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无眠: 《真假毛泽东》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赵无眠

他的丰功伟绩，他的罪恶过失，他的雄才大略，他的权谋手腕，他被广为传诵、引用及不断「应验」的名句，他的集帝王至尊与造反英雄于一身的矛盾组合，他兼具农民的粗鄙和旧式诗人风流倜傥的气质，他的既豪放开朗又阴鸷诡谲、既亲切平易又唯我独尊、既不拘小节又查微观细、既蔑视传统又固守陋习的多重性格，他那神话般的不断战胜并玩弄敌手于股掌之中的传奇一生，......乃至他的命理与面相，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毕竟，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尤其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及中国民众的影响，不可能再有任何一个人出乎其右。

盖棺难以论定

不仅是中国。西方的记者，史学家，中国通，传记作家，还包括一些政坛显要，也撰写了大量涉及或者专述毛的著作。这个工作其实在毛的生前，甚至远在他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延安时代就开始了。艾格妮斯?史沫特莱和埃德加?斯诺，是曾连一般民众都叫得出名字来的两位美国记者，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其余还有曾为斯诺夫人的尼姆?韦尔斯，及贝特兰、卡尔逊、福尔曼、斯特朗、斯坦因、爱泼斯坦、贝尔登等。他们仅凭着窑洞油灯下的几次长谈，和在边区走马观花的见闻，就热情洋溢匆匆着笔，从而最早把毛泽东介绍到西方，也最早把「西方人对毛的认识」带进了中国。毛泽东死后，外国人对毛的盖棺论定，似乎比中国人更来得迫切和积极。各种版本的毛泽东传记，有关毛泽东的野史、轶闻、评述、文献、专论，多得难以计数。当然被允许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只是其中经过精心选择的极少一部分。

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在经历了从华国锋主政向邓小平时代的过渡，经历了疑毛、非毛、憎毛、厌毛及避毛的一段过程之后，又重拾毛的话题。刚刚走出极端贫乏的物质生活阴影的一般民众，也开始以一种「忘却过去」的宽宏心态来回忆过去，回忆这位主宰了亿万苍生的命运的故君。这种回忆是典型的中国式的。以往的悲惨和痛苦，可以使今天的「小康生活」更获得满足感﹔昔日的荒谬和无常，可以在轻松有趣的谈笑中化作人与人之间的默契﹔过去不平凡的人生遭际，也可以在某些时候拿出来当成「老子先前阔」的资本。

这一切，当然都离不开以往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毛泽东。

毛泽东忽然成了财神

然而由这些话题，到社会上广泛形成的所谓「毛热」，却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之后。在最不愿沾惹政治，一心只顾挣钱的广东，人们忽然发现，许多出租汽车挂上了一方毛泽东的标准小照。司机们说，毛是他们唯一相信的「保护神」和辟邪符。这股风很快带到了北京及其它各地。接着，文革时期的种种文物被大量仿制卷土重来﹕毛的像章、石膏像，「红太阳颂」大联唱及样板戏选段磁带，《毛主席语录》，印有毛像的纪念手表、金币和挂历，......在市场上成了珍奇货或抢手货。有人统计，光是《红太阳》、《太阳颂》、《大救星》、《北斗星》、《颂歌献给毛主席》等音带，就发行了二十多种，总计近千万盒。

被列宁称为「最值得重视的大众艺术形式」的电影界，也一部接一部地推出「毛片」﹕《巍巍昆仑》、《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大决战》、《开天辟地》、《开国大典》、《秋收起义》、《井冈山》、《重庆谈判》、《毛泽东的故事》。它们的观看人次即「卖座率」，几乎都名列当年影片的排行榜。酷似毛泽东，以在银幕上饰演毛出名的特型演员古月，成了最受观众欢迎的明星之一。人们争相与他握手，以他的名字命名饭店，在他出现的文艺晚会上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加之有一次毛的女儿李讷曾情不自禁扑到他怀里喊「爸爸」的传闻，更使他戴上一圈当年的毛的光环，仿佛他真的就是毛泽东的再世，是复活的耶稣。

毛和关于毛的书籍，当然也成了出版界的一大热门。四卷本、合订本及精装本的《毛泽东选集》，文物版的《毛泽东书信手迹》，中央文献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特里尔的译着《毛泽东传》，及《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走向神坛的毛泽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都成了畅销书。其他还有《毛泽东》、《毛泽东的儿女们》、《晚年毛泽东》、《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我眼中的毛泽东》、《掌上千秋》、《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斯大林莫斯科会晤前后》、《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九一五--一九七六毛泽东人际关系交往录》、《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毛泽东生活实录》、《毛泽东轶事》、《毛泽东逸闻录》、《毛泽东尼克松在一九七二》、《领袖泪》、《毛泽东和他的继承者》、《外国人眼中的毛泽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生活中的毛泽东》、《毛泽东家世》、《走近毛泽东》、《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红墙内外》、《梁漱溟与毛泽东》、《青年毛泽东》、《卫士长谈毛泽东》、《毛泽东和诗》、《毛泽东读史》、《毛泽东和这个世界》、《毛泽东怎样读书》、《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毛泽东与故乡》、《庐山会议纪实》、《「乌托邦」祭--一九五九年庐山之夏》、《毛泽东和江青--在陕北》、《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书法大字典》等。

这些出版物，除了小部分属于毛本人的文稿、书信及书法，有些是当事人口述或笔录的回忆，有些则是作家经过采访和查阅文献资料撰写的报告文学。它们都描写和揭示了毛泽东丰富多采的内心世界及政治生活与日常生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为读者提供了窥视和重新认识毛泽东的窗口。走下了神坛的毛泽东

写作数量最多而且在读者中影响最大的，要数传记作家权延赤。他是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的创作员，据他自己的小传称，是「孕于延安，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廿六日生于内蒙赤峰」，暗示他与「革命圣地」的血缘关系。他大量采访了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卫士、医生、护士、保姆、舞伴、专列服务员，写了《走向神坛的毛泽东》、《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红墙内外--毛泽东生活实录》、《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等一系列的小册子。《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以作者跟长期担任毛卫士长的李银桥的问答对话形式，为读者描述了一个「具体鲜明、有血有肉」的毛泽东。他问的问题很带升斗小民的色彩，如「毛泽东一生最怕什么﹖」「你见过毛泽东哭吗﹖」「你见过毛泽东发脾气吗﹖」「毛泽东最喜欢什么﹖最讨厌什么﹖」「毛泽东喜欢听大家喊万岁吗﹖」「毛泽东很土吗﹖」「毛泽东讲究吃吗﹖」「常使毛泽东发愁的是什么﹖」「毛泽东与江青的感情生活怎样﹖」「毛泽东打过孩子吗﹖」「毛泽东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于是毛泽东「走下了神坛」，来到了那些曾深深地迷信过、敬爱过、畏惧过、猜测过和憎恨过他的子民们中间。他活了。他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引起人极大的兴趣。正如民众所要晓得的，这位以前的神和现在的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一样食人间烟火。他也会哭，也会像常人一样发脾气摔东西，也会任性、闹意气和错怪别人，也有要拉屎拉不出想睡觉谁不着的时候，也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也有扯不清的家庭矛盾，也会愁肠百结、孤独难耐，也会兴高采烈、得意忘形、手舞足蹈，甚至也会搞点小恶作剧，自嘲和拿身边的人打趣。一些细节尤其生动，在人们的心中挥之不去，--毛泽东听到长子毛岸英死于朝鲜战场的噩耗，愣在沙发上，两次都没能从烟盒中抽出一根烟来，沉默很久才发出一声叹息﹕「唉，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湖南老家来了一位农村老太太，向他反映村里的事情，毛泽东亲自搀扶她上台阶，下台阶，搀扶她坐搀扶她起，像孝子一样嘱咐﹕「慢点，慢点，老人家慢慢走。」他看京剧《白蛇传》，被残暴的法海所激怒，竟不顾身在剧场拍案而起，腰身肥大的裤子当众落下。还有，毛泽东睡的是硬木板床，床一侧堆满了书﹔穿的是补丁打补丁的衣裤袜子，和旧得不能再旧的皮鞋......。

一碗红烧肉

最脍炙人口的还是毛泽东吃红烧肉的故事。毛泽东不喜欢山珍海味，只爱粗茶淡饭，爱吃辣椒，最奢侈的一道菜居然是红烧肉，而且还「要肥的」。他认为肥肉吃了「可以补脑子」，每次指挥打完一个战役，或是写了几篇重要文章，一连数晚没合眼，就要求卫士给他弄一碗红烧肉，「补补脑子」。他曾对卫士说﹕「你只要隔三天给我吃一顿红烧肉，我肯定能打败蒋介石﹗」

一碗红烧肉﹗一个「改变中国与世界」的人，一个「打败蒋介石」的人，一个讲话「一句顶一万句」的人，一个承受无数人山呼万岁和崇拜的人，一个主宰苍茫大地的沉浮和亿万苍生灵魂的人，只要求吃一碗红烧肉﹗

人们的纠缠了几十年的心结，本是很难一下子打开的，却在这些平凡实在而又生动的故事和细节面前渐渐地化解。对照如今的那些共产党的贪官污吏，腐败奢侈，一掷千金，谋私利，搞特权，拉关系，走后门，更有「六四」开坦克进城对学生运动的公开镇压，民众的怀旧之情油然而生。毛泽东说过﹕「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一句话，给多少人的心灵，尤其是自称为「天安门的孩子」的学运领袖们带来了安慰和希望﹗这是一个需要英雄而产生不了英雄，需要领袖而失去了领袖的时代。于是，现成的「人民领袖」毛泽东被迎回了人间，更重要的，被迎回到人们的心里。

在许多地方，毛泽东取代了关公，取代了尉迟恭和秦叔宝，取代了赵公元帅、土地雷公甚至观音菩萨。他的像贴在桥头宅前辟邪，贴在门上当门神，供在神龛上跟祖宗同位。他可以驱鬼压邪，保佑平安，可以招财进宝，求生贵子。有的乡镇还专门盖起了「毛泽东庙」，供人们烧香请愿，顶礼膜拜。

那些打扫历史的旮旯时，不知被冷落到哪个角落去了的一些人物，也都翻了出来，一齐来为我们再造一个似乎更真实可信的「神坛上」的毛泽东。张玉凤便是其中之一。她的故事含蓄地，点到即止地登载在畅销杂志上。她是一个文化程度很低，姿色中等的列车服务员，为毛服务，一直侍候到成了他的贴身机要秘书。毛死后，她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受尽了世态炎凉，尝够了看人的势利眼、被人戳着脊背议论不休的滋味，没想到也还有再次风光的时候。坐落于北京闹市的「毛家菜馆」举行隆重的开张典礼，把张玉凤请去剪彩。她是这家菜馆的股东之一，又担任董事长，--她到底是毛家的什么人，管家、家仆、还是家属﹖--不用说这家菜馆的当家好菜，必定是红烧肉。

「毛泽东热」也热到了海外﹙包括台港澳﹚的华人当中，各出版公司出版的毛书，差不多也可以用「一窝蜂」来形容。大部分是「拿来主义」，将大陆的出版物稍稍改头换面，换个书名，改成竖排和繁体。手脚多一点的也不过是重新编排一下，把一些大陆语言改成海外通用的词语而已。如「抗美援朝」改成「韩战」，「淮海战役」改成「徐蚌会战」。另一部分则出自海外作家之手，多对毛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种批判和否定的前提都是不容置疑的，将毛泽东既定为「人民公敌」、「暴君」，令人回想起毛时代戴在蒋介石头上的几顶桂冠。京夫子要写出毛泽东的人性

一九九○年底，大陆流亡作家京夫子出版了《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他的创意，是以毛生命中的女人为经线，把毛一生经历的政治斗争，尤其是共产党掌握政权后的党内斗争贯穿起来，试图写出一个被笼罩在沉重的政治帷幕背后的毛泽东。序言的第一句，京夫子便开宗明义﹕「研究中国当代历史，一个重要课题，应研究毛泽东。研究毛泽东，首先又要打破毛泽东迷信，把[魔]还原为[人]，或者说，把[神]还原为[人]。透过[人]的毛泽东，更能客观地看到当代中国历史饶有兴味的真实一面。」而写「人」，自然不能不写他的情欲和性史。「西人弗洛伊德有言﹕性乃人的基本出发点，我国老前辈孟夫子亦有教诲﹕食色性也。」

基于「还原为人」这一「出发点」，京夫子在描绘毛的私生活，包括性生活上下了不少的工夫。有些地方甚至写得纤毛毕露。他认为，这些「虽多属海内外尚未有所闻所传者，但绝不流俗」。「因为这样来讨论毛泽东，决无贬低其地位、价值之意，亦不会有损他多姿多彩、玩世不恭的一生。」

