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旧事by一风吹去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看了山妹网友写的《苦涩的回忆》一下子又把我拉回到了那不堪回首的岁月，《苦涩的回忆》不是山妹一家的历史而是中华民族近代史的一部份，文革及极左时代的滔天罪恶至今没有得到清算，有些事,想想我们这一辈子怕是看不到了，但是我相信,后人并不全是愚人。对于有违天理人伦的罪恶，总有一天，总会有人对它进行清算。我们这些人老了，由于为尊者讳的原故，官方没有也不可能会留下不利于其统治的资料，许多事情将会被历史的烟尘埋没，我们应该趁有生之年为孩子们尽可能多地留下点可供后人研究的东西，我想对于未来的社会，应该是有益无害的。
下面我的回忆只不过是一些片段，不只限于文革。有些事情是父辈们的叙述，非本人亲历，但事情绝对是真实的，错误的也只不过是时间地点有些偏差而已。有些当事人和他们的当事人还在世，为了揭开这个伤疤不至于使他们难过而影响其正常生活，有些人名均会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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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故事
史老二兄弟五人，祖上留下良田近千亩，有房30余间的四合院一个，抗日战争中参加了蒋介石在南岳主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回家后拉起了一支有数十人枪的抗日队伍，共击毙日本人十一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十余支，得到了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嘉奖。由于老大老三老四均在抗战中牺牲，土改时家中只剩下史老二，史老五时年二十岁，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史老五品学兼优，而且参加了当时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属于思想上真心盼望解放军来的那一类。
湘潭从民国十六年起中共的活动就十分活跃，破落大户汪氏与史家比邻而居，两家都有培养后人读书的习俗。汪氏后生宏伦、汗新、厚楷等十余子弟自从国民党清党逃脱后从未闲过，一部份人跑到了延安（解放后成了部厅局级干部），一部份人在家乡继续搞共产党，汪史两家历经二十多年虽然各参入的党派不同，但彼此相安无事，（其时汪家也有二十一人参加了国民党或国军，49年时多数都去了台湾），两家人偶尔相见时仍然是兄弟般融洽，更没有南霸天与吴琼花那一类故事。
国民党撤退时各县建立了反共救国军，司令是青山区的文某（具备名字已忘记，只知道姓文，52年在解放军和民兵的包围圈中只身窜房逃脱，53年去香港，之后去了美国。81回乡投资，俨然成了共产党的座上宾），史老二是国民党员自然也参加了。但是史家因无人照看田地房产，所以史老二从未外出活动，更未参与反共活动。土改时逃往新疆参了军，文革中以隐瞒阶级成份罪判刑，文革结束后回乡，已是耄耋之人了。
史老二逃走后，农会抓不到人，于是将年仅二十岁的史老五从长沙骗回来，没几天就以恶霸地主的替死鬼枪毙了。史老五死时大呼冤枉，农会会长说：“冤什么冤？你家这么大的地主不枪毙那枪毙谁？”
土改中划成份是有名额分配的，地主富农多少，贫下中农多少都有硬性规定，要枪毙多少也有规定。湘潭不是个富裕的地方，土地大多在大地主手中，要完成上级规定的任务有一定的难度，于是就千方百计寻找家境好点的农民，让他们挨刀。
欧阳望的父亲留下有水田四亩，欧阳望读完小学后在长沙一公司当会计管账目，家里的田地雇一人耕种，不收租，打下的谷子全部归耕种者。农会完成不了划阶级的任务，开会时一农会干部提议是否可将他划作富农，有一干部说地主不够怎么办，还是划作地主吧！于是全体同意，可怜这个除了四亩土地外一无所有的地主，到死也没有翻得了身。
一农会会员叫周少红，解放前参加了地下共产党，因为读了几年私塾，土改时便当了农民协会的秘书长。解放前自己没有土地，租种了地主的水田十亩，土改时分得地主的牛一头。不料这牛不争气，牵回家没几天牛便死了。在剖开牛肚子时发现牛胃里有铁钉一枚，于是，平时嫉妒他有文化的农会“阶级兄弟”立马翻脸，说周破坏春耕生产，故意将牛害死，会长大怒。将周的成份改成了富农，将周枪毙了。
原来中国没有现代化的织布机，后来引进技术也只有城市里有织布厂，织出来的布叫洋布或叫士林布，穿士林布的也是城里人，偶尔乡下大户人家有一套士林布衣服那也是蛮了不起的。农村人穿的衣服都是自己纺的棉纱，纱纺好后请人织布，多数家庭都买不起织布机，农村有一种手工业工人叫织布匠，自带机器（其实也是土机器）织起布来又快又好，我们那地方叫机匠。老邱是从湖北来的流浪汉，无田无地又没有人帮助他，于是就买了个土造的织布机，当了个织布匠走村串户帮人织布，人称邱机匠。
那日秋机匠来到了我叔公家，他和我叔公是多年的好朋友，经常在我叔公家吃住。秋机匠放下行李，问我叔公还有剩饭没有，我今天累坏了。叔公问：“什么事把你累成这样？”
“今日排头乡斗争地主汪厚楷，我上去打他打累了”。
“你和汪厚楷有仇？”
“没有。”
“他得罪过你？”
“没有。”
“那你为什么打他？”
“好耍呗！”
“这么冷的天，打了人家，还脱了人家衣服，会冻坏的。”
“地主都经得冻。我把他和地主婆脱光衣服，用风车向他们身上吹雪籽籽，后来他们还能走路。”
。。。。。。
事隔几十年，当时说的话不一定完全就是这样，但基本意思就是这样。那时湘潭坝上（指小平原或山外的平地，又叫口上）外地人很多，有来种租田的，有来做手工艺的，有点像如今的外地民工。当时斗地主的多数是这些人，后来他们都在湘潭分了田地房屋，成了湘潭本地人。这也是湘潭坝上少有一姓聚居一村有别于其它地区农村同姓聚居的来源。
邱机匠打了汪厚楷后不久的某一天深夜，大雪纷飞。叔公听窗外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邱机匠站在门外，惶惶然有如丧家之犬。叔色叫他进屋，他说不进屋了，你借我点钱吧！我要逃命去了。叔公大惊，一把将他拉进房间，将此事的来龙去脉问了个清楚。
邱机匠告诉我叔公-----
前日乡里正在斗争地主汪厚楷夫妇，突然来了一队解放军冲进会场，拉起汪厚楷夫妇就走。农会会长一看赶紧上前阻拦，并问带队的军官为什么要带地主走。那军人只是出示了证件，说是上级命令要带走这个人，为什么他也不清楚，你去县里问好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云云。由于军官没有说明带走汪厚楷的原因。这边农会哪里肯依，仗着台下千儿八百贫下中农的呐喊助阵，反而怀疑起解放军是不是真的，会长指挥民兵硬是不让汪厚楷给解放军带走。两边厢剑拔弩张几乎真刀真枪干了起来。
不是无巧不成书，因为这里不是说书。如今汪老先生早已去世，但是当时在场的还大有人在。
正在相持不下时，两个解放军的骑兵赶到，交给乡农会会长一份湘潭县人民政府的文件，文件说明汪厚楷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县人民政府负责干部，命令立即回县政府上班工作。上面有县长毛特夫的亲笔签名。台下几千农民立马傻了眼，眼睁睁看着一个地主一个地主婆上了马被解放军簇拥而去。
原来汪厚楷民国十六年就参加了共产党，因为家庭富有，惯于用金钱看人的国民党官僚们压根儿就没有怀疑到他的头上。汪在湘中纺纱厂（湘潭市板塘铺湘纺前身）担任董事长，这个纺织厂是湘中一些富绅们入股弄起来的，汪家是股份公司的大股东，汪本人在学校学的又是这个专业。家族里的人也没有几个懂搞企业，于是汪厚楷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湘纺的董事长。乡里的农民哪知道这些，只是听毛主席教导说有钱人不是好东西，有大钱的就是大坏蛋。汪厚楷家有水田几十亩，还在城里开着工厂，油水大着呢！当时汪家还有亲人，汪回家处理家事，农会得到这个消息，于是去了几个民兵，闯进汪家将汪夫妇五花大绑，戴上高帽子和胸前黑牌，拉上台就一顿顿暴打。
后来看电影多了，知道了斗争会不仅仅是打人，首先应该是主持会议的人将此人犯了什么罪恶公之于众，然后再进行批判或控诉，并不完全是打。可是农民哪管这些，在农民的眼里，斗争就是打，既然政府号召打哪当然就打，不打白不打，打了也是白打。打了还能从他身上榨出点银子或旧衣服之类的浮财（地主富农家的动产）来。谁打得凶谁得到的表扬多，为什么不打呢？
当汪厚楷被解放军救走后，农民中间就传开了汪的神奇故事，这下可吓坏了老邱。这个可怜又可鄙的流浪汉大字不识一个，但旧戏倒是在闯码头的年月里看了不少。想到他打了汪厚楷，汪那么大的官，回头还不将他灭了？奶奶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就来向我叔公借钱想回湖北老家去。
邱机匠连夜赶到湘潭九总码头坐船去湖北沔阳，结果在湖北老家的田地已分完了，邱已离开故乡多年，故乡的人不知道邱是死是活，啊还会想到邱还活着呢？当然只要邱真心想在沔阳落户，沔阳人还是会分田给他的。但邱已习惯了东游西走，在老家也没有了什么亲人，所以也就没提出分田的要求，只想一心做他的手艺，分平分田无所谓。
湘潭这边农会不知道邱已逃走，反而认为他是积极分子分了几亩好田给他（当时湘潭县人均有水田两亩一分，按乡平均，有的乡多一些，有的乡少一些），连他娶媳妇的田都给他准备好了。他在外面流浪了一段时期，听说湘潭这边并没有事，如是又回了湘潭。这是后话。只是邱在回湖北途中的船上遇到了一个同路人，这里又引出了一段故事。
湘潭县排头乡在湘潭县西南部，与湘乡县相距不远。邱在回湖北的途中遇到了一个同路人，那人是湘乡县人，姓刘名祥生，年十九岁，个子较高，长得细皮嫩肉的。当时对邱称十八岁，孤儿，想去武汉找事做（那时没找工作一说），干什么都行。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个年轻人气味相投。邱比刘大三岁，心想正好没人作伴，于是刘随邱去了沔阳，沔阳一老太婆没儿没女，见刘长得高大英俊，人又勤劳，于是便收刘作了干儿子。后来在邱和乡里人的撺掇下，老太婆摆酒请客，刘祥生正儿八经成了老太婆的儿子。不数月，刘祥生参军去抗美援朝，在朝鲜立下赫赫战功，参加回国英模报告团，真是说不尽的荣耀。刘五十年代转业，文革时官至正厅级干部。
老太婆后来倒是苦尽甘来，搭帮这个儿子过上了好日子。可是邱某也好，湖北沔阳人也好，老太婆也好，即算是当时无比强大的共产党军队组织也好，又有谁能想到，这个刘祥生原来是个罪恶滔天已经决定了要枪毙的逃犯呢？
解放时国民党树倒猢狲散，许多国民党的乡保长们撒手不干了，拿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叫炒了国民党的鱿鱼。其实这类事情什么时候都会有，所不同的是在社会变革或转型阶段会更多。譬如81年分田到户时，大家都想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神仙日子。我岳父（江西吉安）那村里就曾经发生过用抓阄决定谁当支部书记的事。我堂舅子是支部委员之一，当时也参加了。结果抓到的那人圆滑得很，请我堂舅子吃了一顿酒饭，恳求我堂舅子帮他担下这担子。我堂舅子不甚滑头，是属于二百四十九离二百五只差个一点的那一类，看到人家一片“真情”，于是只好当下这书记。下过乡去过井冈山的人知道那儿的一个生产大队有多大，一年下来，又是开会又是计划生育又是调解各类纠纷，耽误了不少田里功夫。年终时不要说田地里减了产，就是上级领导同级同志下级生产队长在他家吃饭所花费的钱，就够他近一年的收入还补不回来。那时没什么补助，要像现在一样当然好了。但是现在这样的肥穴是轮不到他头上的啦！
快解放时国民党的保甲（保相当于现在的村，甲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长们一收不上粮二收不上税，完不成上级交待的任务就没有工资发，于是纷纷撤呀子不干了。那时国民党的乡长还能拿点上级发的津贴费，积极性虽没有多少，但对于共产党的政策不甚明了，所以还在台上呆着的多。有乡长没保甲长不行呀！于是便千方百计找人当保甲长，刘祥生就是那时当上保长的，当时刘才十七岁，但已是地方上一霸，能聚拢一帮子人，谁不服就拳头开路，就是湘中地区称为棍子的那一种。当然比现在的棍子们好多了，现在的棍子们已经不能叫棍子，棍子这词还含有一点能耐的意思。老百姓叫瘤子或烂崽，动不动就是刀子开路捅人家几个血窟窿，上上下下关系就如同网络，他的人多得很。派出所的警察们除了息事宁人，拿他们也是一点办法没有，说不定所长或所长的上级或市里的某长就是某瘤子的大哥，你惹得起吗？还是乖乖儿保饭碗要紧。紧跟形势走叫保鲜其实就是保饭碗，这个道理谁都懂。
49年刘祥生十七岁，一下子当了保长自以为了不得啦！先是派粮派款抓猪牵牛打人砸家伙，继之还嫌威风不够，居然发展到公开强奸人家新媳妇的地步。刘祥生虽说只当了几个月保长就被上级“纪律处分”撤消党藉干藉了，但老百姓心中对其已恨之入骨。就等着解放军来变了天有人来收拾他了。
