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无眠: 《真假周恩来》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真假周恩来》
赵无眠
第一章 说不尽的周恩来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是注定不会被我们遗忘的。其中之一便是周恩来。
诚然，他不像孙中山，推翻帝制，缔造共和；也不像蒋介石，建立中央集权，领导抗战胜利；更不象毛泽东，武功文革，改造中国与世界，重塑一个庞大民族的性格和灵魂，甚至也不象邓小平，改革开放，创造了由共产党领导兴致勃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奇迹。
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宰相
他不像他们，没有做过总统、总裁、委员长、总书记、主席，或是"凡重大问题都要向他请示"，就是说，他从来没有以"最高领袖"的身份主宰过中国的命运。这个世纪发生的所有的大事，也找不到一件是由他策划、发动、主导或完成的，──除了勉强可以凑数的一九二七年三月上海工人暴动和"八一"南昌暴动。前者是领着一夥逼急了的工人纠察队，夺了上海以迎接眼看就要进城的北伐军，不料反被北伐军杀得稀里哗啦，血流成河。后者是领着一夥逼急了的共产党，向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而那一枪简直就是臭子儿，放过之后便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四下里逃散，七零八落，不了了之，很多年以后连他自己都羞于提及。
他不属于创建开天辟地宏伟功绩的人物，不属于藐睨一切恣肆纵横的枭雄，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拔剑斩蛇的刘邦，横槊赋诗的曹操，弯弓射雕的成吉思汗…..他不是没有机会，也绝非缺乏才智，而是不具备那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敢为天下先的霸气和魄力。他似乎天生就能，而且只能安于辅佐他人成就大业。蒋介石熟知之一点，据说对于未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把周恩来争取到国民党阵营中来，一直深以为憾。
毛泽东当然更了解他："无论是我，还是刘少奇、林彪或其他人当第一把，都离不开周恩来总理"。这个"总理"的位子他一坐二十八个年头，从五十一岁为新政权组阁，直到七十八岁死于任上。仔细算来，是二十六年零一百天。这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最久的宰相。
人们的印象中他从不曾老过，当然也不会病倒。"总理"──这是"周恩来"的代名词，就像"主席"是毛泽东的代名词一样，──应该永远那样中年，那样生机勃勃，机智幽默，风度翩翩。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已经习惯报纸、电台和新闻记录影片的报导："总理"又接见了来访的某国元首、议长、夫人、运动员、记者、美术家、以及打着各种旗号的民间团体、面有菜色的丛林游击队领袖、到处发表激烈言辞的流亡政治家。
他给人们带来的唯一不幸他永远在接见这些川流不息的人，这些从世界上最富裕和最贫困、最安定和最动荡、最反动和最革命、最为人熟悉和最让人记不住的地方来的人，黑皮肤的，白皮肤的，黄皮肤的，晒成不知什么颜色皮肤的，穿西装的，包头巾的，套袍子的，露胳膊的，打赤脚的，来建交的，来签协定的，来瞧一瞧的，来拥抱拥抱的，来学习革命经验的，来要钱的…..都"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地迎来送往。他在国宴上环视一周，举起酒杯轻抿小口，──二十多年了，至今没见到第二个人比他抿得更好。
他还要抽出空去工厂、农村、部队视察，从东北到西南，从"老区"到大都市，从工业重镇到边陲山寨，哪儿都去过。你要是从报上看到他一天出现在三个地方，早上在上海虹桥机场挥别一位外国政要，中午戴着安全帽到炼铜炉前看看火候，晚上蹲在灾区老乡家塌了一半的柴垛边稀里胡噜喝一碗玉米粥，那是一点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他老是在奔波着，跟人握手，那条受过伤的右臂很自然地摆出一副随时准备握手的姿势。他扶肘一笑，化解了人们对这折腾个无止无休的国家的前途的所有疑虑。
他给人们带来的唯一不幸就是他的死。他居然也会死！这个精力和魅力无穷的人，这个不卑不亢进退自如的人，这个一摆手就会有"一股春风"拂到我们脸上的人，这个"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人，居然也会死！
人们伤心饮涕，乃至大声痛哭，──虽说不是每一个人，却是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真诚地、由衷地哭着。在"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北京，男女老少冒着凛冽的寒风，排列在十里长安街两旁目送他的灵柩。"灵车队"向西，向西，一位诗人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我们等着它碾过我们的心灵。"这就是中国人的感情，他们承受得起连续遭遇的厄运和灾难，可以面对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毫不动容，可以受于折磨和屈辱仍冷漠到麻木的地步，可以在人格被贬损成猪狗不如时仍低吟浅唱、自得其乐，却承受不起一个与他们非亲非故的伟人的去世。这是一九七六年年初。
周恩来与人民英雄纪念碑
那时人们私下聚在一起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传播、议论、分析和猜测各式各样的政治性的小道消息。尤其对于那些过早地受尽了生活磨难、心比天高却身为下贱、失去升学机会却仍然读了不少书并且养成"关心国家大事"的习惯、渐渐学会"独立思考"的年轻人来说，这样既危险又兴奋，既刺激又过瘾。中国民间流传的小道消息往往与"大道"暗通，而非空穴来风。我的一位表亲，看到官方出版的《参考消息》突然有一天将转载的整版各国政要和媒体悼念、称颂周恩来的文章压到了不起眼的第四版，立刻忧心忡忡，预感"中央"一定政争激烈，周派开始失势。我的这位表亲是他那个地区的知识青年中，以识见卓越受同伴们推崇的人物。他的父亲被打成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刑满释放的前五天死在共产党的监狱里。他自己也一直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穷得连饭都吃不饱，但仍以"我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而骄傲，为周的去世而伤感和忧怕。
一条伪造的"周恩来遗嘱"半明半暗地广为传播。作者是杭州汽轮厂二十三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他把周恩来的口气模仿得让人深信不疑。"周恩来"表扬了小平同志面对的"困难"不是那么容易"克服"的，毛泽东已经决定"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的地位岌岌可危。死去的周恩来能支撑他对付过活着的毛泽东吗？显然不可能。不过大夥儿打算试一试，结果帮了倒忙。天安门事件哄然而起，加速了邓的倒台。
严格的说，"天安门事件"应该叫做──"纪念碑事件"。天安门是一个"门"，也就是毛泽东率"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临主持大典的天安门城楼。而悼周活动及其引发的事件，主要围绕着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发生，那个"城楼"则关系不大。城楼是皇城的一部份，属于古建筑；纪念碑则是"新中国"成立时第一个破土动工的现代建筑。二者含义有别却又遥相呼应。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下午六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与会代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由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由毛泽东宣读碑文。碑文也是毛泽东草拟，由周恩来书写的，我们不妨重温一下："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在多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成了反抗暴君的旗帜
纪念碑的奠基者们大概没有想到，几十年后，它会成为人们"聚众闹事"的场所。他们在这里堆放花圈下张贴诗词、漫画、朗诵、演说，挥拳哭泣、宣誓、呼喊口号，以中国人惯用的暗喻和影射手法，批判时政，发泄胸中的悲伤、愤恨和不满。矛盾主要对着"四人帮"，更激烈的还会搭上一个"秦始皇"。当局，──绝不只是"四人帮"和"秦始皇"，而是整个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实行镇压。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党内派系和路线的斗争再激烈也是自个儿家里的事，来自外面的挑战才是最大的敌人，必得联手对付予以围歼。在这种情况下，"民意"不会给某一个政治人物带来任何好处，只会更加坏事。
