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生活从十六岁开始

刘 平

　　1969年初秋，我登上了开往内蒙古建设兵团的列车。8月28日，列车到达呼和浩特市，那天正是我16岁的生日。

　　16岁，现在人们称之为“花季”，而那时16岁的我们，尽管还未成年，却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们这些69届初中毕业生，其实只不过小学毕业，却被加上“知识青年”的身份，卷进了上山下乡的洪流之中。离开北京的这一天，妈妈和几个同学去火车站送我，当列车启动、徐徐行进之时，车上车下的哭声盖过了欢送锣鼓的喧嚣声。车厢内同去的伙伴们哭得声嘶力竭，只有我默默地呆坐在车厢的角落，面对这亲人离别的场面不为所动。因为早在那场“大革命”刚刚掀起时，13岁的我，就已经经历过失去父亲的生死离别。经过那场“洗礼”之后，我已不再轻易流泪，尽管那时我16岁，是女孩子们最爱哭的年龄。

一

　　一到呼市，分配我们参加建设呼和浩特化纤厂的劳动。我们在工地当小工，用小车推沙子、推石头子。

　　一个多月后，接到上级命令，让我们撤离化纤厂，撤离呼和浩特，继续北上，前往乌兰察布盟乌拉特前旗。

　　调防前，连队放三天假，呼和浩特的知青可趁此机会回家与家人团聚，我正好可利用这时间去看姐姐，她在离呼市100里外的土默特左旗农村插队，我向连里请了假，便一个人上了路。这是我头一次独自旅行。

　　经过一小时行程，火车到达毕克齐车站。我下了火车，天已黑了下来。当地老乡告诉我，这时候已经没有车去姐姐所在的北什轴公社，只能等到天亮后，兴许能搭上顺车。

　　面对这人生地不熟、黑咕隆咚、破破烂烂的小镇子，我一下子感到那么的孤独无助、无依无靠。好心的老乡看我站在那不知如何是好，便告诉我，离车站不远有家旅馆，可住一晚上，天亮再走。

　　我找到旅馆，住了进去，这也能算是旅馆！几间破旧的平房，屋内放着几张木床，一张木桌，那床上的被褥枕头油腻肮脏，让人恶心。旅馆这晚只有我一个女客。我关好门，上好锁，呆呆地坐在床沿上，盼着天亮好上路。坐了一会儿，困倦一阵阵袭来，只好硬着头皮合衣躺在肮脏的床铺上。这一夜好漫长啊，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门外稍有动静，我都紧张地竖起耳朵来听着，直到动静过去了才松口气。总算熬到天蒙蒙亮，我走出旅馆，踏上了去北什轴公社的大路。

　　这是一条土路，两旁都是庄稼地，我独自走在这条大路上，四周田野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

　　从毕克齐到北什轴公社姐姐插队的南什轴村，有三十里地。我从天还没大亮，一直走到旭日东升，两腿变得越来越重，路上偶尔遇到几个老乡，却不见一辆车开过来。

　　也不知走了几个小时，我终于一口气走完了这三十里路程，当我按照老乡的指点走进这陌生的小村庄时，有一种回到家了的感觉，尽管我是第一次来这里，尽管这里并不是我的家，但我看着这里的房屋、树木、田地，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这是因为姐姐在这里，这里现在是她的家，便也是我的家了。经过昨晚到今天上午的奔波、跋涉，我总算快到家了。

　　1968年姐姐先我一步离开北京，我已有一年多没见到她了，能在离北京千里的塞外小村庄和姐姐团聚，并且马上要见到她，我激动的心都要跳出嗓子眼儿了。我想着见到她的头一件事就是得好好地向她诉诉我这一路的辛苦。

