互动关系的典型。正是由于毛泽东的直接作用，清华大学的典型性在全国无出 其右。而清华大学"文革"中的突出事件及其非凡意义，也对毛泽东的"文革"策 略和他所指导下的"文革"进程产生了直接影响，甚至导致了某些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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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泽东批评工作组，扭转清华"文革"方向
１９６６年６月８日，一支由５２８人组成的全国最大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 ，宣布罢免上至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下到学生班级主任、政治辅导员的几乎所 有的清华干部，接管了清华的各级权力机构。刘少奇直接关心并过问清华的"文革 "，其夫人王光美参加了清华工作组而具有显赫的作用。工作组以及"文革"对所 谓走资派、"黑帮"和"反动学术权威"人物的冲击不久被工作组与更加激进的学 生群众之间的矛盾所超越。以工程化学系９０２班学生蒯大富为代表的激进群众同 工作组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和对抗。工作组依据过去政治运动的模式，把蒯大富打成 "反革命分子"、"右派"并加以监禁多日，５０多人被打成"蒯氏人物"，近５ ００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发生数起自杀事件，致使两人死亡。
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７月中旬回京，７月下旬对派工作组的做法大加斥责，并于 ７月底指示周恩来亲自过问和关注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１〕这明确显示出 毛泽东本人对刘少奇及王光美在清华"文革"运动问题上的不满。毛泽东把自己与 刘少奇等人在"文革"伊始之际一些做法上的不同，特别是把在清华等校工作组与 激进群众关系上的分歧，上升到党内路线斗争的高度，上升到"文革"能否在全国 范围按照毛泽东的旨意进行下去的大问题，并把他与刘少奇等人的分歧明确无疑地 昭示给广大群众。难怪乎，"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在１９６６年９月就表 示过，他们从８月就切身感觉到了，毛泽东让"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周恩来 ）代替"另一位常委"（指刘少奇）来过问清华文革的那耐人寻思的意味，因而， 他们不难得出结论：刘少奇在"文革"问题上的做法有悖于毛泽东的主张或打算。 ８月下旬清华园内就有人贴出了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而到了１０月，更有人贴出 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
实际上，清华工作组问题是所谓以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 与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一个重大回合，从以 清华少数激进学生反工作组为突破口，经过１０月中央工作会议批判所谓"资反路 线"，到１２月２５日中央"文革"小组授意和操纵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 为主的５０００多名师生员工进城大游行，把反刘少奇、邓小平的斗争公布于世， 推向全社会，到１９６６年底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数次拒绝了清华红卫兵要求 把王光美带回清华批判的要求〔２〕，再到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经"无产阶级司 令部"同意，在清华召开数十万人参加的、旨在丑化刘少奇的批斗王光美大会，通 过清华大学这一"前沿"，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文革"头十个月的分歧直至"分手 "。
二 毛泽东与群众互动的典型个案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 报"，开启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文革"群众运动先河，但是清华反工作组的 斗争最后却直指身居中共中央领导职位的刘少奇、邓小平。同时，以清华大学附属 中学为发源地，"文革"有了一支为其席卷全国的突击队--红卫兵。