只有一个人站在"人民"这一边，那就是死去的周恩来。说穿了，是人民需要他，需要拥周自重，借题发挥。没有谁比周恩来更适合这个角色了。因为他再也无从选择，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察言观色、回避忍让、唯唯诺诺以自保，再也不是他自己了。也就是从那时起，周恩来第一次真正属于人民，成了号召和领导人民反抗暴君的一面旗帜。
同样的故事，在十三年后，也就是是一九八九年春天胡耀邦去世那时，还会要重演一次。此是后话，让我们还回到一九七六年，那个死人像陨石雨一样轰轰烈烈的年代。
毛泽东比周恩来多活了整整八个月。他的死显然比周恩来的死更值得我们纪念：这是他一生中为人民谋得的最大的幸福。
毛泽东丧礼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盛大的，远远胜于周恩来。但却带着更多的官方色彩，不免给人一种空洞和冷场的感觉。有没有具体例证可以说明？没有，完全是一种感觉。
尽管为毛泽东而失声痛哭的人，绝不比为周恩来而失声痛哭的人要少，除了那些装出忠诚或迫于情势而淌下的虚假的眼泪，除了那些表面悲痛而内心却充满庆幸的哀号，除了这一切，不是不比他少。有没有统计数字可以说明？没有，完全是一种感觉。
"总理"把"主席"给比下去了
四人帮的垮台，把毛泽东的声望拉到了最低点。这几个人都属于毛的"宫廷派"：他的妻子，他继林彪之后挑选的接班人，他跟得最紧的追随者和御用文人，还有那个专门替他传达旨意的侄子。他身边的人不是垮台进了监狱，就是打入冷宫横遭贬斥和歧视（如张玉凤、王海蓉、唐开生）。华国锋向四人帮下手时最担忧的是怕影响毛的威望，一方面说明他的儒弱与憨厚，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与四人帮关系之深厚，已为世人所公认。民间不是有"五人帮"之说吗？无论发多少中央文件议论四人帮反毛，议论毛泽东早就要"解决"四人帮，仍然无法洗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连华国锋自己，亲手一举粉碎四人帮，也依然逃不过受四人帮的株连。把华国锋和四人帮连载一起的纽带，就是毛泽东。
反之，"总理"的形像却日见高大和辉煌，活活地把毛泽东给比下去了。周恩来，他的才智和能力不输于毛，风度和机敏甚至还在毛之上；他谦虚忍让，不像毛泽东那样骄横与霸道，当仁不让；他平易近人，尤其善待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不像毛泽东惟我独尊，瞧不起专家学者；他广结善缘，争取到许多同情者，保护了一大批受迫害的人士，不像毛泽东与人争斗其乐无穷，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他性格温和，处世稳重得体，不像毛泽东反复无常，总是有理，阴谋阳谋都要，帽子棍子齐飞；他不图名利，埋头工作，坚决反对宣传他自己，不像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红太阳普照中国还不够，还要到外国去，把一切功劳都归于他自己，把一切错误都推给别人；他艰苦朴素、穿破衣烂杉出国访问，不像毛泽东全国各地都有行宫，版税收入百万千万，纵容自己的老婆骄奢淫逸；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他个人生活严谨，与久病缠身、相貌平平的发妻厮守终身，不像毛泽东，性趣广泛，到处游龙戏凤，过过手的女人数不胜数，还玩什么大被同眠的性游戏（早在李志绥回忆录出版前十余年，民间就流传过这样的小道消息）。
邓小平与华国锋争"双继承"
很自然地，掀起了第二波悼念周恩来的高潮。这一次是官方和民间相结合，它很大程度地化解了过去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官与民结下的怨恨，他们共同怀念着一个人，用诗歌，用戏剧，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回忆录，还有许许多多老百姓朴实的含着泪花的话语，来赞颂他，缅怀他。在一次大型文艺晚会上，女歌唱家郭兰英唱了一首《绣金匾》，她"一绣毛主席"，"二绣（朱）总司令"都还没什么，等到"三绣周总理"时，这位延安时代出名的歌手忽然放慢节拍，热泪盈眶，好像感情的堤坝随时都可能被冲决，引得台下观众会心会意，掌声雷动。
由诗人们创作的歌颂周恩来的诗篇，在舞台上朗诵效果更佳，更容易造成"脍炙人口"、"不胫而走"的轰动效果。其中著名的如《一月的哀思》、《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等，这里都不引用了，我倒想引一段不怎么出名的一位诗人写的一首不怎么出名的诗，与今天的读者一同欣赏。他写的是周恩来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这件事──
山的严峻，你的面容；
地的质朴，你的风采；
湖的清澈，你的思想；
海的深沉，你的情怀！
华国锋以"主席"兼"总理"的身份，努力地完成着他的双继承：继承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路线，同时也继承周恩来的务实养民政策。结果徒劳。这倒不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矛盾，在他们双继承的死后比生前更为激烈和不可调和；而是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事实上，完成双继承的是复出后的邓小平，他的身份既不是"主席"也不是"总理"。他只要毛泽东的旗号，把它作为压箱的辟邪物，不到危急时刻不祭出来使用：周恩来的政治遗产，包括他的组织体系、"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则几乎全盘接受。他终于成功地取华国锋而代之。
许多学者，尤其是外国观察家、评论家们认为，邓小平实际上是周恩来路线的执行者，邓的胜利标志着周恩来最终彻底地赢了他的对手毛泽东。
才下神坛，又上圣坛
还不止于此，在中国人眼里，仅仅在政治上赢的政治家还不叫真正的赢，只有政治上和人格上同时都赢才够得上真赢；甚至人格比政治本身更为重要。例如人们对三国人物的评价，身为大汉宰相的曹操，就远不及身为蜀汉宰相的诸葛亮。虽然曹操的功业还非诸葛亮可比，但诸葛亮除了其非凡的、也多少被夸大了的军事天才外，更以他谦虚谨慎、风度儒雅、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个人品格赢得了后世的仰崇。
曹操则渐渐被民间涂抹成了戏台上的粉白脸，成了奸臣和乱世枭雄。
不少论者喜欢拿周恩来与诸葛亮相比，他俩也确实有相似之处。刚才列出的那些品格之外，他们都属于那种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惜积劳成疾、拼其一死的人物。诸葛亮出茅庐前是一布衣山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而周恩来更是身居高位之后仍粗茶淡饭，每天坐到办公桌前还要戴两只套袖，以免磨破了他那舍不得再添置的"出客装"。诸葛亮俊逸潇洒，他的丑妻是有名的；周恩来英姿勃勃，他的妻子也实在难说漂亮。郎才却不需要女貌，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精神，这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
文革的结束，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又将周恩来送上了圣坛。没有了神，有个圣也是好的，甚至更好。神人可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挥洒多余的智力、想象力和暴力来，令众生癫狂，过不好安稳日子。圣人则不然，他的高超的道德水准足以制约他不会乱来（要不就不叫圣人了），大夥儿保证都会有好日子过。何况这圣人早已死了，无论你怎样塑造他，他都不会从另一个世界返回来颠覆自己的形像。
某个工程完工了，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关照过的"工程；某大桥落成了，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指示要建造"的大桥；某一套书出版了，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叮嘱过要出"的书；某一个受迫害的名人平反了，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保护过"的名人…..人们不再提"伟大领袖毛主席"，他的话早不灵了，也不怎么光彩了；人们只说"敬爱的周总理"请他来代替毛泽东的崇高地位，代替他说这说那，想这想那，做这做那。
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君臣关系
在回顾中共历史的时候，周恩来也成了正确路线的一员代表，毛泽东则一会儿正确，一会儿错误。据说毛泽东的亲属看完电影《周恩来》以后忿忿不平："好事儿都是他们家干的，坏事儿都是我们家干的！""他们家"就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主要指的是周恩来；"我们家"就是毛泽东和江青。谁叫你毛泽东娶了江青，你们毛家的事，不说也罢。倒是"他们家"的邓颖超，即使发现了贬毛的问题，郑重提出，毛泽东是不能随意贬损的，否则后患无穷。
没有毛泽东的周恩来，和没有周恩来的毛泽东，都是同样不可想象的。美国记者斯诺的前夫人尼姆`韦尔斯比喻，"如果说毛泽东是头脑，那么周恩来就是执行的双手。"
