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武汉8.1渡江惨案by--a独立寒秋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震惊中外的8.1渡江惨案·追祭无人知晓的亡灵－－ 一个生者对400余名死者的最后纪念
（文革钩沉之一）
·独立寒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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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直不知该选择什么时候写下让我数十年苦苦摆脱不了的这一页。
在凯迪看到有网友呼吁“过来人”写点历史，以给后人作一面镜子。于是想把这苦苦思索了近四十年的亲身经历写下来告诉年轻人，在那个风雨如磐的时代，我们这块土地究竟发生过什么。作为和共和国一起走过来的一代人，几乎亲身经历了这块土地上所有的风风雨雨。应该有理由说：我可以也应该说点什么。
我来凯迪时间不长，只是看，不多说。我爱这里的每一个网友，我为这里年轻人的思维活跃而兴奋，为中国有着如此活跃敢于思想的年轻人感到由衷欣慰，对中国未来寄予一缕希望。对于这里的网友对时势政治、对国际风云，对传统文化、对宗教信仰、对经济动态、对中国历史和未来的关注和真知灼见，我感慨良多，无不钦佩。诚然我也为年轻人无休止的争论，或者欣然一笑或者悻悻然，对年轻人中分成种种派别相互诋毁，甚至用谩骂人身攻击来发泄浅薄的思想和修养而深深不安。
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我来讲我想讲的亲历的史实。至于评判权利，留给网友，留给社会，留给历史。如果精力和生命给我足够时间，我将将我亲历的目睹的可能被人们忘却的许多事件和事情慢慢道来。
A、沉重的思索
我现在要讲的这一页，委实很沉重。我将来要讲的可能也比较沉重。
这一页伴随着一个重大的纪念日，而且是我降生在这个是是非非的世界的令我羞愧的庆贺日。多少年来，伴随这一天的到来，我很少兴奋激动，我一直惶惑我的生之日怎么就是许多生命消亡的日子。每到这一天，我就不能不想起那让我心悸的一幕。
我要说的是我亲眼所见的众多生命转瞬间成为亡灵，而且至今飘荡在空中无人知道它们的名字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像仅存于重庆沙坪坝公园角落的那个“文革小将烈士”墓群里的孤魂野鬼一样，飘荡在天空找不到归途。
他们是刚刚活蹦乱跳在我身边的大哥大姐、大小朋友和永远不会知道名字的数百条年轻的甚至幼小的生命，我眼睁睁看着他们忽然消亡！
这一天却是我的生日！
这一天我从他们的尸体中活了出来！
在没有网络的那些日子里，这一页只能永远埋藏在我的记忆深处。没有谁愿意记起它，更没有媒体愿意记叙那一幕。所有的人都宁可永远将它埋葬在长江大海里。就像人们宁可埋葬许多历史真实情节一样。
我一直不敢触动它，除了人们可知的原因，还有一个忌讳，在我生日这天来祭奠那些大多数人不知也不愿记得的孤魂野鬼，冥冥中对我的生日似乎罩着一层阴影。
这天用祭奠二字，于我会否是一个谶语？
不就是死亡么？那么多优秀的青年死去了，我每年的这天却还苟活于世，还看到了网络而且能以一个生者来网络上纪念死者，我已经足够惊讶和幸运了。我已经不畏惧死亡。
我一直希望不是由我来追记这一页——这13亿人也翻不动的沉重一页。然而我发现当今世上，尽管活着不知多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却是没有谁来写它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不少话语权者良知的背叛，生活地位的变迁，脊梁骨的卑屈。我查阅过大量书籍包括描写文革的书籍，搜索过网络引擎，根本没记载这页的只语片言。
作为这个事件的亲自参加者和还活着的生者，只有我把它记载到网络上了。是的，只有我。我觉得这是我该做的。即使我突然离去了，值得。
巴金曾经极力建议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觉他很可敬但也很天真（巴老在天之灵不要怨晚辈不恭）。这种博物馆是根本无法建立的。即使把整个上海建成这个博物馆也是无法陈放十年动乱历史之十分之一。而且会面目全非。包括叶永烈在内的众多写文革的作家和社会学家，谁真正真实地肆无忌惮地写出了那种根本无法说清的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人物？谁能真正说清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个地方所不尽相同的事件？
有人说只有后人来写这段历史了。这也是想入非非的。那更会比清宫戏还要戏说。看看当今对许多历史事件的记叙，哪怕是还象恶梦一样缠绕我们并不遥远的文革，却被很多报刊书籍电影电视描述得面目全非。似乎文革就是一伙造反派伙同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中国演绎的一场闹剧悲剧惨剧。甚至也有说文革初衷是好的，只是后来控制不了局面，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反党分子？）利用了。真是戏说文革了。
查阅对斯大林大清洗时期的记载，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上众多史学家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成果，仅仅“镇压”人数的多少就五花八门，相差10倍之距，何谈众多事件和冤魂的实情。
今天还活着的人，只能将自己亲自经历的事件真实记录一点点，以便后人查询搜索。谁也无法还原那段历史。
B、8.1渡江的背景
1966 年7月16日。这是人民中国向世界宣告伟大领袖身体依然健康的一个重要日子。这天毛泽东从湖南来到武汉。这是中国历史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日子。毛泽东在湖南就通知武汉他要戏水长江。而且力斥众首长对他73岁高龄的担心，无论天气如何，水流如何，安全工作作得如何都一定要渡长江。毛泽东在想什么？只是想回味一下当年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风华正茂时光么？那就太小看伟大统帅了。他要向全世界证明什么。
这天在武汉，毛泽东再次会当击水30里。告诉所有人：我还不老！回到北京便发表了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来全国人民都能背诵那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年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 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大字报含沙射影矛头直指国家主席刘少奇，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8月7日，十一中全会印发这张大字报，并附北大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正式不宣而战了。
从此“7.16”成为武汉人民重大纪念日至今。每年的这天就要举行横渡长江纪念。
