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知青历史：没有终结的终结者

·《南风窗》记者·邓　贤·

岁月如梭，知青历史以及由其形成的文化似乎就要淡出中国的历史了。尽管世 间没有永垂不朽的东西，但是１０年的时间和经历不容质疑地影响了整整那一代年 轻人；尽管他们中大多数人已经衰老和默默无闻，但是他们当中的一些精英站在现 时代各个领域的关键位置；尽管没有人愿意承认知青历史的影响，但是他们教育的 孩子都已经长大。

所以我们试图了解知青，了解他们的过去和现在，更希望洞察他们的将来-- 这些将与我们有关。我们访问邓贤，因为他也是知青，还是著名作家，并且一直在 写关于知青的书。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你怎样看待"知青文化"和"知青历史"，能不 能说它是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资源？

邓贤（以下简称邓）：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知青评论自己总会有局限，如果历史距 离不恰当，自己评论自己都不会准确。

知青的很多问题现在我都还觉得困惑。知青历史与国家的历史是不可分割的， 它是历史链条中的一环，或者说它是中国"文革"历史的一个部分，谁能说"文革 "是可以忽视的历史呢？２０００万人上山下乡是任何历史学家都无法抽掉的事情

我觉得它是我们民族共同的精神资源之一，但是准确评价它很重要，这关系到 社会教育的一种价值取向。我始终认为红卫兵是在忠诚的旗帜下做了最不忠诚的事 情，因为出现了红卫兵，有了"文革"，才有了知青，他们整整一代人的经历非常 特殊，不可重复-它的代价是整个民族精神的狂热和崩溃。我欣喜地看到现在的孩 子们都非常懂得爱惜自己，包括父母子女的关系也在走向平等，这是中国人文主义 的苏醒。

南》：是不是因为你自己当过知青，所以对它的历史和文化情有独钟，或者希望 述说自己的历史，甚至辩护？

邓：的确因为我自己当过知青，有种爱屋及乌的味道，就像当了多年兵的人无法不 留恋军营。

但我不希望为知青的历史和文化辩护，因为它其中的毒素太多：造反、破四旧 不讲诚信……当年的知青们血液里流淌着中国文化中最糟粕的东西，我对这一代 人持批判态度；但是我又不能不承认我一直被自己的经历和情感左右，这种痛苦的 矛盾致使我总是不能准确地评价知青。我觉得你们下一代人来写知青可能就会客观 多了。知青的历史不能模仿，不能重复，这是我真正的心愿。

将来有了对知青历史认识更深刻的人可能还会写知青，而我们这些对自己知青 情结不能超越和消解的人写文章很难克服，克服刻意放大的个人痛苦。

南》：你认为知青的产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在被"红色风暴"席卷的上个 世纪６０年代，中国红卫兵处于怎样的位置？

邓："文革"初期造反３年，国家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３年期间的大学生 高中生、初中生和小学生都无法毕业，无法就业，而且那代年轻人的破坏欲望也 变得越来越强烈，所以不让他们下乡似乎也别无选择了。把２０００万青年学生投 入到６亿多农民中，接受身体乃至生命的重新塑造，很快可以把一切都"淹没"掉 ，这是当时政治家的决策。

中国的红卫兵不是唯一的现象，在法国和日本也都出现过红卫兵。２０世纪３ ０年代的德国也规定所有的青年必须经历两年劳动锻炼，但是像中国知青这样一去 １０年，而且是靠斗争才得以回来的情况则是中国独有的。

南》：当时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话语是怎样刻写进知青们的心灵深处的？

邓：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话语空前激烈，不仅仅表现在知青身上，而是具有全民性 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共性，那时候政治话语统治着整个社会。一切服从国家，一 切服从领袖是那个时代的显着特点。红卫兵们一方面积极造反，天不怕地不怕，另 外一方面又极端愚昧地忠诚，义无返顾地去了农村，决心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国家 和领袖来安排。

知青们当时只会唱革命歌曲，但那是一种无奈，因为他们不可能接触和被允许 唱其他歌曲，否则就会被所在的集体谴责。我觉得当时整个国家都缺少思想武器， 因为除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人们基本上看不到其它东西了，但是中国的社会 形态和精神形态却不是唯一的，所以用单一的方法很难解决不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

南》：当年知青中的一些"精英"正处在现时代各个领域的关键位置（比如你本 人），你对他们有些什么样的探索和批判？

邓：我见过失败的知青也见过成功的知青，那个痛苦时代带给了知青们巨大的缺陷 ，多数人都不能克服这种缺陷，它是这一代人的致命伤。现在知青们能不能再次超 越自己，我也不太乐观。对大多数人来说，能够心态平静地过好下半生已经不错了 知青中的少数"精英"是在一代人付出生命和精神代价之后，以此为基础得到成 功的，整整一代人对他们寄予了非常高的期望，可惜他们的表现总是令人遗憾。