她丈夫的看法则稍微平等一些："共生"可能是描述他们两人关系的最适当的词了，…..他们像是套在一辆车上的前后纵立的两匹马一样，相辅相成。──（斯诺《漫长的革命》）。另一位美国人索尔兹伯里也认为，"从遵义会议以来，不论他（周恩来）担任何种职务，实际上他都充当了毛泽东的参谋长。周、毛的这种夥伴关系，也是中国政治中史无前例的。"
这是一种较为客观的评价。不论毛泽东与周恩来有过怎样的分歧和明争暗斗，也不论他们到底是同志、战友、夥伴还是君臣关系，两人之间长期形成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贡生状态是无可否认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更严重的是，如果从根子上彻底否定了毛泽东，也就等于彻底否定了共产党。不单是周恩来最终也得被彻底否定，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都得否定，就连共产党政权存在的道义基础也将顿失，江山就要易色了。这当然不是政权的掌握者所希望看到的景象。邓小平尽管从心底里恨透了曾把他玩于股掌之上的毛泽东，却仍要四个坚持，保留毛泽东的旗号不变。
人都是渐渐地才学得聪明起来。改革开放。自由化思潮迭起，眼界和思路的开阔，价值观和价值取向的改变，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更，人们开始尝试换一个角度去反思历史，去重新大量那些似乎早有定评的各类历史人物。其中也包括周恩来。
画鬼容易画人难
这种的反思和重新打量，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大量的史实都还深藏在银幕背后，我们所知甚少。只能根据浮在海面上的一角去推断整个冰山的全貌，又会有多少准确性呢？以撰写中共政治人物传记驰名的作家叶永烈，曾被要求为周恩来作传。叶提出几项条件，其中之一是可以查阅中共中央档案馆最核心、最秘密的历史文件，之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和发现来描写评价周恩来。不用说这两条都无法满足，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叶永烈写过不少"鬼"的传记，如陈伯达、四人帮之类，似乎都未遇到太多的阻挠和障碍。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因为鬼已经是被扭曲的，不成人形，你把他画得再扭曲一点，再面目狡猾一点，是没人指你不对的。画人则不然，画得不像，画得失神，马上就会招致物议。何况这个还是个具有如此崇高和广泛的知名度的"圣人"呢？
当然，从另一个意义上讲，画圣人也不是那么难的。大量关于周恩来的回忆录、传记的出版就是证明，而且你很难说它们所回忆、所记述和描写的周恩来"不是真的"。
这些画中，有相当数量是海外出版，或者乾脆就是外国人写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跟写毛泽东的贬多于褒不同，它们对周是褒多于贬，而贬周还往往建立在贬毛之上。
可见对"圣人"的认同，并不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所限。
韩素音的《周恩来与现代中国》，可以说是这样的一部代表作。韩素音出生于中国，有一半中国血统，受西方式教育，定居瑞士，是一位学者式的用英文写作的多产作家。
从一九五六年起，她获准进入中国大陆，曾多次见到周恩来，对周极崇敬。为了完成这部传记，她争得了邓颖超的同意和支持，并对她进行访谈，访问数百位相关的民众，还参考一般人难以接触到的中共档案文件，费时多年。她的特殊身份、资力和关系，使她不至于像一般"外国人执笔的传记，或因文化隔阂，或因资料缺乏，不是失之过浅，就是错误百出"（见该书前言）。但即便如此，我们从这本书里看到的，仍是一位被描写为崇高、敬业和无私的领袖，一位深受民众爱戴的英雄。
圣人也有形迹要向世人掩藏
韩素音笔下流露出一股她根本就不想掩藏的温情，一种时时急于表达的赞颂之意。这在现代西方的人物传记中是不多见的，尤其是描写政治领袖的传记。她认为周恩来不仅是中国，不仅是共产党主义阵营，而是全世界都罕见的伟大的政治家。当然，她没有轻率地剥夺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事实上，她花在研究毛泽东上的工夫不会比花在研究周恩来上的工夫要少。她至少写过两本关于毛泽东的书：《早晨的激流》和《高塔的风》。她以一位医生的宽容和理解谈到毛泽东晚年对女色的沉迷，把它解释为脑血管病变使他改变了性格。"毛泽东是个好人，"她说。但这个"好人"只能给周恩来做做陪衬。
《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的中文版译者张连康，记下了韩素音与他见面后寒暄之外的第一句话："我们要过简朴的生活，否则就对不起周总理。"这句话不仅使译者非常感动，也使我们非常感动，让我们再次想起他那补丁摞补丁的衬衫，墙角泛黄的西花厅办公室，豪华国宴前匆忙吃下的一碗"垫底"的面条。
可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崇尚简朴，把它当作一种美德了。简朴是有身份的人的奢侈品，就像古铜色的皮肤，一度是有钱和有闲阶级的特徵一样。韩素音是知名教授、作家，可以到全世界旅行，"多次"出入平民百姓望墙止足的中南海禁苑和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在富裕恬静的瑞士和繁华喧嚣的纽约拥有住所，自然会把"简朴"当作生活中最有品味的一种点缀。而一般的中国人，实在是被贫困的梦魔纠缠得太久，穷怕了。他们是真没钱，而不是怕"对不起"谁才去选择过一种质朴的生活。如果说有谁对不起别人的话，那首先应该是使人民长期无法摆脱穷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事── 其中就包括周恩来。
一股怀疑主义的思潮，在思想文化界，尤其是在青年学子中泛滥。反思文革，进而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反思中国共产党，它和它的领袖们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动摇了多年来形成的信念。人们发现，真理原来是谎言，理想原来是童话，神原来和鬼同道，圣人原来也有那么多的形迹需要向世人掩藏！
对毛泽东的大胆怀疑、批判和否定，终于不可避免到波及到他的忠臣、战友、最久的合作者和对手周恩来。
跟毛泽东比私生活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君子还是小人？是贤相还是奸臣？是光明磊落还是玩弄权术？是鞠躬尽瘁还是助纣为虐？是出于公心拼死保护部属和同僚度过危难，还是明哲保身甚至不惜落井下石？是才智过人的全才，还是庸庸碌碌的官僚？是坚持原则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英雄，还是唯唯诺诺委曲求全的懦夫？…
仍不断地有各种各样回忆周恩来的文字面世，不断地正面描述他，评价他，和颂扬他。
但它们已经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令人激动，令人鼻酸、哽咽、泪花闪闪。人们平静下来，用近乎冷漠的目光扫过那些历史陈迹，从那里看出了许多戏剧的意味。我们曾经历过漫长的荒谬岁月，在其中谁都不可能不蒙上荒诞的色彩。民间流传一则明知是编排出来的"轶事"毛泽东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忽然从裤管里滚出一陀屎球，陪同接见的周恩来镇定地唤来工作人员："来，把这块榨菜捡走！"
更刻毒的版本是，周恩来用一个轻快的动作拾起那陀"榨菜"，从容地放到嘴里吃了下去。
而周恩来的私生活，似乎也并不像人们以前认为的，"纯洁得如同一张白纸"。小道消息报导，在旅欧期间，从事革命工作之余，他跟法国房东老太太的女儿生下过一个混血私生子。驻重庆期间，邓颖超曾因吃醋，当着手下的面打过他一记耳光。在总理任上，他关心文艺界的发展事业，跟许多文艺战士交往非同一般，尤其是一些当红的女演员，关系暧昧。
有一种说法在女人方面，周恩来比毛泽东的品味要高得多。毛泽东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周恩来却是有所选择，讲究质量。毛泽东的女人是年轻化，工农化；周恩来却要求成熟化知识化。毛泽东对喜欢的女人不讲资历大胆提拔，唯我是用；周恩来却把工作和感情份得清清楚楚，绝不任人唯"亲"。
具体地说，毛泽东喜欢年轻单纯、容易驾驭的女性。喜欢在身边工作人员中发展对象。如护士、舞伴、机要员、秘书、服务员…..等等。他最后宠幸并付以重托、权倾一时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就从专列服务员一步步越级提拔起来的。文化程度低下，只念过小学，性格和修养也都不怎么样，动不动就耍"张飞后代"的脾气，一触即跳。
周恩来则喜欢成熟文静、富于内涵的知识女性。一般他是不会打身边工作人员的主意的。这和他温文的言谈举止也比较一致。他不是毛泽东那样索性而为的作风。人们认为，只有电影明星才能与他相配。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那些在银幕上扮演工农形像而浑身"文艺味儿"的女演员们，后来也果真写出许多回忆《敬爱的总理》的文章，感情充沛，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私生女炮制"划时代的伟大作品" 但这些都只是猜测，或者小道消息，不具有"震撼性"。
一九九三年年底，一位文学界朋友来家聊天。那时我住在纽约长岛，房子后面是一大片高压电线经过的草地，寒风拂面，颇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凉。我们就穿过高压线，沿着土路散步，一边漫谈文学。我抱怨这些年没有出版什么值得非读不可的好作品，朋友则郑重宣布，一部划时代的伟大文学作品即将问世了。他的话惊得草丛总的野兔颠簸逃窜，也令我感觉欢欣鼓舞，忙问作者是谁？
