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碰 撞

臧 健

　　在我15岁之前，我甚至没有走出过北京城。我是在浓郁的京味儿和强烈的政治气氛交杂混合的环境中长大的。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革命大串连”，我也被潮流裹挟着到过几个南方大城市。那时候，除了和北京一样满街的大字报、大标语和高音大喇叭之外，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17岁那年，我真正走出了京城，来到了不仅距京城千里之遥，而且环境、语言、吃饭、住房、劳动、习俗、甚至人群都和北京绝不相同的地方—内蒙古土默特左旗的一个小村庄，一呆就是三年。

　　上山下乡，对于文革中的中学生几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插队之前，我已知道了农村生活是艰苦的。当时的宣传告诉我们，到农村去，就是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贫下中农一起战天斗地，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应该说，向贫下中农学习，吃苦受累的心理准备是有的。初到村里，凭着年轻气盛，没用多久，基本的生活、劳动技能也就学会了。然而永远也学不会、融不进，从我们进村开始，一直伴随我们插队生活结束的那种源于不同文化背景而产生的文化冲突与心理冲突，却是我始料不及的，并至今仍记忆忧新。

　　我们来自同一女校的9名女同学分在一个生产队。刚到队里，由于国家给知青盖房的款项还未拨下来，我们暂时借住在生产队的队房里。队房离村口不远，位于村中唯一的一条大路的旁边，是人来人往必经之处。

　　那是在我们刚进村不久的一个晚上，收工回来吃过晚饭，我们正在收拾洗碗，忽然听见外面人声噪杂，并伴有乐器的吹打声，我们不约而同地挤到门口去看，只见一片白色的人群在向这边缓缓而行。这群队伍中的所有人都是白衣、白鞋、白帽，前边是一些男人打着白幡，中间有几位吹鼓手，后面的大车上则坐着女人们，长一声短一声地不知是哭还是在喊。周围拥着不少看热闹的大人和孩子。经打听才知道，这家死了人，明天要出殡，按当地习俗，头天晚上要打着招魂幡绕村一周为死人招魂。这种场面在此以前我只是在小说中看到过，当它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心里着实有些按奈不住的好奇和激动。

　　这群队伍离我们越来越近时，我们惊讶地发现，送葬队伍吹奏的乐曲竟然是“东方红”！好奇转而变为愤怒，发自内心的愤怒，歌颂领袖的神圣乐曲“东方红”，怎么能被作为送葬曲在这种完全是封建迷信的活动中吹奏，这简直是大逆不道！我们几乎没有商量，几个同学立即跑到路中央，拦住了送葬队伍，用当时所能用的最激烈言词谴责他们。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则飞快地跑到大队支书兴有叔家，向他报告这一重要事件，出乎我们意料，兴有叔完全不打算去干预，只是一再向我们解释，文化革命了，破四1日了，旧的送葬曲调不让吹，村民们又不大会吹多少新调调，只好就吹当时最流行的“东方红”、“老两口学毛选”等等。无论我们好说歹说，兴有叔就是不出面。当我们无奈地重新回到大路上时，听到村民们带着极为惊恐、大惑不解的神态一再解释的是，因为文化革命了，他们才吹革命调调，他们实在不知道吹革命调调也会有错。由于支书不出面，我们的交涉以送葬队伍自动散去告结束。

　　第二天，我们刚刚起床，早饭还没做好，就听见如千军万马奔腾似的奔跑声由远及近，我们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见昨天的那支送葬队伍，打着幡，抬着棺材，呼呼噜噜以百米冲刺般的速度从我们门前飞奔而过，不一会儿就冲出了村口，向远处跑去。这回倒是把我们给弄懵了。事后才知道，昨晚的事件发生之后，死人的这家人觉得实在不吉利。由于第二天不能不出殡，出殡又不能不从知青门前过，为了防止再出意外，便商量出了跑步出村的决定。

　　这是我们进村以后与村民发生的第一次冲突。从这以后，直到我离开村子，都再没有发生过送葬吹奏“东方红”的事。人照旧死，死人照旧要出殡，出殡吹奏的照旧是老调调。一切都恢复到了老样子。而村民们绝不能理解的是，他们原本的“革命行动”为什么会受到北京知青如此强烈的反对。作为北京知青的我们更无法理解，人类社会已进入到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农村生活的人们竟然还如此愚昧如此顽固地遵守着旧传统旧观念。城市生活的法则，如为死人开个追悼会，在农村竟完全行不通。

　　知青的盖房款拨下来后，在队里的帮助下，我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盖起了五间房。按照村里的规矩，上梁的那天，是一个十分重要而隆重的日子，不仅要请全队的壮劳力都来帮忙，盖房的人家中午还要请帮忙的人吃炸糕，因为黄黏米炸糕是当地人过节和款待客人的最好食物。那天，我们也通过队长，把全队的壮劳力都请来了。但在午饭吃什么的问题上，我们却有些为难。虽然我们也听说了村里的规矩，并听说某某家上梁时没请大伙儿吃炸糕，碰上第一场雨房顶就漏了。但一来这些天大家都在忙着盖房，没有时间去把黍米磨成面，二来做炸糕既费事又费油，我们知青刚到村里日子也不富裕。经过大家商量，决定不去管它什么老规矩，我们是北京知青，就按我们自己的主意办，中午给帮工的人们蒸花卷。白面也是很好的饭食了，我们并不亏待帮忙的人们。