毛泽东在武汉渡江十余次，为什么唯独这天成了纪念日？因为那是中国命运面临一个重大时刻的前夜。
八.一渡江惨案发生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
1967 年7月20日，即文革开始后的一年。武汉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一个大事件，叫做“7.20事件”。党史研究上很平淡地记叙了这个事件。网络上却查不到。当时中央派往武汉解决武汉两派问题的谢富治、王力被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和8201部队扣押，而且王力被殴打成重伤。军队和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数万人开着卡车，端着冲锋枪、手铐、大刀、长矛横穿武汉三镇游行，向中央示威。武汉一片混乱。殊不知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在武汉，而且就在被当时称为“武汉兵变”中心地的几步之遥。
C、七??二O事件发生背景以及内幕
有必要交待一下文革中武汉的群众组织。和现在的形势一样，一个地区的现象和全国其他地方大同小异。看武汉便可知全国。何况当时全国只有一个红太阳和革命中心。这就是伟大统帅毛泽东和敬爱的林副统帅，还有就是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实际已代替党中央作为执行总裁。正确与错误，一个人说了算。中央文革传达的都是统帅和副统帅的声音。所以全国所有的群众组织期待的就是中央文革代替毛泽东传达的声音和表态。这就是每个群众组织的生命线。
所以整个文化革命10年，哪个组织正确与错误永远无法辨别。就像每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和就坐中央会议的高级首长一样，永远不知今天哪个在朝明天哪个在野。今天是彻底革命派，明天可能是阶下囚。纵观文革，相信没有人真正弄清谁是革命者谁是反革命。
有了这个基本概念，才能听懂文革中的许多事件，否则当今青年一定听得云山雾罩不知所以。
在全国每一个地区包括乡村和家庭，都有左中右，这是毛泽东很英明的论断。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态势，就和政治形势的千变万化和中央声音有关了。
很多现代文艺作品，描述文革时都是极其荒谬甚至荒诞的，甚至很多号称社会学家的人物就像当代很多党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样，完全是进行着应景学的研究和戏说。
譬如很多文艺作品动辄描写臂戴“造反派”袖章的革命小将，进行破四旧，抄家、批斗走资派等等行动。十分荒诞，让人忍俊不禁。一则，用“造反派”三个字作派别名称的组织几乎找不到，二则，在破四旧、抄家、揪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的时期，造反派还没出现，进行这些活动的是红卫兵小将，是1966年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亲自戴上红卫兵袖章时在全国纷纷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只有这些红卫兵小将才拥有红卫兵袖章，而且不是一般人能够戴上这个袖章的。只有他们才有资格进行以上活动。
人们都还记得的文革著名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中南海子弟发明的，当时这些子弟叫高干子弟，现在称作太子党。在北京的红卫兵基本都是以高干子弟为主，一般百姓子弟很难戴上红卫兵袖章。北京红卫兵全名叫首都红卫兵司令部。其他血统的靠边站，反动血统的随时可能命在旦夕。
由此现在青年就可以稍稍理解被枪杀的遇罗克为什么写了《出身论》以及被枪毙的原因了。笔者在北京串联时，就在天安门金水桥亲自从推着自行车卖报的遇罗克手里买过这份报纸，一直珍藏，文革中被搜查走了。
在全国其他地方，红卫兵基本是官场当红还没被打倒的高官子弟和出身八代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子弟。叫做根正苗红一派。那不仅是一个组织，而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文革最开始的打砸抢抄抓实际是由他们首先实行的，是很严密的组织行动，是受法律和权利保护的（虽然已没有法律）。他们可以对资本家、封资修、四旧、学术权威、走资派采取革任何命行动。有点象纳粹初期的冲锋队。在街上只要看到戴红卫兵袖标的，人们就油然而生敬畏之情，多半是恐惧。
后来红卫兵发展到了大人，就是工矿企业各个领域。其成员成分必须是几代苦大仇深的布尔什维克和红得发紫的人员。视作先锋队里最先进性成员。大人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其任务和广泛性就远比红卫兵小将大得多了。实际他们是长期当红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为了文革初期最先进的力量。一直到文革结束至今，其实他们依然是最先进的代表。这几乎是没有一篇关于文革研究和文艺作品所揭示的现象。他们其实一直都是党的最可靠的基础力量，尽管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多次把他们弃之不顾，但是并没有改变这个客观本质。他们是自从建立共和国以来屡次运动的中坚力量直到现在。
这股力量，后来被称为了保守派，“保皇党”。后来兴起的造反派把他们叫做保护刘少奇一小撮走资派的保皇党，实际很冤枉，他们维护的其实是毛泽东历次的革命路线和思想。造反派无非是打的一张牌，谁都愿意做维护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派。有了这张牌就可以打倒对方。
也许由于红卫兵的力量还不足以完成伟大统帅真正设想的规模，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了反血统论，把被红卫兵排斥在外的广大青年称为可以教育好的青年。
这样，在北京一大批早已压抑不住的学生和青年成立了红卫兵造反司令部。他们的成分开始仍然注意让出身好的当头头，后来日益壮大，势不可挡。他们当中不乏大量优秀精英，具有相当的组织力量和魅力。当然主要就是造反精神。数十年过去回头看看，其实这是对血统论的一次反动。几经洗礼，北京造反派小将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造反司令部。而原来的高干红卫兵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和西城纠察队，简称“联动”和“西纠”。其成分依然是不变的纯粹的高干子弟，其袖标以父母级别的高低分别为呢料和布料以及宽窄不同，相当于部队军衔。
于是造反派和保守派形成了两大阵营。蔓延全国，无处没有两大派。还有一派持中庸态度的，被称为“康派”、“改良派”、“少数派”。
