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脱离毛泽东轨道”现象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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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脱离毛泽东轨道”现象，其成因既与毛泽东和红卫兵在运动中的目的分歧有关，也与红卫兵地位的急剧衰落以及红卫兵运动本身强大的惯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关键词］红卫兵运动“脱离毛泽东轨道”成因
所谓红卫兵“脱离毛泽东轨道”现象，其含义是指1967 年后红卫兵在运动中违背毛泽东意图，对毛泽东和中央有关“文革”的战略部署置若周闻，备行其是，长期地热衷于派性斗争，攻击解放军，干扰外交政策等无政府主义思潮和行为。这种说法源于西方学者。英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哈里· 哈廷认为“红卫兵运动未能按照毛所期望的进程前进，它堕落为混乱、派系斗争和暴力”，① 美国学者阿妮达· 陈则认为红卫兵运动存在着“脱离毛泽东主义的规范”的阶段。②
从红卫兵运动的发展过程来看，确实存在着上述现象。1967 年夺权运动之后，各群众组织（包括红卫兵）分裂为保守和造反两派，争斗不休，形势极端混乱，连发动运动的毛泽东本人也无法控制。其中红卫兵在无政府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最远，表现最为“执着”和“顽固”。毛泽东要求他们实现大联合，他们却热哀于小团体主义、派胜千争印大规模的武力械斗；毛泽东要求他们拐护解放车，他们却大揪“军内一小撮”，甚至冲击、占领军事机关，抢夺军事文件、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毛泽东指示“复课闹革命”，他们却充耳不闻，继续在社会上活动，插手干预其他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毛泽东下令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部分红卫兵竟报之以武力对抗。
那么，对毛泽东奉若神明、崇拜到疯狂地步并誓死要“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红卫兵，为什么在此时会如此“不听招呼”，违背甚至公然对抗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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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与红卫兵的目的分歧
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与红卫兵投身“文革”运动，二者在政治目的上是有区别的。简而言之，毛泽东是要打倒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清除刘、邓路线，在不否定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建立新的政治秩序，以顺利贯彻自己的建国路线；而红卫兵参加运动，除了响应毛泽东的这一号召外，还希望借参加运动之机登上历史舞台，取代“走资派”掌握政权，成为名副其实的接班人。
毛泽东的政治目的决定了他对运动的节制性。当他发动运动时，需要利用红卫兵的冲劲和闯劲，发动群众，制造声势，所以他不怕乱，甚至希望“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这并不等于毛泽东主张越乱越好。他深知，要建立一种政治新秩序，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同时还需要一大批拥护自己而又有工作经验的干部。因此，党的领导原则不能否定，军队不能乱，老干部也不能全部打倒。
基于这种思想，当1967 年夺权运动后无政府主义思潮愈演愈烈艺日，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问题，井及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以制止和纠正。l 月，他否定了“上海人民公社”的政权形式，强调要建立“三结合”（革命军人、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三方代表）的权力机构，经他审阅修改的《 红旗》 杂志社论稿《 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明确提出了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指出“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不相信，这是不对的。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③ 2 月，毛泽东召见张春桥和姚文元，进一步指出“无政府主义一定要杜绝”。④ 3 月，他下令对大中学校的学生进行军训，以增强红卫兵的组织纪律观念。7 月，他拒绝了红卫兵批斗周恩来和陈毅的要求。7 、8 月份，毛泽东巡视全国各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谈到干部问题时，他认为“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 “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⑤ 9 月，毛泽东否定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手令将煽动这一口号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抓捕。
与毛泽东相反，红卫兵参加运动的政治目的则决定了他们在运动中的激进性。为了掌握政权，成为接班人，仅仅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和一部分“走资派”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打倒所有的老干部，不仅要夺“走资派”的权，还要夺工农群众的权，一句话，他们要“反到底”。当时有极少数红卫兵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临时权力机构― “革命委员会”持批判态度，认为它是“新的官僚机构”，主张走巴黎公社的道路，彻底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实现直接民主选举，这在当时已、人有彻底否定党的领导之势。