"文革"前夕的清华附中已孕育了红卫兵形成的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培养革 命接班人"这一带有"血统论"色彩的活动中。１９６６年５月，该校预科班６５ １班的一些学生因几件事情与校方发生分歧，争执不下，引起全校关注。５月２９ 日，十余位高年级学生在圆明园遗址处讨论形势和商量对策，决定今后使用张承志 曾用过的笔名"红卫兵"来署名所写的大字报。"红卫兵"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 兵"。６月２日，他们贴出了有１００多人在"红卫兵"名后签字的大字报，表示 "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很快，北京许多所中学学生前来清华附 中观看大字报，并以各自学校的"红卫兵"署名来表示声援。"红卫兵"这一名称 不胫而走，迅速成为"文革"初期青年学生使用最早和最广的组织名称。
清华附中红卫兵为自己的初步"战果"而欢欣鼓舞，６月２４日至７月２７日 先后写出了三篇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派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这三篇在"文革 "初期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献，一经同年８月《红旗》杂志第１１期以及《人 民日报》等全文刊出，就成为以"造反"为真谛的红卫兵运动全线出击的进军号。 前两篇大字报经江青转交毛泽东，毛泽东于８月１日亲笔复信清华附中红卫兵，表 示"热烈的支持"红卫兵运动。这封信和上述大字报也成为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共八 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文件之一。由于来自毛泽东的首肯，红卫兵运动于８月下旬从 校园冲向全社会。
红卫兵运动对于"文革"的作用主要有三点：一是它所造就的"红海洋"活动 把对毛泽东个人的崇拜和迷信推向了空前的高潮，为"文革"的全面推行提供了精 神动力和信仰支柱；二是它所进行的"破四旧、立四新"的活动，为"文革"的全 盘展开既创造了特定的社会氛围，又造就了最初的斗争模式；三是它所掀起的大串 联活动给"文革"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的每一角落带来了群众运动的力量和途 径。无疑，没有红卫兵运动，"文革"是难以有其浩大声势和全社会规模的。尽管 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４、２５日的中央会议上数次说："我还没有料到一 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联就闹起这么大的事。"〔３〕但是，红卫兵的 产生及红卫兵运动的出现完全符合毛泽东从事"文革"的谋略和发动"文革"的动 机，以红卫兵为代表的激进群众与毛泽东之间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的互动是"文革 "得以进行的一个必然条件。
毛泽东否定了工作组的所作所为，也就意味着肯定了与工作组对立的激进群众 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曾受到工作组不同批评、压抑甚至打击的激进群众拥有了从 毛泽东那里直接获得的"解放感"，从他们身上焕发出了毛泽东所期望的群众能量 。在"文革"如何对待干部问题上，毛泽东比工作组走得更远，他使全国除军队以 外的各个领域的干部"靠边站"，让文革以"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自己解放自 己"的方式来进行，致使党的机构、组织以及国家行政管理机构，除中央一级和军 队外，几乎全部陷于瘫痪。毛泽东的这一做法颇类似于１７世纪初叶马丁·路德发 起和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文革'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胡乔木斯言极是 。〔４〕"文革"初期的毛泽东具有集神与世俗领袖、改革家于一身的耀眼的光彩 。
另一方面，亿万群众对毛泽东的鼓动和号召也不是被动的、消极的。他们以自 己超乎寻常的想象和行动创造出毛泽东本人未曾预料到的但又完全符合毛泽东本人 的"文革"初衷和其政治斗争逻辑的"新生事物"。例如，在清华附中产生的"红 卫兵"就是"文革"初期群众与毛泽东的互动中来自群众的一个首创。然而，随着 "文革"的深入发展，广大群众同毛泽东的互动愈益明显地展现出二者之间的偏差 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背离。因为，十分明显，置身于"文革"洪流之中的广大群众 来自广为不同的阶层，具有广为不同的利益，而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和"文革" 实践不可能满足他们。这就决定了"文革"中群众与毛泽东的互动不可能完全整合 。"文革"中，广大群众心中的毛泽东形象以及他们对毛泽东一系列指示、策略的 理解和运用，广大群众对毛泽东权威的认同和遵从，尽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披上了 神圣的甚至迷信的色彩，但决不是始终如一或没有差异的。正如经历了当年风雨的 尤西林先生深刻地指出的："仔细反省当时似乎无可怀疑的个人迷信狂热，其实却 从不同的社会阶层利益为前提基础，众口一辞的'毛主席'实质有着不同甚至对立 的含义"。"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血统论压制的'造反派'把毛泽东作为 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作为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而"有一 种红卫兵对毛泽东的拥戴崇拜实质也以自身既得利益为立场。〔５〕
