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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成功的原因

姚会元

（武汉中南财经大学）

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在全国实行法币改革。法币改革的主要内

容：一、集中钞票发行权。宣布“自本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

所发行之钞票为法币”。规定其它银行不再享有发行权，其正在流通的纸币逐渐

收回、停止使用及流通。二、规定法币是“无限法偿货币”，国内“所有完粮纳

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再行使现金；凡银钱行号、公私

机关或个人持有银币生银等类者，应即兑换法币使用。”三、废除银本位制。全

部白银收归国有以充作法币准备金，“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

民国紧急治罪法惩治”。四、规定法币不予兑现，但可在指定的金融机关无限制

买卖外汇，法币先与英镑稍后与美元实行固定汇价。

法币改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在政府主持下的最重要的金融改革。

法币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成功的标志有：

第一、法币的发行一举结束了千百年来货币发行与流通的混乱的状态，实现

了中国币制的统一。以法币统一的全国的货币，是货币发展历史上的巨大进步。

中国在实行法币以前，货币制度混乱之极。本位的银元就有“龙洋”“袁头”和

“孙头”等，它们成色各异，不能通价交换；而流通的辅币则各地有规格和成色

不同的“银角”“银毫”，此外，还有众多的相差悬殊的制钱和铜元等。这些铸

币，甲地通用，乙地则不能通用，彼此间兑价相差悬殊。至于纸币则至为混乱，

在通商大埠流通本国或外国的银元券居多；在内地都会，政府纸币流通为多；在

偏僻城乡，多横流各种商店、钱庄或其它非金融组织所发行的私票。那时的中

国，从货币流通的角度去看，“每埠为一国”，中国“实不啻久已分为十百千小

国”。法币发行整饬了货币流通秩序，对于扫除繁杂货币及其障碍经济发展有巨

大的历史作用。

第二、法币改革的成功推动了经贸和国内生产的发展。从对外经贸方面看，

在实行法币改革以前，中国的金融行市总是受到世界银价涨落的拉打而发生不

稳。法币发行后，政府将全国约6.62亿元白银全部收归国有，既不准买卖有不准

流通，使法币完全与现银脱钩，这就使中国的货币完全摆脱了世界银价涨落的影

响。如美国1935年12月停止在伦敦购银，世界市场上一周内银价降低了10%，但中

国因实行法币，与世界银价脱钩，国内金融没有因之引起大波动。同时，法币改

革中稳定法币对英镑汇价的作法使中国既可以用法币购买外汇克付所欠各国的外

债，避免用白银偿还外债所带来的许多干扰和损失；而且还因为法币与英镑有了

固定比价，可以在世界市场流通。这无疑有利于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促进中国

的对外贸易发展。到抗战前夕，“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此出现外汇率的稳定”，在

法币改革后的头几个月内“出现了几十年来未曾有过的贸易顺差，出口超过了进

口”，这种外贸形势以及“国外对中国出口货物的要求，特别增加了农业生产者

的购买力。”从国内工农业生产方面看，在改革后最初的一、二年内，法币的发

行刺激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法币发行之初，规定银元一元可兑换法币一元，但

实际兑换时，却是白银的60%可兑法币的100%。实行法币后，市面上纸币（法币）

的流通量相对于银元增加了。法币的发行数字，1935年11月初为459308123万元，

到1937年6月底，增发到1407202334万元。后者比前者增加了2.1倍。货币流通量

的有限度增加作为一种合理的金融现象使全国物价开始回升，如上海1936年物价

上涨了12.6%。物价的回升使商业和生产经营活动变得有利可图，因而刺激了商

业繁荣和工业生产发展，“出现了以购买力迅速增加为标志的内地的复兴”景

象。1912－1949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每年平均递增5.6%，而1926－1936年间增

长率为8.3%，1928－1936年更高至8.4%。这种比例关系表明法币改革从一个重

要方面促使了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率的最高时期。同时中

国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所发展，1936年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58.8%，超过了非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使三十年代中期又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范围

扩大时期或曰强力资本主义化时期。中国的农业，1936年除川、豫、粤三省受灾

外，全国大面积获丰收。据当时的中国银行估计，1936年重要各省农业收成的总

价值达法币56亿元，较1933－至1935年的平均产值高出17亿元，即几乎增加了

45%。由此，可见法币发行之初对促进国内工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

第三、法币改革成功为“增强抗战能力之最大因素。”中日战争是双方国力

和人心向背的较量这种较量既体现在军事上、战场上，也体现在经济上。而法币

改革在后来的中国抗日战争中体现出“长期效果”，这种“长期效果，证明远比

它的近期效果更为巨大”。“长期效果”表现在：法币改革为南京国民政府创造

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机和条件。首先，可以稳定并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即国民