毛泽东发动运动的节制和红卫兵参加运动的激进性决定了二者之间在运动的目标、手段上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同时也决定了随着运动的发展，红卫兵不可避免地会走上违背毛泽东意图的轨道，自行其是。
二、维护自身利益的本能反应
“文革”进人1967 年，随着工农和机关干部等其他群众组织的崛起，特别是随着夺权运动的展开，红卫兵的地位开始急剧衰落。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红卫兵在夺权过程中并没有抢到意想的利益。由于红卫兵只是“三结合”中群众代表的一部分，同时由于工农和机关群众组织后来居上，近水楼台，再加上一些地方当权派对造反派红卫兵存有厌恶心理，宁愿将权力交给其他群众组织，因此造成红卫兵在夺权运动中往往处于附从的被动地位，在新的权力机构中得到的权力利益也极其有限以广东省和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情况为例，在厂东省革命委员会成员中，工人占25 % ，农民占20 % ，而红卫兵只占15％，⑥ 在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员中，8 个副主任委员有3 人是工人，而红卫兵却只有1 人。⑦ 而且越到红卫兵运动后期，这个比例越小。
红卫兵地位日益下降的另一个表现是社会舆论对红卫兵态度的大转变，从过去的高度赞扬变成了严厉批评。
首先是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毛泽东是红卫兵运动的发动者，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红卫兵，但毛泽东发动红卫兵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利用红卫兵发动群众，打开局面，并非真是要把国家大权交给红卫兵。“文革”进入夺权阶段之后，红卫兵的这一使命已经完成，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行为越来越不满。1967 年夏秋之间，他在一系列讲话中对红卫兵进行了否定和批评。他明确指出红卫兵不能掌管大权：“红卫兵能够承担起掌管大权的重任吗？他们今天建立的政权明天肯定就会被推翻。这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不成熟… … 红卫兵是不能胜任的。”⑧ 同时他要求对红卫兵进行教育，他说：“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⑨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曾对红卫兵极尽煽动之能事，说了许多鼓励和赞扬的话，但此时他们也改变了对红卫兵的态度。1967 年5 月6 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北京红代会核心组会上指责红卫兵“老子天下第一，什么人的话都不听”, “不仅要夺学校的权，还要夺工农的权，你们这样就走向反面了。搞打、砸、抢，是执行刘邓路线。”' ' " ，这年国庆，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头头王大宾讲：“你们大学生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变动，在许多方面还有发展，我要炮轰你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曾被红卫兵称为好阿姨的江青此时也转向了对红卫兵的批评，而且口气比别人更为严厉。1967 年9 月n 日，她在对红卫兵的一次讲话中批评红卫兵是“自大狂”, “背离了大方向”，严厉告诫红卫兵：“不要以为没有你们我们就完了，你们没有什么了不起。告诉你们，你们不跟毛主席路线的话，我们依靠军队。”［12 〕
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批评红卫兵的调子相配合，两报一刊及其他宣传媒体也发表了大量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的文章，直接间接地对红卫兵进行批判，掀起了全社会围剿派性的高潮。1967 年10 月8 日，《 人民日报》 发表《 红卫兵要敢于同剥削阶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一文，点名批判红卫兵。文章指出：“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阴魂，还在我们的学校里游荡”, “我们的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在内，他们改造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任务，还是长期的，艰巨的”。文章认为随着运动的纵深发展，“越来越暴露出青年学生的某些弱点，暴露出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同无产阶级革命性的本质区别，暴露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格格不人。”随后《 人民日报》 的社论也明确指出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对红卫兵的教育”。（1 3）
上述情况表明，进人1967 年夺权运动之后，红卫兵的地位已经急剧衰落，与1966 年下半年他们开始造反时相比，有如天壤之别。那时他们是“天使”，是“闯将”，而现在他们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那时他们倍受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庇护和宠爱，而现在他们成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厌弃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他们满怀激情地投入运动，自以为造反最早、出力最多、功劳最大，结果却让后起的群众组织占了先，自己仅得到一点可怜的权力。过高的期望值使他们不甘心接受这个现实。
因地位衰落而造成的心理失衡，在两个方面造成了红卫兵逐渐“脱离毛泽东轨道”。一是拼命争权夺利。在夺权运动中未得到权力或得到权力太少的红卫兵，极力否定对方夺权的合法性，鼓吹反夺权，要求重新进行权力分配，而夺权的一方则拼命要保住自己的“胜利果实”，于是双方都不顾毛泽东群众组织要联甘夺权的扣示，围绕夺权合法与否，应该结合什么样的干部，“支左”部队是否真正支持了左派等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派性斗争，以致横刀相向大打出手。二是拼命要寻找红卫兵运动的出路。到1967 年夺权运动之后，随着工农等其他群众组织的崛起，随着“走资派”的纷纷被打倒，红卫兵运动一下子失去了自己的位置和目标。如果到此为止，实际上意味着红卫兵运动的结束，意味着红卫兵劳而无功，毫无所获。于是他们努力想把红卫兵运动继续下去，继续自己的辉煌，最终达到成为接班人的目的。所以他们继地、富、反、坏、右、知识分子和“走资派”之后，又将目标指向了解放军；继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之后，又将矛头指向了周恩来、朱德等人。这些目标，显然超出了毛泽东所允许的范围，远远脱离了毛泽东所设想的运行轨道。