在"文革"群众两派斗争的高潮时期，不同群众以及不同群众派别都会根据自 己的目的和需要，把毛泽东的"文革"策略和"文革"权威加以夸大或加以淡化。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４日，清华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别：一是"井冈山兵团总部"， 简称"团派"；另一是"井冈山兵团４１４总部"，简称"四派"。５月２３日， 在北京举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发表２５周年的大会主席 台上，谢富治把他在２２日见到毛泽东的有关情况绘声绘色地向邻座的蒯大富传达 。谢讲，他向毛泽东讲了解决清华问题的三条途径：第一条让蒋南翔回来；第二条 蒯大富和井冈山兵团总部下台，４１４上台。毛泽东说，这两条都不行。谢富治又 说，第三条还是两派联合起来。毛泽东笑着说："你又和稀泥"。蒯大富回校后多 次在不同会议上逐字逐句传达，后经传播，团派一些群众把"４１４上台不行"当 成"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欢天喜地地四处张贴、宣传。四派有关代表前去找 蒯对证，蒯答应纠正，但实际上对此听之任之。四派最终与团派决裂，同讹传的毛 泽东这一指示有一定关系。
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３日至７月２７日，清华发生的"百日大武斗"，致使１８ 人死亡，１１００多人受伤，３０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１０ ００万元。清华的"文革"时局和发展，已到了非得由毛泽东本人直接过问和直接 干预不可的地步了。７月２７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在７月２８日召见北京红卫兵 "五大领袖"的谈话中，毛泽东多次言不由衷地说："十万工人进清华，四一四高 兴，井冈山不高兴，我也不高兴"。他还说："井冈山小将一个不能抓，一个不能 打"。"抓了七个总部委员，一律放掉"。尽管毛泽东不愿意看到清华"文革"出 现了百日大武斗这样的情况，但是他决定派遣数万名工人组成宣传队进驻清华时， 他是否想到进驻时的结局？他是否意料到清华团派会以武力对抗工宣队而造成如此 之大的牺牲和损失呢？或者，他是否已充分预想和充分估计到了以扭转清华"文革 "形势为契机而要使他领导的"文革"发生转折呢？７月２８日凌晨两点许，刚刚 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汇报的电话叫醒，当毛泽东听到２７日工宣队在清华牺 牲惨重的消息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造反派，真的反了？！"〔６〕
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毛泽东在"文革"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见北京红 卫兵"五大领袖"，这次召见是他与大学里的造反派群众之关系的一次重整。尽管 我们至今还不清楚此次谈话的全部内容，但根据正式公布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 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７〕，可以看出：（１）以清华"百日大武斗"特别是" 七·二七事件"为契机，毛泽东对红卫兵领袖的严厉批评表明：毛泽东对群众运动 及造反派失去信心，对造反派领袖及红卫兵领袖已不抱多大希望。他似乎开始告别 他过去屡试屡爽的群众运动模式。毛泽东在１９６８年之后实际上已不再"启用" 群众运动了，他再也不想使群众运动从自己手中"失控"。１９６８年之后出现的 一些"文革"群众运动的东西，不过是"文革"头两三年群众运动的回声或遗迹。 （２）毛泽东决心，在北京地区和全国结束群众武斗，为达到此目的，他酝酿淘汰 "文革"初期效过犬马之劳的红卫兵领袖，甚至威胁说，不惜动用正规军武力来结 束群众武斗。毛泽东的这次召见谈话可以看做是对"文革"群众武斗的"最后通牒 "。毛泽东不但被全国性的群众武斗所困扰、烦恼，而且还被这种武斗弄得穷于应 付。（３）毛泽东似乎对北京高校的群众派别分成"天派、地派"十分不理解，他 希望两派搞成一派，而"文革"群众之所以分成两派恰恰是沿着毛泽东的"文革" 策略演化而来的。毛泽东在这里已"超脱"了两派对立的实际问题，他已逐步开始 把群众问题从他的"文革"全局战略加以淡化。（４）毛泽东对群众武斗所带来的 教育界"文革"如何搞下去的问题也是力不从心。他提出教育如何搞下去的四个办 法，表明他开始置换教育界"文革"的主角，至少表明他开始考虑把学校现有的青 年学生从整体上列入"文革"中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这一点在他８月的一系列 指示和部署中得到了体现。