这样一种的角度和写法，使这本书一跃而为当年海外最畅销华文书的榜首，并引起了读者关于毛泽东私生活的极大的兴趣。第一，毛泽东一生真有那么多的女人么﹖第二，毛泽东跟那些女人们之间真的到了那样一种地步么﹖第三，他和他的女人的关系在党内的权力斗争中真有那么重要么﹖

据书中统计，跟毛泽东有着超越「同志关系」的女人，「实在多于过江之鲫」。其中的名女人即有十几位之众。其中与毛相从最久、影响最深的是四位﹕杨开慧、贺子珍、江青、张玉凤。除了这四位，还有几位值得一叙的「名女子」是，长沙一师才女陶斯咏，话剧演员吴广惠，华侨美女冯凤鸣，周恩来的干女儿孙维世，电影明星上官云珠，杂技之花夏菊丽。而这本书的女主人公不是杨开慧，不是贺子贞，也不是江青，而是那位自一九五八年夏季起即工作、生活在毛身边，从毛氏的生活护士而生活秘书，从生活秘书而政治秘书，最后晋升为中共政治局机要秘书的「神秘女郎」张玉凤﹙书中作「张毓凤」﹚。

独家材料和小道消息

因为牵涉到「名女人」，她们跟毛泽东的关系真实与否，自然就成了读者关注的焦点。人们首先要问，作者是从哪里了解到这些详情的﹖是亲眼所见，还是听来的﹖如果是听来的，他是听知情者亲口所言，还是道听途说﹖

京夫子显然不是亲眼所见，一开始他就声明，「笔者唯一需要保留，是尽量避免提及有关的材料来源，以策众多朋辈的家室安宁。」可见他的材料，是从「众多朋辈」那里得来的。我们不仿想象一下，这些朋辈可能是些什么人。一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二是与毛泽东有过「超越同志关系」的女人们，三是能接触到毛私生活的书面材料的人，四是上述这些人的亲友。

我不怀疑京夫子为写作这本书，而尽可能详尽地搜集材料所花费的心力。他本是一位著名小说家，以其广泛的社会交往及在文坛的资望，从众多的朋辈那里得到有一定根据的材料，也应该不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如作者果能从私生活，包括性生活上打开研究作为「人」的毛泽东的缺口，也不失为一条独辟蹊径的好法子。但这本书除了获得广泛的销路，并没有受到广泛的好评。

原因还是他的写法。书中涉及的党内政治斗争，所用史料来源多为正道，即都能见诸公开的出版物和共产党的文件﹔而私生活的材料来源，又是前面说的「众多朋辈」，也就是我们惯称的「小道」。

中国的「小道消息」往往都不是空穴来风，因而一般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何况作者的「小道」，可能更是「曲径通幽」，参考价值更大。然而作者将这两种材料揉合在一起的时候，加了不少他自己以为可以来迎合读者的低俗小说的「细节」描写，使它原本可能具有的参考价值，大大地打了折扣。作为一位本来并不低俗的小说家，他忘了，细节是不好随便编造的。

许多读者，连那些曾听到过不少关于毛泽东私生活传闻，并大致相信这些传闻的人，也觉得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是连猜带估、胡编乱造的，甚至不客气地把它列为「不正经」的书。将书的严肃内容一带而过，仅依其中几笔「不正经」的写法而为之定性，实在是作者的悲哀。他本可以把材料处理得好一些，既引人入胜，又保留了材料本身的价值，为史家所看重和藉重。

不管怎样，京夫子的这本书，毕竟把「毛泽东私生活」的话题，从民间的私下流传公开上了书架。后面我们还将专章讨论这本书，看看它提供的「独家材料」。

我总觉得，它即使不是使一位真正了解毛私生活的作者立意写作另一本书的动因，至少也是一针效果强烈的催产剂。*李志绥比「小说家言」要真实

四年以后，也就是一九九四年，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了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跟所有预料中的畅销书一样，尚未正式登台，锣鼓已响了好一阵了。海外的新闻媒体，对回忆录的作者、背景、价值及可能产生的轰动效应，作了充分的报导和预测，并先于读者，再度「炒热」毛话题。

李志绥曾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从「解放」，亦即中共建政初期，直至一九七六年毛去世，长达二十多年。这一时期，几乎涵盖了整个毛泽东时代﹕反右，合作化，大跃进，反帝反修，文化大革命，也是毛一生中最具有神秘色彩、从盛年走向衰亡的一段岁月。

李志绥的回忆录，详细地写出了他眼中的毛泽东，他曾与之相随、相伴、相谈，为之保健、医疗和抢救的毛泽东。毛泽东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待人处世，生活习惯，思想学养，内心情感，性格风采，家庭关系，乃至生理特征和个人隐私，都在他笔下被栩栩如生地描写出来。

这是所有讨论毛泽东的书中，第一本由最接近和最熟知晚年毛泽东生活的人撰写的著作。李志绥出生于北京，祖父做过清朝皇帝的御医，父亲曾留法勤工俭学，后成为国民党的高官。李志绥十六岁受洗为基督徒，在抗战结束的前一年毕业于四川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曾任职南京中央医院，一九四八年底赴澳大利亚悉尼，担任海上的船医，一九四九年六月，应中共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之邀从香港回到北京，在香山「劳动大学」﹙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代号﹚门诊部工作，一九五○年秋季进入中南海门诊部，一九五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四年四月获毛泽东接见，专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并在毛健康恶化病危之际任医疗组组长。

毛死后，李志绥曾下放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九七九年回北京复职三○五医院院长，年底退休，一九八八年八月与妻子同赴美国芝加哥与儿媳团聚。他的回忆录，就是旅居美国以后，花了三年时间在芝加哥的寓所里完成的。

李志绥一生的经历，无疑是极为特殊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他的多幅与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合影，更为他在毛话题上发言的可靠性和权威性提供了有力的左证。他的保健医生的职业，也颇为方便和不可避免地接触和了解到毛的大量隐私，包括毛的病理状况、性能力、性心理、性观念和性习惯。这绝非藉助来源于别人的材料，进行想象发挥的「小说家言」可以相比。绝大部分读者的判断是，它是真实的。

回忆录的价格与价值

新闻媒体关注的此书的焦点，是毛泽东的私生活﹔而焦点的焦点，则是毛泽东的性生活。似乎只有在「私」和「性」上面做足文章，才能引起读者的最大兴趣，尽可能的产生轰动效应。这方面，中国读者和西方读者都一样。同样一本书，中文本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英文本却是《毛泽东的私生活》﹙美国蓝登书屋﹚。英国BBC制作毛泽东的专题节目，也由于李志绥出面介绍「毛的性生活」，而导致李书在公众的心目中，仅仅是一本揭发著名政治人物隐私的闲书。这类书即使在主张言论自由的西方，也一般都会被认为没有多大的史学价值。它所能获得的最大的成功，只是畅销。

联想到英国王妃黛安娜的前马术教练出版未久的一本书﹕《恋爱中的黛安娜》，揭发其主子与自己偷情的一段故事，读者更容易对李书预先持一种怀疑乃至鄙夷的态度。黛安娜的前情人为了获利，就将这位多数英国民众心中的偶像的隐私和盘托出，结果被舆论斥为卑鄙恶劣的叛卖行为，人人喊打，只得赶紧携了几百万元版税逃往国外隐居。李志绥的回忆录，是否也有「奴才为谋利而出卖恩主」之嫌呢﹖据说，在书稿完成之前，李志绥曾向某些机构，如普林斯顿大学，申请过写作资助，但遭到拒绝。主要就是因为「言明了要写性生活」。初稿完成后，一家台湾出版公司仅肯出价三、五千美元买他的的版权。而BBC付给他出镜的报酬，也只有五百美元。--这些「据说」，似乎可以用来凸现「出卖前主人性生活逸闻」，是多么的不得人心，多么的遭人鄙夷，同时也是多么的没有价值。问题是，「价格」与「价值」不是一回事，不得人心、遭人鄙夷的《恋爱中的黛安娜》，不是也卖了几百万的版税吗﹖用五百美元，或三、五千美元，或拒绝资助，来为李书作价值判断，显然并不恰当。反过来，难道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写作资助的申请，或那家台湾出版公司一开价就是三五百万美元，或BBC给他的报酬上了六位数，李志绥的回忆录便崇高起来，有价值起来了吗﹖是否又可以指责为「受帝国主义分子的高价收买」呢﹖

我以为，即使没写「性生活」，或者即使写了「性生活」，李志绥的书都当然是极有阅读价值的。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二十二年之久，或依另一些人说的，工作了十八年之久﹔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对人类的影响和研究价值，也远非一个英国的王妃所能比拟。跟随这样一个人物这么多年，一定有许多独特的见闻和感受，让人饶有兴趣。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只要基本上秉持一种中肯、严肃的态度，它就会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至于写没写「性生活」，为了一个什么目的，为还原于真实还是为了钱去写「性生活」，他到底写了多少，而且怎样写的「性生活」，其实倒还真是其次。

正面和负面的批评

事实上，李志绥的回忆录出版后所造成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一本「写性生活的书」可以达到的，也绝不是一本写名人或写伟人的「性生活」的书可以达到的。海外的华人文化界首先反响热烈，大量正面赞扬的书评和报导不绝于各报纸杂志，与《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发行后书评界的冷淡形成鲜明对照。一般认为，李志绥的写作态度是严肃和中肯的，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见证，改写了「毛学」新面目。极端者更把李志绥称为「当代第一史家」﹙王若望﹕《北京之春》总廿二期﹚。

读者群和影响面的不断扩大，负面批评也随之而来。以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为首的一百三十五人签名公开信《辱华反共的丑恶表演》，从李志绥的个人身份和人格，到此书的目的及出版过程都进行了否定。一些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也出面「证伪」，认为李志绥其人其书都是骗人的。毛泽东的秘书林克，保健医生徐涛，护士长吴旭君，合撰《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一书，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由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以相当的篇幅批驳李志绥，还有一部分篇幅用以温馨地回忆毛泽东。

当然，这些批判遭到了声势更为浩大的反击。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正面评价，都是基于「非毛」的立场﹔几乎所有的负面批评，也都基于「护毛」的立场。两种立场截然相反，不共戴天。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三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出版后不到四个月，已着手撰写第二本书《中南海回想录》的李志绥猝逝于他在美国的寓所。他不可能听到那些点著名批驳他、攻击他，声称要找他「对质」的人的声音了。他的对手在把他的人品着实糟贱了一番，包括揭发他「与儿媳共浴」，「在公园非礼同事的妻子被捉」等等丑闻之后，带着明显的幸灾乐祸说，你活着的时候，不正是用同样的手法对待已经死去的毛泽东么﹖

李志绥的死因，也一度成为人们的话题。美国警方的报告是因心肌梗塞自然死亡，他的次子李二重却怀疑，其父死于谋杀。一是死亡现场洗手间里，一卷厕纸的卷筒中轴被抽出来，拉成一条类似绳索的长条﹔二是牙膏、牙刷被扔进了马桶，似乎是谋杀者以此种方式泄恨，表示李「臭不可闻」﹔三是法医推测的死亡时间是下午四点，而下午三点李二重出门上班时李志绥还好好的。﹙关于李志绥的死因，我们将在第四章讨论﹚

除了「谋杀说」，还普遍流传一种「报应说」。李志绥写了毛泽东，得罪了毛的在天之灵，结果将他召去问罪。许多即使从理念上反毛的人，也有这样的疑惧。毛生前的神通广大，他的至高无上，他的几乎无处不在的耳目与代理人，已经将他的「万能」深植人心。那么多享有资历名望、本领高强、影响深远、势力雄厚的人物，都被他干净利落地收拾掉，或心甘情愿俯首称臣，何况一个流落异乡的旧仆呢﹖

「报应说」与职业道德

「报应说」并非全出自迷信心理。读者对于这类揭露内幕的书，态度向来矛盾﹕既想看名人、伟人的丑闻和笑话，又恶其揭发者将旧主隐私卖钱的作为。李志绥作为一名医生，将病人的病历、生理特征公诸于世，是否违背了起码的职业道德﹖关于这一点，李志绥的长子李重曾回答记者说，毛泽东作为一位领袖人物，他的病史和隐私已经不属于他个人，人民有权知道这一切。这种解释固然不错，即如西方民主国家，公众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的许多隐私，就成为媒体及民众关注的焦点。人民充分享有知的权利。问题是，这里所说的「隐私」，有没有一个界限﹖具体而言，毛泽东「右侧的睪丸没有降到阴囊，也不在腹股沟，所以是隐睪」，「毛的前列腺不大，柔软」，「他有包茎，包皮很不容易翻上去」，--这一切，与中国的政治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有什么关系﹖难道他的包皮容易翻上去，中国历史就会有别的一种写法吗﹖

