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1980年，笔者主持发掘了广西合浦县上窑窑址，于1986年在《考古》第12期发表《广西合浦上窑窑址发掘简报》，同年又在《农业考古》第2期发表《从广西合浦明代窑址内发现瓷烟斗谈及烟草传入我国的时间问题》。提出：广西合浦地区是烟草最早在我国登陆的地方，携烟草种子传入者，最早是葡萄牙人，传入的时间是明代嘉靖年间。文章发表后，引起国内外烟草史学界的关注。日本《烟草史研究》29期全文译载了《广西合浦明代窑址内发现瓷烟斗谈及烟草传入我国的时间问题》。日本烟盐博物馆馆长、烟草史专家奥田雅瑞先生发表评论说：瓷烟斗的发现“给东洋烟草史研究带来新的曙光”。《中国大百科全书·轻工卷》收录了笔者文章的观点。《中国文物报》《广西日报》、广西电视台等新闻媒体都作了相关的报导。但是也有学者对瓷烟斗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质疑。日本烟草史专家田中富吉在日本《烟草史研究》第 30期发表《中国合浦发现的瓷烟斗是吸鸦片烟具》（以下简称富文），否认合浦瓷烟斗为吸烟草的烟具；2002年《南方文物》第4期发表了蓝日勇同志的《广西合浦上窑瓷烟斗的绝对年代及烟草问题别议》（以下简称蓝文），对笔者的文章提出了诸多的质疑。对于上述两位先生的质疑我深表谢意，再且，本人孤陋寡闻，或者还有学者著文质疑而本人不知者，一并在此致谢。学术讨论是解决学术问题的重要手段，经过学术讨论的学术成果才能使世人信服。烟草传入中国的问题，是一个重要课题。它对中西文化交往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田中富吉提出广西合浦出土的瓷烟斗是吸鸦片烟具的问题，在中国烟草史学界影响很大。许多学者在谈及烟草传入中国的时间地点时，虽然都引用了合浦瓷烟斗这一考古实物佐证，但又因田中富吉的观点而疑虑重重，不知所措。杨国安先生在《中国烟草文化集林》书中说：广西合浦发现的瓷烟斗，不仅在烟草传入中国的路线上有了新的说法，而且在传入时间问题上比传统的说法早了许多。从文献记载上看，明正德（1506——1521）中后期葡萄牙人在两广沿海活动频繁，他们将烟草和吸烟这一嗜好带进这些地区并不是不可能的。不过，近有日本学者认为合浦明代窑址发现的烟具是为鸦片烟具，对此，还有待今后进一步考证①。近日，负责《广西烟草志》编撰的全维新先生也对我说，他多次参加全国性的烟草志编撰学术会议，许多学者都认为，广西合浦明代瓷烟斗不能作为烟草传入我国最早时间的实物证据，因为日本有学者提出合浦瓷烟斗是吸食鸦片的烟具。全先生感到很困惑，属我撰文诠释。

实际上，田中先生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我已当面回答过他在文章中提出的观点。1989年10月间，我到日本进行学术访问，在东京成田机场下飞机时，奥田雅瑞馆长在机场迎接，一见面他就对我说，田中富吉先生发表文章认为合浦瓷烟斗是吸食鸦片的烟具，希望我作好思想准备，与田中先生商磋。到日本的第三天，我便在烟盐博物馆与田中先生见了面，当时在场的有奥田雅瑞馆长及馆内有关研究人员十多人。我从器物学原理及鸦片在中国流行的历史背景，指出合浦明代瓷烟斗应是吸烟烟斗而不是吸食鸦片的烟具，在场的学者包括四中先生在内都同意我的观点，现有必要重新阐述如下。

鸦片是从罂粟果提取乳状白液制成凝固膏体。烟是将烟叶晒干后切成细的丝条状，两者的共同特点是，经火烧后都能化成浓烟刺激人体神经，久吸就会变成瘾君子。不同的是鸦片经过火烧后呈焦结状，烟丝则成灰尘状。由于两种物质不同呈状，因而使用的吸具也截然不同，吸的方法也略有差异。鸦片烟斗为直径约4厘米的圆形状，表面光滑弧突，正中间开有一个约4毫米的孔眼，此孔眼直接通入吸管内，吸时将鸦片膏捏成颗粒状，置放于孔眼上，点燃后口含烟嘴吸烟入喉肺中，一般一粒鸦片烟膏只能吸一口，然趁烟炱未冷却时，提气从烟管中将其吹掉，如果来不及用气吹掉烟炱，需用铜制或银制的烟刀剔掉，目的是不使烟炱焦结在孔眼内，堵塞烟管的畅通。中国民间称吸鸦片者为“吹大烟”，正是根据吸鸦片者态势的生动描述。吸烟丝则不一样，因为烟丝燃火后没有焦结现象，无堵塞吸管之虞，因此烟斗制成锅斗状，一次可以装置一小撮烟丝入斗内，并压紧，然后燃火烧吸，每次可以吸十多口。合浦明代瓷烟斗呈锅斗状，显然是烧吸烟丝用的。国内学者所在省市都有博物馆，一般都收藏有鸦片烟枪和吸烟丝的烟斗，将两种烟具实物相比较研究，就不会犯人云亦云的错误。