　　终于在老乡指引下找到知青的住处，见到和姐姐一起插队的同学们，姐姐却不在！原来她得了急性肝炎，在呼和浩特市传染病医院住院了。这真是当头一棒！经过千辛万苦来到这里找姐姐，她竟在我的出发地—呼市。一路上脑海中编织出的我们见面时抱在一起跳啊、蹦啊、幸福、陶醉的梦被残酷的现实打得粉碎，焦急、失望、委屈，百感交集，虽然刚走了30里路还累得两腿哆嗦，却恨不能掉转头立即返回车站。我原本可以有三天时间陪在她病床边，而这不明不白的奔波却已用去二天时间。

　　姐姐的同学们劝慰我，不要着急，安心在这里住一夜，因为当天即使返回车站，也赶不上回呼市的火车了。

　　晚上，姐姐的同学带我来到乔存举老大爷家，老乔大爷像迎接稀客一样为我烙了察素糖饼，这是当地最上等的食品了。老百姓家除非逢年过节，才把平时少得可怜的一点点油和糖积攒起来烙这种饼。这饼虽然好吃，但我心事重重吃不出是什么滋味。老乔大爷质朴、善良，他虽然没多少安慰我的话，但在他那温暖的小屋中，我倍感凄凉的心得到了宽慰。

　　伴着绵绵秋雨，我在南什轴村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返回毕克齐火车站。

　　当我见到病床上削瘦、虚弱、满脸病容的姐姐时，心中一阵阵发酸。多想在姐姐的病床前再坐一会儿，却没能说上几句话，又马上要离去，因为晚上连队就要撤离呼市，前往最终目的地。

　　不得不走了，走出病房，我的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早已不轻易流泪的我，独自走在返回住地的路上时，却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哭我们相见竟会是在医院，哭姐姐病成这样，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哭这三天我所承受的磨难，哭这些年来接连不断降临到我们头上的一次又一次不幸。我走了一路哭了一路，当我走近住地，擦干眼泪的时候，感到自己好像又接受了一次苦难的“洗礼”，可以无畏地面对不知还会出现的、无论什么样的一切灾难了。

　　回到连队，同学们早已整装待发，我走了三天，行李一点也没收拾，大家已帮我捆好箱子，我急急忙忙把其余的东西胡乱卷进被褥捆好，不一会儿，就响起了集合出发的号角。

　　又坐在火车上了，一个同伴交给我一封信，这封信在我离开呼市前去土旗的当天就已寄到连队，但不知为何没有到我的手里，这正是姐姐的来信，她告诉我她住进呼市传染病医院。信的最后说：“看完后把信烧掉，好好洗手”，她是怕我传染上肝炎。我怎么舍得烧掉这封信呢，她似乎还带着姐姐身上的气息，我捧着信，把她珍藏在我的日记本中，让她陪伴我踏上新的征程。

　　这封不该迟到的信，使我失去了在当时看来多么宝贵的陪伴重病中姐姐的三天时间。而她的姗姗来迟也导至了我16岁时的这一次不寻常的独自旅行。

二

　　我们的最终目的地，是乌拉特前旗一个前劳改农场，劳改犯人在我们去后，都转移到别处，这个农场就由我们—兵团战士来继续进行农业生产。从此，我便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生活。风里来，雨里去，我在这片黄土地上，度过了我最宝贵的青春年华。

　　翻看过去的像册，有几张在兵团照的已发黄的小小黑白照片，那上面的我“胖”得像吹足了气的皮球。怎么能不胖呢，我曾一顿饭吃过六个大窝窝头。当我骄傲地告诉别人我当年如此饭桶时，人们总是上下打量现在只有九十斤出头的我不能相信。那时我的确很胖，但与其说是胖，不如说是肿，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

　　一年四季，繁重的体力劳动，耗尽了我们的血汗，而得到的补充却是玉米面、白薯面、高粱面等各种杂粮蒸出来的各种颜色的窝窝头，再加上缺油盐、少调料，几乎是清水熬出来的胡罗卜、土豆、洋白菜，使我们的身体严重亏损，肚子也变成了无底洞，往里面填多少东西只感觉撑，不感觉饱，常常是这一顿饭刚刚吃完没多一会儿，就又前胸贴着后胸、苦苦地等待着开下一顿饭了。