1949年秋天，程潜、陈明仁两将军领衔发出起义通电，湖南宣布和平解放。但解放军只是经过湖南，南下追歼国民党白宗禧集团去了，维持湖南社会治安的仍然是编入了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队。土改和清匪反霸都是50年才开始，51 年结束的。刘在湖南岳阳（当时岳阳芦苇荡里有割芦苇的活干）躲藏了几个月后，回家想看看形势是否松点了，回家后只住了一晚上就认识到已无处藏身，再不走这条小命就保不住了，只得外逃。路上遇到邱，两人一路同行，于是就发生了上面的这一幕。
69年两个刘的儿时朋友去某省省会（可见那时的造反派们是一帮什么货色）搞外调，中午在某宾馆吃饭时偶然遇到刘坐着小车也来宾馆吃饭，两人便议论起对面这人是某某，刘发现后大惊失色，刚扒了几口饭便赶紧离开了，湘乡这两棍儿记住了车牌号，回家便向造反派的大头目报告了此事。革委会立马组织追捕队追到某省会城市，见到了刘要逮他。刘也不是吃白饭的主儿，那日回家后就作了这方面的足够准备，早将自己的材料递到了北京。北京派了人调查，摘了刘的顶戴花羚，将功折罪了事。湖南的造反派们气得吐血，只好怏怏打道回府。数年后刘官复原职，越发活得滋润，80年代还大摇大摆地回到了他真正的故乡湖南湘乡，当地干部也以礼相待。
此公如果看到了在下的贴子，千万不要认为我有什么恶意，作为同乡的我，只是想在闲得无聊练习打字中说明一个问题---- 人的这一生如黄驹过隙，来去匆匆。坏人也有能可改变，相对而言如刘。好人也有可能变成坏人做坏事，如邱之作为。都是世道使然之故也！观如今人伦尽灭，天理丧光，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从远了说，五四时灭孔孟后，无什么真正适合中国人之信仰来填补中国人道德之真空，便埋下了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覆灭之祸源。从近了说自土改始，彰人性之恶非但不遭谴反而受褒，几代传承下来，又遭文革史无前例浩劫连根拔掉，你说人伦还能不尽失么？一个毫无道德、诚信、良心、人格并看不到丝毫改善反而越滑越深之民族，有希望吗？秩序能建立得起来吗？建立了的秩序能长久吗？这样的社会能和谐吗？
当然这些事对于老汉我来说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但看着孩子们、周围亲友所遭社会治安之害；骗子、恶棍、小偷、强贼、心理变态者如此之多；世界七千年中国五千年未有之防盗铁护栏之景象；无数在外打工耗尽青春之年轻人，收入之微薄，无望之前途，遭受压迫剥削之悲惨，心中戚戚然啊！
不说题外话了，还是讲故事吧！
像这类故事，早在红军时期就有一例，而且也是姓刘。我在文革后期的流浪中到过这个老将军的故乡，江西省吉安县的某山村并在那呆了两年之久。将军那时也是十九岁，除有点爱嫖外对良家妇女们倒不太乱来，可怕的是染上了大赌的恶习，而且酷好打架惹事生非，将一个富裕家庭弄得一无所有后并债台高筑，最后遭到父亲兄弟们追杀，躲到一河之隔的安福县小江边镇上。杀手也追到镇上，刘无法，只得躲进亲戚家药铺的米缸中，待其追杀者走后投奔了红军。三十年后刘扛着一颗金星带着一个班的警卫回到故乡。他家那时还不通公路，走安福小江边镇过的河，乡人莫不惊讶。
土改成不成功，那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农业社会人们耐以生存的主要是土地。从中国历史上看，也不只49年搞过一次土改，全世界许多国家也搞过土改。历代开国皇帝赏给臣下的土地，难道完全是无主地吗？难道不是强夺自平民百姓家的吗？井田制均田制其实都是土地改革，只是没有共产党那么彻底而已。革命、改革这些个词，都是文人们创造的。其骨子里并不是字面上所讲的那么干净，革命也好，改革也好，都是夺走一些人的利益，再把这些好处给另一些人。
共产党为什么要搞土改？不搞土改行吗？从巩固政权这个角度出发，答案是否定的。一个王朝建立过程中和建立后，总是要对追随皇帝打天下的人有所封赏的，总是要给他们好处的。蒋介石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把所有的人都得罪了。在国民革命中，农民没有得到好处，工人被遗忘，恁能鼓惑人心之知识分子失业的多，连资产阶级也叫苦不堪，你说谁会拥护他呢？十来岁就帮着父亲记账的毛泽东深知这个道理------ 只有给人们好处，人们才会为你去拼命！至于什么主义、理想，那都是狗皮膏药罢了。座山雕“等国军一到，我就是司令，你们都弄个师长旅长干干，要啥有啥”其实就是千万年来造反者的真实理论，其它都是吹泡骗人的。
革命、改革说白了就是抢和赏，所不同的只有手段，是文抢还是武抢，大抢还是小抢，抢光还是给人家留那么一点，抢谁的，赏给谁。中国的革命、改革多数是抢光，（蒋介石是个例外，因为他不懂政治就是流氓那一套之大成）拿如今的话来说叫中国特色。
又多嘴了不是？该掌掴！言归正传，还是说点年轻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往事吧！
49 前湘潭县良田千倾之大地主多的是，如赵恒惕家就有良田一万多亩，造成土改时地主富农数量不够上级下达的指标量。土改队员冯某家里一无所有，但多年前他们家是有点田地的。于是土改队长就做冯某的工作：“咱这地方穷，几千亩田都是盐埠韩六家的，富农倒好划，但地主就难划了，没几家有田土，按上级的指示精神，没请过长工或者没收过租子的不能算地主，咋办？” “你说咋办？”
“你家抗日战争前有田，还请过长工。”
冯某一听大惊，连忙辩解道：“我们家的那点儿田不是早就卖掉了吗？再说也不符合解放前三年的标准呀？我们家吃糠咽菜这么些年，划个地主就太冤了！” “你是土改队员，积极分子，应该站在党的利益角度考虑问题！不就是个名吗？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地主成份就差一个了，怎么向上级交差？乡政府的困难就是党的困难，为党解决困难是土改队员义不容辞的。再说过两年阶级就取消了，什么地主富农贫下中农成份通通都没有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就这样吧！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再把你上调到县里去管文化（那时大家都说的是文化工作而文教工作这名词儿还没发明出来）工作！”
“要划也只能划个劳动地主。”冯悻悻地。 “好！就在地主前面加劳动二字，以后没有你什么事的，你有好工作怕啥？又不叫你在这当地呆。这事就这么定了！”队长斩钉截铁地说。
“湖南划成份初期并没有斗什么地主，只是搞清匪反霸，共产党肯定要剿反共救国军嘛！有血债的恶霸肯定要逮捕嘛！谁知道地主是什么意思？要是早知道地主要受批判斗争，还要砸了饭碗，打死我也不干啊！”67年文革中被清理回乡的地主分子冯某对我说。
改革开放后有人去山西取景拍电影，见一庭院深深之大宅，雕梁画栋前后花园应有尽有，便问房主人这老屋是你们家的吗？主人答是先人留下来的。“那你们家是什么成份？”工作人员问。 “贫农。”房主答。
江西的安福、吉水、永新、莲花、永丰等县经历了大革命时期杀来杀去，文革时仍有许多良田荒芜，高大的砖木结构房子没有人居住。我的邻居中有一个五保户老人，我问老太太：解放时你们家有田地房屋吗？
“有啊！额们这当（方言，意为我们这地方）你想作多少田就有多少田，想住多少屋就有多少屋。”
“前面那大屋为什么没有人去住啊？”
“这样的屋子多了去了，都是从前死了人的。死鬼的屋谁去住？”
“他们怎么死的？”
“炮子打死的。”
“谁打死他们的？”
“白军来了杀，说大家都是共产党。后来白军给每家登记（自首）的发两块大洋，于是大家都去登记。红军来了说是大家都反水了，都是国民党，又杀。于是大家伙死的死逃的逃，人就没有了。”老太太说。
“不会吧？红军不会杀老百姓的。”
“红军只杀国民党，大家都登记了，变成国民党了，能不杀？离东固不远有一个村，可惨了！红军进村来买米买菜，村里人将他们打死丢在桥底下，后来红军报复，那村子没了，房子全烧光了。”
我懒得和老太太抬杠，只问她们村里有多少地主富农。老太太告诉我全村四十多户，只有几户地主，解放时大家都有田地房产，就按谁家田地最多来定，够数了就完事。“我们这里土改时没有斗过地主，不像你们湖南，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大家都活得很好，斗什么斗？斗来斗去把良心都斗没了！”临了老太太加上这么一句。
“婆婆（赣南对奶奶的称呼），你为什么老叫我叔‘国王’，应该叫书记？”我想起老太太每次见到大队书记时不伦不类的称呼。
“习惯了，以前叫保长，大家都说我不对，我又记不住该叫什么，反正这几个村他最大，那就是国王了。”
我听了哭笑不得。
抗美援朝的老兵们
湖南人历来好斗，好事坏事湖南人都做了不少。民国十六年的斗土豪劣绅；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斗日本鬼子；土改时斗地主；文革时窝里武斗，上溯到清道光咸丰时期组织湘军斗太平天国。哪一次都是血流成河。老毛从湖南脱胎出来，湖南人的性格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烙印。所以他一生的思想可以用一个字形容----斗。老百姓好斗问题不大，国王好斗小民可就遭殃了。难道不是吗？ 解放时付也林去当兵，解放军里有饭吃，当了兵好娶媳妇呀！一身军装引得姑娘们羡慕不得了。那时候的解放军士兵转业回乡也是个干部，能不羡慕吗？付也林的新兵队在湘潭易俗河开阔地带训练三个月后拉去长沙集中，连长说是要上前线抗美援朝了，大家有什么东西要寄回家或书信，可以交在我这集中，写好地址，后勤会帮你们寄回家的。付一听傻眼了。他在杜聿明主政湘潭时（时为湘潭警备司令，人们不知有县长只知有杜聿明）见过美国兵。人家那武器，那飞机大炮坦克车，我们是美国的对手吗？这一去是死定了。TMD！老子不干了！逃跑。
那时候的兵逃跑自然是往家跑。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像现在，军民关系、邻居关系好得到现在年轻人无法理解的程度。如今的人见了陌生人首先想到的是这人是不是个贼，见陌生人开口说话就想这人是不是个骗子，坐在火车上肚子饿得咕咕叫也不敢吃人家送来的东西，深怕人家在食物中下蒙汗药。那时候汽车虽然不多，但司机们大多数还是肯帮助别人，才不管你认识不认识呢！付也林凭着一身军装，一招手，司机就停了车叫他上来，一看他是个解放军，二话不说就将他直接送到了湘潭老家。付到家时天已黑，吃了饭，他妈给他烧了一盆洗脚水，他才将脚伸到水盆里，砰的一声门被撞开，连长带着两个兵后面跟着村长和民兵，拿出绳索将他五花大绑起来，像犯人似的拉起就走，全不管他老妈子在后面哀嚎。
付到了朝鲜了心想反正死定了，那就不要这条小命了。冲锋、炸地堡就像疯了似的。这世界也真怪，不想死的死了，想死的反倒死不了。朝鲜战争结束，付也林带着一堆勋章回国了，文革前付回家，肩膀上挂着两扛三星，儿时的朋友笑说：“也伢子，看来人还是要绑，你可是绑着去当的官呀！”
挂着一堆勋章回国的不止付也林一个，文革时我见过台上被批斗的丙洪武，他是邻村的，离我们村有两公里，他胸前挂的勋章比付也林的还多。
丙六岁时死了爹，母亲将他抚养成人。
穷女人没读过书，也不知道啥叫教育孩子，刻骨铭心的就是对日本人的恨。抗战时湘潭那地方游击队特多，小日本为报复游击队，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四十万人的湘潭县就死伤十几万人，丙的爷爷被日本人掳去再没有回来。丙到队伍上时他娘对他说：“儿子，见了外国人你就狠狠地杀，外国人都不是好东西。政府上说了，外国人来了会杀我们中国人，所以我们要杀他们。”丙听了他娘的话，上甘岭上大显神威，战友们全死光了，他将营长背下阵地，不往后走反倒向前滚去，两个人脱去军装藏在敌人的尸体中。把小时候捉迷藏的那一套用上，躲在美军的尸体里和美国兵干，一是美国兵不向自己人的尸体开枪开炮，二是烟雾腾腾中不知道这手雷冲锋枪子弹从哪打来的，只是飞机大炮一遍遍轰炸山头，嫌那山太高削去了一米多。丙和当时的营长（前几年当了广洲军区司令）杨两个人守阵地，一直守到援兵上来。可是他的脑子也打出问题来了。
回国英模报告团里，老大听说是丙是湘潭人忙走过来：“老乡啊！”
“哈哈！”
“你是决（韶山方言，国念成决）家的英雄！”
“哈哈！”
老大不知说啥好了，对带队的说：“送军校学习培养吧！”
丙的听力受到严重影响，又不会说普通话，教官的话有时他听不到，教官便发火了。丙左看右看教官像韩国人也有点像美国兵，冲上去左右开弓就打，半年下来打了十几个上级，最厉害的一次把学员分队的分队长打成重伤，肋骨断了好几条。
军校拿他没辙，只好叫他转业回乡，请湘潭县人民政府安排他的工作。
对于这样一个人，湘潭县政府不好怎样安排，丙回乡三个月了也没有接到安排工作的通知。于是便找到县政府去了。
县长毛特夫接见了他，叫他安心等待，总会有合适的工作安排的，不要急。丙在桌子上拍了一下：老子出生入死，你们在后方享福，一个破工作用得着三个月来安排吗？
毛特夫是老大的堂弟，哪会吃一个小兵的这一套。吼道：你给我滚出去！
丙怒不可遏，冲上去左右开弓，打得毛特夫脸肿起来。门外的警卫（那时县政府有警卫员）冲进来，丙被关了三个月，工作的事从此便泡了黄汤。
