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沉重的旅程

星 晨

　　1968年6月26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我，一个66届高中毕业生，要去黑龙江的国营农场做一名农业工人了。这可是个令人“羡慕”的工作，是我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争取到的！

　　26日上午十点左右，妈妈和小弟弟陪我来到北京站。十点三十八分，当列车开动的时候，我握了一下妈妈的手，立刻看见她的眼里涌出了泪水，我又摸摸小弟弟的头，要他好好照顾妈妈，他也哭了。妈妈是个要面子的知识妇女，不愿意在陌生人面前流泪，她拉起小弟弟躲到了角落里……我的同学们赶快拥上前，这人塞给我一个日记本，那人递上来一大网兜西红柿……我们相约今后一定要在北大荒见面！列车在泪雨中缓缓前行，我也渐渐从惜别的情绪中清醒过来。

　　能去黑龙江对我来说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当时中苏边界形势比较紧张，被批准去北大荒的人必须“政治可靠”；我总算获得了学校的批准，就足以说明我的母校还没有把我划到“反动”之列，我甚至有些感到得意！在学校里，我因对文革中的抄家、打人、批斗持有异议，始终被视为异端；军训团的解放军干部也认为我这个高中三年级学生思想很危险，甚至怀疑我是“5·16”分子。这种怀疑导致他们整理出一大批关于我的“黑材料”。当然我认为这些捕风捉影，想当然的东西证明不了什么。

　　一首激昂的歌打断了我的沉思：“热血沸腾红心激荡，毛主席的红卫兵志在四方，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前进，去建设美丽富饶的北大荒……”是啊，文化大革命虽然打乱了我们继续求学的进程，但是，我们要走入社会进一所农村的大学，开始人生的旅程。

　　我是自愿到北大荒的，对艰苦的劳动早有思想准备。但是要适应这里的生活，成为真正的农业工人，必须经受种种磨炼。

　　刚到北大荒，正值麦收季节。第一天分配我干的工作就是在场院里编草帘子，这是最轻的活儿。哪知我的手一沾青草就红肿起来，奇痒无比，惹得不少职工家属都来看。她们咂着嘴说：“这么细皮嫩肉的，她爹妈怎么舍得让她来这儿！”这话真让人扫兴！我离开这伙“老娘儿们”（北大荒对结了婚的女人的称呼），要求去扛麻袋。在场院上，男人扛120斤的大麻袋，女人扛70斤的小麻袋。两个男知青把70斤的小麻袋往我右肩上一放，我的右手赶快撑在腰间，左手举上来抓住麻袋口。当我走向一百米以外的粮囤的时候，传来了一阵哄笑。我被笑“毛”了，脚下一绊，整袋麦子被扔到了场上，全撒了。我窘迫地蹲下来，用手往麻袋里棒回撒出的麦子。队长过来说：“你是不是腰有病？刚才扭成那个样，都说你在跳舞！”我说：“我的腰是扭伤过，可是我想学会扛麻袋。”他说：“扛麻袋一定得腰腿有劲，你力气小，算了吧。”我坚持道：“我有力气，就是不会使，您教教我吧！”他二话不说，双手提起一袋麦子，放到我的肩头，我一步一颤地往前走。队长叫道：“腿不许弯！把腰挺起来！手把住了！脚下走稳着点！唉……算了吧……”又是一阵笑声——我又扔了一袋麦子！真窝囊！我心一横——今天非学会不可！我看见一个高个子的男知青装好一袋麦子站在那里笑，就央求他帮我把麻袋放到肩上，他一边帮我放上麻袋一边说：“我看你是重心不稳，所以才走得歪歪斜斜的，麻袋能不掉下来吗？”我似有所悟！这次不知是麻袋放“对了劲儿”，还是经过两次失败有了点儿经验，总算把麦子扛到了粮囤里。这年麦收，我扛麻袋入囤磨破了两件衣服；我的肩膀上的嫩皮也由红肿而磨成了厚茧。70斤的小麻袋对我来说已不在话下，连120斤的麻袋都能扛了。当然我不是最能干的，因为有的女知青能像男人一样扛起150斤乃至180斤的大麻袋！

