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代表哪些「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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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代表哪些「人民群众」?

陈小雅


不久前,偶然从某国电视台看到,有海外民运人士在谈「文革」时, 声称他们当时已经在中国的某省建立了「民主政权」;这个政权的名 字就叫做「革命委员会」。外国人看得津津有味。而「过来」的中国 人却不免一头雾水。这大概就是所谓「人民文革」说的另一种翻版 吧!持这种观点者,在领袖认同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总是更多地 倾向于毛泽东,而反感邓小平。时至今日,邓小平是否「走资派」的 问题似已无什讨论的必要;但毛泽东究竟是「专制帝王」、还是「人 民代表」,却仍然是一件会引起争议的事情。

其实,从历史上看,「专制帝王」与「人民代表」并不一定是矛盾的 一对。关键的问题在于﹕「专制帝王」代表哪一部份「人民群众」。 任何政治家都知道,若不代表民意或声称代表民意,要夺取政权或维 持长久的统治是不可能的。所以,在研究一个政治家是否具有「人民 代表」的本质时,更多的不是看他如何说,而是看他怎么做。即他是 在哪些方面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照顾了人民的习 惯。看古代帝王如此,看现代的政治家亦如此。

王权与民众的合作模式

近代欧洲摆脱「中世纪」黑暗的历史表明,「第三等级」曾与王权结 盟,共同反对封建贵族和教权的势力。但在中国,这却是一个长期而 稳定的合作模式。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古代国家是一个皇权 国家。其较欧洲社会更庞大的国家机器,是靠税收供养的。而国家赋 税的主要来源是自耕农。所以,自耕农稳定,国家才能稳定。两者的 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受经济规律的作用,每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 阶段,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就会有地主、豪强和富商大贾一类「中间 阶层」发育出来。他们或者把农民「籍没」为奴隶,或者对社会财富 巧取豪夺,总之,是使原来国家可以得到的利益,落入了「中间层」 的腰包,而民众则要面对双重的剥削。对于农民来说,自然是剥削的 层次越少越好。所以,每当国家因减少收入而打击「中间层」的时 候,它在客观上也代表了农民的利益。

另外,在国家的象征──帝王──和百姓之间,还隔着具体办事的官 吏阶层。他们也经常利用职务之便,榨取民间财富、欺压平民百姓。 因而,每当帝王要重振朝纲、肃清吏治的时候,老百姓也会拍手称 快。在这样一种「天高皇帝远」的社会结构中,百姓与帝王的直接矛 盾较少、较不尖锐,而与官吏阶层的矛盾则非常直接。中国古代唯一 的一部替「造反者」立传的文学作品《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 皇帝」,大概就是出于这种原因。

那么,把这种模式运用来解释毛泽东与民众的关系是否合适呢?

1949年以前,说毛泽东代表了人民群众,大概不会招来太多的异 议。因为在那个时代,社会分化为以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一 方的剥削与统治阶级,和以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为另一方的被剥 削、被统治阶级。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代表前者,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 代表后者。这是中外政治史所公认的事实。另外,共产党打天下,靠 的也是「泥腿子」人民大众。这也是没有疑义的。那时,毛泽东与他 的党并没有这方面的分歧。所以,「毛泽东是否代表人民群众」这个 问题,在1949年之前,可以排除在讨论之外。

那么,1949年以后,毛泽东作为一国的政治领袖,除了不代表人数极 少的、被打倒的阶级以外,应该说,是代表「人民」的全体的。尤其 是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原 来的有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已经变化,阶级的对立基本消失,而在理论 上,各级政权仍是「人民的政权」。所以,说毛泽东「代表了人民群 众」,这句话已经失去了1949年以前的含义。它本身只意味着毛泽东 代表了「人民群众中的某一部份」这一含义。

谁是「官僚主义者阶级」?

  那么,毛泽东究竟在什么问题上、代表的是哪一部份人民的利益和愿 望的呢?