　　劳动是热火朝天的。干活儿的人们也早知道了北京知青在给他们做午饭—蒸花卷。虽说没有任何人表示对此有意见，但叫号声、玩笑声格外响亮，特别是男青年们嘻嘻哈哈总在笑，我们也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但谁也没去多理会，反正有队长坐阵，又是给知青上梁，总不会出什么事。

　　一天的活儿顺利结束了，什么事也没发生。不久，我们终于住进了新房。新房比原来的队房宽敞得多，前面还有个大院子。我们喜迁新居的高兴劲还未消失，一场大雨，竟忙活得我们用大大小小18个盆接雨。这回可真是让我们尝到了厉害。原来吃不吃炸糕，竟然如此关系重大。后来在村里呆久了，我才明白，一切规矩都是约定俗成，是不容破坏的。不管你来自北京也好，你有文化也好，破坏了老规矩，就要受到惩罚，哪怕是善意的惩罚。

　　如果说来自送葬、盖房等事情上的冲突并不影响我们真诚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么，对于传统婚姻观念压力的抗争，则使我们这些女知青在不知不觉当中滋生着一种微妙的对抗心理。这种对抗心理随着我们在村里生活的时间愈长而愈加强烈，并逐渐变为一种自卫意识，使我们永远难以真正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我们刚进村时，年龄最大的女同学21岁，最小的16岁。按照当地的早婚习俗，我们早已进入了婚嫁年龄。由于当地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贫困又使人口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男青年的婚姻问题成为极大的困难。在我们的村子里，光青壮年光棍就有50多人。村里很多已婚妇女都不是本地人，是被人贩子从更加贫困的甘肃、山西农村卖到这里的。因此，在村里生活了不久，我们便能明显地感觉到，村里人对我们的兴趣，绝不仅仅因为我们是北京人，更不仅仅因为我们有文化，而是对我们这群年轻姑娘的性别更加感兴趣。

　　最初，是妇女们对我们试探性的提问：“今年多大了？找没找婆家？”听到这种提问，对于刚刚跨出中学校门的我们，真是觉得又好笑又不可思议。嘴上在说：“还没有”。心里却在想：“我才多大就找婆家！谁像你们没文化没见识才早早嫁人。”

　　随后，便是男青年的进攻。你割地，他给你磨镰刀；你累得直不起腰，他从地头返回来接你；在场院分了粮食你扛不动，他帮你扛回家；……开始时对这种极为实际的帮助，我和我的同学们欣然接受，并从心里感激他们。我至今都忘不了那个叫胡二毛的小伙子，他比我大一岁，个子不高，很腼腆，一说话就脸红。他特别爱帮我，无论干什么，都一声不吭。可后来我发现，只要我在他身边干活儿，他不是紧张得割破了手，就是赶紧挪到别处去。随着对农村生活了解的增多，我才逐渐意识到原来这并不是无私的帮助，也不是纯粹的阶级友爱，而是农村男青年表达爱情的一种特殊方式。特别是当我从男青年们的玩笑当中证实我的感觉是真实的时候，我害怕了，害怕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村婆娘。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结果会怎样，但我内心却始终有一个自觉的意识，我永远不会和村子里的女人们一样。

　　当我和我的女同学们明显表示出拒绝和回避的态度时，我们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男青年们伙同队长和村里的人们开始治我们。脱麦子打场，把我们这些女同学分派到最累的岗位上，一干就是12个小时，直累得我们直不起腰，喘不上气。冬天打坝，我们挑的筐里总要被多拍进几锹土，压得肩膀肿起老高。在我们村里，结了婚的媳妇是不出来干活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要想舒服就快点找婆家。可我们这些女同学就是有股子宁折不弯的犟劲儿。在我们村，直到大家返回北京，竟然没有一个女同学因为吃不了苦受不了累而和当地农民结婚的。

　　多年之后再忆往事，我想，如果说这种行为与心理是在反抗婚姻，更不如说是在反抗同化。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和生长的环境，造就了这一代北京知青的理想和追求。我们心甘情愿地吃苦受累，心甘情愿地奉献青春，却绝不甘心将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的农民。这一点也是村里的人们所永远无法理解的。

　　在村里生活的时间长了，也才使我逐渐弄明白，农村与城市的差别，原来并不仅仅是种田与做工、睡炕与睡床、生活好与生活不好的差距，而是有着更深一层文化意义上的反差。正是这些原来接受再教育的北京知青，种起了试验田，办起了扫盲班，当上了赤脚医生、中小学教师，给60年代封闭落后的中国农村带来了现代文化，注入了生机活力。

（臧健，19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到内蒙农村插队，1972年回北京上学，现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