我们可以看看最近发生的一个相近的例子﹕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去世不久，他的医生居布雷也推出一本回忆录《大秘密》，大揭密特朗的「神秘面纱」。其实他揭的不是上面的「面纱」，而是下面的「遮羞布」﹕他告诉读者密特朗罹患摄护腺癌的大秘密。居布雷理直气壮，他在书中批评密特朗对人民隐瞒病情十余载，无异于是让法国人度过了一个「谎言年代」。密特朗在一九八一年第一次当选法国总统后不久，就知道自己得了癌。在他任总统的最后几个月里，已经是个无视事能力的人。居布雷说，他将病人的病历公开的确违背了医生必须为病人守密的誓言，但密特朗生前曾对他说过﹕「我生病的经过有朝一日一定要公诸于世」﹔密特朗还曾向选民保证﹕一定如实将自己的病情及身体状况公布于众。所以居布雷问心无愧。这桩公案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究竟是总统还是总统的医生应受到谴责，经过一翻唇枪舌剑的论战，似乎后者占了下风。法官裁决，居布雷的书不得继续在市面销售与再版。国会也有人认为，医生不能信守﹙为病人保密的﹚誓言，简直是一大丑闻。

毛泽东的可悲，在于没有法官为他作出有利的裁决。中国大陆官方对此基本保持沉默，不置可否，想必是不愿屎不臭挑起臭﹔海外媒体，多属于非毛阵营，自然大加赞赏。一些积极从事民运的人士，更从道德上充分表明支持和赞佩李志绥的立场﹕毛泽东作为一位如此荒淫无道、犯下滔天罪行的已故暴君，从来习惯于黑箱作业、铁幕政治，绝无再享有「隐私权」之理。有人还诘问﹕毛泽东享有神的权力，却只要负起人的责任，岂不是已经太便宜他了﹖

然而无论是谁，都只能担负起人的责任，--即使你享有过神的权力，即使你犯下过鬼的罪行，但因为你是人，于是最终还得将你放在人的位置上，进行道德的、法律的以及历史的公正审判。否则，我们还谈什么「天赋人权」呢﹖道理很简单，用独裁者的方式对付独裁者，必然是新的独裁者。

李志绥毕竟只是毛泽东的一名保健医生，他的医术及医德即便有可议和可责之处，对于今天我们谈论的历史而言，已经无关重要。他写回忆录，究竟违背了哪些和违背了多少做人的道德，应该受到怎样的谴责和应该怎样为之辩护，实在是他个人的事，他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值得我们展开讨论和注意的，不是他这个人，而他讲述的这个人﹔不是他行笔过程的道德善恶，而是他陈述内容的信疑真伪。不管怎么样，李志绥写出了一个不同于旁人所说的毛泽东。

第二章:毛泽东到底有多少女人﹖

京夫子，《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的作者，是一位大陆著名小说家，曾多次出国访问。一九八七年赴香港参加一次文学讨论会，径自一去不归，悄然定居加拿大。《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是他「自我流放」后发表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一九九○年十二月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有人称这本书由「匿名作家」所撰，其实不对。「京夫子」不是匿名，而是笔名。一个作家可以有很多笔名，这是他的个人自由。鲁迅用过的笔名就多达一百余个，以本名「周树人」发表的文章却少之又少，不能说鲁迅是一个「匿名作家」。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历数毛泽东一生中的女人，包括跟他结过婚，恋过爱，长期同居过，或虽然同居时间不长却颇有名气的女子。当然，那些仅跟他一夕风流、数夕云雨的无名女子，因为人数众多不胜枚举，就只能被当做毛泽东的生活激流中可以忽略不计、「稍纵即逝的浪花」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作者列举的这些女人。

京夫子把罗氏变成李氏

毛泽东一生结过四次婚。他的第一次婚姻是在十四岁，即一九○八年，娶长他六岁的李氏为妻。以当时毛家的经济条件和在当地的社会等级，她「肯定是位面目姣好、命相主子、颇为性感的乡村小妇人。」在长达十二年的火一样的青春岁月里，李氏又不是妖魔鬼怪，小夫妻间能无床笫之事﹖加上毛从小喜读杂书，终生性欲极盛，又出自对其「暴君」式父亲的仇恨，于是会在「青春妙可」的李氏身上寻找发泄。

而韶山冲老一辈的男人们中间，在一九四九年前有传闻，毛的父亲毛顺生与儿媳之间发生过乱伦关系，俗称「扒灰」，被在长沙上学的毛泽东回家时发现过，从而使他记恨终生。不过作者也明言闹不清楚，李氏这位包办婚姻的不幸的牺牲者，是何年月起被毛泽东休弃，何年月离开毛氏家族，离开这个世界的。但他却为毛氏的「小夫妻间」，算出了「长达十二年的火一样的青春」。

事实上，毛泽东的第一个妻子不姓李而是姓罗。毛氏族谱中，罗氏列为毛泽东的「原配」，杨氏﹙开慧﹚列为「继配」，贺氏﹙子珍﹚列为「再娶」。由此可见，罗氏在毛家的长媳地位是十分牢固的，不因婚姻的不幸而遭休弃。罗氏家住湘潭县杨林乡，家境富裕，与毛家是世交又是亲戚。罗氏的祖母毛氏，是毛泽东的姑祖母，即毛泽东的祖父毛翼飞的姊妹。

毛罗联姻，是亲上加亲，双方家长都极为满意和重视。一九○七年﹙而不是一九○八年﹚，毛泽东与罗氏按传统方式完婚。罗氏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即公元一八八九年十月廿日，比毛泽东大四岁零两个月。她嫁到毛家的第三年，才廿一岁便离开了人世。这是一九一○年春天的事，而直到这一年的秋天，毛泽东才第一次离家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到长沙求学，是一九一三年的春天，年满二十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第二年合并于第一师范﹚。此时罗氏已去世三年，既不可能成为毛泽东的「发泄」对象，更无从演成被从长沙回家的毛泽东所发现的「乱伦」悲剧。

作者为毛泽东列举的第一个女人，就没有说对。连这位明媒正娶的结发妻子的来历、姓氏、年纪、生卒时日都没搞清楚，居然还大胆杜撰一出「公公扒灰」的闹剧。

李志绥记载，一九六二年在上海，毛泽东曾把一位白发老妇找来见他。据说，这才是毛五十年前在韶山老家「第一次发生关系的女人」。当年这年轻女孩仅十二岁，如今白发苍苍。毛颇为伤感，给了她两千元叫她回家，说﹕「怎么变了这么多。」对这「第一位女人」，李志绥没有作过多的渲染，只说毛泽东对他的第一次性经验「津津乐道，回味无穷」。当然，这已经十分传情和逼真。

以中国当时的农村状况来说，非婚男女间和少男少女间的情事并不奇怪，甚至很普遍。倒是迫于家庭压力，由父母包办的婚姻，反而难以一下碰出什么「火花」。以毛泽东极强的反抗性格，他与罗氏之间的「清白关系」应是可信的。陶斯咏与「三角恋爱」

京夫子数到的第二位女性，是在毛泽东一、二任妻子，即罗氏与杨开慧之间的陶斯咏小姐。据称是毛泽东的第一个恋人。陶斯咏与向警予、任培道，同为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的三位杰出的女弟子。杨昌济还有三位杰出的男弟子，那就是毛泽东、蔡和森、萧瑜。陶斯咏于一九一四年参加了毛、萧等人创办的学生组织「新民学会」，大约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前后，毛泽东与陶斯咏在长沙共同开办了一间「文化书店」，进行革命活动，「两人深深堕入了爱河中」。于是「两情相悦，心心复心心，结爱务在深，还能不蜂狂蝶乱，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慕仙的﹖」

陶斯咏想必是确有其人的。但她与毛泽东是否有过「蜂狂蝶乱」，就不得而知了。作者只好以「还能不......的﹖」的问句来进行猜测，串起一堆流行小说的艳俗用语，反倒使人觉得很不可信。接着作者又设想，毛泽东、陶斯咏与杨开慧之间，「极有可能」有过一段三角关系。

这段材料的来源，取自萧瑜的《我与毛泽东行乞记》一书。毛泽东当时是与陶斯咏「深深相爱」。而杨昌济首先相中的女婿也是他萧瑜，不是毛泽东。杨昌济曾托他们一师的同学熊光祖「说媒」，杨开慧本人也有这个意思。但熊告诉杨，萧瑜已经结婚，只好不了了之。但据证实，这其实是萧瑜对杨开慧的一厢情愿。

萧瑜的其它回忆也大有失误。如「新民学会」，发起于一九一七年的秋天，直到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星期天，才在岳麓山下蔡和森家正式成立，她陶斯咏怎么可能在一九一四年就参加了呢﹖至于「文化书社」，发起于一九二○年七月，成立于八月二日，到十月廿二日开第一次议事会，二十五名投资者中，并无「共同开办者」陶斯咏。而杨开慧才是「文化书社」的主要投资者之一，她动员母亲把北京大学同事送给父亲的奠仪费捐出一部分来交给了毛泽东。这一年的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很难想象，这样短的时间和这样一种情境，究竟有多大的空间能容陶斯咏插足，建立「三角关系」。

「挥手从兹去」

毛泽东与他的第二任妻子杨开慧结婚后，为了革命活动，奔走于上海、广州和长沙之间。长沙东郊的清水塘，是他们时间较长的一处住所。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载，婚后五年，杨开慧生下岸英、岸青两个儿子﹔毛泽东则「奸污了同住在一座院子里的中共另一位早期领袖、朋友李立三的妻子」。「大约在第三子岸龙出生前后，毛泽东又有过一次喜新厌旧的移情别恋，杨开慧跟他狠狠地闹过一次家庭矛盾。插足他们家庭生活的第三者为谁﹖又是同住长沙清水塘院内的李立三太太﹖唯毛泽东本人九泉之下有知了。」

这次家庭矛盾的证据，是一九七五年发表在《诗刊》上的一篇毛泽东旧作《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热泪欲零还住，人有病，凄清如许，要似昆仑崩绝壁，更那堪凄然相向，知误会前翻书语。天知否﹖汽笛一声肠已断，又恰似台风扫环宇。

苦情重诉，过眼滔滔云共雾，今朝霜重东门路，从此天涯孤旅，重比翼，眼角眉梢都似恨，算人间知己吾和汝。照横塘半天残月，凭割断愁丝恨缕，和云翥。

这首词作于一九二三年，而毛泽东的第三子岸龙出生在一九二六年。把它用来说明岸龙出生前后的「情变」，真正是「词不达意」。李立三太太﹙李一纯﹚「被强奸案」，材料来源是中共早期领袖之一张国焘的夫人杨子烈的回忆录。

因为太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京夫子也只好在书中一带而过，没有就此线索写成单独一个精彩的章节。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居所，是小吴门外清水塘的一个普通农舍，还兼中共湘区委员会秘密机关所在地，来往人员频密，很难有毛李独处的作案机会。

从毛泽东的早期词作，及后来跟一些亲友的书信言谈中，可以看出毛对杨开慧确有很深的感情。他真正有说服力证据，并且难委其咎的不忠行为，应该是从「落草为寇」的井冈山开始的。

一九二九年九月，毛泽东在湘赣边区的永新，与相识不过两天的贺子珍正式宣告相爱，结为夫妇。而他的前任妻子杨开慧这时正领着三个儿子，在长沙的板仓乡下躲难。

一年以后，杨开慧被捕入狱。她坚持信仰，绝不肯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为当时的省长何键下令处决，年仅廿九岁。

从造反书生变为草寇英雄

我以为，这是毛泽东从一个造反书生，转变为草寇英雄的重要时期。共产党的活动到处遭重挫，被迫转入地下。毛是最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并且看到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中共领袖。无论是谁，思想上经历这样重大的转变，性格和情感一定也会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毛泽东与红军女响马、双枪将贺子珍的结合，应是一例。

毛泽东的帝王思想，也孕育于这一时期。手上有枪，有队伍，这些枪和队伍完全是自己拉起来的，不从属于另一些枪和队伍，而且还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和同样不从属于其它任何政权的「中央苏区」政府，毛泽东担任主席。虽然有后来的被「左」倾路线撤职、反围剿失败、退出中央苏区和损失惨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但他毕竟是真正做过山大王的，体会过所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情境和快感。

丁玲曾被毛泽东封为贵妃？

《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中，引用了著名女作家丁玲的一段话，说明到了延安时代的毛泽东已经「是个帝王思想很重的人」﹕