政府可通过强制推行法币这一手段总揽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因而也就“能够运用

普遍为人民接受的钞票（法币），应付全国的军政开支。”因而也就有可能使国

民政府的实力在抗日战争中得以维持甚至是增强。其次，实现法币改革，利于此

后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调整和转变。法币得到广泛的流通，有利于国家在抗战

全面爆发之后最大限度地掌握和调度现金、最大可能的集中白银等贵重金属，以

作为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军火物资的经费。实行法币，国家以法币收兑了社会各方

面持有的白银和银元，保证了用全民族的物力、财力投入抗日战争。法币实行

前，中国的“现金已经集中在帝国主义掌握中的上海”，实际为外国所把持。法

币发行后，“免除了纸币对于现金的兑换，而改以外币为兑换，可以使敌人掌握

中的三万万元的巨额准备，转变为存在海外的外币准备，这是有相当的国际意义

的，”对中国的抗战大有好处。最后，法币改革的实现，在抗战时期对于国统区

大后方战时资金供应的改善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如抗战爆发后资金向内地后方

流动，使大后方各银行吸收的存款数量普遍增加、金融市场利率降低、迅速恢复

和扩大了后方生产，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的支持与贡献。

法币改革的原因何在？

第一、法币改革的主持者南京国民政府对币制改革实行分步到位法，即第一

步首先实行“废两改元”，第二部才全面推行法币。“废两改元”的成功，在技

术上为法币改革铺平了道路、优化了实行法币的金融环境。1932年7月7日，国民

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召集银、钱业代表会议，会上确定“废两改元”及其

三点原则：（1）废除银两，采用银元；（2）采行银元制度后，旧铸银元可照旧

使用；（3）确定银元法价，开铸新银币。接着，1933年3月1日、4月5日、4月

6日，国民政府先后发布《废两改元令》、《废两改元布告》《训令》等文件、文

告，规定从当年4月6日起在全国正式推行废两改元。“废两改元”的推行，实现

了在全国范围内通行形状、重量和成色划一的银元，大大简化了货币种类，改善

了通货市场的紊乱程度。其结果，一方面利于中国国内商品流通和经济生活的活

跃，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废两改元”作为简化货币、整顿货币

流通市场的关键一步，为在中国废止硬币流通，进一步实行发布改革扫清了货币

紊乱方面的障碍，从而降低了发布改革的难度。

第二、抓住时机进行攻坚。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史

无前例的经济大危机。危机中，西方英、德、日、加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

金本位，企图以此向用银国转嫁危机。1933年3月，美国也放弃了金本位，使美元

贬值，并单方面违背1932年7月世界8个主要产银、用银国通过的“白银协定”，

在国际市场上高价收购白银，企图以“提高银价，即为提高四万万人民的购买

力”的办法，将美国的经济危机转嫁给中国人民。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国际市

场上白银价格上涨。1935年以前，白银及银元在国际市场上是一般商品，在中国

则是通货。国际市场银价的上涨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从1934年6月到10月的五个

月中间，上海输出的白银（含银元）数量高达2.229亿元。这一数量竟然相当于

1933年输出量的三倍。白银外流量的剧增，减少了上海的白银储备。从1934年3月

到12月，上海各银行（中、外银行）的白银存量由5.894亿元减少到3.35亿元。

到1935年，中国又大约外流白银1.8亿元。

白银的大量外流对中国产生了严重后果。一是中国外贸严重入超；二是国内

银根紧张，头寸短少，市面周转不灵，银行钱庄商号接踵倒闭；三是通货不足，

物价下跌，乃至工厂难以维持。中国在国际经济危机中濒临此境，国内人心为之

恐慌。孔祥熙认为：白银价格的上涨与外流，有害于中国的经济，在“中国政府

清除内部威胁，巩固在全国地位的时候，会减少它的财政收入”。因此，中国除

去进行币制改革外，看不到别的出路。孔祥熙等国民政府大员的见解反映出当时

政府对此的认识水平以及中国的币制形势于此时已到了改革之箭在弦上，不得不

发之地步。国民政府的正确之处就在于抓住这一时机义无反顾地推行法币政策。

法币改革从政策上说确是明智之举。其一，可通过法币的推行屏蔽世界经济大危

机对中国经济的继续冲击；其二，人心恐慌中实行法币改革可收买人心，利用人

心，扩展推行法币的民众基础，从而使法币改革免遭强烈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