（５）毛泽东明确告知红卫兵领袖们，派遣工宣队是他 的决定，不容怀疑、否定，更不容抵抗。在召见之后，蒯大富在很小的范围内传达 ，毛泽东讲："蒯大富不是要抓黑手吗？这个黑手就是我，他也不来抓。"这对团 派以武力对抗工宣队进驻清华来说不啻是致命的评判。毛泽东决定派遣工宣队进驻 高等院校，在他看来，根本没有事先"通知"造反派的必要，也根本没有对此"讨 论"的余地。正是这次召见中，毛泽东下令，为了防止红卫兵领袖及其相关的群众 像以前那样篡改、曲解或片面引用他的指示，把这次召见的谈话进行录音备案。毛 泽东对红卫兵领袖及其麾下的群众不信任感，由此可见一斑。（６）一贯最善于揣 摩毛泽东的林彪在这次召见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红卫兵领袖的"错误"："你们没 有看到文化大革命每个时期需要干什么。"〔８〕红卫兵领袖们的"落伍"意味着 造反派群众的"落伍"，意味着红卫兵运动的衰落。"文革"即将转入一个新的阶 段已不可避免。
毛泽东对清华"百日大武斗"的处置引发了"文革"历史的重大转折，这一点 在８月以及之后进一步显现和确定下来。在对８月２５日发表以姚文元署名的《工 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文的批阅中，毛泽东已明确把"文革"初期造反派群众及 红卫兵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列入"文革"的对象，他绝不允许知识分子成 堆的地方搞什么"独立王国"，绝不容忍高等院校的造反派们搞所谓"多中心论" 。毛泽东派出工宣队进驻教育界、文化艺术界、出版界、科研机构等，不仅没有解 决这些领域的"文革"矛盾和危机，而且使这些矛盾和危机更加复杂和深重。从１ ９６８年底开始，当年曾为"文革"开路小将的一代青年激进学生奔赴农村、农场 ，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在此意义上，清华"百日大武斗"敲响了红卫兵造 反运动的丧钟！
三 工宣队："文革"群众组织消解的标志
初看起来，毛泽东派工宣队与刘少奇等派工作组有着惊人的相似，即在形式上 都是从上层、从外部来领导某一单位（或部门）的"文革"，都是力图对"文革" 的群众运动加以有序而又有效的管理或制约。但是，二者却有内容或本质上的差别 。刘少奇等派出的工作组是突出以往行之有效的党的上级垂直领导的传统，旨在把 "文革"群众运动纳入党所指定的轨道运行。毛泽东派出工宣队，则是他对他难以 驾驭并且很有可能势大失控的群众运动的无奈，也是他对他曾借此发动、依此成势 的"文革"群众运动政策的自我否定。派出工宣队恰恰是在"文革"进入了一个危 机性的关头，由毛泽东所做出的一个转折性的决策而表现出他本人被动地应付群众 运动所造成的群众武斗局势，表明了毛泽东在他与群众的互动中不可能是完全自主 的。毛泽东派出工宣队的做法直接动摇以至逐渐消蚀了作为"文革"初期主力和支 柱的群众运动及造反派的基础，使得"文革"的中、后期游离了"文革"初期的群 众运动主题或主线。工作组在清华等校只驻了五十余天，工宣队一驻就是七八年。 工宣队的问题直至"文革"结束才告结束，使得清华大学乃至整个教育领域大伤元 气。
工宣队进驻清华，给清华"文革"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这使１９６８年７月 之后的清华"文革"类似于工作组时期那样，已不是由清华人自己所能摆布的。来 自毛泽东身边的中共中央警卫部队（８３４１）的军代表充当工宣队的领导人，他 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使命已很难表明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普通一员了。他们常常强调 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兵"，"清华大学是毛主席的点"，着重显示出毛泽东对清 华大学的特别关注以及清华大学非同一般的地位和角色。在１９６８年开始的"斗 、批、改"阶段和１９７３年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都把清华大学的若干经 验作为典型，昭示全国。例如，毛泽东把工宣队炮制的《清华大学贯彻执行对知识 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报告》转发给全国，并把它作为所谓"六厂二 校"经验之一，树立为"斗、批、改"的一个典型，通过给清华老教授的一定"关 注"稍许缓解全国许多老知识分子的苦境。例如，他同意清华工宣队提出的对所谓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刘仙洲、钱伟长"给以出路"的建议，并把这 一"经验"批转全国。
四 清华大学成为文革"教育革命"的基地
１９６９年春季之后，毛泽东的"文革"战略发生重大的转移，逐步恢复"文 革"中被冲击和削弱的党政领导及其权威，以取代过去两年多混乱无序的群众运动 。标志之一就是毛泽东指名"保护"蒋南翔这位教育界被"文革"打倒的"最大对 象"。在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２日下午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的政治局常委会上 ，毛泽东说："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好。"〔９〕当时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之所 以未能付诸实施，是因为尚处在"劳动改造"中的蒋南翔对清华工宣队炮制的《为 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表示不满，在发表此文的刊物上，理直气壮 地写下了批评意见并送交给工宣队，这使他的所谓"被解放出来"拖延数年。