......他拉住我的手，扳住我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数起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来。他封贺子珍做皇后。「丁玲，你就封个贵妃吧﹗替我执掌文房四宝，海内奏折。但我不用你代批奏折，代拟圣旨......那是慈禧干的事，大清亡在她手里......」接着，他又封了其它的一些红军女性做六院贵妃。再后，他和我数起七十二才人来。可是，瓦窑堡地方太小，又穷又偏僻，原有居民不过两千人，加上中央机关干部，警卫部队，也不过四、五千人，是一个以男人为主体的世界。把瓦窑堡地方上稍有姿色的女性算在一起，也凑不齐七十二才人。还包括了几个没来得及逃跑的财主家的姨太太呢。

他是个很风趣的人。在他最落魄的日子里，也没有忘记做皇帝梦。他扯着我的手说﹕「看来瓦窑堡民生凋敝，脂粉零落，不是个久留之地，......」

丁玲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虽然被划过「右派」，吃了不少苦头，直至晚年仍坚信马克思主义，思想十分「正统」。作者记述的这段话，是一九八二年盛夏，刚从美国访问旅行了半年回来的丁玲，在大连避暑时，亲口对同住在一所疗养院里的一位「爱好文学的中年科学工作者」讲的。据说，「丁玲老人是带着一种批判意识忆及这段甜蜜的往事的。」事后又觉得说漏了嘴，很有些后悔，于是严肃地告诫「中年科学工作者」，这是伟大领袖开的玩笑，不应再传给第三个人听，谁传了谁负责。中年科学工作者「当然答应保密。为免事端，两人相互敬而远之，不再往来。」

既然他已经当面答应保密，不再传给第三个人听，又怎么被京夫子听到，还记录得这样详细呢。我们不妨猜想，所谓「爱好文学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其实就是「爱好科学的中年文学工作者」京夫子本人。以京夫子当时在文坛的名气，与丁玲同住一所避暑胜地的疗养院，并与之作如此深入的、触及人性的攀谈，是完全可能的。相反，如果真是科学工作者，即使是卓有成就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就其只是对文学「爱好」这一水平而言，都不大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事后丁玲觉得「后悔」，也是怕自己「曾被毛泽东封为职掌文房四宝的贵妃」流入文坛，于她的形象不利。如今丁玲已作古多年，才公布这一段轶事，「谁传了谁负责」，--当然是京夫子负责。

与丁玲失之交臂

以毛泽东的个性，跟丁玲开这样的「玩笑」，倒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其时丁玲才三十出头，容貌端丽性格浪漫又善解风情，在投奔延安之前，就已经是饶有名气的女作家。毛泽东跟她同操湖南口音，谈了三天三晚，都是严肃的话题，如「国防文学」和「革命大众文学」的争论呀，鲁迅和「左联」呀等等。之后来一点「意淫」，轻松轻松气氛，也是人之常情。

有人说，丁玲仿效俄国女革命家柯龙黛向列宁推销「一杯水主义」的性观念，也拿这套在当时一些革命女性中颇为时髦的理论向毛泽东献媚，自动荐枕，这才引起毛拉起她的秀手，细数历代帝王三宫六院嫔妃无数。据毛的秘书李锐判断，毛泽东「基于政治因素考量，采取了﹄资产阶级的道德』立场。」﹙沙兹伯里《新皇朝》九二页﹚看来，丁玲跟人讲这段当「贵妃」的故事，绝不仅仅是一次。

毛泽东与丁玲始终都没有「那一手」，最有力的解释就是「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毛不大适应在观念上比较强悍的女人，也不大适应比较有才学的女人。而丁玲当时恐怕没有想到，毛泽东在最落魄的日子里做的「皇帝梦」，居然在后来演成事实。

一九五三年夏天，毛泽东忽念旧情，邀丁玲到中南海划船。叙旧之余，毛随口问﹕「冰之，你工作有什么困难﹖你觉得周扬这个人怎么样﹖」丁玲见主席呼自己的小名，半娇半嗔，趁机告了顶头上司周扬的御状，把历年来对周的不满总结成十大问题，一一汇报。此时的丁玲年近半百，身体发福，发有杂色，加之唠唠叨叨，十分乏味。毛泽东耐心听她数落完，轻松一笑说﹕「你讲周扬有十大缺点，我倒是觉得周扬还有两个优点，他的马列水平还可以。」

其时，早已失宠的江青远在苏联疗养﹙一九五二年秋至一九五三年秋﹚，毛泽东身边虽不乏年轻女子伴舞侍寝，却没有一个能会意交谈的女人。丁玲被单独召见，同毛湖上泛舟，本是一个极难得的机会。她却把握不当，对扳倒政治上的对手操之过急，结果讨了个没趣。一九五五年，在周扬主持下，呈报毛泽东，丁玲以「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首犯被捕。一九五六年获释。一九五七年，毛泽东亲自批准，丁玲被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于是，这位早年投身革命，主动向毛荐枕，被毛戏封为掌墨「贵妃」，自认与毛情谊不浅的女作家，开始了她长达二十多年的流放、监禁、劳改的生涯。

贺子珍要「毙掉那两个骚货」

贺子珍到底没有做成「皇后」。她的皇后位子，最终落到了江青的手里。大多数中国人每念及此，必扼腕叹息。其实这位子是贺子珍自己让出来的，很大一部分程度在于她没有眼光，只看到自己的丈夫才华出众，却不知日后竟会君临天下。她一气跑到了莫斯科，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那就怪不得谁了。贺子珍离开毛泽东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秋天。

这一年的冬天，蓝苹﹙江青﹚才从上海抵达延安，第二年的夏天，她才有机会进入了毛泽东的生活。平心而论，江青这一次不是「篡位」，只是乘虚而入。用时髦词儿说，叫做「把握了历史的契机」。没有江青，一定还会有别的什么人成为「皇后」。比方丁玲，如果她抵达延安的时间晚那么一年多，而不在一九三六年，很可能就不只是一个「玩笑」中的贵妃，而当上名副其实的「正宫娘娘」。那么三十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光辉旗手」，也就非她丁玲莫属，而与江青无缘了。丁玲思想的激进，本来就一点也不输江青的。

贺子珍的脾气暴躁，动不动就要拿枪「毙掉那两个骚货」。「那两个骚货」当然既不是江青也不是丁玲，而是史沫特莱跟吴广惠。史沫特莱是年仅廿五岁的美国女记者，为了采访「中国工农革命的传奇英雄」，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一九三七年春上到延安。「据一位不肯透露姓氏的中共老人于一次闲谈中提及」，史沫特莱跟毛泽东见面，第一次握手，第二次拥抱，第三次亲嘴，......使得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大为惊讶这洋人的礼节。亲亲嘴也就罢了，一亲还「亲上半个时辰」﹙毛一位警卫员偷偷跟自己的老乡说﹚。

吴广惠的事迹，则引自斯诺的前任夫人韦尔斯的一段文字。吴广惠参加过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曾在中华戏剧学校任教，一九三七年初由一个共产党员保送到延安学习。她年轻﹙廿六岁﹚漂亮，教养良好，梳的是三十年代城市女性最时髦的及肩卷曲长发，还涂着唇膏。她被指派为毛泽东与史沫特莱的中英文翻译，跟史沫特莱住一个窑洞。史沫特莱住里间，吴广惠住外间。毛泽东本来的亲嘴对象是史沫特莱，后来却变成吴广惠了。据说是史沫特莱「让贤」，或者说是「割爱」。一天晚上韦尔斯在史和吴的窑洞做客，毛泽东来了，和她们一道吃饭，史和吴以崇敬英雄的眼光看着毛泽东。吴和毛都声称自己喝多了酒，情绪高涨，「吴广惠大胆地把手握着毛氏的手。当晚她不停地这样重复着做。」

三个女人同时出局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留在照片上的吴广惠，实在说不上有多么漂亮。顶多只能算是会作些打扮，又有城市小姐的情调。这就很引男人喜爱，很招同性嫉恨。当时，延安的男女比例是八十比一，女人严重不足。可想每一个女人都有多少男人追求，而毛泽东又已是有妇之夫，连韦尔斯都「并没有想到她和毛氏曾经发生过任何的通奸事件」。但事情终于闹大，一天深夜，贺子珍尾随毛到了吴广惠的窑洞，大力拍门，门开后，见到毛与吴便歇斯底里大闹起来，史沫特莱闻声出来相劝，竟遭贺子珍持手电筒殴打。

这件事以毛泽东下令将她们「驱逐」出延安而告结束。一年以后他告诉斯诺﹕「我下令从延安驱逐了三个女人。」--三个女人，还有谁呢﹖就是贺子珍。

贺子珍起初对吴广惠印象不错，喊她「小吴小吴」的，经常派警卫员送些好吃的给她。问题出在史沫特莱到延安之后，西风东渐，把开放的作派带进了窑洞。以毛泽东的身份，一个美国姑娘，和一个中国的有夫之妇，本不大可能撼动贺子珍的「皇后」地位。不料大闹一场的结果，导致三个人同时出局。

当然出局的方式不一样，虽说都是「驱逐」。史沫特莱的驱逐是礼送，毛泽东告诉她，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但来去千万不要经过苏联，写他的故事也不要在苏联发表，要直接在欧美出版。史依计而行，果然在西方获得轰动。但她利令智昏，于一九四八年秋天去了莫斯科，大发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议论，宣称一旦见到斯大林，将奉劝他「如何如何」，引起斯大林及其克格勃的疑忌，把她当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逮捕。五天后，押赴波兰开释。但她从此遭到全世界共产党机关报的围剿与抵制，直到斯大林去世两年后才解禁。

另一位被驱逐的吴广惠，则没没无闻，不知去向。估计也是「礼送」，或者被「劝退」。她还不是共产党员，劝退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看起来，她当年要是一咬牙，坚持留在了延安，很可能中国历史又会有另外一种写法。

贺子珍的驱逐，更是与她吃醋的对象不同。如一般夫妻间吵架时，「滚，你们都给我滚﹗」之类的气话大概也说过，然而你到底滚不滚，仍是自己拿主意。及至真下决心要「滚给你看看」，毛泽东又会有些不忍。毕竟在一起生活了近十年，生了五个孩子，还有一个将在分手之后诞生﹔毕竟一道出生入死，互相知冷知热。「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据一些回忆录回忆，毛泽东当时还这样慰留贺子珍﹕

「子珍，我这个人不爱流泪，但过去曾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听到穷苦百姓的哭声，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人要离开我，或是牺牲了，我难过流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伤难过，我掉了泪，难道现在你还要让我流泪吗﹖我现在的情况，同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叫你像过去那样，跟我受那么多苦了。」

这段话不可谓不情深意长，听起来和看上去也都不像是后人的刻意编造。然而贺子珍当时的想法，就是要让你毛泽东「流泪」，让你在「没有我的日子里」，孤寂，惆怅，后悔，无尽的怀念，等等。何况两个「骚货」已先行遭到驱逐，危险不复存在，正可以走得义无反顾。贺子珍文化不高，来不及弄通历史唯物主义，她不知道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没有达尔文便会有赫胥黎，没有普列汉诺夫便会有列宁，没有吴广惠便会有蓝苹。

江青和「约法三章」

于是轮到蓝苹﹙江青﹚进场。

有什么理由在这件事上指摘江青﹖因为她结过几次婚﹖因为她勾引「有妇之夫」﹖因为她后来当了「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她结过几次婚，毛泽东都不在乎，又关别人什么事。「勾引」一说也站不住脚。其时江青刚二十四岁，再经过风雨见过世面，也只有二十四岁，比毛泽东小了整整二十一岁。以毛泽东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才能学识，岂是她江青一「勾引」就上了其当的。至于她后来当旗手，更不能说明是当初的罪过。何况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换一个别的女人，也照样会去当这个旗手的。所以京夫子在书中，称她是「可叹可怜的女星蓝苹」。

江青无疑比贺子珍有眼力多了，她的处境却也要比贺子珍险峻得多。延安的情报部门去「白区」查她的历史背景，中共中央书记处还作出决议，极为苛刻地认可他们的结合--

一、江青不可称为毛泽东夫人﹔

二、江青只在生活上照顾毛泽东同志，不参与党内政治活动﹔

三、下不为例。党内其它同志不能沿用此例。

另据记载，此约法三章较为准确和详细记载应该是--

一、毛泽东，贺子珍的夫妻关系尚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

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

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生活与事务，二十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这份决议，实际上是把江青的身份限定为「妾」。毛泽东与江青都在协约上签了字，这是没有办法的妥协。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当时党内的地位，既无人可比，又并不是太稳定。他可以纳妾，而「今后谁也无权提出类似的要求」﹔但这个妾的地位又简直跟通房丫头差不多，不准这不准那，只能夹起尾巴做人。公正地说，也的确够难为江青的了。