南》：你能否谈谈知青们当年的政治热情与现代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有什么区别 ？

邓：政治热情是知青最典型的特征，在他们的思想文化里，参加"文革"即是关心 国家的表现，那是一种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更是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即便 是盲目的政治热情，也觉得是在效忠社会、效忠国家，还和英雄主义、国家至上与 社会责任感交织在一起。很难说那时的政治热情与现在的国家公民道德和义务之间 有着多大的差别，因为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需要不同的公民，以及他们所呈献 出来的道德和义务；反之不同的公民也将塑造不同的国家和社会。

尽管我内心对知青们的政治热情持批判态度，但我不会公开去做。我只想说知 青的历史对后代的教育意义很大，可以作为一种历史反思的借鉴。

南》：知青的历史和文化能够给后人留下什么，它在当今主流精神里有着怎样的 痕迹？

邓：现在时间还太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肯定会留下东西，比如不断出现的 各种知青文学，它可以告诉后人过去曾经发生过什么，对知青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 现在渐渐理智和客观了，是好是坏后人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多数知青仍然健在， 他们的路还没有走完，他们仍然可以有着欲望和理想，有欲望是正常的，但是不能 横流。

南》：１０年时间里，你先后写了《中国知青梦》、《天堂之门》和《中国知青 终结》，那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历程？

邓：写《中国知青梦》时倾诉欲望太强烈了，因为我有太多的话想要说。７年的知 青经历，后来又见了很多，听了很多关于知青的故事，也看了很多知青的档案，总 觉得不说不行了，那是一种情感被多年压抑后的总爆发，也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抚 慰。

１９９７年写《天堂之门》，主要是注意到知青们已经回城了，他们的经历太 特殊，或者说伤痕太深，留给他们的缺陷致使他们在事业上的失败，而且这样的失 败是必然的。当时这本书引出了不少非议，许多知青对它不太满意。

２００１年开始写《中国知青终结》，前后拖延了两年多，可以说是因为越写 越迷惘，理智和情感的斗争很激烈。到境外参加缅共进行武装斗争的是知青中思想 最单纯的一批人，对他们如何评价让我觉得很矛盾，尽管他们的个人品质是好的， 但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方向都错了，个人是无力违背的。现在回想起来这本书写得并 不满意，因为自己的情感陷得太深了，甚至接近疯狂了。我在内心强迫自己要同情 他们，理解他们，所以造成理智经常迷失，也会自然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

中国知青终结》是我写作上的一个教训，并非所有的勇敢精神和行为都值得 后人去赞扬，作家不该怀着个人情感去写作。

南》：你的书读后总觉得像一部部中国青年苦难史，是不是知青文学无法超越苦 难书写？

邓：苦难也是我个人的局限，我的身心也经历过７年的知青苦难，所以我无法完全 摆脱，以至于在作品中还有许多局限，我也希望将来自己的作品能够超越这种苦难 优秀的知青作品应该多一些平静、宁静，而不能总是一种激动态度。

南》：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社会，这是中国人常有的思维，这种逃避自身检查的文 化，是我们的劣根性之一，知青苦难命运的发生，个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邓：这个问题可以问任何一名知青，因为这涉及到个人与历史潮流的关系，一个能 够反省的民族才是理性、成熟的民族。这一代人从学生到红卫兵，再到知青，每个 人或多或少都参与了，大家都应该有一种反省的态度，犹如不能把德国发动二战的 原因完全推在希特勒一个人身上一样。

现在知青们早已融入各种人群，都应该从自己与社会关系冲突中得到教训。一 些红卫兵曾经殴打自己的老师，虐待自己的同学，参加"破四旧"，与父母断绝关 系……表现都非常残忍，令人难以想象，所以我觉得知青们应该反省自己的责任， 而不是一味宣扬自己的痛苦。尽管当时是整个社会的导向出现了错误，但是个人的 反省能力能够说明一个人的品质，以及他推动这个社会的杠杆能力，不会反省的人 ，社会生存能力将会越来越差。如果说到知青中的精英，他们更应该是能够反省， 敢于批判和超越自己的，反之就是假精英。

南》：《中国知青终结》是不是意味着知青历史和文化的终结，为什么很多人都 把你当作中国知青历史和文化的代言人和终结者？

邓：这本书本来想叫《中国知青祭》，但是出版社不同意，所以造成了一些误会， 以后我出个人专集时准备把名字改回来。

原来我以为知青回城已经代表知青历史的结束，但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忘 记了还有大批知青为了共产主义信念在异国他乡战斗，他们是最后一批以中国知青 身分在活动的人，只有他们的归来才能算作知青历史的终结。我个人的行为与知青 的终结毫无关系，这也是一个误会。

我无法作为知青的代言人，我只是一名作家，而每个知青都有写作的权力，都 有自己不同的记忆和判断，我只是写了自己对知青的记忆、判断和认知。

□　原载《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