"她住在加州。你肯定不认识，在文坛没有什么名气的。"
那么，大概属于哪种类型的作品，是小说还是？… 朋友想了想，停下脚步："你读过斯大林女儿写的《给友人的二十封信》吗？"
我马上猜到了他心目中"伟大作品"的那位作者："是不是周恩来的私生女？"
我那时并不知道她的名字叫艾蓓，或者说并没有记住她的名字。我是从加州一个跟她过往甚密的著名诗人那里第一次听到她的，他就叫她"周恩来的私生女"。一天深夜，我的车在新泽西的一条小道上被警察拦下来，没开罚单就放我走了。坐一旁的诗人讲了个故事："一次，周恩来的私生女吃了警察一张罚单，她很生气，认为自己没有违规，反倒开车追踪那个骑摩托的警察，走哪跟哪，警察吓坏了，又把她拦下来，要吊销她的驾照。这时她又反过来求情，请警察放她走。
"后来呢？"
"还是放她走了。"
这个故事给我的印象深刻。因为在美国，很少有人会这样去对一个交通警察。同时我也知道了，原来，周恩来有这样一个私生女是作家。也许这样说更确切：原来有一个作家是周恩来的私生女。
我那时并未去追究其是真是假。文坛的事，本来就纠缠不清。
这就是《叫父亲太沉重》一书的作者艾蓓。
侧面看都是"噘噘嘴"
这本书一问世，就注定要引起轰动。其效益几乎不输于同年稍后李志绥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湾、香港、海外媒体纷纷报导，大造生势，使它迅速成为最畅销的华文书籍之一。
一九九四年三月，总部设在美国普林斯顿的《民主中国》杂志（总第二十期），发表了作家孔捷生的一篇长文《解咒年代：本世纪最后的"黑匣"》这是一篇感情充沛、文采盎然、夹叙夹议的书评──
周恩来，褪色的神化里仅存的一举偶像。他的油彩渐渐剥落，却仍屹立不倒。他的才干与风度，勤勉与忠忱；他忍辱负重，唾面自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无论对信仰和"爱人同志"都从一而终；他无子嗣，却收养了一群革命烈士的遗孤…殊不知，神化的终结者终于现世了──她就是周恩来的亲生女儿！
一个在黑箱中封存了太久的秘密，一段长达三十余年的血泪时光，凝结和聚变成一部长篇《叫父亲太沉重》。
众所周知，周恩来没有子嗣。这与其说是他人生的缺憾，毋宁说是他崇高人格的体现──一个如此完美的人。忽然冒出一个私生女！
她把自己的玉照在书中大量发表，《民主中国》杂志也以独家版权拥有的方式发表了她的多张照片。当然，她长得的确与周恩来有几分相象，并且越看越像：饱满的额头，浓眉（稍淡于周）。大眼…书中，周恩来曾搂着十五岁的作者，脸贴脸地对着镜子：
"你看我们的眼睛眉毛，看看我们的嘴，正面看不出来，侧面看都是噘噘嘴…"
应该说，艾蓓充份地利用了她手上的照片，这些经她挑选后发表出来的最像她"父亲"的照片，──有读者嘲讽，这是作者拿自己色相来卖钱──并且通过她"父亲"的口，启发我们从"正面看不出来"时，要从"侧面"去看他俩的"噘噘嘴"。但是人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个"私生女"，她是不是真的？
谁来做亲子测定？
怀疑是十分自然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生产出如此多的假冒伪劣商品。民间乐于相信那些若有若无的传言，别说是一个私生女，即使有七八个或者一打各种肤色和种族的私生子女，也比一个具体的长得浓眉大眼的艾蓓站出来公开身份容易让人接受。这大概是她的商业目的太过明显，不由人不怀疑。不就是公开一段不知真假的桃色旧闻来卖钱吗！
该书一边行销，一边引来无数的批评。不断有人出来叫阵：私生女，把你的证据掏出来瞧瞧！以文笔尖刻言辞激烈著称的记者曹长青，在美国华文报纸《世界周刊》上发表长文，分开质疑艾蓓身份的真伪。连带为该书称好的作家孔捷生，和私下为艾蓓辩护的诗人北岛，曾受到曹文的控告和嘲笑。在海外文坛，曹长青是坚决反对共产专制的一位作者，但他也认为，以周恩来的人品，似不大可能发生这种违反其道德准则的婚外情。如果艾蓓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她应该拿出证实身份的证据，比方，现代科学这样发达，她完全可以做亲子血液测定嘛！她敢不敢？
"问题是，"孔捷生反诘，"谁来做这个测定？"
是呀，谁来做这个测定呢？你当然不能期望，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周恩来的生理组织
标本，这是一。第二，即使得到这样的标本，是在中国做还是在美国做？做出的结论谁又会相信？
但是，难题是艾蓓自己给自己出的，而不应该由读者，或是其他什么人来替她解决。
可惜的是，除了"侧面去看都是噘噘嘴"的照片，她似乎再也拿不出别的什么铁证来了。更可惜的是，她连一张与周的合影都没有。
"私生女"和新华社谁在撒谎？
一向对海外媒体的鼓噪多保持沉默的中国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却发表了一张艾蓓的照片：年轻时代的艾蓓，一个安徽偏远山区的农村姑娘，站在她的母亲，一位满面皱纹的乡下老太太身边。原来，这位所谓周恩来的私生女，是一个出身微寒、却不肯认自己的亲娘、一心想要攀龙附凤的势力鬼。真是可恶，可恨，可笑。
幸好，新华社的信誉，或者说代表中国政府立场的中国官方新闻机构的信誉，并不是那么良好。这张照片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照片上的"艾蓓"，与《叫父亲太沉重》一书的作者，显然不是一个人。农村姑娘"艾蓓"头骨较高，脸较短，下巴较尖，也不是噘噘嘴。作家艾蓓做出的解释是：那位农村老大娘的确是她的母亲，不过却是养母。文革期间，她那位做大官但倒了霉的继父把她送到安徽农村一个远亲家寄养，并且顶替了那位农村姑娘的姓名。新华社在这里玩了个调包计。
同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刊载专题报导《她的父亲不是周恩来》，根据中国军方一位知情官员的话，证明艾蓓不是周恩来的私生女，而是某导弹基地负责人的私生女，她的生母后被一位高级领导人看上而嫁给了他。艾蓓则被托付给别人抚养成人。艾蓓写《叫父亲太沉重》一书，是受到"阴暗报复心理"的驱使。
尽管艾蓓指这种说法是"分文不值流言蜚语"，但它至少说明，艾蓓确实是私生女，而非农村姑娘。至于谁是她的亲生父亲，咱们慢慢再议。
本来一个简单的问题：艾蓓撒没撒谎？现在多了一个：新华社撒没撒谎？且不论艾蓓是不是周氏所出，作为官方权威新闻机构的新华社公布的照片，谁都一眼可以看出不是引起讨论和争议的那个人。就是说，首先是新华社欺骗了我们，不管它是有意还是疏忽。
艾蓓受到的挑战并未因此而稍缓，各方包括海外媒体都纷纷质疑，要她拿出铁证来，而不能只拿一句书中的话来搪塞："我从来就没有被承认，还会怕被否认？"
这句曾为捧场者孔捷生十分欣赏、好像充满了人生哲理的话，现在看起来颇有点无赖的意味。面对压力，艾蓓发表了一番摸棱两可、含糊其词的讲话，她是写小说的，这本《叫父亲太沉重》只是一本小说，而且书中并没有提到"周恩来"，只是说"总理"。至于是不是真的，她还是没有交代。既然作者公开指这是一本小说，那就在某种意义上承认其情节完全可能为虚构。小说家言，当不得真的。
李志绥也出来凑热闹
不过同时她玩了一招。她邀请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的资深记者到她的住地，还请了一位"具有公信力"但没有披露姓名的人士，向他们展示她的"铁证"。整个过程弄得神神秘秘，连她的好友、极力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的孔捷生都被排斥在外，只能守侯在同一城市等待展示的结果。自艾蓓出了大名，包括他在内的许多朋友都见不到她了。这件事后，资深记者在报纸上报导，他的确看到了"铁证"，同时还有一位"具有公信力"的人士在场。
至于"铁证"是什么，"具有公信力"的人士是谁，至今仍是个谜。
私生女事件闹腾一阵，大概可以过去了。因为对于周恩来来说，即使他真有过像"安然"──《叫父亲太沉重》的女主人公那样的情人，乃至真有如艾蓓这样的一个私生女，也并不是一件坏事和丑事。相反，倒是使人觉得他更可亲，更富有人性。好歹他也算是"潇洒走了一回"。
那一年，出版界也是相当热闹。年头是周恩来的"私生女"，年尾是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同时以中文、英文和其他好几种文字推出，造成轰动。与艾蓓不一样，没有人怀疑李志绥的身份。就连攻击他撒谎、造谣、信口雌黄的原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能不承认他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只是在年份的细节上有所争执。如到底是十八年还是二十二年，到底是不是抢救小组组长，到底教没教过毛泽东英文，等等。
不过，李志绥却多少受到一点艾蓓的"株连"。一些不知底细的读者，开始还以为又是一本中国式的《给友人的二十封信》，预先抱着一种地址和怀疑的态度。幸好不是那么回事，李志绥写的不是"小说"，尽管他的文学修养一点也不比艾蓓要逊色。
几年过去了，仍然有人私下里问："她是不是真的？"
既然答案是如此难得，那么不妨反过来问："你希不希望她是真的？"
假如她是真的，周恩来这个"本世纪最后的黑匣"，就这么轻易地打开吗？
第二章 周恩来和女人们
周恩来一生只结过一次婚。 这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风云人物中，是少见的。
国共领袖们的复杂婚史
孙中山二十岁娶元配卢慕贞，卢氏是旧式妇女，生一男一女。其后他奔走革命，与志同道合的陈粹芬同居十年；长期持夫妻名份。四十九岁时，又在日本与年仅二十二岁、出身名门的女秘书宋庆龄结婚。