冯姑娘与孙维世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冯凤鸣。冯姑娘原是一位南洋富商的千金，回广东投身抗日，曾参加中共东江抗日纵队，后保送到延安，在延安平剧院做演员，与郭兰英、孙维世、张醒芳并称「四大美女」。从我们后世的眼光来看，起码其中最有名的郭兰英就不能算作「美女」。不过在当时都算。毛泽东看她演出，嘴里不住地称赞﹕小冯，小冯，强过郭兰英......兰英演什么都是一个样子，劲头十足......凤鸣却是演什么就像什么......江青看在眼里，明在肚里，为了讨好毛泽东，竟伙同李富春的夫人蔡畅「大姐」，将冯姑娘骗到毛的窑洞吃霄夜，让毛把她给占了。冯凤鸣是个血性姑娘，此后不久便从延安消失了踪迹。

若江青果然使出如此手段，那就不止是恶劣卑鄙，而且还太过阴险了。却似乎不大合乎常情。要说毛自己做的好事被江青撞见，江顾全大局隐忍不发，尚有可能，已经是极为难得和令人难以相信的了。尤其在那样一种「妾身未明」、地位不稳的情况下，即使再工于心计的女人，也不会蠢到主动去引狼入室的。

接下来，「四大美女」的另一位孙维世，也被毛泽东占了。

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养女，也曾在延安平剧院当演员，后赴莫斯科专修俄语。一九四九年学成回国，已是一个二十多岁、人见人爱的「大美人」。这年十二月，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孙维世临时充当专列上毛的俄语教员。一天「晚上，孙维世于昏昏糊糊之中，以纯真的处子之身，伺奉了﹄伟大领袖』。﹄伟大领袖』竟玩世不恭，说三大战役，同登仙境。」这一回，江青不依不饶，找上周恩来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由周恩来出面将孙维世嫁给了戏剧家金山了事。金山在三十年代，也曾与江青有过枕席之欢，这一来正好扯平。文革中，孙维世死于北京的一座监狱，浑身剥得一丝不挂，牢房里只有一堆干草。

孙维世叫父亲太沉重﹖

孙维世确实是死于文革中的迫害。享有「保护了一大批老同志和文艺工作者」盛望的周恩来，竟然未能出面保住自己这位养女的性命，诚属怪事。可想其中一定有隐情。京夫子认为，毛泽东事后，倒是认真考虑过以孙维世取代江青的问题，一如当年江青取代贺子珍的故事。巧的是，江青一九五○年也到了莫斯科治病。然而这一次，江青是以堂堂邻邦大国的「第一夫人」的身份去治病的，住的高级病房，由最好的医生进行诊治。不似苦命的贺子珍，直落得个关进疯人院的悲惨境地。做皇帝不比做「山大王」。「山大王」什么都可以乱来，只要众人能服你的本事﹔做皇帝也不怕乱，惟名分和体统不能乱。如果毛泽东真的考虑过孙维世，他总应该知道，这是怎样麻烦的一道难题。

毛泽东与孙维世到底发生过什么关系，并没有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我们只能凭借《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提供的材料，进行猜测。但这些材料有明显的破绽。如孙维世死的时候「年仅三十几岁」，这是文革中的事，具体时间是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就算她卅九岁，那么一九四九年为毛泽东所幸之时也才二十岁，她怎么可能在延安时代，十五、六岁以前，就与郭兰英、冯凤鸣、张醒芳并称「四大美女」﹖显然，京夫子连基本的事实都没弄清楚。孙维世比江青小七岁，出生于一九二一年，其父孙炳文是中共的烈士。孙维世与江青的「梁子」，是从江青刚到延安不久结下的。那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参加鲁迅艺术学院排演的话剧《被蹂躏的人》，只演了一个小角色，还很不成功。而女主角正是孙维世。据观众说，「这个漂亮姑娘美极了」。当然这一评价，可能只是当时延安流行的审美情趣。孙年方十七，少女纯真，又是周副主席的养女、烈士后代，当然比来自十里洋场、历经爱情坎坷的少妇江青要亮丽抢眼得多。而江作为昔日的明星，居然败在这样一个小丫头手下，而且原因多少与人们的势利眼相关，耿耿于怀也是可以理解。她后来下毒手致孙维世于死地，实则是报当年「待遇不公」之仇，而非吃她被毛临幸之醋。

一九三九年八月，周恩来赴苏联疗臂伤，孙维世同行，到莫斯科读书。一九四五年学成回到延安。后来成为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演员、导演。一九四九年毛赴苏联时，首席俄语译员是二十年代末期赴苏联留学的师哲，他曾娶一俄国女子为妻，生有两名子女，后独自回国。孙维世是第二译员，时年廿八岁。被迫害致死时四十七岁。

据李志绥认为，孙维世不可能与毛有那种关系。语气肯定，但没有说明「为什么」。李进入毛泽东的生活，比孙维世要晚好些年，却以知情者身份作如此断言。到底有无关系，读者只得有待更有力的证据出现，才能作出判断了。

江青前夫俞启威的「妹妹」俞珊

这里要插叙一位京夫子未叙及的女人，那就是江青前夫俞启威的妹妹俞珊。据美国记者沙兹伯里在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新皇朝》中文版一书中称，「传说，俞启威认为他的前妻不足以匹配新中国的统治者，故意安排俞珊接近毛泽东。俞珊文化水平高、聪明、迷人，样样胜过江青，但，这仅是传闻。」沙兹伯里启发读者，中共官方称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六、七月间从香山迁入中南海，实则从三月二十五日直至十一月，他都住在香山双清别墅。其间，江青被送往苏联养病，「毛泽东此时是否金屋藏娇，与俞珊在香山鬼混呢﹖似乎颇有可能。」﹙八三页﹚

幸好沙兹伯里一再申明这只是传闻，因这传闻与事实有出入。俞珊是俞启威的姐姐而非妹妹。英文的姐姐妹妹不分，中译者想当然地译成了妹妹，以取其年轻。也有可能沙兹伯里在采访时，就没有搞清楚俞氏姐弟的长幼关系，为了使传闻的色彩更艳，正好利用英文的语焉不详，把姐姐变成了妹妹。

俞启威的英文名字是大卫，曾化名黄敬从事地下工作。他是江青的第二任丈夫，也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他们二人相识，还是姐姐俞珊作的介绍。这之前，江青与她的第一任丈夫费某分手，想进青岛大学念书，去找教务长赵太侔，没谈成，又想方设法去找赵的妻子俞珊。俞珊为她的精神所感动，通过丈夫为她在大学图书馆谋了个填发借书证的差，又把她介绍给自己的弟弟俞启威。不久二人同居结婚。两年后俞启威被捕，又是俞珊去向在国民党政府任高官的叔父俞大维求救，才得以获释。俞启威与江青，也从此各奔东西。一九四八年五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迁至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俞启威时任张家口市市长。「传闻」正是这时将俞珊引见给毛，以为邀宠。

问题是，俞珊虽出身名门，「文化水平高、聪明、迷人」，毕竟「俞」娘半老，年已四十上下，无论如何也构不成对江青的威胁。即使毛泽东「颇有可能」与之在香山鬼混，也只是偶尔临幸，不可能阳春三月直「混」到秋风萧瑟。谁都知道，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午，毛泽东率中共大员们从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讲过一句很豪放的话﹕「我们绝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沙兹伯里的书中也有记载。他怎么可能一下就把它拋之脑后，撂下尚未扫清的全国战场，正待组建的中央政权，诡谲多变的国际形势，去鬼混一个这样的女人，以致乐不思蜀呢﹖

与儿媳的一段公案

我们再接着看京夫子的叙述。

一九五○年十月二十日，建国甫一年的中共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毛泽东廿九岁的长子岸英被任命为师政委。岸英原只是中央机关的一名普通青年干部，以太子身份，越过班、排、连、营、团，坐直升飞机一步登上正师级军阶。临行前，毛泽东为儿子办了婚事。儿媳姓刘，才十七岁，尚未达到中共的法定结婚年龄。岸英战死沙场，毛泽东深感悲伤，儿媳亦痛失丈夫，经常扑到「爸爸」怀里要岸英。这举动颇令江青忌恨，于是采取防范性措施，吊销了她的中南海出入证。毛泽东知道后，另安排了一张出入证，并嘱她今后直接来见他，不要再去找江青。一九五三年九月的一天，他们又搂在一起想念亲人，相对垂泪「很久」。「儿媳或许已经早就产生了错觉，自己搂抱着的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丈夫，男人。......」伟大领袖」自然也完成了人性的思辩，由爱子，转而爱儿媳，需要儿媳。」不料，「恰在这时，江青一头撞了进来，见了他们的模样，顿时打破了醋罐子，歇斯底里大发作，又哭又闹的，什么难听脏话，都骂了出来。」这次「扒灰」受挫，导致了毛泽东心情极坏，在「中央人民政府」扩大会议上，破口大骂他的老朋友梁漱溟。

事实上，毛岸英与刘思齐结婚，是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而非一年后的「临行前」。其时刘思齐二十岁，毛岸英廿七岁﹙死于战场廿八岁﹚，都到了「法定结婚年龄」。毛岸英赴朝参战，也不是被「直接派往火线」的师政委，而是在彭德怀的志愿军总司令部作战部任机要参谋。他也并不是坐的「直升飞机」，在苏联留学时，曾投身军旅参加「卫国战争」，一九四三年毕业于列宁军政学校，获中尉军衔，被任命为坦克连党代表。这样的资历，担任机要参谋，即使是正师级军阶，也是无可厚非的。一个月以后，美机轰炸安平北道大榆洞志愿军总部，躲避未及而身亡。他的死给毛泽东带来的丧子之痛，是可想而知的。直至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还耿耿于怀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与会者皆闻之色变。彭德怀后来被批斗得那样惨，很难说与当年没保护好毛的长子无关。彭是个出名的耿直人，虽说救过毛的命，但提到「一个儿子打死了」的事，竟仍然心中愧怍，老实低头认了罪。

这可以说是个人恩怨影响政治的一例。至于「扒灰」受挫，才将满肚子的无名火撒在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身上，则只能说完全是一种猜测。

两位青岛佳丽的小说故事

京夫子接着讲了两位青岛佳丽的故事。一九五六年夏季，青岛歌舞剧团有两位年方二十、俏丽迷人的女演员，一个叫大玢，一个叫小芳，先后由组织上安排，去接受一次「光荣的政治任务」，即获选到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

经过一番七弯八拐，又是洗浴、又是验身、又是梳妆打扮的折腾，被送进了毛泽东在青岛行宫的密室，让她们替毛泽东洗澡。大玢因为害怕，错过了为毛服务的机会，被出浴之后的毛打发送了回去。虽有司机语重心长的告诫，「今晚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还是忍不住讲给了同室的好友小芳听。小芳为之错过好时机顿足叹息﹕「你傻，你真傻﹗......你差点就跟了毛主席去北京，叫做进宫呀﹗」第二天，小芳也被接走，她比大玢有出息，再也没有回来。大玢也在这一天被送到遥远的东北边境，在小兴安岭当了一名伐木工人，一辈子没有结婚，却跟采伐场一个又一个的单身汉睡过觉。直到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已经四十二岁、变得又老又丑的大玢才「落实政策」返回青岛。条件是，她必须忘记这一切。至于小芳，则不知所终。

这一段故事结构完整，人物性格也很鲜明，就像一个短篇小说。在中国，即使一般百姓的生活中，发生像短篇小说乃至像长篇传奇的故事，悲欢离合，生死浮沉，命运无常和大起大落，是一点也不令人惊奇的。我们也不怀疑，毛泽东走遍大江南北的时候，各地那些逢君之恶的党官们，会怎样苦心积虑地营构淫巢以邀宠。但这个故事似乎有一个重要的细节不对，那就是毛泽东不喜欢「哗哗地放水」洗澡。据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记载，毛泽东从来不洗澡﹙游泳除外﹚，尤其不在跟女子做爱前洗澡。李医生曾劝毛洗干净下身，以免不洁性交，于女方不利。毛竟说﹕「没有那个必要，可以在她们身上清洗。」反对李志绥「诬词」的另一些毛的工作人员，也只说毛不是「不讲卫生」，他虽不洗澡，却经常擦澡。

据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中毛的卫士长李银桥的记忆，毛泽东洗澡习惯的改变恰好是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六年以前，毛泽东洗盆塘。以后，由于年龄大了，血管硬化，怕在热水里泡出事故，改为擦澡。」如果李银桥的记忆没错，那么大玢和小芳赶在毛泽东改变洗澡习惯之前经历那番情节，还是有可能的了。只是，京夫子写得太像一段小说传奇，一点让人信服的根据也没有。