三个月后，丙出了牢房，性格更加暴戾了，加之又好酒，好勇斗狠简直和野兽差不到那里去。丙虽是个恶霸，但对弱小者从不欺凌，有一次我从他们大队的山里捡了一些枯柴背回家，他们村上的干部见了要抢掉我的，丙冲上去把柴夺过来还给了我，村干部吓得灰溜溜逃走了。丙对乡、村及村民小组干部，见一个就打一个，打得干部们见了他就躲，干部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追，就像电影里抓特务似的。丙也不参加劳动，乡政府食堂就像他们家厨房，吃了还要拿回去（丙是个孝子，给他老娘吃），乡村全体干部签名打报告到县里，将丙划了个坏分子。从此丙成了黑五类，敌人。可是丙根本不尿那一套，见了乡村干部照打不误，村里的粮食他想拿就拿。被他救的那营长杨回国已当了师长，丙的唯一经济来源就是杨接济，杨知恩图报，常告诫地方上不得将丙怎么样，否则要找地方算账。
地方上那些最初绑丙去批斗的人包括民兵从此后再不得安宁，因为批斗会完了丙就会去找那些人算账，除了斗殴外，吃饭时锅里会突然砸下一把沙子，下雨时他会来捅你们家房顶。这些人吃了亏，又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和丙斗，以后便不再管丙的事了。
乡里被丙摆平了，但县里可不这么说。公社不斗丙吧！县上就说公社干部包屁坏分子，斗吧！又实在是怕丙报复。以后斗什么人要找丙陪斗时，总是先向他说一通好话并保证好酒好肉招待发工资，丙也乐得陪斗增加点收入，有次在公社斗地主，丙也在陪斗，那几个男女老地主被打得血糊利陀的，丙却若无其事，好像他是来赶集似的，还在台上对我们扮鬼脸，斗争会完了后，丙说是超过了时间，先前说好的报酬不算数，找革委会的要增加工资，革委会干部好说歹说，丙就是不干，最后丙脱下裤衩，将公社食堂的饭倒往裤衩里背回了家。弄得不少公社干部饿了一顿。
文革时，湘潭、湘乡、株洲各公安局、派出所及公社都成了丙经常光顾的食堂，丙成了名人，丙的事成了地方上一经久不衰的谈资。
六八年闹武斗，造反派们一口一个大哥长大哥短的骗丙参加了。在彭德怀家门口的一次武斗中，丙用枪打死了对方一个伤两个，文革结束被逮捕，乡亲们想，这次丙怕是活不成了。
怎么一下就扯到了文革呢？还是按下文革慢表，先谈谈土改划成份的事吧！
中国是农业社会。几千年的中国史，其实就是农民闹事史。若要江山稳固，就要防止农民闹事。老猫出身农民，又把农民从男到女从穷到富从里到外到上到下从脸皮到裤档都研究了个透而白，得出个结论如下-----
农民不完全是吃不饱饭要闹事，而是气没地方出要闹事。只要给农民找个出气的对象，他们就会乖乖地听党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于是就有了按比例划成份，于是就有了黑五类红七类灰三类，于是就有了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阶级斗争天天讲，路线问题年年抓。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开天辟地史无前例的创举！于是就有了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土改划成份这档子荒唐事情发生。
划成份也不是铁板一块，你如果朝中有人，成份问题也是可以商量的。如著名画家齐白石，当年闻知家乡湘潭土改,他在家有田地数百亩,不仅将被没收,还会扣上地主头衔。老人急了,上书毛泽东,苦陈那些田是他卖画得来,并非剥削,请求开恩。毛泽东将信批给湘潭县处理,圣旨到，湘潭县政府赶紧照办，为齐家摘掉了地主帽子。当时的过程及背后猫腻从这篇部份为尊者讳的文章可窥一二。
毛主席为齐白石修改“地主“成份
1950 年11月间，大画家齐白石的家乡湘潭县茶恩寺乡开展土改运动。由于齐家收过地租，齐白石本人又常居京城“赚大钱”，便被工作队划为“地主”成分，并准备收集材料，对他家人进行批斗“。齐白石获悉后，十分纳闷，因为他出生在一贫如洗的农家，4岁就给地主放牛，7岁上私塾后，因买不起煤油，晚上总是以松明点火为灯习画习字；14岁学木工，凭苦力吃饭，以后成为“雕画匠”，收入亦甚微。直到1920年定居京都后，他仍过着“瓦壶天水菊花茶”、白盐青菜子饭“的清贫生活。如今，竟与“地主”挂上钩，齐白石自然想不通，就去找挚友徐悲鸿商量。徐悲鸿出点子说：前些日子，毛主席接见文联代表时，还从当年名画家黎松安的一首诗谈论过你的画艺人品，何不直接上书给他!于是，l951年元旦后，齐白石写了封信给毛泽东，介绍了划定家庭成分的详细情况。信中说：“我在老家确有两栋房屋、几亩水田，不过，并非剥削之财，而是用自己的卖画收入购置的。解放后，房屋由我的儿孙居住、土地由他们耕种，也有一两亩地曾租给邻近农民，收取少量租谷以养家糊口。我认为自已是脑力劳动者，之所以买田置地，目的是逃避货币贬值，而不是为了剥削。我愿意将土地交给政府、教育子孙勤耕守法，但希望不要把我划成地主，也不要批斗我的子孙。因此特致信主席，请求向地方政府打个招呼。如蒙垂照，则曷甚感激之至。“ 毛泽东接到此信，在信笺上用铅笔批道：“请王首道同志转交湘潭县委研究处理。”
毛泽东同时也给齐白石亲笔回复了一封信：白石先生：来信收悉，已转寄湖南省人民政府王首道主席，请他酌情处理。此复。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月二十七日
不久，湘潭县委接到毛泽东的批示，责成工作队重新核实查对，按政策征收了齐白石的几亩耕地，但对他家不挖“浮财”、不划他的地主成分。
王首道将处理结果汇报后，毛泽东在电话中高兴地说：“白石老人实事求是反映了情况，我们就应该还他一个实事求是的结果。另外，黎松安的一首诗，也很有参考价值。因为当时这位画坛老前辈想不到今天有土改、更想不到齐白石会被划为地主，他早已实事求是地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档案。”
毛泽东屡屡谈及的一首诗，原来是黎松安写齐白石的诗作：
难得当年快活时，
贫家只有老松知。
不妨四壁烟如海，
燃节为灯夜画诗。
而毛泽东本人，如果按照当时的比例规定，毛家是地主无疑，毛父母已去世，毛是田地的唯一继承人，当时韶山冲里的田地还是毛家的，地契还在，这地主分子的帽子非毛泽东本人莫属。可土改时毛家居然划了个贫农，只是韶山冲里的农民去北京朝圣说明这事时，毛感到太难糊弄天下人了，于是便假惺惺说了句“我家应是富农”，纵然弄虚作假至此，也压根就不提富农分子的帽子谁来戴。
老汉一生敬佩白石老人，绝无贬低老人之意。将这件事讲给后人听是想说明一个问题---- 开后门拉关系弄虚作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什么人开始的。如此而已。
我没有一丝一毫反对土改的意思,也不会去为恶霸地主们张目。我反而认为，土改是结束封建社会的标志,只是土改的方法不对。大陆的土改太过残忍，泯灭人性。
至今在我的脑海中,地主并没有什么好的形象,随着改革开放,一大批人迅速暴富，他们的财产比当年的地主富有得多，许多人对待穷人的态度非常恶劣，比之当年的地主有过之而不及。
土改积极分子
国民党时代，湘潭地下党十分活跃。土改时，乡长一般由本地原地下党员担任，乡长多兼农会会长。前期土改工作队长则多是南下的军队干部。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进行，军人多数回了部队，土改后期的工作队长也多由本地人担任。
我乡首任乡长兼农民协会会长兆开生，此人解放前是个教书先生，有时也当江湖医生，三五九旅南下时发展的党员。有肺结核病，土改中肺结核发作去世。接替他的是兆的堂侄兆合生，合生是开生49年秋天发展的党员。
土改时兆合生时年二十一岁，外乡人。家里兄弟三人，抗战前随父母来到付村，租种了地主付玉南家的地，合生身材高大，家贫而好赌，遭赌徒们追打索债，逃到长沙。当时付玉南在长沙开有一煤栈做煤炭生意，与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王强开的那个煤栈一样，类似于现在的煤站。合生逃到长沙投奔付，嫌挑煤又苦又累，便向付借钱买了一部黄包车，就在长沙蹬车送客。由于合生赌性难改，不久便将黄包车输掉，流浪在长沙街头。长沙程潜陈明仁投共后，为防国民党捣乱清理闲散人员，夜晚还搞宵禁，合生无法在长沙混下去只得回乡。堂叔兆开生正好要人跑腿，便拉其参加了共产党。
合生年轻力壮，血气方刚，又闯过码头见过世面，斗地主是把好手。他引进了许多新式斗法，如把公鸡塞进地主婆的裤档里，扎紧裤脚，让鸡把人抓得鲜血淋漓；将人绑成十字形灌辣椒水；踩老虎凳；用绳子捆住脚趾头倒挂金钩等......付玉南借了钱给合生，合生怕他讨要，为了打击付，更是下重手狠斗，付伤重，又得不到治疗，土改后没多久便死了。合生将付玉南的侄女，一个合生垂涎了好几年的富农家的女儿弄到了手，富农便改成了上中农。
合生在台上讲话我见过一次，其气之壮无与伦比，说是声震屋瓦一点也不过份，我这辈子见过不少人在台上叫喊，文革时声嘶力竭者多，但从未见过有如合生讲话分贝之高者。合生因为大字不识一个，翻来覆去总是那几句话，无非就是讲共产党好，毛主席之类的套话，台下听众除了这些也不知道他还讲了些什么，只不过被他凶神恶煞般的样子吓得不敢乱动弹罢了。多年后开玩笑时提起这事，他笑言道：那叫猖狂！我笑笑没说什么，但心中非常同意他的观点，是啊！那才叫猖狂！
合生在54年因乱搞人家老婆被当场捉奸，上级调查又发现他贪污公款等，合生丢了党藉。57年发牢骚被划成右派，邓小平上台后，合生找到了他的老同志们求情，与合生同时代入党的人早已位高权重了。算是施舍吧！给合生恢复了党藉，但其它什么待遇没有。合生沮丧不堪，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样也不错了呀！他自己安慰自己。
94年我回乡探望亲友时看见他在小镇上干些修皮鞋补饭锅之类的杂活，气管炎严重，咳嗽不止。我问他何至如此，他说老伴死了，儿女们不管他，生活没有着落，不如此又能咋地？这里五天赶一次集，赶远处的集又走不动了。活也很少，赚不到什么钱，赚的钱还不够买药。哎！没多久合生于风雪夜去世，身边没有亲人，后来才被发现。尸体僵硬，被子上许多血和痰。
猪身上最不好吃的肉是猪脖子上的那一圈，炸猪油也炸不出多少来。湘潭土话里脖子不叫脖子，叫井，所以猪脖子肉也叫井圈肉。人们送给那些头脑不太发达而特别喜欢整别人自己其实得不到好处的人一个外号----井圈肉。唐某就是一个，人家少有知道他真名的，而这外号几乎无人不知。
唐已解放前是跟着他当乞丐的爹来湘潭的，后来租了地主韩六家的田种。学生出身的韩六是个湘潭人称呼的“化孙子”（其实是个非常开明的年轻人，父母均亡故只剩他独苗一根），有田地几千亩，但从不过问谁种了他的地，也不问人们交了多少租，也没雇个管事的人，谁爱交多少就交多少。唐家父子租种韩家的地，那一年稻子长得非常好，沉甸甸的谷穗将禾秆都压弯了（那时候都是高秆品种）有的禾穗还贴到了地。老唐担心今年收成好要多交租子，便将韩六叫到田边，问今年的租子咋交？交多少？韩六说：“往年站禾没有谷子，今年睡禾哪会有谷子呢？算了，别交租了。”唐家父子在湘潭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解放军来以前他盖了几间茅草房，还说了一门亲事。人们只知道他们老家是北方，具体什么地方不知道，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他爹是个老实人，解放前唐某也非常老实，一是语言上要慢慢地适应，二是他的脑子不太发达，看不出他有什么出众的地方。
共产党来了。就是这个唐已，他在土改队员的“教育”下，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他站出来指控韩六是恶霸(本来韩六在群众中口碑非常好）。理由是有一次唐已吹牛说能吃下六斤猪肉，韩六说无论如何也吃不下这么多，于是两个年轻人便打赌。筹码是韩六输了给唐已十块现大洋，唐已输了就吃六个巴掌。韩六买来六斤猪肉，唐已做熟后一开始狼吞虎咽，吃了大概一半再也吃不下去了。输了后，韩六只给了唐已一个巴掌。当时唐已没说啥，还乐哈哈地傻笑。
得到土改工作队的表扬。唐已非常想入党，加之身大力猛，斗地主比谁都积极。那时候只要地主有人指控是恶霸，其下场就不言而喻了,乡里正愁完不成枪毙任务呢！
韩六被枪毙了，唐已的党也没有入成。大跃进时第一个在下雪天打赤膊上阵，心想这下该我入党了，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井圈肉，他的党不但毫无消息，而且连一个积极分子也没有评上。文革时他参加造反派，每次斗黑五类他都是主要打手，他总是脱掉上衣，将他那一二三的大折裤（老式裤，一提二折三纳入裤带中的那种，那时年轻人称之为一二三裤子）用一破布条子系住，瞪着血红的眼睛，狠狠地打被他脱掉了上衣的黑五类。唐已打人时总是喜欢打女的，黑女人们碰上他可真就惨了! 后来阶级敌人发展到二十一种人，唐已打得更来劲了。文革后有人问他为什么特别爱打女人，他说女人打起来才有味，一鞭子下去，随着一声哀嚎，那两奶子跳起老高，那才叫有味呢！
唐已的老婆没有生孩子，后来抱养了一个，不幸这孩子命不长。改革开放后，唐已两口子成了村里的五保户，夏天无所事事到处溜达，冬天抱着个烘笼（湖南人取暖的用具）总喜欢往人多的地方凑。但是少有人理他，文革中许多人吃过他的亏，人们看不起告密者。
雷癫子