蒋介石十五岁娶元配毛福梅，生长子蒋经国。二十六岁纳江苏吴县姚怡诚为侧室，并把她带回了老家。三十四岁那年，由张静江证婚与陈洁如结为连理。一九二七年，他将陈洁如送到美国留学，登报声明与毛氏姚氏脱离夫妻关系，在上海举行豪华婚礼，与心意已久的宋美龄结婚。
毛泽东十四岁娶元配罗氏，三年后罗氏去世，毛离开故乡求学。二十七岁，与已故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在长沙结为夫妻。三十五岁，与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在江西茅坪八角楼同居，其时杨开慧带着他的三个儿子在湖南乡下从事革命活动，两年后被捕，不愿申明与毛脱离关系，从容就义。贺子珍生三子三女（仅存三女李敏），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只身赴苏联治病。第二年，四十五岁的毛泽东又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蓝萍同居。蓝萍后改名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权倾一时。
刘少奇结过六次婚。少时在老家湖南宁乡娶发妻杨氏，一九三零年病势。第二任妻子何宝珍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一九三四年在南京雨花台遭国民党处决。第三任妻子谢飞，结婚三年后分手。第四任妻子王前，十六岁与刘结婚，离婚后嫁给了文革"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的哥哥聂真。第五任妻子王健患有轻微精神病，在一起生活了半年即分手。第六任妻子王光美。
朱德二十六岁娶发妻萧菊芳，她是部队里的一个朋友的妹妹，师范学校学生，四年后患热病去世。第二个妻子陈玉贞，也是部队里一位朋友的妹妹。一九二二年，他抛妻别子，去上海和德国寻找共产党，据记载，同时被他抛在家的还有五个小老婆（韩素音《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第67页）。一九二八年初，与朱德在一起在汀南生活和参加革命的女作家伍若兰被国军俘虏，砍下头颅，悬街示众。不久，朱德在江西苏区娶第四任妻子康克清，她不足二十岁，出身农民，不识字，跟随红军长征，官至全国妇联主席。
邓小平算是结婚比较少的一位了，他只有三个妻子。发妻张锡媛，结婚四年因难产去世。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在邓政治上遭受打击时背他而去，嫁给了相貌堂堂的中央苏区组织部长李维汉。第三任妻子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大王浦在迁的女儿，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抗战爆发投奔延安。
复杂婚史的背景
中国历史上，权利与婚姻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皇帝享有三宫六院，文臣武将也可以三妻四妾，乃至妻妾成群。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并没有推翻"小老婆制"。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各领风骚的军阀豪强们，很少有不蓄妾的，──号称"基督将军"的冯玉祥算是一个例外，他一生坚决不纳妾，并引以自豪。综观前后主宰中国前运动十年的国共两党，它们的领袖人物中，像周恩来这样婚姻单纯的例子，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实在是不多见。
复杂的婚史，其背景和原因也不会很简单。各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同一个人，每次婚姻的情况也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但我们仍不是不可以大致归纳出主要的几项来。
一是对包办婚姻的反叛。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第一次婚姻都秉承父母之命，基本上没有什么爱情可言。身为革命者，以解救天下人为己任，当然不愿、也不能忍受旧式婚姻的羁绊。但他们之间还有区别。毛泽东是发妻罗氏死后十年，才与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结合的。刘少奇的情况也差不多。十四岁，他们并没有因不满包办婚姻，人为地去打破它。孙中山和蒋介石，则都是元配还健在的时候，就在外面另娶新妻。蒋介石更将新人带回老家，让妻妾共同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直至他最后一次结婚，元配毛氏都仍守在他的老宅，尽管她已经被哄骗着在协议书上摁了手印，"解除"了婚姻关系。其方式好像《白毛女》中，黄世仁逼着杨白劳拿自己的女儿抵债。
二是前妻亡故或离婚。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每次婚姻，都属于这种情况。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刘少奇虽然结婚次数最多，但从来不搞婚外恋。文革中遭到批斗，红卫兵将其婚姻状况暴光，指责他"生活腐化"，刘气得浑身发抖："要是说我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反省，可以自我批判。但是，对我生活方面这样诽谤、中伤我，这是不能容忍的。多年来，人们对我生活作风的印象是非常好的。我虽然结过五次婚（应该是六次），但每次都是光明正大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他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公开声明自己"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的一位。经过一些史学家考证，所言不虚。
三是前妻不在身边，后妻乘虚而入。毛泽东和朱德的第三次、第四次婚姻，都是这种情况。前妻不在身边，但都活着，带着他们的亲生子女，日子的艰辛自不待言。但好男儿似乎不可一日无妻，于是不免有"新的女性"来填空白。她们要是聪明一点，是绝不肯让丈夫只身离开的，无论战争环境多么残酷，没吃的没穿的，行军打仗枪林弹雨，死活也跟着。贺子珍不懂这个道理，好容易长征到了陕北，却自己放弃了领地，一溜烟跑去了苏联。殊不知此一去去得潇洒，回头却不可能了。江青就不一样。一九四七年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后面有敌兵穷追猛赶，头上有飞机狂轰滥炸，她坚决不肯过三河，要陪毛泽东转战陕北。这关键性的一年多时间，不但奠定了中共夺取中国政权的基础，也使江青的身份得以从侍妾升格为正妻。
"既来之，则安之"的邓颖超周恩来自幼丧母父亲长年在外谋生，不问家政，从小凡事都得自己拿主意。他不可能而且也没有机会接受包办婚姻，因而不存在反叛旧式婚姻的问题。在南开读书时，校董严修十分器重他的人品，曾托人说亲，想把女儿许配给他，被他拒绝了。那时他是学校最穷的学生，却不愿接受这门亲事，以免将来受严家的控制。一九二零年他从蹲了半年的监狱获释，为他辩论的著名律师刘崇佑向他暗示有一位"漂亮的侄女"，也被他婉言谢绝了其美意。
他与邓颖超是自由恋爱而结合。不但两相情愿，而且志同道合，都是投身大革命洪流的有志青年。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颖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在革命阵营中的位置都十分显要。国共合作破裂，情势突然险恶，他们都被迫转入地下，经常两地分居，聚少离多。幸运的是，没有发生一方被捕杀头，或死于其他不测，或另一方移情别恋的故事。而这些正是造成许多革命伴侣分分合合的缘由，如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朱德等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遭遇重大劫难。周恩来多次大难不死，邓颖超也好几次陷入险境。国共翻脸的时候，她正在广州难产，孩子生下来就死了，躲过军警严密搜索，到上海寻夫；一九二八年，又一起乔装打扮穿越重重封锁坐火车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一九三一年，两位工人出身的中共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彻底破坏；一九三四年在江西中央苏区，肺结核病复发，连续大口吐血，其后又拖病参加长征。然而她奇迹般地躲过一个接一个灾难，安然活了下来，没有成为杨开慧、伍若兰、何宝珍或张锡媛。中共建政后，她长期养病，还专门写过一篇谈怎样养病的体会文章，"既来之，则安之"什么的，病病歪歪到居然比一向身体硬朗、精力过人的周恩来多活了几十年，八十八岁才去世。
没有参加演出罗曼剧
不仅长寿，也没有被"休弃"。邓颖超在党内的地位一直不低，刚结婚就是革命中心广东的中共区委妇女部长，一九二六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国共两党要员中享有相当的知名度。其后又任过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央直属机关支部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秘书长、中央机要科科长，一九三八年夏天，又与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一道，被选为中共方面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成为该会十名女参政员之一。加上周恩来的身份，如果发生婚变，势必产生甚大的负面影响。即使以顾全大局、谨慎处世著称的周恩来有什么"非份之想"，他也不会不知难而退。