毛喜欢年轻单纯﹑容易控制的女孩

毛泽东好象特别喜欢女演员。吴广惠，江青，冯凤鸣，孙维世，俞珊，大玢和小芳，都是女演员。一九五三年韩战结束，援朝志愿军陆续回国，由一帮漂亮姑娘组成的「志愿军歌舞团」回北京后，竟直接隶属于中央服务局，改名「中南海歌舞团」，主要任务就是陪「中央首长」跳舞。毛泽东当然是主角。许多女孩子跑到老首长彭德怀家里，哭诉遭受的凌辱。彭德怀大怒，责问毛﹕「主席，这些孩子都是从朝鲜前线下来的，都是我的部下，你要留作后宫吗﹖共产党也兴这个吗﹖」随后，他下令撤销「中南海歌舞团」，为她们另行安排了工作。

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到了上海，住西郊宾馆一号院。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安排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跟毛泽东幽会。先是一道吃霄夜，吃完霄夜一道游泳。一号院是上海专为毛泽东修的行宫，内有一座三十米长的室内游泳池，绿波荡漾，清澈见底。毛与上官游了一会儿，手拉手，在水中你一句我一句对起了唐诗。对到后来，就在池中水浅处成了好事。京夫子在这里有几段的细节描写，读来颇似香港色情杂志《龙虎豹》上抄得的文字﹕

「主席......轻些，轻些，侬真雄伟啦......妈呀，阿拉站不住啦......」

照京夫子所说，这个上官云珠，是使江青得以「破雾而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她的一封情书被江青截获，拿到毛泽东面前要求「私了」，终于获毛应允以正式的夫人身份现身于中国的政治舞台，随同接见外国元首，又被委以文艺界的「钦差大臣」，主持京剧革命。于是「从今后，有分教﹕剧场舞台风起云涌，文人墨客鬼哭狼嚎﹗」

第二年，毛泽东又到上海，与上官云珠重会。每次上官都要拋下女儿，跟毛住上好几天。一九六五年，她甚至被毛泽东带进中南海，公开同居，又随毛乘专列回上海。此后再没有见过毛泽东的面。一九六六秋天，她被江青下令逮捕，后死于狱中。

毛泽东的女人们众多，上官云珠看来要算是重要的一位，但没有任何有关毛的「起居注」或回忆录可以支持这一说法。李志绥干脆认为，上官云珠的事根本不可能。李志绥也曾私下对「某些」写毛泽东与女人的书表示不满，认为那些文艺界的名女人遭受的不公待遇与人生苦难够多的了，不能再这样不负责任捕风捉影。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特地提到﹕

「上海会议期间，......柯庆施替毛引见了许多上海有名的女演员和歌唱家。但这些女人年龄太大，见识广阔。毛喜欢的是年轻单纯、容易控制的年轻女孩。」

其后被京夫子详细写到的女人，还有庐山服务局的会弹琵琶的服务员白玉莲，杭州西湖别墅擅长按摩的保健护士杨丽清，等等。她们都各占了整整一个章节的篇幅。却不知为什么，我们没有见到作者在序言中提及的，那最后一位「名女人」，--杂技之花夏菊丽。

这本书的女主角，的确是从专列服务员，一直干到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的张玉凤﹙张毓凤﹚。这个人物在毛泽东的晚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甚至毛泽东死后，她还在一些与毛有关的仪式中出现。

从文革中过来的中国人，都记得她那总是伴随和搀扶毛泽东出现在公开场合的身影，她那说不上秀美却总算端正的容貌，--有点像京剧样板戏《海港》里的女主角方海珍﹖她的故事也在中国的平民百姓中流传甚广。对那些传说，那些逸闻轶事，她始终是默默无言。毛泽东死的时候，她才卅七岁。

她有一天会开口向我们讲述一个真正的毛泽东吗，就像「白头宫女说玄宗」﹖

第三章：李志绥回忆录与《历史的真实》

与新闻媒体的过分强调和一些读者想象的不一样，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中，并没有花多得不得了的篇幅去渲染毛泽东和那些女人们的性事。但他也没有回避这个内容，没有像其它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事们公开发表的记述那样，把毛描绘成一个感情纯朴、道德崇高的人民领袖。李志绥在自序中写道﹕「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外表上，他凝重端庄，而又和蔼可亲，俨然是一位忠厚长者。但是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

全书九十余章节，写到毛泽东跟女人的关系的，实际只有四十四和四十五两个章节，前后不过十三页。而第四十五章还是以写「专列窃听事件」为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人员奉命在专列上安设窃听装置，秘密为毛泽东录音，以尽可能保存其语录和思想，作为党的珍贵财产，却无意中录到毛与一名女友在床上的对话，还不小心给捅了出来。

专列窃听事件

事情发生在一九六二年春节过后不久，毛的专列停在长沙郊外黑石铺机场﹙长沙机场应在大托铺--本书作者﹚，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王延春数人应召来到毛的隔壁车厢等候晋见，「很久」毛才出现。会谈开始，李志绥、幼儿老师﹙毛的女友﹚、两位机要员到火车下面散步，录音员刘凑过来，对着幼儿教师说﹕「今天我可听见你说话了。」

她愕然问刘﹕「你听见我什么话﹖」

刘笑着说﹕「主席见张平化书记以前，在卧车里，你不是催他起来穿衣服吗﹖」

她又问他﹕「还听到什么﹖」

刘嘻嘻地笑着说﹕「都听见了。」

幼儿教师脸色大变，急忙走回火车上去。

此事一经发现，当然得到果断处理，所有录音装置立即撤除，涉案人员坦白交代后被调离。毛泽东的心里，也由此埋下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对他的「中央」，对他的越来越与他疏远的党内同志们的深深疑惧。更使他震动的是，他被窃听监视了几年，身边竟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的人，最后让他知道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看来除了「女友」，没有谁真正靠得住。

「窃听录音」事件不是李书首先披露出来的。在文革期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被揪出来时，罪名之一便是「窃听和监视伟大领袖毛主席」，搞「特务活动」。据一些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对于录音机有一种天生的厌恶与恐惧，一发现身边有这种东西在转动，便坐立不安乃至大发雷霆。想来是在长沙那次，让他彻底失去了安全感。

分不清对领袖的爱和男女相爱

毛泽东有许多「女友」，要一一数清是不可能的，连他自己恐怕都办不到。所以可叫做「无数」。中南海春藕斋舞厅旁专门为毛修了一间「休息室」，放了床铺。舞会时常见毛泽东乘着舞兴正酣，拉一位女孩子进去，呆在里面少则半小时，长则一个多小时。这些伴舞的女孩子，都是从各军兵种政治部文工团选来的女演员。另外在人民大会堂内，毛泽东也有一些「女友」。

李志绥没有公开这些「女友」的姓名，应是出于一番好意。但他写出了她们当时的心态和种种行状。她们多半出身贫苦，年纪极轻，十多岁到二十出头，文化程度也不高，对毛泽东抱着感恩和异常崇拜的感情，并以与毛有这种「特殊关系」为荣。但毛分不清，她们到底是喜欢他这个男人还是敬爱他这个领袖。一位女友一次笑嘻嘻地跟李志绥说﹕「主席这个人真有意思，他分不清楚人家对领袖的热爱和男女的相爱。他认为这是一回事。你看滑稽不滑稽﹖」另一次，一个女孩子更毫无遮掩地告诉他﹕「主席可真是个伟大人物。他样样都伟大，真使人陶醉。」

「样样都伟大」，在这里显然是特指他的一样特别伟大，即超凡的性能力。一位老人，食寝无度，荒淫无度，忙着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搞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提出一个接一个的设想计划，还具有能使一帮女孩子们感到「陶醉」的伟大的性能力，真教人不可思议。但是毛泽东深信「采阴补阳」的道家学说，并身体力行。这也成了他性放纵的借口。在他六十七岁时，阳萎完全消失。*「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李志绥讲了三个小故事。一个故事是在上海，毛泽东及随行服务的「一组」住在锦江饭店南楼，毛与一位女机要员住第十二楼。凌晨四点，一名新来的卫士到毛房间倒茶，不料一个女人光着身子从床上掉了下来，把这名卫士吓得赶紧跑到八楼找李志绥。后来才知道，是毛与这位女机要员吵翻了。她有个男朋友，想结婚，毛不让她结婚。这次又讲到结婚的事，她便说毛将她作为泄欲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过的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毛非常生气，将她踢到床下。他俩根本没注意到卫士进去倒了开水。

毛把汪东兴叫进去，要汪立刻开会批评她。汪进退两难﹕「这怎么好。随便批评一下，传到毛那里去，毛说我们敷衍了事，这就说明我们知道内幕，才马马虎虎过去。但是批重了，她沉不住气，说出真相，等于将毛的丑事抖露出来，毛会认为丑化他。」最后汪想了个折衷办法，批评她不尊重主席，让她作了自我批评了结。

这位女机要员是湖南人，毛的同乡，在中南海跳舞认识的。毛泽东曾在她的民兵服相片背面，写了一首《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中国老百性耳熟能详的这首《七绝》，原来是这样产生的，真是哭笑不得。那位照片上的「女民兵」，文化革命期间曾广为刊印。平心而论，毛的这位女友飒爽有余，而风韵不足。毛泽东确实是喜欢那种「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人。所以江青偏要骑马驰骋，贺子珍惯使双枪。杨开慧没赶上参加红军，不然以她投身革命的积极和刚烈，一定也是骑马打仗的好手。这位女机要员化装成「女民兵」，倒不一定是投毛所好，她天生就有几分女民兵的性格，以致竟敢指责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煞是憨勇可爱。

据说江青见了《题照》，不依不饶，一定也要毛泽东为她同样题诗一首。于是就有了另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题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李进」同志是江青同志的笔名。文革以后，不少人把这首诗加进浓厚的性意识，逐句新解。现在想想，倒是解得有些妙。

《为女民兵题照》是一九六二年二月的事，《题仙人洞照》是同年九月的事。这年的十二月，毛泽东又作了一首词《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词前有一则小序﹕「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据说陆游的这首词，是毛泽东一位女友抄来给他看的，以表达排遣心中的失意与不平﹕「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这才有毛对她的劝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题仙人洞照》和《咏梅》，后来都被称为反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光辉诗篇，表现了革命领袖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我们接着看李志绥讲的第二个故事。

这一家子真是一锅煮

第二个故事是一位文工团员，她是江青在外地时第一个整晚待在毛房内伺候他的女人。不但自己奉献，还把姐姐嫂嫂们都介绍给毛，名副其实的「内举不避亲」。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毛在无锡太湖的梅园请那位文工团员、她二姐和二姐夫一起吃饭。饭后毛叫二姐夫回家，让二姐住了三晚。二姐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期间毛把曾希圣和柯庆施叫来，讨论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问题。

汪东兴愤愤地评议﹕「竟然还有这样﹃忘八式」的男人。」接着又讥笑，「她的妈是死了，不死的话，也会来。这一家子真是一锅煮。」

第三个故事是那位女文工团员有滴虫病﹙在团内，舞蹈服装是混穿混用的，极易互相感染﹚，使毛成为滴虫携带者，又传给他的众多女友。李志绥一面用西方进口的最好的药给她们治，一面劝毛也接受治疗。毛不以为然﹕「既然对我没有什么害处，那又有什么关系，何必大惊小怪哪﹗」李说一旦传给了江青就不好说明。毛笑了笑﹕「这不会，我早就同她讲，我老了，办不了事情了。」李再劝他将局部清洗干净。毛说﹕「没有这个必要，可以在她们身上清洗。」

这三个故事，女主角只有两人。加上窃听事件，一共三个女主角。李志绥对这三个女人显然都没有特别的反感，基本上可排除「曾有嫌隙、藉写书之机报复」的因素。只是照实记录。为了她们好做人，连名字都没透露。相反，他跟毛泽东名气最大、历时最久的女人张玉凤一直相处得不好，却没有在张与毛的性事上大做文章。

李志绥写这三个女友的故事，都牵涉到一个重要的在场证人，那就是汪东兴。有意还是无意，只有李志绥自己知道了。汪东兴是毛泽东身边干得最久、官位也最高的家臣，曾位居中共中央副主席，手握中央警卫团的兵符。民间称他为「大内总管」，相当于清末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慈禧太后固然不是东西，而印象中李莲英更坏。似乎主子干的一箩筐臭事，他得担当大半箩筐的责任。但李志绥的回忆录使人们觉得，汪东兴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坏，甚至还有些可爱。他有一定的正义感，尤其在毛泽东干了一些让人不尴不尬、左右为难的事之后，汪私下的议论往往能一语中的，令人忍俊。不论有意还是无意，李志绥让汪出场，或选择有汪在场的这几个小故事，一定是基于对汪的认知和信任，相信他不会在这样知情的事实面前站出来说「不」。

