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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下小娇娇(2)

毛泽东撤离了瓦窑堡来到保安后没几天，贺子珍就分娩了。她生了个女孩。

共同走过漫长的长征路的女战友们知道贺子珍快要生产了，都来看望。她们刚走到窑洞门口，见毛泽东笑眯眯地从窑洞出来，赶忙问：“生了没有?”

“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毛泽东一副高兴的表情，回答说。

战友们走进窑洞，看到贺子珍身边放着一个又瘦又小的婴儿。邓颖超对孩子有一种特殊的怜爱之情，她轻轻地把婴儿抱起来，仔细地端详着，说：“真是个小娇娇。”

于是大家都跟着叫这个女孩做娇娇。娇娇的名字就这样叫开了。1947年她从苏联回国，不久到毛泽东身边上学，毛泽东给她取了个学名：李敏。姓李，是因为毛泽东当时用李得胜的化名，单名敏，是取自《论语》中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看着战友们对这个小生命如此喜爱，贺子珍自己却发愁，没有一点儿高兴的劲头。

她这里考虑的是，不是做母亲，享受做母亲的欢乐，而是工作。她朝思暮想的是，怎样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

还在临产以前，她就请保安老乡为孩子找个奶妈，想把孩子托到老乡家里去。她自己决定不给孩子喂奶，用这个办法节省出一部分时间来用在工作和学习上。总之，她觉得这个孩子来得不是时候，妨碍她的愿望的实现。

娇娇生下刚四个月，她就把孩子送到老乡家了。

很多人劝她：“孩子太小，你身体太弱，等一等吧!”

贺子珍固执地摇摇头：“孩子拖累我，我要干革命!”

中央机关在保安呆了半年左右，又于1937年1月13日进驻延安。

把娇娇送走后，贺子珍想干什么呢? 她想到自己文化水平和理论水平的基础不行，不能适应形势。她常常爱说自己是大老粗，不是知识分子。其实，她是个非常爱学习、爱读书的人。她参加革命的时候，年岁还小，只读到高小就离开了学校。在革命的队伍里，她一直过着动荡的戎马生活；能够抽出来读书的时间很少。即使这样，她还是抓紧可能的机会学习，提高自己。有一个时期，毛泽东带着红军队伍在外面打仗，她利用这个机会，到福建上杭的师范学校，读了一段书。以后，她又在随营的训练班学习了一个时期。

但是，她感到，光凭这样的文化、政治、理论水平，适应不了当前革命形势飞速发展的要求，于是，她产生了强烈的愿望：学习去，进一步提高、充实自己。

组织上满足了她的愿望，把她送进了延安抗大。她带着伤残的身体和一颗渴望提高的心，进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高级班。

进抗大的这一天，贺子珍心里特别兴奋。她头戴军帽，身穿军服，打着绑腿，容光焕发。

抗大的学习生活是有趣的，也是紧张和艰苦的。要学马列，学政治，学军事，每天清晨还要出操。

贺子珍同其他学员一样，参加了全部的学习活动和晚上的政治活动。抗大的学生是集体住宿。

贺子珍跟长征过来的几位大姐编为一个小组，过军事化生活，每天的安排都非常紧张，早起下操，上午听课，下午学习和讨论，还有搞军事训练，参加劳动。身体好的同志都感到吃力，贺子珍身体虚弱，更是吃不消。但她很倔强，不但刻苦学习，还抢着干杂活，什么事情都不甘心落后。

这时，贺子珍的家已经搬到凤凰山下一家老乡的窑洞里，离抗大只有一两里路。可是除星期六外，她很少回家，坚持过集体生活。有时候需要回家料理一下家务，她总是匆匆回去一下，又赶回来。

贺子珍特别好强，在学习、活动的哪一方面，都不甘落人后面。人们天天能看到她矫健的身影，欢快的笑容。

但，有谁知道，每一天，她是用多么顽强的毅力同伤病作斗争，才坚持下来的呢?

在长征路上生了那个女孩以后，由于产后缺乏营养和调理，她落下了头晕的病根。负伤以后，大量失血，又使头晕的病状加重了。另外，在她头部、背部的弹片，时刻都在刺痛着她的神经。特别是阴天下雨，就痛得更厉害。她强忍着这一切痛苦，从来不同任何人诉说自己的不适。

然而，头部、背部的伤痕和嵌入体内的弹片，时时折磨着她。每天学习下来，她头晕脑胀，四肢无力，浑身的骨头架都像散了一样。但她一直秘而不宣，咬紧牙关忍受着病痛，振作精神，坚持学习。

1937年春，

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有一天在课间休息时，同学们发现不见了贺子珍，到处去喊也没人应。女同志找遍了抗大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她的踪影。最后在厕所里发现了她。由于身体极度虚弱，忍耐超过了限度，她竟然晕倒在厕所里。

当女同学们找到她时，她仍然躺在厕所里昏迷不醒。大家很难过，有的女同志流下了眼泪。大伙把她抬出厕所，送往医务所进行抢救，许久才醒过来。

战友们把她抬回宿舍，医生很快赶来。经过检查诊断，贺子珍患了严重的贫血症，需要好好休息。她只得退学回到家里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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