延安时期，上演了一幕幕罗曼剧，许多中共领导人成为剧中的男主角。最为人侧目，而且对历史影响最巨的，当属毛泽东与江青（蓝萍）的爱情故事。中央红军初抵陕北时，长征剩下的女同志仅三十人。加上当地的女性，连地主家没来得及逃跑的姨太太和小姐都算进来，男人与女人的比例是三十比一（另一种说法是八十比一，似更准确）。女作家丁玲，曾记述毛泽东跟她在延安窑洞的一次谈话，毛扳着指头数，怎么也凑不齐"七十二才人"来。抗战爆发后，大批青年学子涌入延安，使革命队伍成份大变，男女比例的失调也有所缓和，但女人仍"供不应求"。那些年轻、有姿色、有一定学历的女子，更成了一部份高级领导人物色的对象。奋斗这么多年大夥儿活到今天不容易，都是死人堆了爬出来的，如今距革命胜利还遥远得很，生存条件也艰苦非常，但总算有了个安身落脚的底盘，可以重新打理破碎的、或是不协调的家庭生活。
随着个人领导地位的上升，在革命事业中份量的增加，对"妻"这一角色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从人性的角度去看，这也无可厚非。像贺子珍那样动不动就拍桌子打椅、口口声声要亲手"毙掉那两个骚货"的女人，尽管刚勇可爱，的确也因过份粗俗而容易坏事。年馑二十五岁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就是她一顿撒泼，被迫离开延安的。同时被迫离延安的，还有担任其翻译的吴广惠小姐，她从此竟销声匿迹。
"邓大姐"的才学与风度
邓颖超在第一代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中，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一位。她一九二零年毕业于直吏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相对于长沙福湘女中的杨开慧、永新福音堂小学毕业的贺子珍、大字不识直至一九三七年才进延安抗大当学员的康克清，她的学历是十分骄人的。甚至许多领袖人物，包括周恩来本人的学历也不如她。周恩来的正式文凭是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赴日本求学，却屡试不中，只好回天津进了新开办的南开中学大学部（后改为南开大学），没上几天课又赴法国勤工俭学，旅欧期间，他勤工而不俭学，除了读语言学校，没踏入正式大学校门读过一天书。当然，没进校门念书不等于不读书，更不等于不学无术。事实上，他广泛阅读社会科学的著作，寻找拯救中国的道路，为日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学识基础。但如果只论毕业证书，邓颖超比他要高。
邓颖超还是写文章的好手，从十五岁在周恩来主编的《觉悟》杂志上发表《为什么…..？》起，一直撰稿不辍，对妇女运动的影响颇大。他喜欢写诗，爱好文学与阅读，喜好与文艺界人士交往。不过，从她留下来的文稿看，谈不上是写作的高手，慷慨激昂有余而鞭辟入里不足。文学的品位也不怎么样，大体只能算是一般业余水平。即使如此，这在早期党内的女同志中间，已属难得的人才。正因为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她在与周恩来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才能够配合默契，进退有据，拿捏得当，演好一个"革命伴侣"的角色，而不至于动摇其夫人的地位。
有一首据说是"邓大姐最喜欢"的诗，其中几句似乎很能说明她的性格和心境："春天过后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只要在秋光里结好你的果子，白发就永远上不了你的头！"邓颖超是不必为年龄发愁的，她的婚姻牢不可破。一九三七年五月，她化名"李知凡太太"，住进北平西山平民疗养院治疗肺病，与一位清华大学的女学生胡杏芬同室。胡因年轻患病，恋人又参加抗日工作不幸牺牲，故情绪十分低落。她问邓颖超的家庭时，邓则禁不住"脸上漾开甜蜜的笑容"，柔声夸说自己的丈夫："他呀，浓眉毛，大眼睛，高个儿，宽肩膀，聪明能干，极有才华，更有气派，并且有强烈的爱国思想。"（《邓颖超传》第220页） 第一位恋人"并不重要"
如此完美的夫婿，别说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便是全中国也没有几个。邓颖超虽说对自己婚姻极为满意，但在一个年轻轻即遭遇不幸的女学生面前这样夸耀自己的丈夫，不免有失厚道。何况她是化名到国统区养病，身份应尽可能隐蔽，不宜到处招摇以引人注目。
周恩来的"高个儿"，也言过其实。周恩来身高只有一米六九公分，（韩素音书中讲他有一米七七公分，有误），按现时社会上的标准，还没跨过"半残废"的槛儿，只能算是"残废"。即以当时中国人的平均身高而论，也只是中等个儿，谈不上"高个儿"。相比之下，邓颖超的身高只有一米五五公分，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也没什么不可。邓颖超夸称丈夫是"高个"，以至于"七七"事变爆发后，身材高大的南汉辰匆匆赶到医院通知邓转移，同院的小病友陈溶还以为这就是她的先生"李知凡"。周恩来虽个不高，身材却十分匀称，加上举止潇洒，绝不显得矮。何况一个叱吒风云的政治人物，更不能以身高论英雄。
人们说起他们的婚姻，几乎都用"恩爱"、"甜蜜"、甚至"伟大"来形容。实际情况如何呢？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是在一九一九年夏天，邓颖超十五岁，时逢二十一岁的周恩来从日本落第回到天津，准备进南开大学。"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积极参加和组织天津的青年运动，成为学生领袖。他曾应邀到直吏第一女师帮助排演话剧《花木兰》和《安重根》，邓颖超在这两个话剧中都演主角。邓又在周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还一道领导学生示威，名副其实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战友。但是，周恩来的第一个恋人不是邓颖超，而是另一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张若名。
很多年以后，有西方记者向邓颖超问起周恩来这位初恋情人，她很轻松地笑着反问： "是的，但并不重要，不是吗？"
才貌双全的张若名终不敌"小超"
对于邓颖超也许"并不重要"，对于研究青年周恩来，这位张若名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一个简单的事实，邓颖超和张若名同为直吏第一女师的学生领袖，都与周恩来有着频繁和密切的交往，都建立了战斗情谊，周首先被吸引和看中的是张，而不是邓。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天津学生聚众五千人前往直吏公署请愿，周恩来为总指挥。
周与另外三位学生代表郭隆真、于兰锗、张若名直闯省公署，全部遭到毒打、扣押。这次运动，五十多个学生重伤，二十四人被捕入狱。这是周恩来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牢，前后将近半年。四月五日，邓颖超等二十四名学生卷着铺盖到警察厅，要求入狱，以交换周恩来等二十四人。
张若名与周恩来一同坐牢，邓颖超领人要求代替他们坐牢，就"斗争情谊"而言，二人几乎相当。如果仔细分析，张若名似乎更胜一筹。事实上，张若名年龄比邓颖超稍长，在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力更大，更引人注目。天津学界当时有两大组织，一是天津学联，一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由于传统习惯，男女学生只能分在不同的团体内各自活动，就像男女学学生不可同台演出新剧一样。正是张若名的提议，将两个团体合并，以便统一行动，壮大联合的力量。此议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并由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组成了"觉悟社"，张若名在冲破那女的界限，整合学生运动方面起到的作用，显然不是邓颖超说的"不重要"。
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七日，经过法庭审理，入狱学生代表全数获释，周恩来等人被当成"英雄"，胸佩"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受到锣鼓鞭炮的凯旋欢迎，出尽风头。"英雄"中当然也有张若名。十一月七日，周恩来在上海乘法国油轮Bordeaux号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行学生一百九十七人，张若名亦是其中之一。邓颖超未能同往，留在天津继续她的学业和学生团体"觉悟社"的工作，只送了一件手织的毛衣给临行的周恩来，内侧绣了一行字"给你温暖，小超"。
周恩来的小布尔乔亚情调
然而自那以后，张若名的名字即从有关周恩来的诸多史料中"淡出"了。一种说法是，家庭富裕、性格开朗的张若名在赴法国途中与另一位同行者"打得火热"。另一种说法是，在旅欧初期，同情革命而且非常美丽的张若名"热烈的追求他"，周却没有选择她。后来他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