　　经过半年多的锻炼，我学会了各种农活，成了一个粗壮的农村姑娘。艰苦的生活磨炼了我的意志，使我能够熬过比艰苦生活更严酷的“政治严寒”。

　　1969年12月我结束了第一次探亲假，准时回到连队，直觉使我感到连里的气氛有些异样，正在暗暗纳闷的时候，一位团军务股长（这时农场已改为建设兵团）到连里“蹲点”来了。在全连大会上他发表了声讨“5·16”反动组织的檄文。在历数“5·16”分子是如何“反对江青同志，反对林副主席”之后，他问了一句：“陈××来了没有啊？”“来了。”我平静地回答。我立刻明白这就是政治运动常见的“上挂下联”了。只见他两眼射出仇恨的寒光，好像我就是他刚才提到的那个企图“杀害江青同志”的“现行反革命”那样逼视着我：“不要以为咱们连没有阶级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要天天讲、年年讲、月月讲。有的人别看她穿的很朴素，干活很卖力也能吃苦，文文绉绉还爱看马克思主义的书……其实她是个地地道道的个人野心家！希望大家不要上她的当！”

　　会后这位股长和连指导员把我叫到连部，声色俱厉地又把我训了一顿。大概意思是“别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要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等等。“我没参加过“5·16”，我解释说。“你还狡辩！明天把你所有的日记和信都交到连部来！”

　　回到宿舍我久久不能入睡：我猜测这是我母校的一位同学没有忘掉我，那位同学现在留在母校做了革委会负责人，她过去一直同我观点相左，现在终于把那些“黑材料”寄到我这儿来了。心中无鬼不怕鬼！那些“黑材料”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不实之词，我没什么可检查交代的。日记和信——谁要看就来拿，我不自己交出去！今后不管吃什么样的苦，决不能交代“没影儿的事”，更不能无中生有“乱咬人”，我要用自己的一贯行为证明自己是无罪的。

　　第二天，我的所有的信和日记都被指导员派来的人拿走了，连里并没有让我写什么检查交代，大概是那位股长已经拿着我的日记和信回了团部。但是，我从此成了“阶级斗争对象”：我失去了和家人和同学的联系——收不到任何来信，我要发信也必须经过连里的审查。我决计在没有恢复自由之前不写信了。那时，我也不能随便出入连队，行动要由师政治处批准。

　　对我的审查和批判根据上级的需要时紧时松，只要那位股长一来，形势立刻剑拔弩张起来。常常是白天上班晚上批判，然后又是连夜的逼供。他要我交代反动的组织纲领、计划，无休止地写各种材料，几天几夜不得安宁。从被审问中，我进一步证实了关于母校的同学寄来“黑材料”的推测，因为大部分要交代的问题都同中学里的文革运动有关。我自信从来没有过反党的念头，也没参加过所谓的“5·16”反动组织，我只交代确实见过的事实。但是这位股长却不满足于这些事实！他居然从我的信件中搜出同学画给我的两个团之间的距离和位置的示意图，到处去宣传散布：“×连有个陈××，她有一张偷越国境的地图！”在开批判会的时候，他故意说：“从外连来找陈××的，有男也有女，她跟他们无话不谈……我问你，×月×日来找你的是谁？你和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交代说，来找我的是过去在一个连队的同学，没有什么组织关系。“不对！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为什么送他们走，送了两个小时？这段时间里你们都干什么了？”我说，他们的连队和我们连相距十多公里，我送出了五公里，就返回来了。“不对！你们干了什么，交代！”我说“确实没干什么，只是边走边谈一些普普通通的话。”这时，有位老职工很和蔼地说：“小陈呀，你是个痛快人，不要挤牙膏似的，挤一点儿说一点嘛……要是有什么不好说的，会下可以和××（一个哈尔滨知青，女排长）说……”会后我找到这位女排长，她经常在审讯我的时候坐在旁边陪审。我说：“请你转告×股长，我没什么‘不好说的’事”。她很有兴趣地等着，似乎我能说出什么“爆炸性”新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是“不好说的”，原来就是想知道我和男同学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在他们眼里，一个人如果是个“反革命”她就一定是个流氓。

　　从1969年底到1971年秋天，我干的体力活儿多是惩罚性的。没有休息日——包括每一个成年女子每月应该休息的例假。上班的日子，大家休息时我要到一公里以外的水房为大家挑一担开水，我是喝不上这开水的，因为即使是满满一担水，也不够全体窑地上的人喝的。所以，我经常在路旁的沟边捧起沟里的水解渴。那里面有许多小虫子，当地人都说不能喝。

　　砖瓦连在夏季要抓紧日照时间长的季节做出砖坯，所以经常搞一些“会战”——每天从日出到日落（早3：00至晚8：00）连续“作战”，要求一天做出十几万块砖坯或一天之内装几孔窑又出几孔窑。每当“会战”之时，我都被点名做最重的活，比如，连续十几小时推独轮车给制砖的搅拌机供土，每车土都有三四百斤；出窑的时候专门让我在摄氏35度左右高温的窑里往外递砖……我一直自觉地承担这些重活儿。

