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胶东解放区撤退前的大屠杀

——选自李心如老人回忆录《我的世纪》

[李心如，1928年出生，祖籍山东省高密县，生于山东黄县（今龙口市）。1946年在老家高密县参加中共武工队，历经解放战争，土改，镇反等运动。1954 年考入山东大学工农速成中学，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响应党的支边号召，去内蒙古自治区支边，在自治区人事厅、民政厅等单位工作了多年。 1981年调回原籍山东省高密市，任高密市人民法院副院长，1990年离休。2006年在网络博客上发表回忆录《我的世纪》。该回忆录极有史料价值。]

1947年初，我军于鲁南战役取得伟大胜利后，便调转矛头，横扫山东腹地蒋匪盘踞的大大小小各个城镇，而后再解放胶济铁路一线。人们高兴地看到山东全境解放即指日可待了。不想瞬息万变的时局，却突然发生逆转。

蒋介石由于在全国战局上的节节失利，想改变蒋家王朝的覆灭命运，便收缩兵力，调整策略，集中优势兵力，一方面向我党中央所在地的延安发动重点进攻，另一方面向胶东解放区发动进攻，切断山东解放区与苏军控制的大连的联系。

我党采取与之相对的策略是：其一，我军为了保存实力，避其锋芒，迅速撤离；其二，为了摧毁其反动的社会基础，决定杀掉一批有可能与蒋匪军沆瀣一气的反革命分子。何为反革命分子？标准是：国民党连长以上的军界头头，保长以上的政界头头，国民党和三青团负有领导责任的骨干分子，一贯道典传师以上的首领，警长以上的警官、特务和有民愤的地主、富农分子，都在不可饶恕的该杀之列。后来得知，在一次区委书记参加的高密县委扩大会上，县委书记余克还宣布了按人口比例计算出来的各区必须完成的杀人数字；其三，凡土地改革不彻底的地方，进行一次全面复查，借以充分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与敌人坚持斗争的决心，将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武装起来，准备与敌人展开一场殊死搏斗。

当时，高密县委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向阶级敌人发动一次急风暴雨的阶级报复。后来，知名作家周立波描写这段土改时期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大概就是由这个口号演变而来的。

柴沟民站撤消了，我们这批同学参加了就地的土改、复查工作队，归属于柴沟区党委领导。为了适应斗争形势，每人还配备一支步枪，三五发子弹。这步枪是山东汉奸张步云的兵工厂制造的，仿照捷克式，可质量极差，说是多不过打个十几发子弹，再打很有爆炸的危险，因为子弹奇缺，在这战争环境枪如同生命般重要，谁也舍不得去做这破坏性试验。

柴沟区委书记叫李品修，细高个儿，三十几岁年纪，抗日初期干部，听口音是鲁中南地区人。看上去，白白净净有一派文质彬彬的样子，岂不知说起话来干脆利落，干起工作来雷厉风行，是一个很有魄力、很有水平的领导干部。

一天上午，他主持召开了一次三级干部会。与会的人员是村长、乡长，包括我们土改、复查工作队在内的全体区干部，将三间农舍挤得满满腾腾。。他讲了蒋匪军即将大举进犯我山东地区的严峻形势，我主力部队撤离以后，就要靠地方组织起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来支撑，准备作长期、艰苦，乃至你死我活的殊死战斗。因此，对于那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杀掉，以摧毁其反动的社会基础，使进犯的敌人如同瘸驴瞎马，无立足藏身之地。他特别强调在这保卫我们红色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是考验我们每个同志革命立场是否坚定的试金石。他这番斩钉截铁、铿锵有力的讲话，说得大家摩拳擦掌，热血沸腾。

这些乡村干部都是从历次政治运动中筛选出来的最为可靠的贫苦农民，每个人都有一部苦大仇深的血泪史，听过李品修的讲话之后，不由得诉起苦来，一个个说起自己苦难的经历，真是字字血，声声泪，讲到悲痛之处，涕泗交流，哽咽难言。有的指天发誓：我如果不怎么怎么样，天打五雷轰；有的捶胸顿足说，我要是不怎么怎么样，出门碰炸火。他们用习惯而朴实语言，来表示将与敌人拼以死活的坚强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决心。这是一次动员会，更是一次誓师会。

最后，李品修部署：大家回去选择几个最具有典型的罪大恶极的公判对象，再物色几个苦大仇深的诉苦对象，决定在柴沟召开一次公判观摩大会，对群众进行一次阶级教育，打开下一步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新局面。