周恩来的这句话应该不假。只是太虚了一点，无法向历史交代，没有说明为什么她"不适合"，而认定邓颖超非常适合做革命的终身伴侣。一些传记作家认为，张若名到法国以后，一改先前激进、好抛头露面的作派，安下心老老实实地读起书来了。毕竟，他们是去勤工俭学的，完成学业才是主要目的。周恩来则"决心献身革命"，道合志不同，终至于分道扬镳。
周恩来给朋友写信，常忍不住向他们夸耀欧洲的美色，"某某女人真漂亮"，或是"巴黎真是美极了"。刚到法国的时候，他还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明信片上，寄给国内和日本的朋友："朋友多，名胜多，你想来吗？"这即使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不失为一种时髦的玩法。他喜欢跳舞，常去公共舞厅，从不愁没有舞伴。别的中国学生就不一定像他那样受欢迎，或许是没有他的才俊与风度，生活压力也比他大。周恩来家境贫寒，在日本求学时一度生活无着寄人篱下，心情也总是烦闷。但赴欧前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一方面得到南开校董严修和著名律师刘崇佑的资助，另一方面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的旅欧通讯员，以稿费贴补生活费用。这样，他就无须像绝大多数同行的中国学生那样，为解决基本的生计到工厂打那种报酬极低的工，去过那种遭受"剥削和压榨"的暗无天日的工人阶级生活，较能以"小布尔乔亚"的情调去大量、领略和欣赏生活的美，包括对异性美的欣赏。
很难想象，风华正茂的周恩来会沉湎其中不可自拔。他胸有大志，没忘记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他身边那个脾气火暴的朋友蔡和森也及时发出警告："你不该沉湎于美，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双眼应该一直盯在受压迫、被剥削的工人身上。"蔡和森是湖南人，曾与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最早提出"必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旨，主张暴力革命，思想和行动极为左倾和激进。他对周恩来声严色厉地呵斥，冲淡了外界美色对他的吸引力。周恩来后来向邓颖超表白："有蔡和森这样一位朋友就足够了…我迄今未交一位异性朋友，…我也不打算要交。"
张若名投河自杀
一九二二年，一位南开的同学到柏林看他，首先注意到周恩来的衣橱和室内的布置，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未免显得豪华。他好奇的问周："你近来有什么新发现？"
"你是指…女孩子？没有。"
"我不信，像你这样英俊的人，还有像你这样的排场…"
"我不想有什么连累，独身生活比较好，可以多做点事情。"（许芥昱《周恩来传》第43页）
革命和美不是对立的。但在早期共产党人的心目中，美作为精神享受，却是瓦解革命斗志的一种腐蚀剂。周恩来终其一生，无论当学生，作军官，从事地下活动，任党的领导人，位居国务院总理，都非常爱"漂亮"和"排场"，讲究美的仪表和举止，喜爱艺术。难怪他的同学不信。
一些研究者认为，周恩来与张若名在巴黎期间已实际上同居，张并由周介绍加入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周恩来离开法国，与张"拜拜"，张立即宣布退出了共产党。（司马台《双重的多彩多姿──周恩来的恋爱和私生活》）张入党是为了周的感情，而非信仰。周恩来结婚后，张若名也另嫁杨尘。一九三一年张随丈夫回国教书，周还秘密会见过她几次，包括一九五六年最后一次在云南与她相见。一九五七年，杨、张的儿子杨在道被打成右派，张被打成"叛徒"。一九五八年，张若名投河自杀。又过了两年，由于邓颖超的过问，才给予平反。
一九七六年，即周去世的那一年，一个署名龙云的作者写了一本《周恩来浮沉录》，一九八八年由台湾龙泉书局出版。叙及周恩来在旅欧期间，曾与一位十八岁的德国姑娘同居。她叫果尼昆蒂•史蒂芬，是个长相不错的美人儿。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回国前，从巴黎给她寄了一封信，托言家父病危需归国省亲，不辞而别。两人再也没见过面。
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古诺•古维尔莱德•周，由东德境内一个叫齐陶的人收养，长大后在茨伊道的工厂工作，并娶妻亚妮莲，生了两个儿子：西蒙尼和安凯，即周恩来的曾孙。 流行小说家的政治偏见
在龙云笔下，周恩来的外国情人和子孙们各个有名有姓，知根知底。除了在德国的艳，还在日本京都借钱逛过妓院，在天津学生运动期间先后与一个小"Y"的姑娘和邓颖超上床，等等。作者完全袭用流行小说家的笔法，带着极强的政治偏见，把周恩来写得如同下三滥式的小丑，一些场景及心理的描写尤其浅薄和离谱，实在没有可信度。连带所谓"混血子孙的描述，无论其怎样言之旦旦，也难免人们把它当成天方夜谈了。
"Y"姑娘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积极分子，家庭富有，脸蛋身材较好，出国留学与另一旅伴搞在一起，…这些显然都是暗指张若名。站不住脚的是，周恩来在天津时就先后和她与邓颖超上床，而且是为了邓颖超抛弃了容颜美丽的张若名。如果周恩来真像作者说的，是一个好色之徒，是绝不会舍弃已经到手的佳人而另寻相貌差得太远的新欢的。况且从日本回天津，只有短暂的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期间发起"觉悟社"，组织学生运动，入南开大学求学，准备赴法国勤工俭学，再扣去半年的监狱生活，还剩多少时间和精力能周旋于女人的裙裾之间，把两个女人都搞上手，实在说不过去。
至于在日本的京都借钱逛妓院，更显得是无稽之谈，其时周恩来经济拮据，寄人篱下，又一次一次面临入学考试的压力，很难想象会竭制不住去玩妓女，更何况是借了债"超前消费"。他从小即善于理财，习惯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贵为总理后不改初衷。
小说还写了邓颖超的绯闻。一是在与周恩来定情时，他还持了另一个男士李宝森，此人后以李震瀛为名从事工人运动，担任过中共"五大"和"六大"中央委员。二是一九三零年周恩来赴苏联出席苏共"十六大"期间，邓颖超红杏出墙，与当时留在国内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打得火热，事后周恩来知悉，遂与共产国际代表联手，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彻底清算"立三路线"。李宝森的事，即便不是捕风捉影，也无可议之处。与李立三的关系，缺乏事实根据。周恩来在党内批判立三路线之初，一度态度温和，被莫斯科派的王明等人指为"调和主义"，自身都差点过不了关，压力之下，这才参加"彻底清算"。把邓颖超的"红杏出墙"扯进来，峄说明此次党内斗争周恩来前后态度的转变，实在过于牵强。
周恩来在德国子孙们
是否真有那么一位德国姑娘国妮昆蒂•史蒂芬及其子孙？他们虽然有名有姓，包括职业、年龄，但正因为介绍得太具体，而又缺乏更为详细和有力的证据来说明，反而令人生疑。加上作者在整本书所采用的夸张、漫画式和捕风捉影的写作说法，其不合情理处处可见，更大幅度减低了它的可信度。
周恩来与德国情人的故事，始传于五十年代初期。一九五四年七月（《周恩来批判》一书中梅子的文章指为一九五一年，有误）周访东德，接受胡包特大学颁发的荣誉博士学位，忽有一位自称是他儿子的东德男子要与他相会，被他拒绝。该男子面貌有华人特性，轮廓也像周恩来。据当时西方报纸报导，他是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时，与一位德国女子所生的私生子。她"可能是"德共党员，后离开巴黎返回德国。
"周恩来在东德有子孙"的新闻，启发了当时西德《明星》周刊记者海德曼，他以极大的兴趣和耐心，深入"铁幕"采访，在东德汉德海根见到了周恩来当年的情人及其儿子的遗孀，后来又在芝远见到了周恩来的孙子。据海德曼报导，周的情人叫史蒂芬，曾为哥廷根的奥本曼旅店的女仆，一九二三年周恩来寓居该店期间与之相识，昵称她为格德尔，两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史蒂芬头发深棕色，体态略胖，不久为周生下一子，取名库诺（古诺）。生下孩子十二天后，她被旅店老板解雇，回乡下父母家去了，从此与周断绝音讯。库诺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妻子改嫁，留下一个孙子威佛利（即古诺•韦尔来德•周），一九五四年海德曼去汉德海根采访他才是个十来岁的小男孩。
文化大革命前夕，《明星》周刊记者再访东德，威佛利已长大成人，在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结了婚，已有两个女儿（不是儿子）。他为自己是周恩来的后代深感荣耀，得意地告诉记者："我的祖父举世闻名"。还说工厂的同事都知道这件事。（金钟编《周恩来批判》第183页）
影响周恩来一生的女人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的旧制和传统势力仍十分强大，但要求革新、向往新生活、敢于蔑视陈腐观念的青年人已在逐渐形成自己的道德规范，其中不少是过激的、或叫矫枉过正的。在男女关系方面，追求自由恋爱，不顾及环境和背景地大胆结合，乃至喜新厌旧，更是一种时尚。前面说到的国共两党领袖人物们诸多负载的情爱史，婚姻史，也是这一时尚造成的结果。相较之下，"与德国姑娘"未婚同居并不是一件太见不得人的事。何况社会风气演绎至今，很少还会有人去苟责婚前同居这一类事了。当然，如果出于塑造一位道德圣人的需要，自又另当别论。