三、红卫兵运动的惯性反应
如果将红卫兵运动比喻为一辆列车，那么，这辆列车，从1966年反工作组开始启动，经过“破四旧”、“大串连”、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路加油加速，到1967 年初的夺权运动时，其速度和能量已经达到了顶点，如果此时紧急刹车，其惯性也是惊人和持久的。红卫兵运动是1966 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狂涛巨浪，而且一浪高过一浪。在此过程中，“打倒一切，怀疑一切”, “彻底铲除”, “批倒批臭”, “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己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行为模式，红卫兵身上的冲劲闯劲破坏力已经爆发到极点，其政治参与意识和权力欲望已极完全诱发出来：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想计已经疯狂的列车紧急刹车，几乎是不可能的，强大的惯性必然会使红卫兵继续向前狂奔。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红卫兵“脱离毛泽东轨道”，毋宁说毛泽东试图改变红卫兵的轨道而不能。
另一方面，正沿着毛泽东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的红卫兵，压根也没想到毛泽东会突然刹车，甚至还要他们走回头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准确领会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意图，和由此进行的战略部署的调整，所以，当毛泽东突然改弦易辙时，他们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无法转过弯来，‘质性和本能促使他们在原有轨道上向前冲。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红卫兵“脱离毛泽东轨道”，毋宁说毛泽东改变了自己的轨道，使红卫兵一时无法“转轨”。关于这种现象，一个红卫兵是这样描述的：“当我们的思想还很模糊的时候，中央在‘十六条’中号召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当我们终于认识到，这是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关键问题时，中央又突然不要我们这样做了。我们怎么能放弃这条原则呢？可我们总得服从中央啊！这实在是做不到。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么多的运动，我们也许能做到。但在经历了这一年多的所谓革命实践之后，它已深深地在我们的思想中扎了根，这时突然让我们改变方向，我们实在做不来。”［14 ］
到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967 年后在造反派红卫兵身上之所以出现“脱离毛泽东轨道”的现象，与毛泽东和红卫兵在运动中的目的分歧、红卫兵地位的急剧衰落以及红卫兵运动本身强大的惯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中也可以看出，红卫兵对毛泽东的个人祟拜不仅是一种政治信念，同时也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红卫兵“脱离毛泽东轨道”只是红卫兵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目标的误解和对其文革战略部署调整的迟钝，并不是对晚年毛泽东错误的理性抗争，更不意味着他们就此走出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误区。实际上，造反派红卫兵在“脱离毛泽东轨道”期间的一系列活动中，如派性斗争、“揪军内一小撮”等等，仍然表现出了浓重的个人崇拜色彩，当他们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高呼“毛主席万岁”倒在血泊中的时候，身上奔涌出的仍是对毛泽东的赤诚热血。
注释：
l （美）罗德里克·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66 一1982 ）上册，第14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10 月。
2 （美）阿妮达· 陈：＜毛土席的孩子们》 ，第185 页。渤海湾出版公司，1988 年11 月。
3 （红旗）, 1967 年第3 期。
4 转引自（美）R · 特里尔：＜毛泽东传》 ，第428 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
5 （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讲话＞( 1967 年7 一9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十二册，第387 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l 月。6 丁望：＜大陆革委会的人事问题》 ，（港）＜明报月刊）, 1969 年l 月号。
7 重庆大学“815 ”战斗团：( 815 战报）, 1965 年6 月15 日。
8 同注4 ，第430 页。
9 同注5 ，第388 页。
10 华东师大新师大人民公社：＜简讯》 ，1967 年6 月14 日。
11 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文革简讯》 ，1967 年l 。月9 日。
12 新北大地球物理系编：叮中拼聋长论新北大》 ，第64 页。
13 （人民日报）,1967 年10 月12 日。
14 局泣2 ，第188 一189 页。
责任编辑：吴艳春
收稿日期：2001 一04 一10
作者简介：范明强，男，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政教室讲师，法学博士。
转自泡菜堂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