两天后，公开审判大会开始了，会址在柴沟村南一片小树林里。主席台是临时用土培成一个平台，平台上方悬挂起一条横幅，上面用红笔写着：“人民公判大会”六个醒目的大字。

会场坐满柴沟和各村派来的代表，约有七八百人之多。我们土改、复查工作队和区、乡、村干部坐在台下最前列，还有各乡、村选好的十几个准备诉苦的对象。区委书记李品修一人坐在主席台正中的一条凳子上，主席台左右两边每边站着四个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

这个会场不同往日嘁嘁喳喳，人齐马不齐，维持秩序的人喊来喊去很难安静下来。这次，整个会场寂然无声，表现出一种紧张而严肃的气氛。

李品修豁然站起，宣布公判大会开始，便命令将罪犯押上台来。这是向阶级敌人宣战的大会，这是向反革命分子大开杀戒的大会。每两个民兵架一个五花大绑的罪犯一溜小跑拉到台前，将其一摁，面朝群众跪成一行。共计十一个人，全是男性，年龄都很大，均在五十岁开外，其中一个年龄最大的约有七十岁以上年纪。

这时，一个人几步抢上台来，我认识他是刘家村的民兵联防队长，曾在两天前三级干部会议上说：“出门碰炸火”的那个人，他大喊：“穷兄弟爷们，从前这些坏蛋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逼得我们家破人亡，寻死上吊！如今，我们翻身了，当了国家的主人，有共产党给我们撑腰作主，该和他们算总帐的时候了。大家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叫他们血债血偿！”

他话音刚落，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纵身跃到台上，一把像拎小鸡一样把那个七十几岁的罪犯提起来，声嘶力竭地喊道：“大家一定认识这个老混蛋是谁了吧？他的外号叫‘胎里坏’，你听听这名字，在他娘肚子里就坏了!俺种了他二亩薄地，年年不少他一粒租子，有一年天旱得地里颗粒不收，求他减减租子，他不干，又求他明年收了一起还，他还不干。天旱，粮食不收，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他却硬说俺爹耍赖，叫了几个保丁把俺爹抓进保公所里，打得死去活来，皮开肉绽，回来的当晚就吊死了！”他说到这里，泪流满面，抽咽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而后，他抹了一把泪水，又说：“这个狼心狗肺的坏蛋，逼死俺爹还不算完，又把俺哥抓去当了兵，一去没有还乡。俺娘又气又想，硬把眼睛哭瞎了……”这时，会场里站起一位老大娘，嚎啕大哭起来，柱着拐杖摸摸索索往台上走。这青年跳下台去，搀扶这位老大娘。一定是这位青年双目失明的老母亲了。他将老人搀到台上，她伸手摸呀摸，问：“这个坏种在哪里？”

李品修忙站起来，劝老人坐下。青年接过老人的拐杖，几步抢到“胎里坏”背后，朝其脊背一下，只听“咯嚓”一声，拐杖断成两截。会场里一片呼喊声：“打死他！打死他！”青年将“胎里坏”一脚踢翻，又劈胸一把提起来，左右开弓的耳光和雨点般的拳头，一会工夫，老家伙一命呜呼了，可他还余恨未消，又当胸跺了几脚。

这时，呼啦啦一股怒潮席卷了整个会场，“有仇报仇”，“有冤报冤”，“血债血偿”，“打倒地主”，“打倒恶霸”……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如山崩，如海啸。激愤的群众如潮水般涌到台上，有握砖头的，有持木棒的，女的还有拿着剪刀的，围着这些罪犯打成一窝蜂。不多时间，这些恶贯满盈，为群众切齿痛恨的家伙，都命归黄泉了。

散会后，李品修又将乡、村长留下，对大会进行总结。他十分兴奋的大加赞赏这次大会开得非常成功，已达到预期的效果。要求大家回去，或以乡为中心，或以重点村为试点，以最快的速度召开公判大会，一定把那些具有危险性的敌对分子统统杀掉，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对革命的背叛！

在杀人问题上，柴沟公判大会开了先河，这榜样的启示，就是无言的命令。之后，各乡村照样画葫芦，纷纷开起公判大会来，确定的公判对象，勿须请示，勿须批准，个行其事。在这个时期里，到底杀了多少人，是不是都该杀，下边的活动已经失控了，当时没有谁说得清楚。