在武汉，保守派为文革初期根正苗红的红卫兵，被称为“三字兵”。工矿企业保守派为“红武兵”。“七??二O ”事件时，红卫兵和红武兵联合成立百万雄师，号称120万大军。据说党员占85％，全部是党的先进力量和社会基础。因此对后来的造反派有种天然的优越感和敌视，呼出的口号是“砸烂牛鬼蛇神的狗头”，“决不让地富反坏右的孝子贤孙翻天”、“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武汉的造反组织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钢二司）、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简称三新），钢工总、钢九??一三。
而在武汉的军队，包括司令员，也天然地和阶级兄妹的保守组织有感情，这就埋下了七二O事件的祸根。酿成了文革中中国军队最大的一次骚乱。
这次使得林彪登上天安门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发生军事骚乱的事件，导致了毛泽东未能在武汉再度畅游长江，不得不紧急离开武汉赴上海避难，也导致了震惊中外的八·一渡江惨案的发生。
一九六六年八月，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上将正在北戴河疗养。
六七年一月，上海一月风暴开始，各地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斗争轰轰烈烈开展。红极一时的原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湖北省第一书记王任重都相继垮台。
六七年一月，陈再道和钟汉华（武汉军区政委）在北京参加召开的军队会议。一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命令军队要介入文化大革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认为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这里面“一定有坏人”，并且，他告诫各大军区司令们说，如果碰到这种情况，要退避三舍，使坏人暴露出来。
二月初，武汉和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占领了汉口“红旗大楼”（《长江日报》社所在地），接管了《长江日报》。二月八日，他们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简称《二??八声明》）。
九日，他们又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接管的。
作为保守派的红卫兵和红武兵以及军队的一些人强烈要求武汉军区对《二??八声明》和二月九日社论表态。军区支左指挥部的干部甚至扬言要“罢工”，他们找叶明（军区副政委）说：“军区再不表态，我们不干了！”
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这两篇社论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
这便是著名的被称作镇压造反派的“二月逆流”。 也是叶剑英等军队帅级人物大闹怀仁堂事件的反映。
与此同时，武汉军区党委也在二月十八日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二??八声明》，并且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内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个《严正声明》是武汉军区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个表态性文件。这个声明武汉军区党委是经过反复讨论，还交给司、政、后机关干部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然后上报军委文革小组。徐帅当时是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他批准了这个《严正声明》。于是，武汉军区便出动了飞机、汽车广为散发此声明，并且，部队还上街举行声势浩大的武装游行。
”
三月十七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八条命令以及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开始大肆逮捕极左的造反派。各专县也是如此，武汉和湖北各地逮捕约上千人。
三月二十一日，武汉军区又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宣布解散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即钢工总）及其所属组织，该组织是武汉地区最大的一个工人组织，拥有四十八万之众。《通告》称：“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成立以来，在少数反革命分子操纵下，与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互相勾结，干尽了坏事”，“实行反革命复辟”，“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宣布从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机构一律解散。
”在《通告》的压力下，钢工总、钢九??一三、红工兵、红教工、八一七等组织被解散，专县中的黄岗县就解散了二十八个群众组织，黄石市有30个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或被强迫宣布解散，天门县拥有七十余万人的造反组织被打成反革命组织遭解散，一共逮捕1300多名。
从三月中旬起，北京中央文革开始大规模反击 “二月逆流”。
四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
四月六日，中央军委颁发十条命令，强调军队爱民。
在十条命令公布的当天，武汉的造反派就到军区支左办张贴大字报。接着，学生们杀向社会，上街示威游行，提出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三月逆流”，揪出“武老谭”（武汉的谭震林），为工总翻案等口号。
在中央军委十条命令下达之后，武汉军区也连忙放人，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仍在押以外，大部分原先被捕的造反派均获得释放。当陈再道、钟汉华“五一”前夕回到武汉的时候，武汉地区各个群众组织已经分化为两大派。军区支左方向的正确与否，是争论的焦点所在。
一派是三钢（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三联（三司革命造反联络站）等组织以及一些南下的学生，他们认为武汉军区是支保不支左。
五月十六日，红武兵、红卫兵等组织联合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在“七??二０事件”发生前，该组织已拥有一百二十余万人，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武汉军区许多部队公开支持百万雄师。
转眼间，六七年七月十六日又来临了。毛泽东显然是要想来武汉再次畅游长江的。 然而陈再道 却没有想到这点。