有人说,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前人在 研究这个问题时,最常用的思路,是把苏联出现「修正主义」的教训 作为开端,认为毛从那时就开始注意到「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 人们还以他批评赫鲁晓夫的确凿言论作为左证,把中国的「反修」运 动放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成败」这个不着边际的课题中进行考 量。这固然也是一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但这类解释有一个致命的缺 陷,就是它始终不能解释谁是「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

众所周知,「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不关心人民疾苦、靠剥削人民为生 的权力阶层。在现实的路线斗争中,以邓子恢、彭德怀刘少奇、邓 小平为代表的「党内走资派」,恰恰不是脱离了人民,而是(如王力 雄在《毛泽东与人间天堂》一文中所说)迁就了人民的自私自利与目 光短浅。与其说,他们是苏式官僚体制在中国的象征,不如说他们的 思路更像是被视为列宁主义「叛徒」的布哈林。而在这个问题上,认 了错的毛泽东,显然更像无视农民痛苦、强行推行集体化的「官僚主 义者」斯大林。而真正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农民最痛恨的「四 不清」干部──,却又远非毛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所 以,说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是代表了人民大众,看上去 未免有些牵强。

但是,是否就此可以断言,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在毛泽东思想 中,只是一个曾经被他探索使用过、后来便弃之不用的概念呢?笔者 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反对官僚主义者阶级」不是一个孤立的概 念。它和反对「剪刀差」、「八级工资制」、官僚科层制、城乡差 别、体脑差别,等等一系列步西方工业化过程后尘的「现代化」道路 的政治路线是一体的。列宁的实践,解决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到共产 主义社会之间的政治权力问题,但没有解决社会道路问题。无产阶级 专政的国家,是否仍然要通过「血淋淋」的剥夺农民的「原始资本积 累」道路,然后才在较高的生产力水平下进入社会主义,这仍是实验 中的问题。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实验,无非是想绕开隔绝着「农村公 社」和共产主义乌托邦之间的那个「卡夫丁峡谷」,寻找一条没有痛 苦的、进入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一点,毛泽东在被「大跃进」假象蒙 骗、胜利冲昏头脑时,已经表露无疑。务实的刘、邓,对这一点显然 是半信半疑的。

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谁是代表人民群众的。也许,刘、邓路 线代表和顺应的是人民群众自私自利、目光短浅的特征;毛泽东则代 表和顺应了人民群众幻想乌托邦和激情浪漫、狂燥的习性,尤其是其 中、小知识分子的习性。刘、邓是为他们的眼前着想;毛泽东是为他 们还没有看见的将来着想。在「代表」人民方面,他们只是「各有千 秋」而已。

克利斯马气质与政治浪漫主义

但毛泽东的个性中,确实有「克利斯马气质」。他喜欢直接面对大 众,并有能力直接驾御这头「洪水猛兽」。他的「蔑视权威」的气 概,很能迎合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好。在文革中,从废除「师道尊 严」、砸烂规章制度、到摧毁等级特权,包括学校停课和免除考试, 都在一定社会阶层和年龄层中大大受到欢迎。他反感现代国家官僚科 层制的烦琐程序,更反感它们日益脱离群众的倾向。在文革中,他点 名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 部」,迫使他们「为工农兵服务」。这确曾一度改善了农村的文化、 卫生和商品供应状况。但在这同时,却把城市生活几乎变成一片荒 漠。他在鼓励工农兵上大学,尝试把农民变成科学家和诗人的时候, 却废除了几乎整个知识阶层的大脑,使其不能实施价值判断功能,并 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实行认识功能。他在给乡村小学教师写信,给知识 青年写信,批评以「法西斯式的方法审讯犯人」的同时,容忍着更大 的社会不公,以至使文革成了超过土改、镇反、反右派和反右倾运动 的、最大的「人权欠债」运动。

因此,大体可以看出,与毛泽东在政治路线上代表「反现代化」思路 一致,他所代表的「人民」,在政治位势上是处于社会底层,在智识 上处于中、小知识分子程度,在组织状态上处于被整合程度较低的状 态,在年龄上处于较年轻阶段的广大基层社会群众。他们是被共产党 封为的「统治阶级」中的一部份,而绝非「被统治」和「被专政」的 阶级一份子。他们或因对「主人公」地位,对「自由」、「平等」概 念抱有浪漫的期待,或因对「大工业」的现代社会缺乏心理准备,或 因制度原因和各种际遇与先天因素处于被压抑状态,他们期待着「奇 迹」的出现。而毛泽东就是可以改变他们命运的「大救星」,是他们 的宗教偶像,也就是「精神的鸦片烟」!

在烂熟的西方文明社会中,在没有经历过毛泽东制造的历史灾难的人 们那里,毛泽东很容易成为青年心目中「独行侠」式的「传奇英 雄」。其行为,有的还可以为「后工业」和「后现代」社会理想提供 理论依据。在那里,毛泽东只是某种抽象的理论符号而已。但在中国 国内却不同,他与某种社会阶层的关系一经确定,他的影响的浮现就 一定与相关政治诉求和存在的矛盾相联系。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 下,毛泽东这杆旗帜或迟或早都会被赋予新的含义。而在未来的阶级 冲突中,他很可能再一次被利益失落的人群重新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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