　　出窑这活儿从前一般是劳改犯干的，自从知青来接受再教育后，倒是不分男女全都干起了这种又脏又累的活儿了。窑里的粉尘呛得人睁不开眼，而且鼻咽也因吸进大量的砖末而过敏，流鼻涕、咳嗽。我的眼睛近视600多度，进入窑里又不能戴眼镜，只能凭感觉摸索着捡砖，而且速度一定要快。慌乱之中，被倒下的砖砸伤腿、脚、手、脸是经常有的事。况且同样是在窑里面的人，别的人干10多分钟就会有外面的人来替换，劳动结束后还能受到各种表扬；至于我，不出完这一窑砖（约4万块）是不可能走出砖窑的，没有表扬更休想有人替换，因为我是“反革命”！在接受改造！每次出完窑，我的头发上、脸上、鼻孔里、耳朵里、嘴里、嗓子里、脖子里全是红砖末，完全像一尊庙里的泥菩萨。几年以后，我回了北京，每每咳嗽时还能咳出成小块的红砖末。

　　能和大家一块干活儿，虽然累但毕竟是一种“幸福”，最可怕的痛苦是遭到孤立，没人理。从1969年至1971年源源不断的知识青年来到建设兵团，他们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每来一批新知青，连领导都要向他们介绍本连的“阶级斗争”，我就成了“不可接触者”。没有几个人敢接近我，我常常独自一人完成一种活儿。比如伐木的时候，我一个人拿一把斧子在一片树林里伐树。那时我力气很大，两三下就能砍倒一棵碗口粗的杨树；需要用锯子的时候，我就带一把小手锯，也能锯倒不太粗的树。还有就是把别人伐倒的树归在一起（归拢木材），这需要扛，我也总是一个人去扛那些伐下来的杨树杆子，柞树柱脚（用做房柱的木材）之类的木头，很少有人帮忙。当时连男青年都不敢单独在树林里干活儿，怕会有狼或熊，但是我必须相信：靠我一个人足以同狼和熊搏斗。记得有几次扛木头时适逢我来月经，我感到头昏眼花，脚下像踩着棉花那样没有根。扛起木头，眼前金星直跳，腰也直不起来，脸上直淌冷汗。我总是咬紧牙关，心中默念着：“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这样的超强度劳动大约持续了三年，直到发现身患各种疾病，再不能做体力劳动的时候，幸亏那时我已被平反了。

　　在令人窒息的压力下，我时刻用两句话来鼓励自己：“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应党”。没人理我，我就在日记上和自己交谈，但是所写的日记又被收走了，还会“罪上加罪”，所以我就和书交谈。我爱读书，当时只能读毛主席著作。我买了一些马恩列斯的书来读，就被说成是用“马恩列斯来反对毛主席。”对于这类荒唐的指责，我只好置之不理，这当然又会落下“顽抗到底”的罪名。

　　每天下工后只要不开批判会、不用写检查和交代材料，我就躲到自己的“角落”里看书。我的确是住在女宿舍的角落里，这儿又冷又潮，冬天墙上永远挂着冰霜，没人愿意来，对我来说可是一块“宝地”。我看书的时候，会有同宿舍或别的宿舍的女知青一下子跳到我面前，夺过我的书：“陈××，你干什么呢？”然后把我的书交给领导鉴定或扔还给我。每逢这时，我总是默念看“不要站在群众的对立面”，我不能为此生气更不能发火。我需要同她们交流，她们也需要了解我，我不能再扩大这种人为的隔阂。我尽量对她们表示友好、谦让，主动帮她们挑水、刨厕所里的“冰山”，还有缝补衣服等等，但是又会有人指责我“拉拢腐蚀青年”。

　　没人理我，党应该管我。我决定把心里想不通的问题全向连领导说出来，请他们帮助我。我是真诚地求助于党组织的，所以几次谈话之后家信能收到了，要求去看望弟弟妹妹或同学也能获准了（要当日去当日回，否则连长要担责任的），在连里，来找我谈话的人也多起来了。

　　我是相信党的政策的，否则我难以熬过那“可怕的寒冬”！我也理解连长指导员的苦衷，他们还是比较讲政策的，甚至还派人暗中看守着我，怕我因想不开而自杀。

　　珍宝岛战役打响之后，1969年底至1970年初，林彪搞了几次“一级战备”。过新年的时候，全连男女老少必须衣不解带马不卸鞍，随时准备军令一到立即行动。在宣布“一级战备”那天，家属区一片哭声，一些老大娘都吓瘫了。我们的女宿舍里，也乱作一团，相比之下北京姑娘们比较镇静，毕竟是首都来的，在中学参加过军事拉练。我们只是默默地收拾行装：每人只许带一床棉被、一双鞋、一个小挎包，必须带一条白毛巾（系在左臂上做联络记号）。我实在舍不得自己的书，那都是我探亲时从北京旧书店里买来，又千里迢迢地背来的呀！