《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一文是工宣队进校近两年工作的总结概 括。此文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并在《人民日报》、《红旗》等报刊上发表，成为" 文革"高等院校"教育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范文。
清华的"教育革命"体制始于１９７０年，完全符合毛泽东５０年代以来的教 育思想和教育举措，它包括六个方面：一是所谓工人阶级必须掌握"教育革命"乃 至学校一切工作的领导权。在清华长期出现了工宣队与校党委、校革委会并列掌权 及并列署名行文的局面；二是对原有教师边改造、边使用，建立以工人、学员和原 有教师三结合的教师队伍；三是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所谓 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实际上大大削弱了基础教学，阻碍了科研，而一 味片面从事生产；四是招收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人员为学员，坚持以阶 级斗争为主课，使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工农兵学员 与工宣队一起成为学校的主体，而广大教师则动辄得咎，成为"教育革命"改造的 对象；五是大破所谓买办哲学、爬行主义，编写无产阶级新教材。这种教材往往是 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传单式的东西；六是结合生产、科研任务，坚持群众路线， 实行新的教学方法。而这种方法往往不过是"文革"大批判的变种。
"教育革命"是毛泽东"文革"理论中时间最久、范围最广和规模最大的乌托 邦实践，清华大学成为这一乌托邦实践的主要基地。证明："文革"时期的"教育 革命"是一场反知识、反科学、反理性、反现代化的运动。它以打乱正常的科学研 究和教学秩序、整治知识分子、制造师生关系对立等为其主要内容，它几乎是伴随 着"文革"的破产而破产。
１９７３年１０月，为了配合和指导批林批孔运动，在毛泽东的部署下，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批判组逐步形成，这一在"文革"中以"梁效"而著称的批判组实 际上是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别动队。据当事人回忆："'梁效'应是毛泽东通过 谢静宜、迟群掌握的写作班子。毛泽东直接向谢静宜下达指示和要求，然后再由谢 和迟向'梁效'头头转达、贯彻。'梁效'所宣扬、倡导的是毛泽东的理论和思想 。"〔１０〕在"梁效"先后的４０余名成员中，清华人员只占１０名，这与清华 是一所工科大学有关。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梁效"共发表了１８１篇文章，它 们对当时"文革"的动态和走向起到了全局性的影响和指导性的作用。"梁效"是 毛泽东与大学特定教师群体合作从事思想指导和理论斗争的产物，它成为"文革" 特殊形势下独一无二的准意识形态"领导"部门。
五 刘冰等人的信敲响了"文革"的丧钟
"文革"进入到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开始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他对 "文革"的积年弊端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这一背景下，一场关系到否定还是 肯定、抛弃还是坚持"文革"的斗争也在悄然进行。１９７５年８月和１０月，清 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柳一安、惠宪钧和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人写信给毛泽东一 事，拉开了这场斗争的帷幕。
刘冰是工宣队进校后所谓解放出来最早并重新担任原职的清华干部，另三位写 信者则是１９６８年来清华的工宣队负责人。他们一致厌恶迟群这位当时清华第一 把手兼"通天人物"的跋扈作风和恶劣品质，他们写信的目的在于把迟群从清华" 搬掉"。他们明确地认识到此事只有通过毛泽东的首肯方可实现，他们也真切地意 识到写给毛泽东的信惟有通过邓小平的转交方可达到。他们写给毛泽东的第一封信 旨在抨击迟群，第二封信则把迟群和时为清华第二把手的谢静宜连在一起加以抨击 。从这两封信里，丝毫看不出有反对毛泽东或不满意毛泽东的迹象。〔１１〕
