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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为什么打人

年长者是也：红卫兵为什么打人

最近看到一篇《16岁的女红卫兵鞭打67岁的老舍》的帖子，很多年轻人对当时的红卫兵如此凶恶地打人不太明白，作为文革过来人，并且也当过红卫兵的人（但参加的迟了一点，没有赶上那初期的打人狂潮，但对当时红卫兵打人的心里还是明白的），前两年曾以older的网名在别的论坛写下关于红卫兵打人的思考，我觉得对今天不理解当时情况的年轻人仍有参考意义，特再次贴出，供参考：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的是，直到现在，文革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一种较为真实地反映当年红卫兵运动的影视作品，在我的印象中，所看到的几部影视作品，都把红卫兵描绘成一种凶神恶煞的模样，好像红卫兵是当年的社会渣滓，地痞流氓组成的，这完全是由于一种误读，也是由于年轻一代的影视导演，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只能从一些大不太完全的文学作品，或是一些受迫害的老人所写的回忆录中去构思自己心目中的红卫兵形象。而一些当年的红卫兵，或者是羞于、或者是不屑于写出自己当年抄家、打人等等的一些不光彩事迹，以致造成了红卫兵形象的缺失。

其实，最早的红卫兵实际上是由一批年轻单纯的中学生发起组成的，红卫兵组织的最早发起者是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而且是出身于所谓“红五类”的学生。要知道，当年的清华附中是全国屈指可数的重点中学，文革前上初中也是要考试的，只有考出优异成绩才能上清华附中这类重点中学的，同时，还有政审关，道德品质不好的学生是不可能上清华附中的。因此可以说，在里面学习的学生，不但是学习上的尖子，而且按当时标准，也是思想道德品质优秀的学生。当然，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女有一些特权，他们有可能适当降低录取分数，通过走后门进入这个学校，但数量不会太多，总体而言，这所学校的生源质量是非常高的，能进入这个学校学习的，都是一些品学兼优好学生，而绝不可能是一些道德品质不好的坏学生，或者是来自下层家庭的孩子。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在文革前品学兼优，规规矩矩在课堂上认真听课的好学生，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就陡然一变，变成了毫无人性的野兽，在学校里打老师，在社会上破四旧，抄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家，打人，并且发生了不少打人致死的事件？我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应该是归功于17年的教育，可以认为，我们当年所受的教育，是一种仇恨的教育，由于信息闭塞，我们根本不可能知道世界外面的情况，在我们的报章宣传中，我们所看到，所听到，就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而国内的一些的富反坏右分子也是里应外合，与他们相勾结，时刻想复辟他们失去的天堂。经常会有一些报道，说从某某地主家里搜出了变天帐，有某某坏分子腐蚀了我们的革命干部；而工厂里的坏分子则是破坏机器，破坏生产。总之，作为我们学生，作为我们年轻一代,尤其是出生于红五类家庭的孩子（所谓红五类，指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这五类），就要做好革命的接班人，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当时的党的意志，也就是毛泽东的意志），不能让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复辟愿望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得逞。

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大概是在文革前夕，被学校组织到市内最大的美术馆，去参观泥塑“收租院”。当时泥塑“收租院”是一组非常有名的雕塑，被当作阶级斗争的教材，在全国各地都有展出。在我的印象中，以四川大邑刘文彩家院子为原型的收租院，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图景，那里面，孤苦无援的农民因为交不出租子，被地主的狗腿子毒打，一位母亲被踢到在地，地主狗腿子凶神恶煞地从她怀中抢去孩子等一系列雕塑，以及坐水牢等等，至今在我的印象中都有深刻的记忆。

由于长期受着这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的教育，同时，也从来没有受过公民教育，人权教育，在十七年教育的中学课本中，尤其是60年代，在报章杂志，书籍上，都看不到什么公民，人权这类的字眼，所以，在年轻一代的学生中，他们的心中积满了仇恨，积满了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以及对国内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的恨，正像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一句唱词“仇恨入心要发芽”，在这种教育的长期熏陶下，可以说，仇恨的种子已经埋在了这些年轻的中学生的心里，只要一有适当的时机，这种莫名的恨就会喷发出来。

其次应该认为，红卫兵的打人，是得到文革发动者的纵容和默许，翻开当年的报纸，我们就可以看到报纸上一系列报道红卫兵运动的新闻，全部都是赞赏的口气，全部都是正面报道。对运动初期，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看到有人留着所谓的封资修的发型，衣服，都用剪刀去剪，对于这种明目张胆地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行为，当时的公安机关不但不制止，政府所控制的报纸反而为他们叫好，被称赞为是一种革命的行动。如果及早制止，如果没有最高当局的纵容，红卫兵运动也不可能发展到后来的打老师，抄家，打砸抢等越来越严重的破坏法制的行为。

１９６６年第十一期的《红旗》杂志，曾经全文刊登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造反宣言，兹摘录一段内容如下：“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这个就是要把火药味搞的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片面了吗？你们要的是什么样了全面呢？看来你们的全面是“合二为一”，是折衷主义。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造反派反动派，我们还打倒到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者残忍！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要知道，当年的《红旗》杂志，是具有绝对权威性的，是代表了党中央的声音的，在那上面发表的文章，都是对当时的运动具有指导性和方向性的。

文革发动者毛泽东，不顾自己的年迈之躯，在1966年下半年，曾经８次出来接见红卫兵，为红卫兵运动走向全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八月十八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与一位女红卫兵握手谈话时，得知她的名字叫宋彬彬，就说“要武吗！”，第二天，这位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宋要武，并且通过新闻媒体将毛泽东希望她“要武”的信息传遍了全国，既然文革最高领导者都希望红卫兵“要武”，那红卫兵运动自然越来越“武”了。

第三，则应该归结于人性中的恶劣成分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无可否认，每个人都有人性恶的一面，在一个无法无天的环境中，在当局的纵容和默许下，所谓的打“坏人”不但不可耻，反而打得越狠越光荣，越革命，那么，这些原本天真纯洁的孩子，其埋伏在内心深处的人性恶就得到了充分的张扬，打他们眼中的“阶级敌人”时就毫不手软，拼命往死里打也就不奇怪了。而且发展到后来，我估计那些当时被定义为“牛鬼蛇神”的阶级敌人，在打人的红卫兵眼中，已经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成了一个个坏人的符号，当然就往死里打了。

文革已经过去将近40年了，但至今关于文革的文章却并不多，然而，这实际上是中华民族身上永远的痛，如果不认真反思，谁也保不准它今后会不会来，在网上看到一些“新左”怀念文革的文章，居然认为那是一个人民群众享有充分民主自由的年代，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只能苦笑一声说：“孩子，那个时代绝没有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自由，那是一个令人恐惧的，不堪回首的年代，那是一个把人变成兽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

来源:网友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