这年雨水特别大，三天一小场，五天一大场。柴沟西门外那条五龙河，水位暴涨，河面加宽，水流湍急。我们将公判大会打死的十一个人的尸体，扔进河道里。同时发现由上游漂浮而下的一具具尸体，在浪涛翻卷里时隐时现。可见，像柴沟这样的公判大会，至少在全县范围内已经遍地开花了。

一天夜里，我们巡逻回来，留守在家里的王坤告诉我，书记李品修让我到村里去趟。这时，约有十点来钟了，天阴得厉害，伸手不见五指。这么晚的时间，这么黑的天，为什么点名道姓单独叫我一个人去呢？我一路犯了嘀咕：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在阶级斗争中领导不论号召什么事我都积极响应，从未落后，不会有什么事吧？那个时期，一个人的一举一动处处要加倍小心，一旦犯了阶级立场上的错误，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走进村里，见调来七八个乡村干部，都持枪坐在一张床沿上，每个人都带着一副严肃的神情默默不语。李品修转身将门插上，压低声音说：“今晚找你们几个来，是要执行一项紧急而特殊的任务：去把‘三鬼子’抓起来！”

他说去抓“三鬼子”这个人，我心里不由得一惊。谁都知道，他可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不仅是县政府的生产科长，还兼任县政府设立于柴沟一个鞋厂的厂长。人们很少知道他的名字，都跟他叫张科长或张厂长。据说，他在日伪时期做敌工工作，结识了不少社会上层的头面人物，从青岛和济南敌占区为我们一次次买回不少药品、军火和敌人严密控制的其他物资。他当时成为我党地下组织的大红人，每天穿着讲究，花钱大方，经常和一些地痞流氓、地主奸商甚至鬼子汉奸混在一起，称兄道弟，不分彼此。因此，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三鬼子”。

解放后，方知他是一名共产党员，成为政府的一名领导干部，其作风当然大不同于以前，但他浮华的恶习依然难改，他同他老婆每天从穿着到饮食就像阔老爷、贵夫人一样，县长和县委书记的小灶待遇也远所不及。他给人们的印象是个革命队伍中任何人都无可攀比的特殊人物。

我想，他毕竟是对党有很大功劳的人，抓他一定是为了好好教训教训他，改改他那个臭脾气和脱离群众的坏作风。

岂知，李品修说出一非常严重的情况：前天晚上，柴沟后村抓起五个罪恶深重的地主、富农分子，确定为公判对象。昨天夜里，“三鬼子”和他老婆去了，气势汹汹的说：“他们不是敌人，是我们的朋友，过去为我们党立下很大功劳，绝不能推完磨杀驴吃！”拿着枪逼着民兵把他们统统放走了。

李品修愤愤地说：“他作为政府的一名领导干部，共产党员，你听听，他在为谁说话？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今天，我们对他只有一句话：‘放纵革命的敌人，就是对人民的背叛！’不管他职位多高，工作时间多长，历史功劳多大，你敢于和阶级敌人站在一条战线上，与人民为敌，我们是绝对不会容忍的！”

我一听这话，知道“三鬼子”坏事了，他不是犯了一般错误，而是不可饶恕的罪行，怕是他的小命难保了。

李品修向我们交待：如此这般行动。而后嘱咐：“他两口子都有枪，一定小心，只可智取，不可强攻。”

“三鬼子”的鞋厂，坐落在柴沟村中心地带，一条南北大街中段路西一个大院里。厂里二十几名工人，都是附近村民，每天除留下几个人值班，全都回家住宿。我们行动之后，李品修走在前面，大大方方去叫门。值班工人一听是李品修，忙将门打开。趁机，我们冲进院里，将“三鬼子”两口子居室的门窗控制起来。

李品修轻轻走到门前，叫道：“老张，老张……”“三鬼子”警惕的问道：“谁？深更半夜地喊什么？”

李品修和缓地说：“我是李品修，请你起来一下，我和你有事商量。”

“三鬼子”口气强硬地说：“有事明天说！”“三鬼子”一向没把李品修这个区委书记放在眼里。

“有点急事，”李品修继续道，“麻烦你出来一下，一会儿工夫就行。”

听到屋里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在穿衣服。一会儿，他终于将门拉开了，未及他迈出门坎，我们几个如同饿虎扑食一般，将他两条胳膊往后一拧，一条绳子把它紧紧捆牢。而后又将他老婆叫了起来，也紧紧绑起。