鸦片和烟草一样，对我国来说都是泊来品，早在唐代就已有少量鸦片传入我国，当时仅限于药用，因为数量少，显得十分珍贵，知之者甚少。明朝时期，中国、日本都已有罂粟种植，其主要功用依然是药疗为主。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十三“阿芙蓉”条目中说“阿片，俗称鸦片，名义未详，或云阿，方言称我也，以其花色似芙蓉而得此名。”鸦片或阿片是英文opium的音译，李时珍说其名义未详，又听人说是方言“我”的意思，很可能是附会到吴语方言。据此可知明朝时期鸦片在中国仍然是知之者不多。因此李时珍在集解中又说：“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早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从李氏所述可知，中国已有罂粟花的种植，并且懂得采集方法。估计种植的数量不是很多，并且是专门为配药而种。李氏在介绍鸦片的药用时，或草方或与其它药物相配，如治疗久痢病“阿芙蓉小豆许，空心，温水下，日一服”。治赤白痢下“鸦片、木香、张连、白术各一分”。明朝时期尚无健康人嗜食鸦片的风气，或者有人认为吸食鸦片可以壮阳，为数也不多，仅局限于某些贵族者之中。既无嗜食鸦片的习俗，也就没有专门吸食鸦片的烟具，而药用鸦片多为口服，是不用烟具的。田中富吉先生认为明代合浦瓷烟斗是吸食鸦片的烟具，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鸦片烟具的出现与社会盛行嗜食鸦片风气有密切关系。在中国，吸食鸦片风气约盛起于清朝乾隆年间。当时西方殖民主义列强英国、美国、葡萄牙等开始大量将鸦片烟从广东海关运进中国，其中以英国输入量为最大宗，美国、葡萄牙仅占少数。英国之所以有大宗鸦片倾销中国，其货源主要不是在西方而是在东方的南亚地区。1757年英国将印度沦为自己的殖民地，而其早在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占据鸦片产地孟加拉地区，独占鸦片专卖权，开始对中国经营鸦片交易。据乾隆45年（1780年）至嘉庆21年（1816年）公布的数字，英国东印度公司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有44——45箱②。同治、光绪年间，中国的陕西、甘肃、四川、湖南、云南、贵州等省相继栽种罂粟。进一步刺激了嗜食鸦片的风气。各种吸食鸦片的烟具也就应运而生。特定的事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合浦瓷烟斗共有三种型式，制造也比较粗糙，无疑是民间普及物。明朝时期，吸烟已成为风气，因而就出现了不同型式的烟斗，此时期吸鸦片尚未成风，多作药用，吸鸦片烟具就不可能成为普遍现象。据笔者在全国各地看到的鸦片烟具，从未发现有其造型类似于合浦瓷烟斗的。而类似明代合浦瓷烟斗的吸烟烟具，时至今日仍有存在，进一步说明了合浦瓷烟斗是吸烟烟具的可信性。

现就蓝文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商蹉。蓝文首先对刻有“嘉靖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造”的压槌出土问题提出质疑，文中就“经调查得知，它（压槌）是当地一村民早于窑堡发掘前在窑址地面上拾得，发掘队来到后才捐献出来。”“这件压槌也不太可能在废品堆的最上面一层堆积中”，“而它原是开窑纪念物的可能性极大”，“‘嘉靖二十八年’铭文应指示上窑窑址开窑时间”。蓝文的立意很明显，即是将压槌上的铭文时间作为开窑时间，将窑室内 1.8米深处发现的工式烟斗年代推迟至“其绝对年代应不早于嘉靖三十七年”。我的文章则认为，压槌是最后一次烧时刻造的，“嘉靖二十八年”应当是上窑的终止时间，该窑的最早烧窑时间应往前推三十多年，约在嘉靖初年至正德年间，这是两人观点的分歧所在。

首先是压槌的发现问题，它不是在发掘之前由村民拾到，而是在发掘期间一民工在废品堆顶端拾到。事实经过是这样的，窑址表面长满荆刺，在未发掘之前，我先是组织民工将荆刺砍伐，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时逢下大雨工地停工，期间有一民工在窑址附近牧牛，他到窑址顶端玩，因大雨刚刚冲刷过，压槌露出地表，他采集回家，三日后开工时，送到我手中，我实地勘察了压槌出土的地点，确定压槌出土地点是窑址北侧的废品堆顶端。当时有另外的民工对我开玩笑说，压槌是在三个月前（即发掘队到来之前）捡到，应该给一个工钱（1.25元）的辛苦费。估计是因为这个玩笑，讹传至蓝日勇耳中，造成误会，我是窑址发掘主持者，蓝氏在作文之前没有问过我，深感遗憾。蓝文发表后我曾就压槌出土问题当面问过蓝氏，他答是张宪文讲的。1980年张氏尚在学校读书，1981年才分到广西文物队，他又怎么可能知道压槌的出土详情呢？可以说蓝氏的调查是不严谨的。

压槌既是在废品堆顶端出土，就应当是该窑最后一次烧造的产品。铭文所指示的时间也应当是窑址的终止时间，如果该窑烧造了三十多年，那么它的开窑时间当是在嘉靖初年至正德末年。蓝文将窑址的开窑时间定在隆庆末年，难以成立。为了说明压槌铭文年款时间是开窑时间，蓝文还认为压槌是开窑志喜的纪念物品，这种臆测离题太远。压槌柄部已残断，属旧残，当是出窑时残断后当作废品丢弃，如果是专门制作为志喜纪念之物，那么从制坯到装烧都应十分小心，很难想像它会残断。再且，稍懂民俗学者都应当知道，民间开窑时一般都是举行某种宗教祭祀仪式，用猪、鸡祭祖宗神、窑神，宴请亲戚朋友以示庆贺，并无用文字勒铭志念的观念。蓝文所说似有以现代人理念硬套古人之嫌。

注释： ①杨国安：《中国烟草文化集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②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5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

摘自 http://www.tobaccochina.com/news/data/20033/31816013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