七月十三日，周恩来决定亲自到武汉为毛泽东打前站，他想亲眼看一看究竟武汉的形势如何。
中央文革并没通知武汉军区，却由吴法宪通知武汉空军司令刘丰，说十三日夜有一架专机要到汉口机场降落，让刘丰等人作接机准备。专机具体什么时间到，坐的什么人，都没有告诉。
十三日夜，深邃莫测的夜空隐隐传来一阵渐强的发动机轰鸣，一架飞机带着尖厉刺耳的啸声，对准汉口机场的跑道俯冲降落，这是一架英国制造的“三叉戟”飞机，当喷有“八一”军徽的机身还在惯性中移动时，几辆漂亮的小轿车就匆匆迎了上去。
舱门打开，周恩来走出飞机，同机前来的还有李作鹏以及总参、海、空军的作战部长。久候在机场的刘丰等人赶紧迎上前去，刘丰等人向总理行军礼，然后双方握手问好。周恩来的眼睛向四周顾盼着，却没发现陈、钟二人，他心中有些纳闷，还以为陈、钟二人被造反派弄走了，不过，在机场这么多人中间不便多问什么，他们彼此寒暄之后，就坐上轿车，车队急驶向武空司令部。
到了武空司令部后，周恩来当即就问刘丰说：“陈再道、钟汉华到哪里去了？”
“我……我没有通知他们说总理今天要来武汉……”刘丰说。
“那你立刻去通知陈、钟二人，叫他们赶快就来见我。”周恩来说
当天夜里，周恩来又给在重庆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打了电话，要他明天就赶来武汉负责毛的安全工作。”
谢富治和也在重庆的王力交换了一下意见，说，“总理，王力同志也要和你讲话。”
“总理，我是王力呀，我想我明天也和富治一起去武汉，好妈？”王力在电话里说。
周恩来考虑了一会儿，说：“好吧，你就和富治一起来武汉。”
谢富治、王力等人是按照毛泽东的意思，作为中央代表团到重庆、武汉等地来解决滇、黔、蜀、鄂等省的问题的。临行前，毛泽东曾指示他们说：“只要陈再道、钟汉华改正错误，发一个文件，抓的人放了，保证革命派的人身安全，你们去还是要保他们的，要革命组织不揪他，拥护陈司令员。”
当周恩来临行武汉之际，毛泽东也对他道：“我要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
十四日中午，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空军政委、全军文革成员）带着几位随行工作人员由重庆赶到了武汉。
周恩来见到他们时，交代说：“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
李作鹏等人以及总参、海、空军的作战部长们一到武汉，立即在王家墩机场开设了三军指挥所。十四日晚，又一架专机在王家墩机场降落，毛泽东悄悄来到了武汉，同机随行的还有汪东兴、杨成武、郑维山和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他们一行人悄然无声地住进了东湖客舍，而陈再道、钟汉华二人却依旧蒙在鼓里，压根儿也没料到毛泽东已经来到了武汉。
当刘丰、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人将主席一行人安顿好之后，他们就由刘丰带路，上街看大字报去。
王力在车上问刘丰说：“你们空军的观点，是不是和军区一样？”
刘丰是个比较谨慎的人，他不知道王力问话的用意何在，便一时答不上话来，在旁的余立金连忙帮腔道：“有不同意见。”
当这辆红旗牌轿车开到湖北大学（现中南财经大学）门口时，谢富治、王力他们有意识地下车和湖大学生谈起话来，才一会儿功夫，他们就被一大群湖大学生所包围，那些新湖大学生个个欢欣鼓舞，喜笑颜开，“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湖大校门口的上空。
十五日，武汉三钢、三新一派举行盛大的游行，大街上锣鼓喧天，彩旗飞舞，他们热烈欢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来的“亲人”谢副总理和王力来武汉。
从十五日开始至十八日，周恩来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同志和驻汉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同志开会，连续四天听取了武汉军区的汇报。这个会议，谢富治、王力一直参加，杨成武、余立金、郑维山以及李作鹏、刘丰和作战部长们也断断续续参加了。
在四天的汇报过程中，双方的态度都非常强硬，武汉军区陈、钟几个人讲一条，凡是不合谢、王口味，他们立即就驳一条，而武汉军区的人则据理力争。
王力问：“你们武汉军区抓人抓的都是些什么人？”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别人请示我说要抓350人，我说只抓300人就够了。”陈再道停顿了顿，又辩解道，“我们没有逮捕一个学生，没有公开打击造反派，造反派还有很大的力量，‘百万雄师’是对的，群众相信它，向着它。前几天他们搞了个十条，我看符合大方向，他们的方向对头是好的，现在他们抓防汛又抓生产， ‘百万雄师’是全国少有的组织。”
谢富治大声地驳斥道：“你们支保吃左，屁股坐歪了，大方向错了。街上几岁的娃娃都知道三钢三新好，百万雄师坏。三钢三新揪‘武老谭’，是把矛头指向当权派，大方向是对的。你们要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转变，你们自己考虑。”
当时，武汉军区的那些人并不知道毛泽东已在武汉，也不知道毛主席和他们议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所以，和他们顶得很厉害。这时，陈再道质问说：“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们支保吃左，大方向完全错了，你们要承认犯了错误。”谢富治又用高八度嗓门道。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余立金插了一句。
“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话不能简单地对下面讲，要说出个道理来。”武汉军区副司令韩东山怒目相视地反驳道。
谢富治听了这话，气得眼睛都瞪直了，他恶狠狠地说：“你反对林副主席！”
会上的气氛出现了空前的紧张，会议室没像火药桶一样要随时爆炸炸开。
在谢富治和王力公开身份后，周恩来无可奈何，只好让他们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做工作。七月十五日夜，谢、王一行人来到华中工学院，他们登台接见，并发表讲话。
谢富治头一个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首先让我代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党中央周恩来同志，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王力同志、关锋同志、戚本禹同志、姚文元同志、代表他们，首先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在座的全体革命派同志们，以及武汉所有的革命派同志们，最热烈地问好！……
“同志们、战友们，我们临行的时候，我们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身体健康，非常健康！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所有的革命小将。