　　逢年过节，改善生活，总算可以吃上白面肉馅饺子，遇到这种时候，人人似乎都在吃“最后的晚餐”，使劲地吃，一直吃到再多吃一口准会漾出来的程度，好像吃过这一顿饭、就是撑死也死而无憾了。饥饿的确是最可怕的魔鬼，回想起那时挨饿的滋味，直到今天都不寒而栗。

　　那一年冬天，连队用土坯盖了一座菜窖，把冬天吃的白菜、胡罗卜、土豆都储存在里面。由于这些东西是全连几百号人的宝贵财产，因此要有人日夜守在这里。这看菜窖的美差不知怎么就轮到我和小胡，我们每天只需把窖里摆在架子上的白菜来回翻翻个就行。菜窖很大，像城里的桶子楼，中间一条通道，两侧一个一个的窖，共有十多个。为了防止有人偷菜，我俩卷着铺盖搬进菜窖，其中的一间窖就成了我们的宿舍，只不过这一间比其它窖多掏了个窗户。

　　菜窖里，除了白菜、土豆、胡罗卜外，有一个窖里还存放着几扇冻猪肉和冻羊肉。

　　这一天，饥肠辘辘的我们俩，不知谁想出一个美妙的主意，于是，等夜深人静、全连人都进入梦乡时，我们关好菜窖大门，用小刀割下一块冻猪肉，又拿来一棵白菜，找出我们用衣物和老乡换来的白面、油盐等东西，开始泡制梦寐以求的白菜肉馅饺子。当我们把平时精神会餐中提及的饺子，真的变成了确确实实胖鼓鼓、热腾腾、可爱诱人的大饺子时，尽管已是三更半夜，忙碌了一天的我俩，困倦一扫而去。这饺子嗅着垂涎欲滴，吃着回肠荡气。它又因为是偷吃的“禁果”，让人更加回味无穷。为了不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吃罢饺子，趁天还没亮，我们把菜窖大门四敞八开，让香喷喷的饺子气味散尽在晨雾之中。

　　为了吃这顿饺子，我俩密谋策划并加以实施整整折腾了一个白天加一个夜晚。回想起有生以来吃过的无数次饺子，却是这一次格外的有滋有味。

　　由于长年缺吃少喝，我们总是处在一种半饥饿状态中。收工以后，经常四处寻觅可以解馋充饥的东西来吃。有些男生，不惜以极低的代价把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衣物、裤子、鞋帽、毯子、脸盆等等，统统拿去和附近老乡换了食物。一身崭新的衣裤，一条毛毯，也只能换来几个鸡蛋，因为当地的老乡也穷得没多少东西可以换给我们。有些男生宿舍，脸盆换成食物，于是饭盆兼作脸盆，吃饭时才用来打饭，晚上还派其他用处。饥饿使他们退化到了接近野蛮人的地步。而我们女生比他们文明多了，因为我们女子天生爱干净，讲卫生。

　　夏天到了，那一片成熟、诱人的西瓜，便成了男生们日夜窥伺的目标，为了防止他们夜里成群结队窜到瓜地偷瓜，我们菜班每晚派两名女生去瓜地看瓜。

　　这一天轮到我和小沈晚上值班。天黑以后，我俩便来到瓜地。夏天的田野上，白天的酷热已散尽，微风徐徐吹着，特别的凉爽舒适。白天不用顶着烈日在地里干活，晚上又如同在北京的公园里乘凉、散步，我们感到心旷神怡、活神仙似的。