民国十六年湖南打土豪劣绅，农会抄了革命军团长许克祥的老家,将其老父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许回家见农会在斗自己的父亲，怒不可遏,说老子在北伐前线流血拼命,你们在后边胡来搞共产。于是毙了农会会长，回到长沙后大开杀戒，成了共产党不共戴天的敌人，共产党在湖南的势力也遭受惨重损失。
假设历史能够重新来过，也许结局不会是这个样子的。据有人回忆，许当年是同情共产党的，还差点儿参加了共产党呢！好在那时共产党的领袖们，如陈赛粟裕刘伯承刘少奇陈毅邓小平以及那些出身于大地主的其它领袖，他们老家的农会那时没有拉这些人的老父母去斗争暴打，或者压根儿就没建立农会，毛泽东的父母在世时，韶山冲里也没有建立农会斗土豪劣绅，否则韶山冲第一号地主毛泽东同志父子就要遭殃了，中国的后来也就没有那些大人物显世扬名立万了。也不知道如今的世道是个什么样子。
癫子，湖南人对精神病人的叫法。雷癫子本姓谭，解放军进湖南时他在长沙读书，一腔革命热情参了林彪的军，干的是雷达兵技术活，因为有文化，那些电子技术很快就摸了个门儿清。他们部队是最早去朝鲜的那一批，谭屡立战功，很快就当了官升了职。他们部队也是回国最早的一批，谭回国时已是个正营副团级了。
解放前能上城里读得起书的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子弟，最起码也是个破产地主有人接济的后人。贫下中农读得起书的少之又少。除非那学校不要钱还差不多。可是除了洋人办的教会外哪会有这样的学校，谭能在长沙城里读书，家里当然是地主了。谭回国后又回家探亲，看到他们家已经被扫地出门，他的母亲已经病得很重了，可是还要经常去参加批斗会。
那夜晚，谭去批斗会上背回母亲，老太婆已被贫下中农们打得鼻青脸肿直不起腰来，当时倾盆大雨电闪雷鸣，谭背着他娘在雨中走着走着，突然大喊“天啊！天啊！”从此就疯了。
部队将谭接回去治疗，治了几年也不见好转，老是时好时坏的。部队没法，只得将他转业回家。谭刚回家还能认得家里人，过了不久又疯了，部队只好又将他接去治疗，如此反复多次。文革来了，那时没有一个领导敢不和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划清界线，那是要吃不了兜着走，于是再也看不到部队来人了。文革中的谭头发有一尺来长，脸上尽是黑灰，衣服裤子只剩下几块布条，有时干脆身上什么也没有穿，经常在河堤上走来走去，走路时眼睛老瞄着垃圾堆中找吃的，有时手拾凉棚看着天上，口中喃喃自语，老是雷达雷达什么的。于是大家都叫他雷癫子。
记得78还是79年部队曾派人来找过他，可能是他的战友历尽沧桑又官复了原职。可是雷癫子没有活到改革开放，他死于何时何地没有人清楚，他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许久人们才知道。那年月正常人况且朝不保夕，大家都是泥菩萨过河，哪还管得着一个精神病人呢？何况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的精神病人,那就更没有人去管了。
部份同意某网友的意见并写进自己的不同意见于下。
搞土地改革没有错，国民党也要搞土地改革，只是因为连年战争还没来得及而已。这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系统理论里早就已经确定了的，那就是“耕者有其田”。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旧式地主阶级是社会发展的反动力量，这是不容置疑的。国共两党对待土地改革不同的地方在于是采用暴力手段还是非暴力手段。事实证明，国民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是成功的，如果没有国民党政府对地主阶级的半强制性工商业投资，逼迫他们由地主变成资本家，台湾的经济是不可能在短短三十年里起飞的。 我认为 文革的大部份罪恶，根源在于土地改革，而土改的错误政策，根源在红军时期执行的那一套极左路线。那一套极左路线源于苏俄。红军时期将人部份地分成三六九等，土改是将全国人民完全分成三六九等。等级制度源于奴隶社会，延续于封建社会，残存于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是，延续了几千年的、旧的等级制度是以人的出身来划分的，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中，等级制度不再完全以人的出身来划分，部份地以金钱和权利来划分。当世界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一切等级制度都已被全人类认为是反动制度。而等级制度的存在与否，则是极权主义社会与民主社会的分水岭。
等级制度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取得政权后的统治阶级常常拿出这个工具来使本阶级团结在一起并使得本阶级中的每个成员把它作为价值追求目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造反者，等级制度都是赖以鼓动人心、笼络追随者的最有力手段。所以，指望统治阶级自觉消灭等级制度是不可能的。
只要等级制度以及产生等级制度的社会基础存在，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民主社会。
土改划成份是共产党用一套新的、比旧制度严酷得多的等级制度替代在长期的封建社会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旧等级制度，但是换汤没换药，实施的还是封建等级制度。单从土地分配而言，49年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是进步的，革命的。但是以后，这种先进性没有了，停滞了，甚至倒退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等级制度没有消灭，反而具体了，细化了，加强了，比旧制度更坏了。
文革中受伤害最惨的不是走资派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因为黑五类到二十一种人再到五十七种人几乎占了中国人口的一半，走资派在人口数量上与五十七种人相比可以忽略不计，与二十一种人相比也少得可怜。至于说到文革中搞屠杀的现象是很少一部分那是不现实的。如果说数百万人的生命不足介意的话，那我们就没有讨论的基础了。把二十一种人甚至五十七种阶级敌人全部杀掉也会有人在这里说话，至少老汉我就是一个。
抬杠的事慢慢来，上论坛就有的是杠抬。哈哈。先给你们讲个
白毛男的故事
大家都看过革命样板戏白毛女，知道白毛女是怎么回事。可是没有看过白毛男吧？白毛男，我就见过。
长得高大英俊的付可山在毛泽东毕业的那个学校湖南省第一师范毕业，人很老实，脾气性格很好，自小到大未和任何人红过脸。付喜欢诗词歌赋，不关心政治。由于品学兼优，给老师和同学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付可山年轻时的理想是当一名教师。那时教师是个非常好的职业，不但工资高，而且受人尊重。特别是在那个年代里，经商被人看不起，当官又没有靠山，除了教书，哪还有更好的职业呢？
付的老师们想留付可山在第一师范教书，可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其它的教师不走，付就没有地方安排。老校长要他先回家等待一段时期，有了机会就通知他。付也想回家，家中有他的父母兄弟。在外求学这么多年，家乡的一山一水都显得格外地亲，还是回家好。于是付就回了老家。
人的命运总是这样，不该来的不会来，该来的一定会来。付的堂兄早年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在国民政府当了个小小的官儿，日本人来后跟着老蒋上了重庆，在四川那个潮湿的气候里染上了肺病。抗战结束，老先生又回到了湖南，还是在湖南省政府里干点儿与文化有关的工作。1948年冬天，老先生肺病加重，眼看是不行了，不想死在外面，于是便回老家过了气。
当官的大凡是这样，生前再怎么有歧见意见成见或仇恨，人死了后总是要装出一付亲密无间的假样子来悼念，发一番兔死狐悲的感慨的。付老先生一死，付在长沙衙门里的那些同僚便来到湘潭吊丧，湘潭县国民政府里的官老爷们更是云集付家，装模作样来一番如今电视上经常能看到的那一类“公共关系学”故事。
解放前读书人少之又少，即使一般的农村富户中，能读到高中的也不多见。付可山读到了师范，村里最有学问的当非付可山莫属。堂兄死了，付可山成了付家举丧期间的文字工作者兼外交部长，于是便结识了各路官员，由于付的人品、学识及礼数周全，使得湘潭县国民政府的县长对付可山刮目相看。
转眼到了1949年，战争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了。加之地下共产党的宣传，乡间的一些基层公务员担心自己的前途，有惶惶不可终日之状，撤呀子不干了的事时有发生。此时邻乡有一乡长职位空缺，县长找到付可山，请他出任邻乡的乡长。付可山等一师校长的通知许久，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正在家里焦虑不安。付对政局向何处去不甚明了，也担心万一共产党胜利了对当官的不利，但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长期社会氛围中，又有父母及亲戚朋友的劝说，付想到这么一个鸡毛蒜皮的小官，即使共产党来了也不会对自己怎么样，只要自己循规蹈矩不贪不贿不欺压良善保持中庸之道，谁又会拿一个老实人去坐牢呢？共产党中许多大官当年不也在国民党里做事吗？经过再三考虑，还是自古以来引诱着无数人上刀山下火海跳油锅也不怕的当官做老爷享受荣华富贵那一套思想占了上风，付可山当上了这个给他一生带来无数耻辱和痛苦的乡长。
可是只有半年，付就不干了。程潜陈明仁投共了，付可山看到国民党大势去了，丢下一切不管跑回了家。付以为跑回了家没有事，可偏偏共产党不那么说，凡是当乡长半年以上的，任现职的，打掉天灵盖的子弹早就准备好了
人不想事是不可能的吧？其实有的人想的还非常有道理，只是多数人没有将它写出来。不写的原因是认为写出来没有什么意义。一个平头百姓，蝼蚁之辈，又能说出个什么大道理来呢？拿湖南土话来说，就算你说出个什么大道理了，就会有人把你当成个大暖了是不是？所以，小民们多数不想事，也懒得去往深处想。
人不想事那是假的，深的不想浅的还是要想的，大的不想小的还是要想的。譬如受了没有理由的苦，吃没有理由的罪，坐没有理由的牢，谁都会去想这是为什么呀？人对事物的认识有其局限性，如我辈局限性是很大的，因为我们不是圣人，也不是精英分子。就是圣人精英们也不一定绝对正确，也会有想不明白的地方。孔夫子的那一套，历经两千多年，原来是个很香的东西，到了上世纪，就被批得臭不可闻了。要是孔老先生能活到49年以后，即算不被共产党枪毙，也要被造反派们整死的。他要是活到现代，他也会想不明白的。哈哈。。。。。。
我不赞成老孔老孟同志三纲五常那一套，虽然那时国家主席只有一家子人能当，别人不能染指。那时代三纲五常那套对统治者们有用，但对普通百姓没用。要是现在批判孔老夫子，说不定他会请个律师。法官会对他说，谁叫你那时没有声明那一套只适应于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呢？你要是声明了，你的后代子孙们也就不会斗你了。就是缺了这个声明，所以你的子子孙孙要斗争你。老孔同志也许不会纠缠这个而要求知识产权，譬如许多词汇是他发明的，谁用了他的词汇要掏银子给他。。。。。。那样他也会变得不要脸。哈哈
春秋战国时代，封建社会兴盛发展起来，奴隶社会退出历史舞台，孔孟等人为封建社会的建立、发展和巩固奠定了理论基础。今天，封建社会在全世界已经寿终正寝，中国的封建社会也已到了日薄西山的时候，他的那套东东过时了又有什么奇怪呢？但是他那廉耻的观点，信义的观点，还有人性论的观点。我认为一下子全部否定是否有点太那个了？就算都不要脸了，但人性能不讲么？人性这个东西，自从地球上有人类就客观存在着。譬如父子兄弟亲戚朋友之间的感情，这些都不讲了，那和畜生还有什么两样呢？
发以上这些牢骚，只因为昨晚上从电视里看到个新闻，说的是从小失去父母的弟弟为了骗人寿保险公司的钱，竟然将一把屎一把尿将他拉扯大、痛他爱他的、身体非常健康的亲哥哥掐死。媒体上将自己亲生父母杀死甚至碎尸万段的事情丛出不穷，如今这个民族悲哀呀！没有了人性的还能叫人吗？我们还要用对待人的那一套对待他们吗？中国自古可是礼义之邦呀！为什么会到现在这种程度呢？乡下的老太太们看了电视总是说：
“美国丢原子弹！把如今的人都灭了！”
“美国快丢原子弹！把中国人都灭了！通通灭了！”
“现在的人都不是人了，是畜生。重新开过种才行，现在的人没得救了！”
这样的话我听得太多了。原本善良的百姓们竟然说出这样的话，这些今天有吃有穿的老人们怎么都这样想呢？我的天啊！
怪他们吗？他们不懂主义，不懂什么初级阶段，也不懂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更不懂民主还是专制。也不会去管这些。他们只是渴望亲情，渴望友爱，渴望社会和谐。但是社会现实让他们看到的是，他们越来越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只只吃饱喝足了的猪，而且越来越像猪了。人家能不发牢骚吗？因为祖上给他们留下了一个比猪不同的构造----一张会说话的嘴，还有那个脑袋会想事。