“我们临行的时候，也见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身体非常健康！
“同志们，毛主席让我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我们还有一个余立金同志是我们全军文革的成员，空军的政治委员，在一起还有我们北京红代会、北航红旗、井岗山三位同志，也是毛主席叫他们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记者也是原来北航红旗的，吴作亚同志，还有其他工作人员也是跟我们一起来的，这是我们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
“我们今天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问候和关心带给你们，同时带来了两点要求。我的话完了。”
接着，王力也讲了话，他说：“我们的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很好的！我们总起来说，我们所损失的是很小很小很小，我们收获的成绩是很大很大很大。这是林彪同志的一句著名的话，同志们记得吗？”
底下群众应：“记得。”
（以下讲话略）
七月十五日和十六日，主席两次召集总理和汪东兴、杨成武、余立金以及谢富治、王力、李作鹏开会，听取谢、王汇报滇、黔、蜀问题和武汉问题，讨论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毛泽东主席说：“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毛主泽东还让总理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军区的工作。
十六日，陈再道和钟汉华商量，认为谢、王他们一定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早已经定好了，汇不汇报都是一个样。他们便决定起草检讨，反正早晚要用。
十七日晚，谢富治、王力一行人来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开个头头们的名单，名单开好后，谢把名单装进了口袋，就一句话也不说了。
这时，王力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
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
王力摆摆手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
那个血气方刚的百万雄师头头也不客气地顶嘴道：“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
王力又态度强硬地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1.立即停止武斗；2.停止煽动性的宣传；3.撤除所有的工事；4.不准用交通生产工具；5.不准挑动农民进城；6.不准拦车，所有岗哨必须撤除；7.保证不同观点有四大权利。”
以后，午夜1时20分，谢、王等六人又来到钢二司司令部所在地，接见了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红三司等组织的代表。
（谢富治、王力讲话略）
二时二十五分，王力说：“今天就谈到这儿，以后再来找你们。”
十八日下午，周恩来在汇报会上做了总结讲话说：“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但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建议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主动承担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迅速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工总起来之后，可能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由中央来作。军区要对部队进行教育，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整风，好好学习。……”据说，这个总结讲话是周总理亲自拟的，并且送毛主席审阅过。
当时，陈再道硬是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周苦口婆心地开导：“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
周恩来因为中央还有事情等着他去处理，便委托谢、王二人留下来解决武汉问题，他于十八日夜赶回北京去。临行前，特地带陈、钟二人去梅岭一号去见毛主席，谢富治、杨成武、王力、汪东兴、余立金、李作鹏、郑维山等同时也在场。
“嗯，你们好啊。”毛泽东坐在一张单人沙发上，他没站起来，只是伸了伸手。
“主席！”陈、钟依次向他立正敬礼。
“坐，坐这里。”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身旁的空沙发招呼说。
他们坐定后，毛泽东随口问说：“你们怎么样啊？”
陈再道憋了一肚子的气，瓮声瓮气道：“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毛看他那气鼓鼓的样子，笑了起来：“哈哈，这怕什么呀？现在他们一提就是路线错误，谁都是路线错误。”
陈再道心里如同卸掉一块沉重的磐石，连忙回答：“要是犯路线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作检查。”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去开会，你一开会，上得台就下不了台啦！你这老将还不得跟小将打起来。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
陈再道瞟了谢、王二人一眼，对毛泽东说：“中央文革有威信，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文革能讲话。”
王力认为陈再道这是在将他的军，沉下脸来，气呼呼地道：“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文革的！”他又联想起昨晚在百万雄师联络总站碰到的钉子，余气未消。
毛泽东主席明白陈再道话的意思，便对他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接着，他又转过脸来对谢王二人道，“你们可以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思想工作。”
（以下省去大段最高指示）
大约十点多钟，陈、钟二人告辞出来，毛泽东把他们送到走廊上，招呼几位服务员和他们握手说：“再不能打倒你们司令员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接着又风趣地对陈、钟二人道，“他们要打倒你，我要他们打不倒你！”