　　在瓜地土埂上来回遛达了一会儿，没有发现“敌情”。天越来越黑了，远离营房，空旷的田野上，只有我和小沈两个人，小沈向我靠了过来问道：“你害怕吗？我有点害怕。”面对漆黑的夜，活神仙似的感觉早已不复存在，黑暗中似乎藏着许多妖魔鬼怪，随时都可能向我们扑来。虽然我也紧张、害怕，头发似乎都竖了起来，但仍保持镇静地劝慰小沈不用害怕。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我俩收工回宿舍。这时班里其它人正吃过早饭准备出工，见到我俩，便朝我们打哈哈：“你害怕吗？我有点害怕。”原来，在夜幕的笼罩下，瓜地里潜伏着无数偷瓜贼，当我们在田埂上来回遛达之时，这帮偷瓜的男生就蹲在我们脚下的沟渠里。在静悄悄的黑夜里，我们的对话被他们听得清清楚楚，据说他们把麻袋都拿来了，一麻袋一麻袋地把西瓜往里胡撸。而这些勾当都是在我们脚下所干。他们偷了瓜还不算，还偷听了我们的窃窃私语，并且一大早就在连里散布开来，于是，既胆小又失职的表现，让我们两人无地自容了好几天。

三

　　一年四季，繁重的体力劳动从不间断，就是农闲的冬天，地里没活儿了，还得去几里地之外的乌凉素海，踩在冰上用冰车推芦苇。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去时16岁的我，似乎累得停止了继续发育。看到同宿舍伙伴每月“来月经”，真羡慕她们因此每个月能休息几天，而我，月月全勤，没有“例假”可休。我去找医生，医生说：“你也许发育晚。”又过去了一年，我仍全勤，又去看医生，医生说：“你是换地方后水土不服。”的确“水土不服”，我们曾在内蒙早春四月初之季，赤脚踩在还没完全融化的冰水之中插秧种稻。那冰水，那冻土，针刺般从脚底窜到全身，上身虽然裹紧大棉袄，还是冻得止不住发抖。秋收之季，打回的稻子产量还不够下种的数量，“塞北江南”的美梦，由于不顾自然科学规律而告破灭，我们为此所流的血汗也付之东流。三、四年过去了，我已经20岁出头仍然全勤，再去看医生，他什么也没说，开始给我打黄体酮。

　　从1969年到1974年，我在兵团生活了整整五个年头。由于我父亲在文化革命中“畏罪自杀”，我便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从父亲死的那天起，我便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改造自己，从不敢比别人有一丝一毫的怠慢和落后，以为非如此、不能改造成为和平常人一样的人。劳动时拼命干，从不会愉懒，因无“例假”可休，出勤率也最高，并且常常在收工之后，凑在用墨水瓶做的小煤油灯如豆一般昏暗的光线下苦读毛选。当一些人向家里索要包裹时（吃的东西），我却常把每月仅有的五、六元津贴费，省吃俭用攒起来寄回家。因我牢记住指导员的一次讲话：“有些人说连队生活艰苦，缺少什么维生素，我看他是缺少无产阶级的艰苦朴素”。

　　我终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好几次作为“可教育好的子女”破格被选为“五好战士”。这一张张小小的奖状上，凝结着我青春的生命和热血。

　　1974年初，我来兵团的第五个年头，妈妈开始为我办理“困退”手续。当我马上就要离开兵团回北京之际，我是否能被发展成为共青团员这个问题，又被团组织提了出来。论表现，我是出色的，无可挑剔的，但是由于我父亲的问题没有结论，我的出身无法划定，这着实让让团组织为难了一阵。加入共青团组织对于家庭出身的政审在当时是十分严格的，够不上审查祖宗三代，至少也得看父母亲是什么角色。念及我在兵团五年的出色表现，团组织终于动了测隐之心，再次破格为我办理了加入共青团组织的繁琐手续，并报上级团委待批。

　　当我人已回到北京之后，我正式成为共青团员的组织关系及被“追认”的光荣称号才寄回北京。因此我竟没能在兵团过一次团组织生活。

　　我曾经像每个年轻人一样渴望成为共青团员，并为此付出了青春热血，但却被长久地拒之门外。当这一称号降临到我的头上时，我已22岁。

　　我虽然最终得到了她，但当我得到她的同时，便也丧失了对她的全部热情。

　　五年，我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五年，我生命旅途中最苦涩同时又最欢畅的时光，我用什么样的语言，也无法表白清楚这五年对我一生的影响。

（刘平，1969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内蒙兵团，1974年回北京，现在《中国日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