区政府决定枪毙伪乡长付可山，布告都写好了。派民兵去抓他，可是不见付可山的踪影，搜来搜去也是一无所获。后来又经历三反、五反等运动，历时数年，在毛主席的教导下，中国人民阶级斗争这根弦越绷越紧，把不少漏网的地主、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送去阎王爷那里报了道，可是付可山还是没有一点儿消息。
1956年冬天，一个消息把四乡八村震憾了。付可山出来了！付可山没有死，也没有逃到香港去。据说一开始他在乡亲好友的帮助下，逃到外地呆了一段时期。但是共产党的天罗地网他挣不开，只得又回了老家。藏在地窖里。他的母亲、弟弟、弟媳、侄儿，甚至村里许多人都给他送过饭。他活得很好，只是头发有一尺多长，白如霜雪，胡子眉毛也全白了。地方报上去，县公安局将他抓去关了三个多月，后来没说什么原因就将他放了。
原来公安局去调查，要整点材料法办他。可是老百姓都说付可山如何如何对他们好，如何把自己的工资送给贫苦农民自己吃芋头当主食；如何自己带头修路而且参加劳动；如何劝说有钱人将稻米拿出来分给穷人；如何劝解乡里的纠纷；如何使小偷变成了好人等等。气得办案人员大骂阶级觉悟低。调查材料一页纸都整不出来。那时已解放多年，共产党杀人有了点讲究，也要假假意思整个材料什么的了，不像当年土改时那样，区长打个红勾就可以将人拉出去枪毙，什么也不需要。
文革时我去他家请他教我英语时问他：“你那时候怎么敢出来呢？”
“我那时得了眼病，看不到东西，再不出来眼睛会瞎掉，在县里坐牢时买了些药治疗才好。”
“你躲了几年，村里人见过你吗？”
“我晚上有时出来，经常有村里人见到我。”
“为什么不剪掉头发胡子呢？那么老长的多难受。”我说。
“怕万一碰上生人。如果剪了头发，人家就会看出我不是鬼了。”
。。。。。。
那时代的付可山能不死，真是个奇迹。
是村里人保护了付可山。是人性救了他一条命。
这里还有一点要补充，不说对不起死去的好人。乡上抓不到付可山，把他的弟媳妇（他弟弟家的当家人）抓去拷问，这个女人什么也没有说，回到家上吊了。平日里这个女人特别勤劳，荒年荒月里总是周济穷人，有求必应。嫁到付家多年，从未与人红过脸吵过架。远近乡邻都念她的好。一闻此噩，乡人莫不唏嘘叹惜！
此事要是放到现在,人们可以在有许多的理由或者没有什么理由的情况下，对自己的骨肉至亲下毒手。政府抓逃犯也是钱字当头，动不动就是赏金多少。我真怀疑付可山的小命能否保得住！
文革中，付可山也挨过不少批判，但是多数都是陪斗，挂块轻点儿的黑牌子站在其它黑五类或是二十一种人的旁边，没有人打他。他一生无病无灾，连感冒都很少有，直到前几年才去世，享年八十一岁。死前毫无征兆，早上她老伴见他吃饭了还没起床，于是便去叫他，他说怕是不行了，对老伴说把全家人都叫过来吧。人们来后他只对孙子说要好好读书，然后就断了气。
看来，人还是多干点善事少干点坏事为好。“井圈肉”就更是不要去当，那种事损人不一定利己。好人有好报，前辈人都这么说。虽说不可全信，亦不可不信！
再发点议论,各位莫嫌唠叨
解放前的地主，恶霸确实有。就像今天有钱人一样，原来穷得四壁冒烟，饭都没得吃，突然之间暴发起来，便不再看得起穷苦人，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从前谁谁谁对我不好，和我过不去。他奶奶的，老子也得对他那样，非报复他不行！以前在包工头手下打工，总是拿不到工资，还要七折八扣。如今格老子也当了老板，格老子也尝尝不给人家钱的味道！老子小时候没过好日子，儿子不能像我小时候一样啥都没有，要什么我就给他买什么，要钱去上网泡妞玩赌，也照给不误。有钱了，腰杆子粗了，一帮子拍马屁的便来了，与流氓地痞们称兄道弟，打架斗殴，欺压良善，老子公安局里也有朋友，你敢拿我怎么样？老子有钱有势，想干啥就干啥！如任长霞处理过的那王松之流。还有的人以前找媳妇困难，如今有了钱，就拼命玩女人，包二奶三奶以至N 奶。
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钱来得快，去得也快，今天你富有，说不定哪天早上起来，你就变成了穷光蛋。我们这一辈子，才短短几十年光阴，看到了多少人由穷变富，也看到了多少人由富变穷。这种事太多了，还用举例吗？
解放前的恶霸，暴发户者居多。他们也和现在这些暴发户们一个德性。但是那些老财主中，这种人就少一些，一是过去有钱就读书。二是家庭教育特别严厉。
如今读书是想学一门技能，把到社会上去赚大钱放在首位，湖南株洲那个中学老师就“与时俱进”地把“读书是为了挣大钱,娶漂亮媳妇”作为主题之一写进自编的《学生入学思想教育》里，记者去问他，他说这是现在的真话。确实是真话！但是这真话不许讲。你说怪不怪哉！学校的品德教育只是走过场做给党看的。今天的学生品德教育课中，从教材到老师讲的再到考试的那一套无一不是假话。大家也都知道是假话，心知肚明大家都不说。尽管有时教材中有些事例是真的，教育目的有时也有可能是好的，但是，以欺骗手段来进行的德育课能达到目的吗？所以，学生毕业后，别的不一定学到了，骗人倒是个个极了格。以后是否拿骗术来谋生，那就看上帝的旨意了。拿课堂上的话来说，叫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解放前读书不像现在，学习怎样做人是主要的，谋生技能是次要的。尽管教材中也有些假东西，如那个以身饲虎卧冰求鲤什么的，但是“仁义礼智信”贯穿于整个教育理念之中。虽然这套教育理念不好，阻碍了自然科学发展，造成了中国的贫弱，但是只能说是在近代是这样。在历史上，它是曾经为皇权的稳固起过作用的。
家天下，就是一家一姓或一帮人之天下，家天下的品德教育是为了他们家的社稷稳定而服务的。家天下的教育从来就不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封建社会的教育公开宣称，教育是为国家服务，而国家是他们那一姓的，所以要把忠于君主放在首位。所以他虽然愚民，从大的方面来欺骗学生，但犯不着用欺骗手段来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因为欺骗手段是有时间限制的，时间长了就穿帮了，哪能行呢？
49 年后的社会仍然是家天下，所不同的只是一家一姓改成了一帮人而已。直到今天以及可预见的未来，我们仍然看不到一点儿公天下的影子。难道不是吗？既然是家天下，那么你的教育就应该公开宣称为家天下服务，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品德教育能达到你的目的吗？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这就是天天讲和谐而社会越来越危机四伏的根源所在。
毛时代的教育也是为毛天下服务的，他来了个进口的欺骗方法。但这个方法不及孔夫子那一套有用，老孔同志骗了两千多年才被人看出来弃之不用，毛的那套不到三十年就穿帮了。谁也不相信了。所以我为现在这个家天下进一言，已经穿了帮的东西还要来骗，不行哟！这叫有点蠢。
封建社会的教育，站在今天社会的立场上来看它是反动的，但在那个时期对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起到了主要作用，知识分子多数都能站在君主的立场上，使得封建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誓言维护被太平天国破坏的封建礼教，得到了知识分子的群起响应就是证明。
民国初年的共和教育影响了国共两党的领袖们，试想，如果民国初年也像现在一样用欺骗手段进行品德教育，教育人民如何唯利是图，教育人民怎样趋利避害，教育人民如何进行性交技巧训练，哪会有像蒋介石、于右任、孔祥熙、宋家陈家能及朱毛刘邓这样的、过着富贵荣华日子的大地主子弟的舍家为国呢？恐怕他们终日里斗鸡走狗跑马溜车嫖妓包二奶去了，哪还会管你什么狗屁国家破烂人民的春夏秋冬呢？
封建社会里大多数地主在大多数时间里不欺压百姓，是因为那时社会教育和封建国家和谐社会的结果。如果没有封建国家的和谐社会并用制度来保证它的连续性，一个政府（朝代）就存在不了那么多年。当封建国家里各阶级间的和谐与平衡被破坏时，被压迫一方就会起来造反，造反的结果是建立起新的封建王朝、新的和谐社会以达到社会各阶级阶层利益的平衡。社会中的强势阶层对弱势群体的欺压就会得到一定的抑制。
总而言之，剥削和压迫是阶级社会的普遍现象，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会存在。但是，剥削和压迫不能过线，过线了就不能保持社会的生态平衡，拿现在时兴的话说叫难以“和谐”。和谐社会不是靠口号建立起来的，和谐社会是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利益平衡的结果。
有一首诗对我们印象很深---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字桂根，祖籍湖南衡阳县，1900年出生于父亲居官的湖北秭归县。祖父为前清进士，任过户部主事。
1920年，夏明翰离家出走，到长沙结识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1921年秋，他入自修大学，并经毛、何二人介绍加入了共产党。这位冲出封建家庭的“夏府少爷”，。。。。。。
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在他的影响下，弟弟夏明震、夏明弼和妹妹夏明衡也离家到广州农讲所学习，并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农运领导骨干，后来都在湘南暴动时期牺牲。
。。。。。。因坚贞不屈，入狱两天后即1928年3月20日遇害。临刑前，他写下了正气凛然的就义诗。
看到没有？夏明翰是个英雄，是个雄杰，但同时他还是个大地主的儿子。夏明翰的美好愿望我相信，他是为建立一个美好的、民主的人民的共和国献身的。但是如果他和他们，那些为了这个美好理想而死去的英灵们，看到建立起来的国家不是他们理想中的样子而只不过是封建王朝的改朝换代后会作何感想呢？
不知道有人统计过没有，
在刑场上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员中，有多少出身于黑五类家庭？
在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批党员中，有多少出身于黑五类家庭？
1927年以前入党的党员中，有多少出身于黑五类家庭？
黄埔军校一至七期的学员中，有多少出身于黑五类家庭？
有谁想过这个比例没有？没有想过的，睡觉之前您好好想想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共产党是地主和黑五类们的儿子们建立起来的！假设土改时，他们的父母多数已去世，而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毫无疑问地应该由他们戴起来，怎么办？他们会作何感想？有何感受？或者假设他们的父母土改时都在，而土地改革时按照政策将他们的父母（全是大地主）多数枪毙，或者文革时像北京大兴、湖南道县、邵阳那样，将他们绑回去枪毙，他们会作何感想？夏明翰会在枪毙他的潇水桥上写那样的诗吗？他被绑得像粽子似的，至死也不解开，他写得了吗？
他们受的主要是旧教育，孔孟四书五经那一套。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触没有几天。他们知道人活着不能光顾着自己活得滋润，还应该为中华民族奋斗，为这个国家出力，不能怕流血牺牲。
他们是好样的。可是他们被骗了！悲壮的、可怜的英雄们！
就事论事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
网友们最好不要动不动就搞人身攻击，搞人身攻击是修养及教养不够的表现。我们有必要把自己人品中丑陋的一面展现给世人吗？我反对在网络论坛上分什么左右派，在网络论坛上发表看法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对国家社会有良好愿望的人。不管他们是否说得正确，大家都在探求真理，尽管真理是相对的，有时候真理也会夹杂着某种谬误。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原谅别人的错误呢？
真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是有不同的内涵的。俄国在沙皇时代结束以后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们年轻知识分子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而是为了祖国，中国在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们也是一样。谁不希望自己的祖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呢？