　　忽然我想到，如果真有敌情，连队需要行军打仗，肯定要在行动之前除掉我这个“阶级斗争对象”！带什么东西，对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我赶紧写了一封信，把它藏在身上，希望能找机会寄出去。告诉爸爸妈妈眼下的情况，我只想让家人知道：我是准备去打仗的，不是胆小鬼，并没有任何自杀的念头。我希望如果我不得不死，家人能了解真相。当然死在自己人枪下（我一直认为我是“自己人”）太没意义了。我希望能活着，活到一切都清楚了的那一天。

　　记得1969年的春天，相邻的连队里有一名北京女知青跳井自杀了。她被怀疑贪污了公款，遭到连夜的审讯、逼供。她受不住了，投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遭到全连上下的责骂—连里只有一口井，大家没水喝了，这井只能填死。我亲眼看见在早春的一个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她的棺材被拖拉机拉着运到了我们连西北的荒甸子里。听说她的家人拒绝来领回她的尸骨和遗物，所以棺材里有她本人，还有她的全部财产。几天以后，我看到我们连的一位老职工从西北面树林后的荒甸子里拣回了一双女知青穿的雨靴！

　　还有一件事，那是1968年底组建兵团审批兵团战士的时候，邻近团的一位北京女知青因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当兵团战士，只能做“兵团职工”（当时我也是“兵团职工”）。她把这事看得很重，认为自己满怀激情献身边疆，政治上得不到信任毋宁死。她自缢身亡。这事震动了兵团，上级领导修改了兵团战士的审批条件，批准我们所有出身不好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当上兵团战士（后来又成立了武装连、排，武装战士有枪，我们是没有枪的）。这位把政治生命看得重于一切的姐妹，用生命为我们换来了兵团战士这一“神圣”称号。但她死得有价值吗？

　　林彪父子的自我爆炸，对全党全国人民都是个很大的触动。此后，再没有人来向我逼供审讯，我究竟是不是“5·16”分子，是不是“反革命”已是不言而喻的了。但是，我在连里仍是“异己分子”，这个“阴影”在平反之后还跟随了我数年。

　　我一次又一次地找团、连各级领导，要求给我一个结论。那时我已经快满25岁了。

　　终于，1973年的春天，团军务股找我去谈话。一位现役军人（不是当初那位股长），当着我的面把所有“黑材料”投进炉火之中，其中也有我写的检查和交代，还有他们收走的我的信和日记。他承认“整错了”。我要求在我所在的连队宣布此事，他答应了。

　　此后不久我就病倒了，病了很长时间。连领导看我再也不能承担重体力劳动了，就让我负责连队的黑板报，文化夜校的教课和为宣传队编写节目。我很喜欢这些工作，边干边学，后来成为团宣传队的专职创作人员。

　　1973年爸爸被重新起用以后，上级领导考虑到我家的实际困难——妈妈已病卧在床多年，小弟弟在学工劳动中瞎了一只眼睛——决定帮助我的父母调回一个下乡的孩子。1975年的春天，负责团宣传队的一位宣传股长出差到北京去了我的家。回来后，他到我们连同连长谈了好一阵子。后来连长把我叫去说，“快回家看看你妈妈吧，×股长说你妈太想你了，你再不回去，怕是不行了。”

　　1975年6月26日，我办好了离开北大荒的手续，结束了整整七年的北大荒生活。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事有凑巧，1981年我在北京的某中学毕业实习的时候，遇到了母校那位给过我极大“恩惠”的革命同学。她急忙向我道歉，说“对不起老同学”。我劝她不要再提过去的事了。她解释说，当年她整了那么多人，总认为自己是站在革命立场上的，直到她的父亲也被划I为“5·16”分子，她才怀疑这是不是整错了。我想，这是她的心里话，我可怜她。

　　现在我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世界电影》杂志的编辑，已是47岁的中年人了。

　　回想在北大荒的岁月，我的感情是复杂的——自豪总是和苦涩掺在一起！我在这人生的沉重的旅程中认识了社会，更认识了自己。值得庆幸的是我保持了一颗赤诚的心和奋发向上的坚强意志。

（星晨，1966届高中毕业生，1968年到黑龙江建设兵团，1975年回北京，现在中国电影家协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