十九日，谢富治和王力一行人又跑到武汉水院去，王力照例又发表演讲说：“同志们，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决不移地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受压抑、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这种现象叫它一去不复返！要翻过来！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同志们又向同志们提出要求，就是要求同志们一定要懂得马克思的一个道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
十九日下午三点，在洪山宾馆召开了武汉军区部长、师级以上的干部会议，王力代表中央文革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传达了周总理关于要为工总平反，释放被抓工总战士等四点指示，他尖锐地道：“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完全错了，三新二司是武汉地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
会议在晚上八点钟休息一次，谢富治、王力走到礼堂平台上，接见了拥在那里的机关干部和家属以及负责保卫的八一九九部队指战员，他们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向同志们问好！一时掌声雷动，欢呼顿起。
八二０一的师长牛怀龙在会议中途，便强要发言，未被允许，他好不恼火，气虎虎地对政委蔡炳臣说：“拼了！”
于是，他们中途退出会场，赶回8201部队，连夜召开军人大会，把这天洪山宾馆会议的内容泄露出去。
这样，下面的一堆干柴就燃烧起来了：
“他妈的，黑工总翻了案，老子不干了！”
“小小王力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
在会议期间，就有三、四十名8201部队军人气势汹汹地来到洪山宾馆，要求接见，并质问王力五个问题，呼喊“打倒王力”、“王力从武汉滚出去”、“王力不能代表中央”等口号。
这个8201部队六二年以前叫湖北省公安大队，六二年改为公安部队，六五年六月取消军衔时，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为独立第一师，负责城防、保卫大桥等。在这次运动中，公、检、法军管会，很多重要单位的军管会，派往各校的军训团和支左小组都是8201的人。
晚上十点钟散会后，谢富治、王力又一次接见了群众。但是，他们却拒绝接见8201那群闹事的人，他们和在场群众告别，即回到东湖住地去了。
深夜十一点多钟，突然，一辆满载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大卡车飞驰而来，紧急刹车在洪山宾馆门口。又一辆尘土飞扬，又是一辆……这些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集聚在宾馆外面，企图拦截谢、王，但却迟了一步。于是，他们便调转车头直冲军区。
“百万雄师”连夜调兵遣将，卡住长江沿线，汉水之滨，控制了飞机场、码头、车站以及交通要道，生怕王力等人插上翅膀逃跑。整个武汉三镇笼罩着一片战争气氛，恍若当年抗日战争大武汉保卫战的前夕情景的再现。
插入笔者这天夜里的遭遇。
这天夜里，是武汉，其实是全国文革命运或者百姓命运的一个紧张而蹊跷的多事之夜。
笔者和武汉广大百姓听说发生了什么，但不清楚究竟形势多么严重。
笔者此刻在湖艺（现武汉音乐学院本部）学生宿舍和一位好友暂住。这里的逍遥派比较多，也有无处可躲的造反派学生躲到了这里。
武汉的造反派已经被百万雄师和8201打得无处可躲。因为武汉几所著名大学基本是钢二司的造反派的革命圣地，三字兵在青年学生当中成了不光彩的代名词和少数派。七二O前夕，这些大学几乎全部被百万雄师占领，只剩下新华工（现华中科技大学）成了百万雄师眼里的小台湾。因为该校拥有自制的“坦克”、“装甲车”、 “手雷”、“地雷”、钢盔和电台。百万雄师不敢轻举妄动。
半夜约11点多，突然，武昌造船厂的百万雄师开着自制的装甲车和大卡车将院墙撞倒闯进了湖艺。卡车上的工人头戴柳条帽，手持很长的梭镖（百万雄师的典型标志），镇压反革命的呐喊声，伴着稀稀拉拉的枪声，划破深夜的天空，煞是恐怖吓人。
我和湖艺几个学生从楼上跑下往后院教师宿舍楼飞跑，几个跑得不快的男女学生被飞来的梭镖刺中倒在血泊中。
我们跑到教师宿舍，而教师们被称为当时的“康派”，特怕事，不准我们进入。眼看百万雄师大部队从车上下来追过来，我们不顾一切冲上教师宿舍楼，上到天花板里。
那是一个武汉最热的夏夜，我们只能蹲在不能站立的天花板和屋顶之间。一个水院的大学生说，大家把身上能够使用的武器拿出来准备拼命。结果只有那个大学生拥有一把水果刀。
后来我们就听到楼下和全部学校里一片呐喊和哭闹声。红武兵把全校宿舍和教师宿舍的每个人包括老幼病残全部撵到大院，然后冲进每个房间进行搜查，一片打砸声，很是吓人。
我们恐慌之极，眼前出现电影里德国人搜查犹太人的恐怖情形。一个湖艺女学生，其实她也是逍遥派，吓得直哭。那个水院大学生厉声吼道：你不要命了么。由于天花板空间狭窄，无法挪动，一个学生踩垮了天花板，泥块发着巨响滚下楼去。我们认为这下全完了。
我一直闭着眼睛祈祷上帝。我出身基督家庭，但是当时还并没相信基督。何况文革的狂热中，上帝离我们太遥远了。
但是上帝的确拯救了我和这些并不认识的患难朋友。几个听到响声冲上楼来的红武兵不知怎么看了一下就离开了。
可是他们从房间好多地方搜查到的避难学生和藏有造反派传单照片的学生都被带走了。一个姓杨的学生因为倔强，被长矛刺得遍体鳞伤。几个小时后我们从天花板下来，在草坪上发现了他，他已经气息奄奄。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医院不敢救治。他死了。就在我们眼前。
这时已经是1967年7月20日凌晨4点。
我们看到满街都是百万雄师的大卡车。疯狂的呐喊声响彻武汉上空。
这天，武汉疯了。
话分两头。回到东湖客舍。
二十日零点，那三辆卡车“百万雄师”开始冲击东湖客舍，同时，在军区门口也云集了许多的独立师大兵。
这时，谢富治和王力急忙把陈再道和钟汉华二人找来，对他们说：“你们应该赶快劝说‘百万雄师’的人立刻退出去。”
而陈再道却摊摊手，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这回要靠你们做工作了！我们无能为力呀！”
凌晨三点左右，八一九九部队某连突然接到了保护中央首长安全的指示，由该部政委张昭剑亲率一个排，来到谢、王下榻的百花二号楼。他们发现武汉“公检法”已有几十人已闯入了二号楼，他们吵吵嚷嚷着：“我们要求谢富治接见！”
8199的士兵们对他们进行劝阻说：“这里是中央首长住的地方，你们不能进去，请你们退回去。”
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叫喊着：“我们一定要进去！我们还要打电话叫人来。”
为了防止事态扩大，8199的士兵们一方面主动撤离现场，一面继续劝说道：“这里是警戒区，你们不能进去，请你们退回去！”
经过反复劝说，他们才撤离警戒区。
清晨六点，六辆架着机枪、满载着独立师大兵的汽车冲进军区大院，汽车扬起的尘土未落，接着又开来四十余辆“百万雄师”等组织的车辆，他们一律腰插匕首，手持长矛，头戴钢盔、藤帽，也冲进了军区大院——守卫军区的二十九师（即八一九九）也有不少人是支持“百万雄师”的，也参与、纵容了他们的行动。