我敬佩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舞台上有表现或至今不为人知的英雄们，特别是那些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献出生命的人。不管他们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也不管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不对，只要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的动机是良好的，都值得后人们崇敬。我也鄙视那些借人民之名行一己之私利为实的、将中国人民带入苦难深渊的野心家。不管他们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尽管他们有时候做得对或者很对，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是丑恶的，最终他们带给人民的只有灾难。
有的人一开始动机是好的，但是后来他们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变成了野心家和搞阴谋者，而野心家和阴谋家是不会去管人民的死活的，他们不管手段，只求达到目的，一切所做所为都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打着人民的旗号，干的是强奸人民的卑鄙龌龊之事。由于这种人的手段和知识超乎常人到天才的程度，往往能将大多数人民骗得晕头转向。不经过长期的历史时期检验，人民群众很难看清楚他们的丑恶嘴脸和卑污的灵魂。
共产党的土改得到了大多数人民的拥护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政策的本质和动机与历代封建王朝建立过程中的做法是一模一样的。翻开历史，除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者外，每一个封建王朝从打天下到刚建立时都能得到本国人民或者本领地上人民的拥护，最暴戾杀人如麻的蒙元帝国和满清帝国也是如此。试想，如果蒙古统治者和努尔哈赤们当初不给他们本领地上的人民以实实在在的好处，蒙古的骑手和满清的八旗子弟兵会为了一个对自己带不来丝毫好处的政权去拼命吗？刘基投奔朱元璋时的策论中就有“欲取天下者，一要笼络人心，二要网罗人才，三要见机而捉知时而动”这样的思想，后两点的前提是建立在第一条笼络人心的基础上的。
封建朝代的开国之君哪个不是靠笼络人心起来的呢？一个政权能否长治久安，起决定作用的便是人心向背。每一个能够将政权延续至百年的王朝，都会在建国初期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好处。武功之后便是文治。离开了这一点，纵有不世武功，如项羽刘裕者们也是不可能长久的。
毛泽东一生手不离书，熟谙历史而深通韬略。不但只是土改一事，他这一生所干的大事，除了没有掌握大权以前的事和接班人问题外，哪一次不是为了巩固他的地位而作？以49年为界对他分对错是偏颇的。49年以前及49年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都是一脉相承，都是他世界观所决定之“宏图大志”施展的结果，无所谓对与错。如果我们站在王朝的角度看问题，或者我们自己是王朝既得利益者中间的一员，为本阶级着想，那毛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如果我们站在已经浩浩荡荡而且不可逆转的世界民主潮流和老百姓长久利益（请注意：我指的是长久利益）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毛和他那时的一帮人所做的一切都是逆历史潮流在动。
尽管真理是相对的。但是，在一个国家内部，每个历史时期总还是会有一定的对错标准。这个标准并没有教科书中所讲的那么深奥，用几句话来概括就行了。那就是----
一、是否解放了生产力，国民经济是否得到了真正大的发展。
二、是否改善了人民物质与精神上的生活水平。是否增加了老百姓的安全感。
三、社会是否文明进步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
这三条是主要的，其它方面是从属关系（尽管有些从属关系是先决条件，本段只讨论文明社会的标准）。能做到一点并不难，希特勒就做到了第一点，可是在德国，后两点希特勒不但没有做到反而恶化了，所以德国人民最终国破家亡，受苦受难。 有事先下,未完待续
现在有人说那时的地主真蠢，为什么不跑到香港去。我这里就再讲点过去的事。
土改有新区土改与老区土改之分，老区指47年以前共产党所占领的地区。做法大同小异，但老区土改相对要缓和一些，也相对合理一些。地主的土地被没收后分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富农的田地只征收多出平均数的部份。中农的土地不动。土改的步骤为，第一步清匪反霸，建立乡村政权，成立武装民兵。过去中国的土匪，除少数占山为王打家劫舍者外，主要是国民党留下来的游击队。不将这些势力剿灭，下一步的工作就无法进行，穷人也发动不起来。要将这些势力剿灭，不成立乡村政权指挥下的武装民兵，单纯依靠远道而来多为外乡人的解放军是不行的。这个政策无论是贫下中农还是地主富农，绝大多数是欢迎的。当时的地主子弟们也多数满腔热情地参予到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中去了。那时候的人们受资讯的限制，没有现代中国人对政策只字片语地“深刻领会”习惯，谁会想到这场革命其主要矛头其实是要对准他们的呢？
第二步减租退押。减租减息不是共产党的专利，国民党也搞过多次减租减息，尤其是抗战时期搞得多。 农村的富裕阶层多数也认为可以接受，而且认为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并不像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共产公妻。地主也有选取举权，有的甚至还参加了地方政权的重建。这个时期地主富农对共产党并没有多少恶感。虽然这时共产党已经对广大农民进行“剥削有罪”的教育。
第三步没收地主土地，一开始从没收大地主家的开始，逐渐到没收小地主的土地，但是留下一部份土地给地主自己耕种。这时并没有没收富农的土地（按照土改政策，富农不一定要自己有土地）。甚至个别贫困地区的富农也分到了地主的耕牛农具。如我在文中提到的那个周少红就是一例。这时期地主有怨言，但是地主们想到的是自己有土地不是自己的错，有土地更不是什么罪恶，没收了就没收了，就算祖上没留下来一样算了。有些读了点儿激进书籍的如共产党所讲的开明地主，甚至认为这地本就是剥削来的，应该没收。就算有时民兵们态度恶劣，也还没到要逃命的地步。千古百年来也没有谁有钱就是有罪这个概念，地主们想共产党是讲仁义的，不会拿他们怎么样的。
第四步是征收富农土地（名为征收实为没收，因为不给任何补偿）。由于有的地方土地少不够分配，有的上中农家的土地也被征收了。
第五步是“挖浮财”。当年李自成官兵在北京城里“挖浮财”的那一套上演了。地主们那会甘心自己的所有财物被掳掠一空，总会有不愿意交出来的。于是就拿地主受刑，什么样的法子能撬开地主的口就用什么法子。集中国古代刑法之大成，而且全面地继承和大大发展了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刑法。这时候的地主想跑也跑不出去了。浮财大部份充公上交国家财政，少部份分给农民。农民有了看得到的真金白银（金银要上缴，农民只是能偷则偷能抢则抢，也弄点儿回家）、绫罗绸缎、高档家具，地主家的小姐少妾被“解放”后也能成为农民的老婆，农民的积极性大大大大地空前高涨！特别是当时农村的二流子们，这些人多数成了“土改根子”，这是造成农村干部恶质化的根源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土改政策，每一步都得到了斯大林的指导与同意，所搞的那套也是基本照搬苏联共产党的。只是苏联建国时土地兼并程度比中国严重得多，苏联的地主大多数都被枪毙了，少数逃往国外。如哈尔滨当时的白俄就有三十万人，全是苏联境内逃来的地主和一些资本家。苏联的成份划了两次，第一次土改后由于没有合作化，许多原来的贫农变成了富农，富农反对集体农庄化，斯大林下令镇压，杀了不少人。（请参见苏联历史）
说点儿题外话与网友商榷
计划经济则必然会发展到专制，但是专制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文革后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只要铲除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则中国的专制暴政便会解体的想法是幼稚的。事实也证明了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由于众多经济学家们在计划经济解体过程中成为了受益者以及许多人被纳入专制的体制内，今天他们为专制的歌功颂德就可以理解成为什么了。经济学家们对人民的背叛是可耻的。指望着经济学家们回到人民的这一边为弱势群体说话是不现实的。
看了上帝的荒言先生的贴子，不得不说几句。产生我认为这位先生探求真理的精神难能可贵，他正在不断地吸取知识的营养，也在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对啊！我也一样，如果人家说的是正确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抛弃我们看错了的东西呢？
改革开放前，大陆不知道台湾搞过土改的人不在少数。甚至有人根本不会相信台湾也会搞土改，因为台湾是国民党领导，因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政党”不可能“为人民服务”。
“土改”岂止是台湾搞过，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皇帝也多次搞过，这就更是没有人相信了。因为中国的历史都是被阉割了的，怪不得！因为大陆那时不准收听台湾广播，那叫“收听敌台”。其实台湾的土改和大陆的一样，都成功了。而且都摆脱了土地劳动方式所必然产生的经济分配限制。台湾的土改与大陆土改所不同的是，一个是从产生经济结果的原因（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入手解决。一个是由（相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经济分配的结果入手解决。这样，同是土改，其结果大不相同。
台湾的土改改变的是生产方式，大陆的土改改变的是分配方式，虽然能在短时期内发挥农民的积极因素提高一定产量，但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根本改变，结果台湾的经济起飞了，而大陆的经济反而限于停滞不前，虽然报纸上大吹特吹经济如何如何，但是毛泽东还是清楚这些，也为这事着急，所以不得不提前搞农业合作化，想学苏联的经验来发展国民经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是所有哲学家的观点，包括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哲学家的共识。我不记得是谁曾经说过下面一段话，我把他保存了下来。让我们来共同探讨。
“1949年中国社会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经济情况，大陆和台湾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当时两地都是以农业劳动为社会的主要生产方式，而农业劳动方式所能提供的社会生产力几乎是相同的。即使略有差别，也只是地区自然条件不同所产生的数量差别而已。因此，相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所能提供的经济基础，也就不会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即使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同的经济基础，也必定会产生相同的上层建筑。”
那么，在面对相同的经济基础，相同的上层建筑时，政治能做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政治。所谓政治，除去社会处于特殊的战争状态外，其实就是组织社会生产和组织社会分配两个任务。并不存在“专门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即使主观上希望“为人民服务”，也必须通过发展社会生产，改善社会分配来加以实现。否则，所谓“服务”就是一句空话。