我们进到屋里，见一支苏式冲锋枪挂在炕头西墙上，他老婆的一支花嘴手枪放在靠墙的抽屉里。在查抄中，发现鹿茸、人参、麝香、海马之类不知名堂的珍贵补品样样都有，还有金银首饰和裘皮大衣等。这在农村即使是有名的大地主，也难以见到这些罕有之物。多少年来，这两口子可以说是享尽人间之福。

我们押解着“三鬼子”往外走，他似乎一时从懵懂中醒悟过来，大声呵问李品修：“你有什么权利抓我？你这无法无天的行为是谁批准的？我要到县委去告你，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县里的科长，是与李品修平起平坐的同级干部，平素，他当然没有权力抓他。可他哪里想到，在这个特殊时期，李品修在他管辖的区域内，有县委的尚方宝剑，他完全掌握了生杀予夺之权。

“三鬼子”在不断大呼小叫，李品修根本不去理睬他，可后面狠狠捣了几枪托之后，他的口气马上变得和缓起来，近似求告般问道：“老李，你抓我到底为什么？总得跟我说个明白吧？”

李品修说：“你是不是装糊涂？柴沟后村那五个……”话没说完，“三鬼子”接上道：“原来是这件事啊，你知道在日伪时期人家为我们党做了多少工作？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今天，我们胜利了，却不念旧情，何以取信于朋友？又何以取信于天下？”

李品修说：“你又何尝不知道这些家伙长年累月骑在人民头上，敲骨吸髓，鱼肉人民，不知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笔血泪帐如果不跟他们清算，又何以取信于群众，取信于天下？今天，你完完全全站到了敌人的立场上，为他们鸣冤叫屈，抱打不平，却毫无顾惜群众的利益，群众的感情。你该知道，放纵革命的敌人就是对人民的背叛！你犯下的这种罪恶，是绝对不可宽恕的！”

“三鬼子”还在倔强：“这种事即便是错误，你把我交到县委，我听凭处理。”话外之意是：你没有资格和权力来处理我。

李品修哪里再肯理他，让我们把他两口子拴在西大门上，迅速召集群众大会。

真是无巧不成书，恰在这时，县长祝恺然带着他的警卫员小田不知去哪里路过这里。当走到西大门的时候，“三鬼子”像见到救星一样大声呼救：“祝县长，祝县长，李品修抓我县委和不知道？不论有什么事，我和县委解释，你说是不是？祝县长，你应说句公道话。”

祝恺然撇了他一眼，从他面前匆匆而过，既未驻足，又未答话。“三鬼子”依然大喊：“祝县长，祝县长，你说话呀……”

祝恺然是个一米八九的大个子，长得身材非常魁伟，行伍出身，从前任过滨北专区独立三团的团长。调任高密县长以后，还兼任高密县团团长和武工大队队长，可说是县领导班中的重要成员。据说，当时中央有个指示精神，凡是剥削家庭出身的人，不论是哪一级的领导干部，一律不得参加土改工作。祝恺然是诸城县人，出身于地主家庭，面对“三鬼子”日前发生在土改中的这类严重问题，他自然不能管，也无权管，说真的，他也不敢管。纵然他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谨慎小心，凡事不敢越雷池一步，可后来他还是为自己的地主出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以后我会说到。

公判“三鬼子”夫妇的大会开始了，黑鸦鸦的人群挤满了会场。这次大会升格了，由李品修亲自主持。大会伊始，李品修开门见山地历数了“三鬼子”的种种罪行。我记得他最后一段话是：“无论任何人，不论他职务多高，功劳多大，参加革命时间多长，只要他敢于破坏这场土改、复查的群众运动，包疪、放纵革命的敌人，就是对人民的背叛，就要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他问：“大家说，对这种人怎么办？”

会场即刻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杀了他！杀了他！”

跪在前边的“三鬼子”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可怕的后果，吓得失魂落魄，脸色煞白，全身抖成一团，向群众“通通通”磕着头，乞求道：“我放走的人一定把他抓回来，看我革命许多年的份上，饶我一条命吧，让我以后立功赎罪……”

这时，呼啦啦涌上一群手持棍子的群众，一顿暴打之后，两人魂飞天外了。

在蒋匪军进犯前，轰轰烈烈展开的这场“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使许多被杀和被斗的亲属成批外逃，还卷裹着不少不知真相的群众。不久，他们随蒋匪军的进犯反扑回来，我们称它们为回乡团，其猖狂而残暴的进行阶级报复，使许多基本群众遭受了涂炭，也让我们这些干部吃尽了苦头。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呢？还是我们在运动中推行了一条左路线而导致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