与此同时，在通往东湖客舍的又一条道路上，也是尘土飞扬，一辆辆满载着手持大刀、长矛、架着机枪的“百万雄师”的大卡车急驶而过，一声声尖厉刺耳的消防车的嘶叫声惊醒了正在酣睡的人们。在独立师的一些人的帮助下，他们用手枪威逼门哨，硬把大门打开，然后，几十名身穿警察制服的“百万雄师”冲进大门，首先有计划地控制了各条要道，两名骑着自行车的军人在来回指挥着。
这二百多名“百万雄师”冲进了二号楼走廊，直奔谢、王房间。房门突然打开了，谢富治走了出来。
“你们要干什么？我就是谢富治！”
而陈再道也闻讯赶来，对他们说：“你们有什么问题，咱们一起到外面谈。”
在谢、陈的劝说下，这些“百万雄师”跟他俩走出百花二号的后门，来到房后的一片草坪上，它与周恩来下榻的百花一号仅有百米之隔，与毛泽东下榻的梅岭一号也相隔不远。
“你们有什么问题坐下谈。”
“大家都坐下。”
谢、陈席地而坐，并招呼他们都坐下，而“百万雄师”的人有的坐下，有的仍站着，双方进行了一场谈判，结果，谢富治答应说：“好吧，我同意下午接见你们，并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
这时，一直躲在房间里不出来的王力大约听清了谈判的内容，他也走出房间，来到草坪上，和谢富治、陈再道一起席地而坐。
在谢、王、陈摇唇鼓舌之下，“百万雄师”的情绪缓和下来，后来，他们就退走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他们的前脚刚走，又有几百号独立师的人端着冲锋枪、上了刺刀上了膛的步枪冲了过来，他们一发现王力，便蜂拥而上，动手就打。那几个北京红代会、北航红旗的学生见此情景，急忙扑上前去挡驾：“你们不许打人，这是反革命行动！”
那些独立师大兵个个疯狂而愤怒的眼睛全是血红，露出了一张张暴怒而变形的脸，他们怒不可遏地抡起拳头也教训起那几名北京大学生，嘴里骂道：“打你又怎么样，这是革命造反行动！”
陈再道也出面加以劝阻，也遭到了一阵拳打脚踢，他被视为“投降派”。
在场的张昭剑又上前劝阻，一面嘴里说：“同志们，不要打人，有话慢慢讲！”他一面用自己羸弱的身躯掩护王力和北京学生。这个张昭剑在战争年代负过五次伤，本来他就瘦如排骨，怎经得住那些彪形大汉的拳打脚踢，他也被打伤了。
与此同时，另一批独立师的人也在围攻谢富治，架起机枪，逼他回答问题，而谢与王当然是同穿连裆裤的，他的态度也十分强硬，独立师的人就把他推进屋内。
在一阵狂哄乱叫声中，他们把王力连推带打，绑架上车，并抄了王力的房间，抢走王力房间里的全部文件。同时，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和北航红旗尹××等人也被他们抓走了。
陈再道被他们打得头晕目眩，这时坐在草坪上喘息着。一会儿，陈再道对张昭剑说：“我是无能为力了，现在就要看你们的了。”说罢，他就走掉了。
在离百花二号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就是毛泽东下榻的住所梅岭一号——自然那些独立师的人对此是一无所知的，不然，他们大概是不敢如此大胆妄为的。这阵子，那里的情况也异常紧张，担任警卫毛主席的警卫部队子弹全部上了膛，防备万一闹事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也冲到这里来，他们就要采取非常措施。
上午，住在梅岭一号的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他就传话给陈、钟二人，让他们把王力找回来。陈再道因为身上有伤，疼痛不止，行动困难，又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他与钟汉华商量后，决定他仍留在东湖宾馆，由钟汉华赶到军区大院，设法说服独立师的人把王力放回来。
谢富治见陈再道不肯去军区大院，大发肝火说：“你为什么不去军区大院保王力回来？你究竟是什么居心？”
“钟汉华已经去军区大院了，这里，毛主席还住在东湖宾馆，我不能走。”陈再道解释道。
“你就是不想把王力保回来。”谢富治盛怒未已。
再说那个张昭剑忍痛赶到梅岭一号和百花二号，安顿好了部队，同警卫部队交待好之后，立即驱车直奔军区大院，设法营救王力。
王力几个人被绑架到军区大院4号楼，下车后，王力还故作镇定地向群众挥手说：“同志们好！”
四个独立师的人把王力的手给按下来，其中一个叫嚷道：“好！老子就不把你揪来了！”
在4号楼外面围满了全副武装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他们怒气冲冲地高喊着：
“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解散工总，镇压反革命，为民除害！”
“下定决心，与工总决战！”
“工总起来，叫它完蛋！”
“百万雄师好！”
“二八声明是大毒草！”
“把王力揪出来！”
楼上的高音喇叭也在叫道：“现在正在与王力‘谈判’，‘谈判’完了就把王力拉出来示众！”
在4号楼二层18号房间里，这是一间六平方米的房间，在桌子上，窗台上、床上也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他们对王力群起而攻之，抓坏了他的军装，扯掉了他的红领章。这些由百万雄师、红卫兵、独立师等组成的谈判代表团胸前都佩着写有“联合代表团”和“工作人员”字样的红纸条，其中有一个代表是独立师师长牛怀龙。他们从早晨七、八点就开始和王力展开拉锯式的谈判，向王力提出质问：
“四点指示有没有？”
“到武汉在黑二司、新华工干了些什么？”
“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昨天晚上表态不是我个人意见，是集体商量了的，可以代表中央文革的。”王力回答。
“王力，你说黑二司、黑工总、黑九??一三是不是专搞打、砸、抢？”一个“百万雄师”头头又问。
“不是打、砸、抢，就是有一点也是支流。”
王力话音刚落，一个拳头就打在王力的脸上，王力被打过青紫发肿的脸上又增加一块新肿块，那个人口里还骂着：“支流！让你也尝一尝支流的滋味！”
这时，一独立师军官拔出手枪，乌黑的枪口对准王力的胸膛，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直跟随在王力身边的军区警卫营营长栾××原先也是持百万雄师观点的，可是在这紧要的时刻，他却用自己的胸膛挡住了那枪口，激动地高喊：“你们要开枪就朝着我这里打！”
张昭剑命令ｘ团孙政委调来八一九九部队，火速赶到军区，保卫“首长”安全。他自己先早一步赶到军区，立即组织了住在军区大院里的二十九师人员，侦察连、四连和六连的一部分人，经过张昭剑的简单动员，就直插4号楼堵住了大门、侧门还有楼梯，把楼上楼下截断不准放一个人上楼。
武汉的盛夏是全国有名的大火炉之一，特别是中午时分，更是像火烤一样，热气从四面八方袭来，热魔在到处闪动着，炎热使人失掉了理智，使疯狂的人更疯狂了。
中午十二点多，又有几车穿军装的卡车驶进来了，车驾驶室顶上架着机枪，其余人端着冲锋枪。随后，又有几车头戴钢盔、手持长矛、腰插匕首的“百万雄师”大卡车开进来了，军区卫校也来人了。
他们一下车，端起枪，举着长矛，叫喊着：“抓住王力！揪住王力！”
他们冲进大门，直逼一、二楼之间的楼梯处。楼上是一片混乱，楼下更是如此。
守在楼梯口的八一九九部队士兵们对他们加以劝阻：“同志们，楼上不能上去，请你们退出去。”
“你们快滚开，你们不要充当保皇兵，保皇狗，我们是来抓王力的！”
一方要冲，一方不让冲，双方展开了混战，雨点似的拳头落到了守方人员的身上。
这当儿，张昭剑对守楼的8199士兵喊道：“同志们，头可断，血可流，一定要保护毛主席派来的亲人王力同志，决不能让他们抓住！”
8199士兵们听见他们政委的喊话，他们情绪激昂地手挽着手挡得更紧了。