那么，解决相同客观存在的方法也只能从这两个方面入手了。所不同者，台湾是从社会生产入手，大陆是从社会分配入手而已。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这就要从政党本身所代表的生产方式加以区分了。毛主席对国民党所代表的阶级，有一个定义：“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
对中国的解放战争，也有一个定义：“中国的解放战争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那么，阶级和劳动方式又是什么关系呢？资产阶级又是什么阶级呢？答案很清楚，没有工业生产方式，就无所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为，农业劳动方式只能产生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换句话说，“共产党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也就必然是代表农业劳动方式的政党了。
有人对此会有异议，否认共产党是代表农民利益的政党，否认共产党是代表农业劳动方式的政党。
然而依赖工业劳动方式存在的资产阶级，和依赖农业劳动方式而存在的地主阶级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先前所有一切工业阶级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却是要始终不变的保全旧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使用农业劳动方式而产生的工业阶级。因为事实上在以金属为劳动对象的工业劳动方式之前，只存在以土地为劳动对象的农业劳动方式。并没有界乎于工业劳动方式和农业劳动方式之间的第三种劳动方式。因此，所谓“旧的劳动方式”，就是农业劳动方式。
显然，无论从理论上、逻辑上还是事实上，都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马克思所指出的“依靠农业劳动方式而生存的工业阶级”。“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 并不是由客观劳动方式决定的，而是由主观政治观念决定的。理由只有一个：“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对此，只需说一句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不能反对的话：“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一个“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政党，不可能是一个维护工业劳动方式摇篮（城市）的政党。何况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主张“保全旧 的劳动方式”、反对资产阶级（工业劳动方式的使用者、组织者）的主义呢？
因此，台湾的土改，就必然是针对旧有劳动方式本身的土改。而大陆的土改就必然是针对既有劳动方式经济分配的土改。果然，台湾的“土改”，是由政府出面计算地主土地的价值，折合资金，由政府代为选择工业项目，将地主依靠农业耕种强行改为依靠工业生产而生存。使原来的地主“变成”资本家。使原来劳动效率低的社会劳动方式，“变成”劳动效率高的劳动方式。使原来社会生产力低的劳动方式，“变成”社会生产力高的劳动方式。
而大陆的土改，却是在旧有的劳动方式中重新分配土地和浮财，在保全了旧有劳动方式的同时，保留了低下的社会劳动效率。在保留旧有劳动方式的同时，保留了旧有的社会生产力。不仅如此，根据主观愿望已经重新分配的土地，破坏了土地生产产生的客观自然规律，并不符合土地客观生产的需要。妨碍了政治组织社会生产的原则。因此，当共产党面对历代皇帝相同的客观土地生产需要时，就不得不以“土地国有化”代替“普天之下皆皇土也”将土地重新收回来。但是，无论是“计划经济”也好，“三自一包”也好，“一大二公”也罢， “分田到户”也罢，总之，千变万化，就是翻不出“土地爷”的手心。不符合自然规律，也超不出“土地”所能提供的生产力，不符合自然规律，也改变不了“土地”提供的生产力。经过五十年的反复捣腾，相信主义可以改变社会性质的共产党，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真的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感觉到真的存在不能“用强力推翻一切现行的社会制度”的事。然而，正是因为共产党有一颗主观“为人民服务”的心，就象中国老农有一颗主观“无后为大”的心一样，当他们面对“生男生女不由人”的客观规律时，只好给女儿起一个男孩的名儿——“有男孩特色”的女儿。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是农业社会的上层建筑，却变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工业社会上层建筑产生的原因。
虽然现在提出“代表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已经比“代表先进的阶级”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时至今日，仍然说不清社会生产力与社会劳动方式之间的正确客观因果关系。正是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表现。受到这种“农业劳动产生工业阶级”理论逻辑混乱的制约，就更难以要求说明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落后社会生产力这种现象差异从何而来了。
现在，大陆在“离土不离乡和离土也离乡”的客观规律教育中，已经开始“感觉到”了。并且正在显示“自己改错”的优良党风。大陆和台湾的认识分歧，开始缩短。客观上已经出现了统一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是由邓小平“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不讲姓资、姓社，以社会生产力为选择标准”和“一国两制”所奠定的。
人类的进步，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真理，不断修正错误的过程。
苏维埃的老乡长
“盲流”，顾名思义，就是没有目的地的流浪者。人们对盲流这个词儿并不陌生。但是有谁知道在文革期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盲流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是中国鲜为人知的另一类人。我向诸位介绍一下铁腕统治时期的盲流们。
某几段时期（不连续）我在江西湖北一带当盲流。江西人叫搞副业的。所谓搞副业就是高山上伐木、平原上打井、给人烧砖瓦、下窑挖煤炭、咆哮的急流中放牌、寒风凛凛的河湖边修堤坝等，这些事我都干过，总之是有什么事就干什么事，从不管什么危险。赚了点儿钱就寄到亲戚家去，再由亲戚转给父母亲，以免村上的人发现地址来抓我。政府称我们这种人叫盲流。这个名字是大跃进时发明的，那时候株洲火车站经常有这样的风景----干部们押着一队队被绳子绑着的盲流，盲流背上用粉笔编上号，文化高点儿的干部会写上“盲流X号”以防这些人逃走。从此“盲流”这名字就伴随流民无产阶级们几十年，直到老邓上台才改称民工。老江再改为 “农民工”。
铁腕统治时期的盲流，其阶级成份组成远比现在的民工复杂得多，总之这些人就是犯过事或在家乡没法呆了逃亡在外的一群人。盲流中很多是捡来的命，于是便不会爱惜，所以亡命之徒很多。“盲流”们的生活漂忽不定，常以人口较少的山林如武夷山、武功山、五岭、罗霄山脉，湖泊如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盲流们聚类而群，呼啸而来，漂然而去。毛在当年井冈山造反时就是依靠“盲流”。那时的字典里还没有盲流这词儿，毛叫“流民无产者”看过毛选的人都知道那里面讲了些什么。毛深知这些人对统治阶级的潜在（称不上威胁）破坏作用，于是便严禁老百姓变成盲流，已经成了盲流的，毛是要抓的。盲流们被抓是家常便饭，进收容所就像进自己家里一样。
我被关起来的时候并不多，我不干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哪里人都对我好。而且因为我有多种手艺，农村的手艺除了基本功没到位的篾匠之外，差不多我都会干。我那时用以谋生的手艺主要有两种，一是烧砖瓦的大师傅，二是做竹木椅子。在一个村子里烧砖瓦时，我只负责看火，我不做砖瓦坯子，因为那活赚不到钱，不比做竹木椅子收高些，而且是吃人家的，有水酒熏肉招待。
我在黄村呆了几个月，黄村是黎捉朋的故乡。我在那儿烧了几窑砖瓦，村里没有竹子，我给村里的每家每户折木头椅子，南方多竹，竹椅子是每家每户的用具。我老家离南岳衡山不远，南岳人会折椅子的特别多，手艺也好。其它地方会折竹椅子的多，但会折木椅子的少。我每天做四条椅子就收工，每条椅子五毛钱工钱，日收入两块钱，在农村，那时算是高收入者了。我住在黄子富老头家里。老头七十多岁了，家里就他一个人。独生儿子在县公安局当局长，老头在城里住不习惯，总喜欢在乡下住。我喜欢听他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时期的事。收了工在别人家里吃了晚饭，就跑到他家里去听他唠嗑。我在江西与成百上千的老红军打过交道，有许多还成了好朋友。对于红军的许多事情，我比那些专门研究红军史的人所知一点不少，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他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人家和他们谈话时是要讲政治的，而我那时和他们这些老人只是忘年交的朋友，不懂什么劳什子政治。
老黄头当年是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黎捉朋一开始是他的文书，参加红军前是乡赤卫队队长。“那小伙子有头脑，字也写得好。他在我身边跑了一年腿，赤卫队长参了军，我叫他当队长。后来赤卫队编入红军，他就走了。”老黄头还记得很清楚。保安队长罗乙飞在吉安起义成功，山上下来的红军和保安队的开庆祝大会，他带着一帮子妇女负责烧茶水招待大家。“好多红军是安源山里的矿工出来的哟！”老头子说。
“你们这村里几多人当过红军呢？”
“六十岁以上的全都当过，还有些不到六十岁的也当过。老婆子们都当过赤卫队员或妇救会员，男人都当过红军，那时候我动员当红军是有一套的，多次得过县苏维埃的奖。”
“地主也当过红军吗？”我问。
“当过！那时候他们不是地主。”黄说。
“那原来的那些地主呢？”
“我们这儿离吉安城不远，地主跑到吉安城里躲起来，与红军作对。罗乙飞起义，红军打开城，把他们都杀了。有的跑到南昌，后来也不敢回来了。”
“为什么不敢回来？”我没有问胡汉三的事情，因为那时还没有《闪闪的红星》那幕电影，祝新运不知道出生了没有，但是那薄薄的一本小说我倒是看过。
“房子烧了，土地分给人家了，还回来干什么？”
“没组织还乡团吗？”
“我们这儿没有，其它地方不知道。”
“那时候杀死的人多不多？”我问。
“其它地方被杀的多得很，白军一来就杀赤卫队员，自首就给钱，不自首就杀。自首了红军来了又杀。”黄说。
“你们村里为什么没有被杀几个？”
“我们村子是巩固村，红区中心，国民党来得少。后来红军走了，白军一来就占领了好多马队哟！”
“别瞎扯！我问你白军为什么没杀你们村里人？”我说。
“把我在墨潭乡公所关了半个月，打了我七天，他娘的！一条扁担都打脱了，叫我自首，我不自首，怕说出来他们杀了我。我见过他们杀共产党员的。”
“后来呢？”我刨根问底。
“我婆娘来了，告诉我村里人都登记了，都没事。叫我也登记算了。我就登记了。”
“你登记了给了你几多钱？”
“七块大洋。”黄说。
“人家两块你怎么会有七块，是不是出卖了谁。”
“没有。该杀的被他们早杀了，该走的早就走了。卖谁去。我是跟着红军到达湖南边界上回来的，那时白军已经到吉安半年多了。”
“解放那年你的老部下，当了师长的那位请你出去继续干革命，你为什么不去啊？”我问道。
“民国二十三年差点把我打死了，唉哟哟！再不干了。”
“那你儿子怎么当上公安局长的？”我说。
“儿子说，爹你不去，我去！我拦不住他，他跟着走了。后来转业就当了局长。”