愈是接近生命尽头的毛泽东愈是担心他自己生平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在他 身后的命运。面对邓小平的整顿形势以及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毛泽东相信 了"四人帮"及他的联络员的谗言，再加上邓小平明智地拒绝了毛泽东提出的由邓 小平本人来主持起草一个关于"文革"的决议文件的要求，毛泽东决定开展"批邓 "的斗争。
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只标明了月份，没有标明日期，并且最 早是在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３日下午有５３人参加的清华党委扩大会上作了部分传达 （批评邓小平的那一段"指示"暂未传达），后在１１月１８日才向清华万余名师 生（北京大学有１６００人参加会议）作了全文传达。毛泽东把刘冰等人的来信看 成是矛头对着他本人的，他非常不满意邓小平转交这两封信，认为邓小平偏袒刘冰 等人。类似于以往毛泽东看待清华出现的问题决不限于清华一样，毛泽东把刘冰等 人写信一事说成"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直至次年４月，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毛泽东都认为是"刘冰惹的祸"。〔１２〕
从１９７５年１１月中旬开始，刘冰等人写信一事演变为"教育革命大辩论" 。一个月后，又演变为全国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被迟群等人所把 持的清华大学处于"文革"最后一场运动的风口浪尖，一时间，全国许多地区和单 位或部门数十万人先后涌入清华大学观看大字报，进行所谓学习、参观。在京的中 央党政军机关上千名领导干部也被安排来清华"学习"。清华几乎停止了正常的教 学工作，专门从事所谓"批邓"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贴出了数十万份大字报 。在十个月的时间里，刘冰等人先后被批斗达上百次，其中刘冰本人被批斗达２１ ４次。〔１３〕从清华园滥殇的"批邓"斗争，并没有使"文革"取得决战性的最 后胜利，而是更加凸显出一个严峻的问题：毛泽东身后的"文革"将何去何从？
实际上，由清华"教育革命大辩论"所带来的"文革"最后一场运动恰恰表明 了"文革"已走入了历史的死胡同。１９７６年发生的"四五事件"证实了这一点 。同年１０月，在毛泽东去世后不到２８天，"四人帮"被一举粉碎，迟群等人在 "四人帮"被擒不到两小时就被一网扫尽，清华大学乃至整个中国从此获得了新生 。在此意义上，刘冰等人写信事件意味着敲响了"文革"走向穷途末路的丧钟。
===注释===： 〔１〕、〔２〕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中央 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３〕《学习资料》（四）清华大学印，１９６７年。
〔４〕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５〕尤西林《文革境况片断》，载徐友渔编《１９６６：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 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８年。
〔６〕转引自《共和国历程》中卷，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７〕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此材料是 由谢富治在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８日毛泽东召见之后，留下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 、谭厚兰、王大宾整理出来的。可能还有另一份关于此次召见的书面整理稿，至今 没有公布。
〔８〕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
〔９〕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
〔１０〕范达人《"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明镜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年。
〔１１〕余习广编《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化大革命"上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
〔１２〕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
〔１３〕《清华大学》报，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８日。
□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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