无论如何，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合之后，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原始"的婚姻记录，这好似无可争辩的事实。
一般认为，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一定是他的妻子，尤其是他只有一个妻子的话。但另一个女人，很难说不比妻子更为重要，那就是他的母亲。周恩来有两位母亲，一位是他的生母；另一位是嗣母，都对童年的周恩来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如果排除遗传因素的考虑，嗣母的影响似乎更大。
生母姓高，小名冬儿，因排行十二，又称十二姑。周恩来是他的长子，应该是看得很重的。在他不满一岁时，叔父周贻淦病危，父母便将恩来过继给尚无子嗣的叔婶，以为安抚和寄托。两个月后，叔父去世，嗣母（婶）陈氏独自带着恩来生活。周家是祖父传下来的一个大宅院，父辈四兄弟住在一起，恩来的生父是老二（按大家庭排是第七），嗣父是老死（按大家庭排是第十一）。所以实际上，周恩来童年仍和亲生父母及弟弟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只是由陈氏来教养。而他比两个弟弟，也多得到一份母性的关爱。他称陈氏为"娘"，称万氏为"干妈"。
陈氏出身于一个贫寒的读书人家，二十二岁守寡。她把全部的感情和心血全部倾注在恩来身上，为他请了一位乳妈蒋江氏，一起住在西院的两间屋子里。恩来四岁，嗣母边教他识字；五岁，送他进了私塾。直到她去世，恩来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她。四十年后他回顾说："直到今天，我还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来的。"但他同时也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份。"他认为，母教的过份仁慈和礼让，也对他的性格形成有影响。
六岁那年，周恩来随同父亲、母亲、嗣母和弟弟，一起搬到清河县清江浦居住。他的外祖父在清河做了三十年知县，家庭人口众多。周恩来在外祖父家的私塾里读书，经常亲眼目睹母亲被请去调解家庭纠纷，这使他从小学会了许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中介调解复杂矛盾的耐心和方法。这种能力，在日后的国共两党及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意淫大师与公众情人
九岁那年，即一九零七年，生母去世以后，嗣母又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他对嗣母感情尤深，曾写过一篇《念娘文》，未能保存下来。抗战胜利时在重庆的文化界人士都记得，周恩来对记者含泪说过一段非常感性的话："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是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亲恩未报！"一言既出，闻者动容，始信共产党人也重亲情伦理，而非六亲不认的怪物。
相比之下，父亲周劭纲为人老实、胆小，谋生能力较差，收入很少，经常债台高筑。万氏与陈氏去世之后，还不如周恩来的伯父。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虽然是一个强大的夫权和父权的社会，但好几位改变二十世纪历史进程的国共领袖人物，对母亲的感情和受母亲的影响都远远大于父亲。孙中山十二岁侍母一起到檀香山，在那里接受了五年的西方教育，从少年成长为青年，开始革命思想的萌芽。蒋介石少年丧父，和弟弟与本来感情就很深的母亲相依为命，慈母情结难解，以至于其母赶紧替三岁的他找了一个大五岁的媳妇毛福梅。新婚初夜蒋介石不肖与毛氏同房，竟在母亲的床上赖了一夜。毛泽东也十分眷恋他的母亲，而把父亲划为暴力和专制的统治者。邓小平的父亲长年远避重庆，家政由母亲淡氏主持支撑，邓小平十六岁赴法国勤工俭学，淡氏思子心切，不几年郁郁而终。中共建政后，他将比自己只大几岁的继母接来同住奉养，至死不渝。就是连子承父业的蒋经国，对母亲毛氏的感情之深，也远远超过一手将他培养成自己接班人的父亲蒋介石。
不同的是，周恩来的两位母亲去世太早，它们在他心目中留存的形像也就更完美，和更令他怀念。长大成人后，这种意识深处的怀念，转换成对女性的有距离的鉴赏，而非一定是身体的占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意淫"。我不认为，每种类似的条件都会这样转换，因为意淫是要具备相当条件的，而且还要需要相当的个人修养。《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是一类意淫典型，周恩来是另一类意淫典型。他们的意淫的形式和方式，有很大的差别，但有一点相同，即"公众情人"式的生活环境。贾宝玉是大观园里众多年轻女性的梦中情人；周恩来是广大中国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梦中情人。
政治明星地位终身不坠
周恩来的"明星期"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否则他不会为南开的校董严修、著名律师刘崇佑看中，有意招他为婿。赴欧前，作为学生运动领袖，他和直吏第一女师的女学生交往频密，深受她们的喜爱。事实上，她们中的张若名和邓颖超先后成了他的恋人和妻子。周恩来一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就注定是一个引起各方注目的明星级人物。旅欧归来不久，才二十多岁即当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领中将衔。国共关系破裂后发动南昌暴动，旋即进入中共领导核心，长期主持中央工作。红军长征时，他是名义上的最高军事指挥者，主持召开奠定遵义会议，直到陕北才将军委主席的位子交给毛泽东。西安事变爆发，他出面充当调停人，接着又参加和谈，达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期间常驻武汉、重庆，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同时发出巨大的影响力。抗战胜利后，他仍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其言谈举止直扣关注中国内战是否会爆发的民众心弦。至于中共建政后，他在国务活动中暴光程度就更不用说了，给人的感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没有刘少奇、没有朱德、没有彭德怀、林彪、陈毅，甚至没有邓小平，没有除毛泽东以外的那一大帮"无产阶级革命家"惟独不能没有了周恩来。这样，才会在他去世时徒然产生不可弥补的空缺感和失落感，从而爆发天安门事件。
这里不是概述他的历史功绩，只是想说明他的政治明星地位，一直持续不落。乃至持续到他死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这便满足了公众情人首先得具备的重要条件，──高暴光率、影响力和声望。
第二个重要条件是风采。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风采，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汪精卫，等等，他们的风采有时还很迷人，但都不是周恩来的那种公众情人式的风采，更不能维持像他那样长的时间。青年时英姿勃勃，中年时成熟洒脱，老年时优雅从容，加上无论什么时候他都表现出耐心、诚恳、机智、爽朗、风趣、圣忍、谦和、平易近人，使他很轻松地就能赢得异性的信任和好感。
日本女性心中的偶像
第三是对异性特别宽容和体贴。他的秘书杨纯回忆，他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十分严格，但"对我们女同志比较客气，对男同志可是真厉害呀！"这种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男女有别"的态度，是周恩来对异性格外尊重的证明。因为身边的人员与他朝夕相处，都是精挑细选、久经考验的"自己人"，最用不着遮掩真性情。周恩来的外交手腕向为世所称道，而他对女宾的过份殷勤尤其令人感动。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来中国演出，晚上天气转冷，他就惦记着给她送去大衣御寒。日本一个乒乓球女运动员不生孩子，他也对她表示十分的关心（HTH《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第63页）。俄罗斯的寒冷显然不是北京可以比拟的，乌兰诺娃应该是无须由中国的总理来惦记着她是否有大衣的。周恩来此举尚合乎情理，而日本女运动员能不能生孩子，实在不属于由他当众关心的问题。
这位女运动员，就是曾为世界冠军的松崎君代。她在得知周去世后，发表《惠受周恩来总理的厚爱》一文，回忆一九六三年四月在布拉格二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结束后，由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转来周恩来的贺电："祝贺日本女子乒乓球队囊括各项冠军和松崎选手夺得女子单打冠军"。一个大国总理，向另一个无邦交国的女子球队和女队员发贺电，不知是否还有第二例。一九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