汪东兴公开站出来驳斥李志绥

然而李志绥估计错了。第一个以「知情人」身分公开站出来驳斥李志绥的，恰恰是汪东兴。

一九九五年八月五日，在李志绥去世近半年之后，美国华文报纸《侨报》「转载」汪东兴等人的公开信﹕《辱华反共的丑恶表演--我们对李志绥及其「回忆录」的看法》。

由知情人驳斥知情人，本来是极有好戏可看的，何况中心议题又是如此伟大、如此深远地影响过我们这些「看客」命运的一个人物，--谁不感兴趣﹖但看完汪东兴等人的「看法」，不禁失望。

一是公开信没有具体地指出李志绥写的哪一条关于毛泽东的回忆与事实不符，通篇只说李志绥本人不是东西。二是公开信的签名多达一百三十五人，其中毛泽东身边的旧工作人员只有三十几人，其余不是只数面见过毛，便是干脆跟毛没有一点关系，八竿子都打不着。这就大大削弱了其自身的战斗力，削弱了其作为「知情人」的公信力。仿佛要告诉读者，他们不是在「驳伪」，而只是在显示捍卫毛的阵容怎样人多势众。

倒是在李志绥去世后的第四天，即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七日，由「非知情人」花俊雄等人撰写，先后发表于美国《亚美时报》、台湾《海峡评论》和香港《文汇报》的一封《关于〈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的公开信》，虽然也对李书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却比汪东兴等人的公开信要讲道理得多，不管讲的是什么样的道理，至少不是一味地谩骂。这封信的签名阵容也够庞大，一共九十一人，多为旅美华人和台湾的作家教授。发起人花俊雄，就是一位在美国纽约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的台湾人，自称是「严格民族主义者」。在纽约那样一个派系和观念错综复杂的华人社会中，花俊雄长期被认为是坚定的「拥共派」。

第三波批李的文字，是由林克、徐涛和吴旭君合写的《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一书。全书分三部分，一是林克写的《李志绥其人其事》﹔二是徐涛、吴旭君写的《还毛泽东真貌》﹔三是《附录》，收林、徐、吴三人先前所写、与李志绥无关的四篇回忆毛的文章。当然，第一部分也还了一点「毛泽东的真貌」，三章中有一章专门谈关于毛泽东政治回忆中的《谎言与真实》﹔而第二部分也写了不少「李志绥的其人其事」，严格地说，比例比第一部分还大。我们看看第二部分的内容﹕一、李志绥有什么特殊身份﹖二、李志绥和毛泽东究竟是什么关系﹖三、李志绥是一个怎样的保健医生﹖四、从李志绥对毛泽东的人身攻击看李志绥的人格﹔五、毛泽东临终前李志绥在哪里﹖六、我们眼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七、回忆录中对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一事的情节编造。想来「毛泽东的真貌」本就大量的见诸于国内已经出版的各种书刊报章，为人们所熟悉，故此书将重点完全放在「李志绥其人其事」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李志绥外号叫「狐狸」

否定一本回忆录，最好的办法就是否定它的作者。所以作者的身份问题，就成了这场讨论的焦点。

汪东兴等人的公开信，指李志绥「是一个说谎从不脸红的人」，外号叫「狐狸」。例如他在书中将自己的出生年份都搞错，「由属猴变成属羊」﹔又让自己「提早两年」当了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还谎称做过「中南海的门诊部主任」，谎称当选为「特等模范」，谎称「教毛泽东的英文」，谎称自己是毛泽东病危时的「抢救组长」﹔还竟敢说是他「将尼克松领进门」，等等。

李志绥外号叫「狐狸」，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他不是「狐狸」，怎么能在毛泽东身边待那么长时间﹖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狐狸在老虎面前，可能不免有点「狐假虎威」，更多的却必须以其高度的机敏保全自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李志绥自己就举了一个说谎而且「不脸红」的例子。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得了肺炎，周恩来派了三个医生诊治。诊断结果令毛大为光火，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按林彪的指挥治病，连发了两天脾气。汪东兴只好叫被毛泽东派到农村去锻炼的李志绥，从黑龙江赶回北京给毛治病。李志绥拿起片子一看，是肺炎的影像。但他告诉毛，看来仍旧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打针就好了。毛泽东一脸的焦虑立刻放松了，用双拳猛扣前胸说﹕「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烂了。你再拿片子去看这三位大夫，看他们怎么说。这三位太可笑，一个只管检查，不说话。一个只是说话，不检查。另一个带个大口罩，既不检查，又不说话。如果是肺炎，我就停止打针，看死得了死不了。」

对付这样一个病人，你能说什么好﹖只好说谎又不脸红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讨论辩证法时，曾举过一个医生对病人说谎的例子，以证明说谎并不一定是坏事。如果病人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或者被娇宠、任性得如同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或者是一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或者一时胡涂、固执，自以为医术比医生还高明，而你又必须替他治病，希望他早日康复，你拿他怎么办﹖于是「狐狸」对「老虎」说﹕您是对的，我给您打一针肺炎的药，治您这「急性发作的慢性支气管炎」﹗

「一个说谎从来不脸红的人」，与「一个从来就说谎而且不脸红的人」是不同的。前者可能只是偶尔说谎，在某种特定情景下说谎﹔后者却老是说谎，习惯于说谎，事事都要骗人。李志绥被指认为前者，也就是说，他并非事事都讲假话，只不过一旦讲起来扪心无愧或足够老练，以至于像「狐狸」一样从来不脸红罢了。试问谁没讲过这样的假话，没说过这样的谎呢﹖汪东兴本人不也说过谎吗﹖他指挥中央警卫团去逮捕被警卫的中央首长「四人帮」，不会「说谎不脸红」，哪成﹖

李志绥说过谎，而且「从来不脸红」，不能说明他的话就一定不可信，他的回忆录就一定是谎言录。即使他「把自己的出生年月搞错」﹙搞没搞错有待细察﹚，把当保健医生的时间「提早了两年」﹙提没提早尚可讨论﹚，谎称自己做过「中南海门诊部主任」、「特等模范」﹙做没做过还得追查﹚，......又有什么要紧呢﹖一个做过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愈二十年的人，干嘛还嫌年份不够，硬要再虚报两年﹖干嘛还计较自己评过什么劳什子模范，做过门诊部主任﹖干嘛嫌属猴不好，硬要去属羊﹖

《历史的真实》也钻了同一个死胡同

《历史的真实》也钻了同一个死胡同，试图在这些小事情上一一打倒李志绥，从而推翻他所有的关于毛泽东的回忆。我们只好也提起兴致，看看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在「提早两年」做毛的保健医生问题上，有李志绥亲笔写在毛泽东病历上的一段工作记录﹙原件照相制版﹚作为铁证--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今日由黄树则局长交代，今后主席保健工作由我负责。卞志强大夫已将工作及病历交代。李志绥任何人都不会反对，自李志绥亲笔写下这段工作记录的那天，即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起，他正式接管毛泽东的保健工作。但这并不能说明，在这之前，他就一定不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更不能说明没给毛看过病。给毛泽东看过病的医生很多。

李志绥的回忆录也多次提到，他自己任保健医生期间，经常请别的医生为毛治病。保健医生的主要职责是保健，「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遇到疑难重症当然不免另请高明。自称从一九五三年秋至一九五七年五月任毛泽东保健医生的徐涛，一九五○年二十五岁才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其临床经验及医术水平可想而知。而李志绥拥有双学历，一九四五年获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和纽约州立大学的文凭﹙协和是「解放前」中国最好的两所医学院之一，有「南湘雅，北协和」之誉﹚，还是医学博士﹙见李氏回忆录封面折页「作者简介」﹚。相较之下，年长六岁，学历较高，从医经验远比徐涛丰富的李志绥被请来给毛看病，就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毛泽东身边用人，如果觉得他顺手称职，多会长期使用。如汪东兴、田家英、李银桥、李志绥、张玉凤，......都是例证。按徐涛所说，他当保健医生还不满四年，然后又回到原工作单位北京医院，可想毛泽东对他并不十分满意和感觉合适。再看，即使按徐涛的说法，在徐卸职﹙五月﹚到李志绥正式接手﹙六月三日﹚，短短的﹙不到﹖﹚一个月之间，还有一位卞志强大夫。按李志绥及其它一些回忆录中的说法，做过或试做过毛保健医生的，在建政前有傅连暲和陈兵辉，建政后至少还有王鹤滨和周泽昭。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去苏联访问，还带上一位曾在青岛给毛治过病的刘惠民。试过这么多医生，这样频繁地换来换去，显示毛泽东保健医生的选择和正式任命，经过了反复挑选、试用和考量，才最后作出决定，由保健局局长黄树则当面交代，「今后由我负责」。而李志绥一旦接手，一直到毛泽东去世都没再换过人，更说明当时作出这个决定是非常慎重的。李志绥完全可能有一段相当长的试用期和实习期，--不是「实习」当医生，而是「实习」当保健医生，包括与保健对象互相接触、谈话、熟悉了解和适应。

先干着试试看

李志绥的父亲做过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他本人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又是刚解放时从海外归国的，在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之前，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才能取得信任。参加复兴社的事，毛泽东也知道，还在与李志绥的第一次见面时就主动提出来﹕

「你加入复兴社时，只有十六、七岁吧，那还是孩子嘛，懂什么﹖你已经向领导上讲清楚了，这没有什么问题了。唐太宗手下有一个大将，叫尉迟敬尉德。迟敬德归顺的时候，唐太宗手下的人都说他不可靠，可是唐太宗让尉迟敬德和他睡在一个帐篷里，后来尉迟敬德建立了不少功劳。当然我并不是说，我是唐太宗，你是尉迟敬德。这只说明，互相之间要以诚相待，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短时间还不行，要长时间的考验才算数。」显然，李的历史问题经过了「长时间的考验」，毛泽东才觉得满意和放心，一用用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怎么个考验法﹖按毛泽东的老法子，在相互的接触中，在医疗的实践中，是最好考验的时候。《历史的真实》中林克承认，「一九五六年他曾被临时找去为毛泽东看过病」﹙八页﹚。徐涛和吴旭君的回忆也说，「一九五六年......周泽昭﹙当时北京医院院长，并负责毛泽东的保健工作」在一组主持专家会诊时，根据毛泽东病历的记载，毛的健康情况是由卫士长李银桥和护士长吴旭君介绍的。李志绥临时被找来帮助做过记录，那时他和毛偶尔有过接触。」﹙一二四页﹚这说明，一、毛泽东的保健工作并不是由一名保健医生包干的，徐涛之外，还有周泽昭「主持专家会诊」，李志绥至少在场作过记录，参予了专家会诊并带有试用和实习的性质。二、在这之前李志绥的确接触过毛，给毛看过病，并不是对毛泽东及身边的事「一无所知」。

这种「先干着试试」，干得好再继续﹙正式﹚干下去的事不是没有先例。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九日，李银桥从周恩来身边调去给毛泽东当卫士，李表示「不想去」，汪东兴皱着眉头说﹕「今天你先去，最后怎么办，等我们研究以后再决定。」毛泽东知道了，跟李银桥达成协议，先干半年，「算是借用」。半年一到，又达成协议续了半年，「再借用」。一年之后还要「借」，李银桥自己不愿意走了。这一干就是十五年。﹙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李志绥原就是中南海门诊部医生，为毛泽东看病，可以说是「借用」，也可以说是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后来发现他干得好，--我想至少比徐涛干得要好，不然不会让徐涛这样的「政治上靠得住的人」哪儿来哪儿去，--于是下达正式任命，再一干二十年。从他本人而言，即使是出于虚荣心，把为毛工作的这一段「实习时间」，一并列入他漫长的保健医生工作期计算年限，又有什么可以厚非的呢﹖在对毛泽东，特别是晚年毛泽东的了解上，难道做过不到四年初期保健医生的徐涛，反而比李志绥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吗﹖