文革时江西井冈山地区的城里也搞武斗也斗黑五类，但是农村斗争会不多。一是土地太多忙不过来，二是那些地主是土改时高子里面拔长子弄出来的，许多都是老红军呢！三十年代前的地主杀的杀了逃的逃走了，老地主几乎绝了迹。红军走后，广阔的土地都撂了荒没有人耕种，都是无主地，谁爱种谁就种，谁想种多少就有多少。大约七十年代初，我在安福一个叫鲤田的地方，看到过河边一块连片的水田，旱不了涝不了，平展展的足有五百亩没有人耕种。田里长出了碗口粗的松树。我对我的朋友（那村子里的大队书记）说，这片地要是用机械化，几个人就能种下来。我朋友开玩笑说，那你就来种哟！那地方土改时如果按全国人头田亩算，有几个不是地主呢？
二是一姓一村，大家都是自家人，田地太多。一个生产队十来个劳力，要种好几百亩水田，旱地更是多得不可算计。田里要搞，山林（主要是茶油林）要铲，本来就劳力不够，上面又下令要种双季稻，可苦了山里人。平日里累得够呛，腰都累得直不起来，谁有那闲功夫去斗地主？有个生产队长，年年出工都有三百六十四天半，只有正月初一休息半天。不是为了工分，而是事情实在太多了。有的生产大队从这边走到那边要整整一天，爬山过水的，又没有广播，发个通知都太难了。文革时逃跑到江西的那些黑五类们可占了大便宜了，什么证明也不要，你去问人家要不要劳力，这人立马会把你带到队长那儿去，队长高兴坏了，正缺劳动力呢！你说没有证明，他说好说好说，先干着，过年时回老家去办个证明来就行了。管你那么多呢！于是许多盲流们就练出了一门与时俱进的手艺，雕刻公章。改革开放后这些家伙将这第七十三行手艺传遍全国，弄得城里墙上到处都是办证的垃圾。
三是红军在时，斗争十分残酷，那些喜欢斗的落得死的死走的走，整村整村的人都杀光了逃光了。大家想起来都有点儿后怕，这游戏太他娘的残酷，不想玩了。这也有点像大鞋拔子（代理村长封的）李赘所说清末的台湾人，日本人占领了台湾，把台湾有血性的人全杀光了，剩下的都是软蛋，一个个见了日本人直想叫爹。当然李赘是戏说，但那个道理还是有点儿谱的。
周村，有我一个老朋友，他是红军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一个积极分子。我虽然见过那么多老红军，但是不全是打土豪的积极分子，但老周确实算一个。他在当年是拿大砍刀的角色，那时候为了节省子弹，多数都是刀砍。赤卫队编入红军时他当了正式的红军。“我在二十一团守卫瑞金医院时被子弹穿了两个孔，一个是肋下，一个是腿，被俘了。国民党发给我六块大洋，放我回家了。我一拐一拐地走了好多天才到家”他撩开衣服，又拉起裤腿，把伤疤指给我看。
我说“路上那么多乱兵，没把你打死？那么多关卡，你能过来？” “白军释放我时发了一个条子（证明）给我，关卡看过条子后就放人。”
有一次两人喝酒，我说他杀白军多还是杀地主多，他说：“我在赤卫队时是主刀手之一，当然杀地主多喽！不过那次富田抓了那批AB团，我也杀了几个。领导叫我杀，我能不杀么？”他醉醺醺地说。 “老杨比我杀的人多多了，那次在福田的公审大会上，一排跪着八十多个，四个人杀，老杨那关刀有个三尺多长的刀柄，一刀一个像切菜似的，他一个人杀了差不多一半。”
我见过那个老杨头，那个杀人魔王。一个秃头的大汉，眼屎一年四季总是挂在眼角上。他没有跟红军走，半路上反了水，投到国民党的队伍里当了兵，抗战爆发后，他怕死，当了逃兵跑回家了。这是一堆讨厌的狗屎。所以我这里用了他的真姓。而其它人我都是用的化名.
既然没有终级真理，那么就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世界上没有无所不知的人，那么任何人都会有错误。除了丧失了人性已经不能再被称之为“人”者、别有用心的人和钻牛角尖的人以外，没有谁会去坚持错误。如果你说得对，对我的认识有所提高，那是对我的帮助，我何乐而不接受呢？
先回下贴子。 谢谢上帝谎言先生的回贴，看得出你是个认真的人。我是去年开始上网的。上论坛主要是休闲打发时光，没事嘀咕嘀咕，算是唠嗑。将自己所见所闻所亲历的一些东西说出来，有什么就说什么，尽量原质原味。发些议论也是有口无心，谈不上什么思考，更配不上有位网友说的有思想。要知道，中国至今为止还只有一个主义、一个思想、一个理论，先皇和今圣也不敢称主义、思想、理论，最多来个代表什么的。我等草民岂敢簪越，那是要惹祸的。如果我说得不对，还望各位网友指教，但不要上纲上线，以免挨老婆子的骂甚至没收电脑，我写的东西必须经过我们家领导看过才能上贴，看我扯了蛋没有，没扯蛋才能往上挂。怪不得啊，井绳之虞还在哪。我唠的，算是自抒浅见吧！
首先谈谈我与上帝的谎言先生的共识。应该说不只我们两人而是占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土改是封建社会结束的必要手段之一，虽然土改不一定能够结束封建王朝。这也就是为什么全世界已有几十个国家进行过土改，连当年的伊朗巴列维王朝都进行过土改的缘故。我在人民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以及霍梅尼的宗教革命事件，文章主旨是“经济的大发展不一定能带来社会稳定。革命是社会不公发展到超过底线的产物”。那篇文章里我也附带地谈了伊朗巴列维国王的土改。
关于两种土改方式产生的基础，即“暴力夺取”与“和平征收”这两个不同政策产生的根源，我也想弄清楚，所以才有我在“陈年旧事”一文中的罗嗦。不过我想，我们要完全弄清楚有些困难。先不说台湾，因为台湾土改你我都没有参加，只是看过一些资料，也不是很全面。譬如说民国政府发给地主的公债券，有说三十年的，有说五十年的。有说拿公债券去贷款可以贷到80%，有说可以贷到 70%的。一些细节还是不明白，不明白就不能乱说，你说对不对？而大陆的土改，我们是过来人，自然清楚得多。那我们就来说说共产党“暴力夺取”政策产生的基础吧！
49年土改政策是当年红军时期打土豪分田地政策的继续，“打土豪分田地”政策是苏联土地革命政策的继续。产生“暴力夺取”土地改革政策的基础在苏联，在斯大林那里。而在中国，在一个几千年来崇高仁义礼智信孔孟那套的中国，“暴力夺取”政策既没有历史基础，也没有现实基础，更没有社会基础。当然打家劫舍者除外，只有站在打家劫舍者所认为“天下财天下人取”的立场上，暴力夺取才是合理的。中苏两国的土地革命，据我所知，并没有多少不同的地方，苏联土改政策来源于列宁斯大林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产生并进而发展到消灭剥削阶级的肉体从而以求一劳永逸。这是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
由于年深月久，时间跨度太大，同时知道“打土豪分田地”和“土改”两次事件的人，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去图书馆查资料的倒是有，但是时过境迁许多原始资料没有能够留下来，特别是“打土豪分田地”时期的原始资料，除了博物馆内一些断章残句的文件和实物外，再无资料可查，而当年的当事人绝大多数都不在了。这就是我想把一些真实的事件讲出来的主要原因，是否能给那些研究人员提供点线索什么的，让他们去探讨49年土改政策的起源、事件的真相以及对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等等。
我们已经取得了土改的必要性这一个共识。政策产生的基础也许各有各的看法，先求同存异吧。下面再谈你提出的其它问题。
你在“人口素质不高的社会是不能引进先进的土改方式”这段话中认可台湾的土改是先进的，而且认为台湾的土改方式高级。但我有不同看法。大陆与台湾的土改谁先进或高级都不是问题的关健。我想不能对一个政策以及政策的实施过程谈谁有先进性或高低级，先进性除了指科学技术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外，先进性指的就是社会制度了，也只有社会制度 能谈先进性 问题。政策只能谈合理性。合理性是有硬性标准的。谁的政策合理就看他是否做到了----
一、是否解放了生产力，国民经济是否得到了真正大的发展。或与之相反。
二、是否改善了人民物质与精神上的生活水平。是否增加了老百姓的安全感。或与之相反。
三、社会是否文明进步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改善了。可与之相反。
这三条是不能回避的。不知你怎么样看？
领导者的水平问题，因为我的水平太臭，知识浅薄，我看不出来诸葛亮聪明还是司马懿聪明，这个问题可开专题与网友们讨论。
GMD的官僚阶层固然可恶，他们在大陆的腐败是丢掉政权的主要原因。蒋介石的土改不是单纯地为了他的部下在台湾也占有土地，而是为了一、笼络人心，安定人心，特别是从大陆来台的下级士兵之心。二、继承孙中山遗志，实行三民主义耕者有其田的信仰。三、与世界潮流接轨，废除封建主义的基础。这时的GMD官僚们也不是无产者，下级士兵才是真正的无产者。GMD的中央ZF那时也没有能力赎买台湾的土地，所以才要发公债券给地主们。台湾那些地主只有一部份不愿意上交土地所有权，并且是极少的一部份，因为国民党政府给他们指明了出路，他们看到了工商业的利润大大高于地租的利润。何乐而不为呢？台湾的土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的。
面对大陆的沦丧，GMD逃台后也是做过深刻的反思，完全清楚自己失败的根本原因--人心。土改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争取人心。土改不只是国共两党的共识而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阶段。封建社会的特征之一（不是唯一特征）土地兼并不消除，资本主义便发展困难。
关于人口素质决定土改方法这点我不敢苟同。离开大陆去台的腐败官僚们不一定就比大陆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机智，也不见得个个有超乎常人的吃苦精神。去台腐败官僚们当年不但不是大陆社会中的精英（精英必须有文化，但有文化不一定就是精英），反而是他们阻碍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改革。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留在大陆，去台的知识分子也只有很少的一部份。所不同的是，台湾的知识分子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能力，而大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则慢慢地全部被专政管制了起来。
上帝谎言先生这种人口素质结构决定社会制度的说法，就是当年蒋介石搞专制独裁拒绝在中国搞民主的理由，国民党去台后慢慢地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人口素质决定社会制度”是全世界独裁者的狗皮膏理论，谁想搞独裁谁就拿出来用。这个理论早就被事实所抛弃了。
共产党当年也是拼命反对“人口素质决定社会制度”的（当年新华日报的无数评论员文章中都对这种血统论进行过无情的批判）。只是如今你再想贴上官方三大论坛时，一定会被删除掉的。哈哈
人口素质不能决定经济基础。在民主社会中，重大政策必须经过全民或全民的代表讨论决定。而封建社会中，政策是由皇帝制定的。所谓一言九鼎圣旨是也。这也是专制与民主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标志之一。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以及资产阶级的理论泰斗著作中都有连篇累牍的阐述，就此打住。
土改就是把地主多余的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双方都是老百姓。在同一个国家，同一种农业社会里，土改的适应对象是没有多大区别的。正确的评价标准也不可能是土改的适应性，如果硬要将评价标准加上适应性这一条，那有个现成现实的例子在这摆着，“暴力拆迁”与“和平征收”哪个适应性好些呢？
分配方式改变与生产方式改变。两者都是土改，目的都是铲除封建地主阶级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但是哪一种更能促进社会进步呢？哪一种更能解放生产力呢？马克思也说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呀！
大陆后来国家建设各个方面出现的弊端都是因为先天性不足造成的。对呀！这个先天性是否包括经济发展迟滞比不上台湾、日本、韩国等这个方面呢？不！这个叫后天性，或者叫结果。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经济就是比社会主义快得多。历史不能假设，假设中国大陆在土改时不是全盘照搬苏联经验而是有选择性地（不讲全面全国）将江浙广东数省实行台湾土改政策，不搞那么多运动，不搞文革，那么中国经济在毛时代会如何呢？一味强调先天性不足这点，连现在的主要喉舌都不提了。
无论谁来领导，今天大陆的整体素质都不会这样的低下。因为除了毛泽东，谁也没有那样能成为神的权威，谁也不会像他那样只顾巩固自己的权力而置全中国人民的死活而不顾。要是你来当这个国家主席，你会这样吗？
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