李志绥做没做过门诊部主任，当没当选过机关模范，这已经是太不重要的事了。用批评者的话说，李志绥「在这些事情上都要造谣」。可见「这些事情」对于回忆毛泽东无关痛痒，因此他也就犯不着要去撒谎。一个做过毛泽东二十年保健医生的人，做过解放军三○五医院院长﹙军级﹚的人，还会在乎「门诊部主任」和「机关模范」的头衔吗﹖除非这人事事要强，太好出风头表现自己，一点小机会都不放过。但李志绥不大可能，他长期伴君，如果要强好表现，早就被「炒了鱿鱼」。毛泽东是深恨手下的人尤其身边的人不知天高地厚的，这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证明。他问刚调来的卫士李银桥，为什么是「银桥」不是「金桥」﹖李银桥回答﹕「金子太贵了，我叫不起。」「噢，你很有自知之明么﹗」毛泽东于是很高兴，喜欢了他。一留再留，让他一干十五年。﹙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初次会面」的一场戏

「初次会面」一场戏，也是《历史的真实》拿出来嘲笑李志绥说谎的一条。李志绥记载，他与毛初次会面，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三点多钟，在中南海内游泳池进行的。徐涛和吴旭君说﹕「在我们的记忆中，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南海室内游泳池尚未建好。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问了专门负责修建中南海游泳池等建筑的工程师王爱琛，他告诉我们﹕﹃中南海室内游泳池是一九五四年开始修建，一九五五年秋天大约九月或十月完工的。游泳池南端的太阳室是一九五九年扩建、一九六○年春天才完工。』」

按说，李志绥与毛泽东的第一次会面，是不应该出现重大的回忆失误的。因为第一面给人的印象最深，何况像这样重要、改变李一生命运的会面，对于他来说实在刻骨铭心，终身难忘。逻辑上说，不论李志绥为毛服务始于哪一年，总有与毛第一次会面的那一场戏，他无须在重要的细节上进行编造，而让读者和对手看出其中的虚假及破绽。李志绥回忆录记叙的这次谈话和会面，给读者的感觉是基本真实的，只是时间和地点与徐、吴二人所忆有所出入。但是徐、吴问过的工程师王爱琛，也只能说出室内游泳池修建完工的「大约」日期，可见他手上也没有一份当时的工程进度表，以作为反驳李说的铁证。完工是秋天，并非这之前就不能使用，不能先进去玩玩。

中南海室外游泳池是一九三三年修建的，没有温水设备，中央机关进驻后，只有夏天才对外﹙中南海工作人员﹚开放。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忽然游泳瘾大发。这年冬天，一连三个月，几乎每天晚上要杨尚昆陪着，微服去当时北京唯一的温水游泳池--清华大学游泳池游泳，直到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建成。这样一种急切的心态，完全可能在室内游泳池大致建成就迫不及待先进去「过瘾」，而无须等待最后完工。由此看来，徐吴的这个空子，也钻得并不理直气壮。

林克﹕只能由我来教英文

「教毛泽东的英文」一案则较为复杂。第一，教英文可以提供与毛彻夜长谈的机会，这就涉及毛的一些私下的谈话是否真实和有根据，而不仅仅是个虚荣心的问题﹔第二，毛泽东有自己的英文秘书林克，林克也的确兼教过毛泽东的英文。所以大有讨论的余地。《历史的真实》前页提供的第二张照片，就是「一九六○年春，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同林克读英文」，二人端坐在庭院的藤椅上，一副读英文的模样。我们并不怀疑那张照片一定是在读英文，也相信林克说的「毛交给我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教他学英文」。

问题是，林克始终未能证明他的这句话﹕「帮助毛泽东读英文的到底是谁﹖是我，而不是他。」道理很简单，林克只能证明「是我」，却不能证明「而不是他」。谁规定毛泽东只能跟他林克一个人学英文呢﹖徐涛与吴旭君说﹕「李志绥只是在一九六一年初偶尔和毛泽东读过几次英文，后来就不读了。」﹙一五三页﹚同一本书谈「历史的真实」，前面说他没有和毛读过英文，后面又说他只和毛偶尔读过几次英文，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

毛泽东终其一生，好学而不倦，虽然英文能力一直好不起来，却一辈子都在孜孜地学习和练习。在长江游泳，见到一个胶卷盒，也要拿过来躺在水面上读盒子上的英文字，借机学习。尼克松访问北京前夕，毛泽东身体已经很虚弱，视力也极差，他也还要加紧补习英文。这些时候，我们到哪里去找林克﹖以毛泽东的性格，怎么会习惯而且有几次能像照片上那样，穿得笔挺，跟伴读者正襟危坐地读英文﹖然而林克是工作秘书，只能这么正襟危坐。从大量发表的「毛泽东给林克的信」也可以看出，毛、林之间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即使是一张便条，有事要办一定言「请」。也就是说，总要讲些客套。李志绥就不一样，他是保健医生，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见面也可以衣着随便，坐卧自如。当毛泽东半夜睡不着，想学点英文时，他自然就是一个比林克更好的读伴。

据吴旭君自己说，毛甚至想找她一起读英文，但她怕胜任不了推掉了。当然吴是这样叙述的，她问毛为什么不找李大夫读英文呢﹖毛说，「我还不太适应，他比较紧张，我觉得不舒服。我看还不如找你来和我一起读好。」吴这样叙述，是想说和毛读英文，李志绥连她都不如。却反而说明，毛泽东老在身边工作人员中拉他的英文读伴，连吴旭君这样「胜任不了」的护士都考虑过，拉上李志绥是最恰当的选择。因为毛只是开始「不太适应」，嫌他「比较紧张」而已。随着相处日久，不紧张了，一切自然OK。

李志绥与林克比水平

李志绥的英文水平，不会输于林克，没有「胜任不了」的问题。林克一九四九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到一九五四年为毛工作前，担任过新华社记者、翻译、编辑组长等职。李志绥读的是由加拿大教会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与战时迁到成都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并校﹚，教授大多为美国人，所用教材也是英文课本。这种完全以英文教学的方式，直到今天中国一些历史悠久的医科大学的医疗系里仍然保留。李志绥能在澳大利亚的海船上行医，其获得的文凭和英文能力显然都为这个英语国家所承认。毛泽东向他请教英文，也真是找对了人。

至于毛泽东是否想过要李志绥当秘书，那就只能说是天知道了。林克所引据的他人﹙包括汪东兴﹚的证言，都否定此说。但因为都不是当事人，只能说「从没听说过」，不能断然下结论。我们也只能从逻辑和常理上进行判断，看它有无「可能性」。按道理医生当秘书，专业不对口。但毛泽东的秘书，似乎并不需要特别的学历资历和专业对口。毛泽东选择秘书的方式，也往往是不拘一格。唯才是用，无才亦用。贺子珍有什么才﹖她只会打枪，当保镖还差不多，却当了秘书。江青会演戏，戏演到窑洞的炕上，也当了秘书。张玉凤小学毕业，专业是列车服务员，结果当了机要秘书。

当然她们都是女人，有些女人能干的事男人干不了。不过毛泽东选择男秘书也是不计出身的。田家英学历不高，但青年才俊，获用后果然不是一般的人物。李志绥中英文修养皆佳，又有医学专业，见识亦远较一般可选用的中共干部为广，知识结构也不错，读过不少哲学著作及全套《资治通鉴》。毛泽东起意揽他成为秘书，合情合理。李志绥不愿接受这个建议，也有道理，他与毛的地位虽相差天壤，在工作上毕竟是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何苦把它变成纯粹的主人与工具的关系呢。

李志绥是不是抢救小组组长

作为一名医生，李志绥受过很不错的现代西方医学的教育，也曾有过不小的志向，属意成为神经外科专家。但二十多年保健医生把他给误了。只给一个人看病，这人又是个不好伺候的主，主要是临床经验严重不足，使他成不了一位堪称优秀的医师﹙李志绥的医术，我们还将在下一章的开首有所讨论﹚。这本来也是中外一切专任「御医」的悲剧，无足为怪。在毛泽东病重期间，单凭李志绥一个人的力量必然不够，必然得邀请最好的专家会诊。但李志绥绝非不也是一位专家。至少，他在对毛泽东这位特殊病人的生理特点、体质状况、脾性好恶、病源病史的长期追踪和总体了解、把握上，无人能出其右。毛泽东对医生，尤其对自己不大熟悉的医生，一向存有疑窦与反感，李志绥跟随他那么多年，可说是最能获得他信任的医生，也是病人与专家们之间达成相互理解和沟通的最佳人选。再加上中南海禁苑首席医师兼解放军三○五医院院长的政治身份，即使医道不及临时请来的每一位各科专家，也足以使他的地位在抢救小组中独居其首，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正像没有任何文士、秀才，可以取代晚年毛泽东身边的张玉凤一样。

从这点看来，李志绥担任抢救小组的负责人，应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了。然而汪东兴等人的公开信指李志绥谎称抢救小组组长，却无证据可以说明。《历史的真实》也否认李志绥是抢救组长，并说毛泽东临终前已不可能握住李的手问「还有救吗﹖」证据是一页抢救毛泽东医疗记录原件的照片。然而这页医疗记录的头签，却是李志绥任院长的「三○五医院医疗研究组」，恰好说明李的组长头衔不是自诩。按中共的组织原则，谁比院长更有资格担任组长﹖其实徐涛和吴旭君的文中已承认，李志绥是第一次抢救小组组长﹙一六二页﹚﹔但第二次抢救小组没有人记得和听说过任命谁是组长，只知道李志绥负责医务行政方面的事务。毛泽东晚年成立过两次抢救小组，第一次是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前，历时一年多﹔第二次是一九七四年到毛泽东去世，共两年多。

就是说，李志绥确实担任过抢救小组组长，不是「谎称」，那么反过来可以证明汪东兴等人说了谎。第二次即使没正式任命组长，也是医疗抢救小组的总负责人。比方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过最高领袖的职务，却是中共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后，由李志绥代表医疗抢救小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粉碎四人帮以后，由医疗组提供的「揭发材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达全国，签名次序亦以李志绥为第一。一九五七年离开毛泽东的徐涛，和一九七四年离开毛泽东的吴旭君，对一九七四年以后第二次抢救小组的人事安排，跟我们任何一个普通读者一样，不是直接见证人，不能凭空说「是」，也不能凭空说「不」。

毛泽东临终前的状态，可不可能握住李的手问「还有救吗」﹖据护理记录，一九七六年九月八日，毛在与死神搏斗时表现了超人的毅力。这一天，他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在他一生中最后一次看文件，也就是下午十六时三十七分之后，插上了鼻咽管，一直到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去世。这一点，李志绥的回忆录也有写明。《历史的真实》据此认为毛不可能临终前握着李的手说话。然而李志绥并没有说他直接听到毛说话，只有张玉凤对毛「语言」的解读。先是一个内室护士跑过来，匆匆对李志绥说﹕「李院长，张玉凤说毛主席在叫您。」及至床边，又是张玉凤对他说﹕「李院长，主席问您还有救吗﹖」

毛用力点点头，同时慢慢伸出右手抓住我的手。我握住他枯槁的手，......弯了腰对他说﹕「主席放心，我们有办法。」这时有一痕红晕在毛的两颊出现，两眼顿时露出了剎那的喜悦光彩。接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两眼合下来，右手无力地从我的手中脱落，心电图标波器上呈现的是一条毫无起伏的平平的横线。﹙《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九页﹚

如果李志绥描写属实的话，这应是毛泽东临终前的「回光返照」，以毛泽东顽强的生命力，和在逝世当天十一次拿起书本文件前后阅读两个多小时的事实来看，此种表现并无不合情理之处。李志绥身为抢救组负责人，又曾多次向党中央汇报详情，起码也该经得起各方的质疑和推敲。在政治局成员听取汇报时，许世友无端怀疑毛是被人毒死，大吵大闹不休。可见毛弥留之际的每一个细节的描述都不能出错，不能张三如是说，李四又说如是，否则真有可能大祸临头，脱一层皮还得掉脑袋。若有什么异议，也只能由当时在场的张玉凤与内室护士提出来。但她们不像徐涛和吴旭君，她们一直都保持沉默。

李志绥回忆录的破绽和疏漏

李志绥的回忆录，不是没有破绽、疏漏和错误之处。毕竟往事如烟，人的记忆力总是有限的。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于一件事的回忆，细节往往比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等背景要记得深刻和清晰。为了核实和准确，在一件事情的历史背景的介绍描写上，不可避免地要参照各种文件、材料及他人的回忆文字。这样，也就可能「抄自别人回忆错了的地方」。即使如此，也不能将这本回忆录贬得一无价值。从心理学上说，两人甚至多人将同一件事情错误地记忆成另一件事情，也是很正常的，有什么证据硬说是一方抄了另一方的记忆错误呢。再退一步，「抄」的错是错，「被抄」的错也是错。就算李志绥

赵无眠: 《真假毛泽东》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目录

第一章：说不尽的毛泽东

第二章:毛泽东到底有多少女人﹖

第三章：李志绥回忆录与《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