那些“百万雄师”故意用女的打头阵，把8199士兵逼成一个弧形，退至一层和二层之间了。他们用头顶8199士兵，七、八个对一个，用手去拖打那些守楼士兵，担任指挥的六连魏连长被打得鲜血直流，昏迷过去，许多士兵也负了伤。
二十日上午，数千辆大卡车满载着手持大刀、长矛、镣铐、头戴钢盔、藤帽的“百万雄师”和外戴反戴军帽荷枪实弹的独立师等部军人涌上大街进行全市性的武装示威大游行，“打倒王力！”“镇压反革命”的口号声响彻武汉三镇上空，那些编造出来的五花八门的“北京来电”，诸如：“好消息，中央同意斗王力”、“王力的四点指示中央文革不知道”、“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周总理、陈伯达下午将来武汉，王力靠边站”等等，使得那些群众和军人更加激动和冲动了。
与此同时，几乎全部大专院校被踏平血洗，因为大量学生都成了造反派钢二司，百万雄师所到之处，学生抱头鼠窜，血流成河。很多大学的围墙被撞垮，学校广播站被枪弹击得千疮百孔。笔者在湖大门口看到好多男女学生与“装甲车”战斗，几个学生被横冲直撞的装甲车压了过去，惨不忍睹。
在唯一幸存的新华工，局势险峻紧迫。新华工电台向全市人民直播，不断播放着义勇军进行曲和国际歌，成了造反派唯一的精神支柱。在新华工校园和校门口，备战繁忙。上万顶标有新华工字样的苏联红军那样的钢盔戴在了学生们的头上，自制装甲车开到了校门口。钢二司和新派以及其他造反组织空前团结，据说在通往华工的路面还铺设了“电子地雷”，学生们准备与装备精良还有军队协同作战的百万雄师决一死战。
百万雄师全部封锁了通往华工的道路，时刻准备进攻，不许其他院校学生逃亡华工，也堵死华工的逃生之路。
当时的造反派几乎无路可逃，因为掌有实权的百万雄师和军队，已经开始挨家挨户清查造反派。当时传说如果中央晚三天制止这场事件，大约会千万人头落地，武汉会大开杀戒，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成为战场和屠城。
下午一点半左右，8201和“百万雄师”的人爬向窗子，沿着自来水管向上攀爬，有一个背着冲锋枪的大兵爬到一个小窗户，用枪托把窗户上的玻璃打破了，指着王力破口大骂：“王力，你给老子滚出来！”
接着，他又用枪托把窗户全捶烂了，跳了进去，并陆续跳进十几人，他们拼死把门打开了。
门一打开，外面又冲进一大群人，这下子，更是混乱不堪。这时。也在房间里正同“百万雄师”、独立师的代表进行谈判的军区副司令孔庆德对他们劝说道：“同志们：请你们让开一条道，让王力同志到另一房间去。”
谁知就在此际，一个大汉忽然把孔庆德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背出门去，朝右拐去了。那些刚冲闯进来的人以为背出的人是王力，便惊叫起来：“坏了，人跑了！”忽一下，全都追出去了。
一个独立师的代表急忙嚷道：“那不是王力，是孔庆德！”
接着，七八个人将王力推推搡搡地拉出房间，王力走过来，后面的人便拥过去，有的破口大骂，有的挥拳向王力击去，王力的右眼被打肿，腰部被打伤，脚骨被踩折……
他们把王力押至3－46房间，有的站在桌子上，有的站在椅子上，挥舞着拳头咆哮：
“先叫他说到武汉干了些什么？”
“叫他回答，四点指示有没有？”
关于四点指示，本来规定是不准向下面传达的，是钟汉华叫独立师蔡炳臣传达的。蔡炳臣首先向团以上干部传达，然后又向排以上干部以至全体战士传达，四点指示如若催化剂一般促成了这场骚乱。
半个时辰过去了，房间里才稍微平静下来，他们把王力拉到平台上示众，一个代表拿着话筒照事先准备好的纸条对王力喊道：“王力，你回答：第一、四点指示到底有没有？要是没有就当面辟谣。第二、你到武汉来，在新华工、在钢二司干了什么？第三、……”
面对着愤怒的群众，王力心里是有些惶恐害怕的，但又极力显出平静的模样回答：“同志们！我们是毛主席亲自派来的！我们到武汉来是当小学生的。昨晚的表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是集体商量的，可以代表中央文革的，如果有错，大家可以批评嘛！”
对于王力的这番表态，“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当然是不满意的，又起了一阵骚乱，有的人动手摘掉王力的军帽，扯他的军衣，下面的人愤怒地不断高呼：
“打倒王力！”
“戴高帽子游街！”
几个比较冷静、理智的代表则道：“让他讲下去！”
稍为安静一点，王力又继续讲下去：“武汉的问题要靠几方面达成协议，我们相信群众……”
以后，一个独立师的军官拿起话筒说：“百万雄师战友们，把他交给我们处理，请大家放心，他跑不了的，勒令他明天上午八点钟以前重新表态，否则，就对不起了。”接着，他命令二个士兵把王力架进了房间里边去。
太阳已经偏西了，时间已到下午三、四点，那些楼上的“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饥肠辘辘，大部分人下楼吃饭或休息去，楼上只剩下二、三十个人，真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守楼的8199、8207部队也故意提出了六点意见，派代表与王力谈判。他们堵住了各个通道，楼上的掩护，楼下的接应，他们搀扶着受伤的王力，从士兵们用身体组成的人墙中，由新楼向下走去。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忽然，从楼下水管及窗户爬上来一个人正在东张西望，要是他发现王力被转移了，一叫起来，那就功亏一篑。幸亏侦察连一排长鬼精得很，他把这个人死死地抓住不放，说：“跟我走没错。”
那愣小子也搞不清东西南北中，把这个一排长也当着是8201来抓王力的，便也稀里糊涂地跟着人群拥下楼去。
张昭剑预先已在楼后停置了一辆小汽车，连汽车引擎都已经发动了，王力一坐上车，车子就像离弦之箭一样冲出军区侧面二号门。
那愣小子看见王力坐上车子跑了，他才惊醒过来，知道上当，就往后跑，拼命大叫：“王力跑了！王力跑了！”
这喊声惊动了那些“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人，他们纷纷往楼上冲，守楼的8199、8207部队士兵们也有意让道，让他们把这幢四层楼房都搜寻个遍，以拖延一些时间。
为了掩护王力，制造假象，8199的邓连长把上衣脱掉，故意急匆匆地从侧门那里走来，果然吸引了许多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人，他们吼叫着：“抓住他，他妈的，王力是他放走的！”
邓连长也急中生智地大发起脾气来：“放屁！你们是守门的，放跑了王力，老子是来抓王力的！”
那伙人被他这么一喝骂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不知所措。
这阵子，8199的赵副师长在叫喊着：“军区准备了饭，去吃饭吧！”
那些人正好饿得肚皮贴在脊梁上，结果他们像一窝蜂一般都去吃饭了。
而另一群独立师、“百万雄师”的人将张昭剑团团围住，厉声地逼问：“王力到哪里去了！你把王力交出来！不交出王力，就把你抓走！”
赵副师长赶紧走过去，劝解说：“我们预备了菜饭，有问题吃了饭再谈。”
那些人看见他们的同伙纷纷都去吃饭了，便也到食堂吃饭去。
那些独立师、“百万雄师”的人刚刚走掉，张参谋就把张昭剑一拉，他们便脚底揩油溜之大吉，迅速地离开了军区大院。
话分两头，二十日上午，武汉事件刚刚发生，林彪闻讯后，立刻亲自写信给毛泽东，信中道：外面形势不好，毛主席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要及早转移，要主席立即离开江城，前往上海……
对中国军队历来有许多传说，分成种种派别。
据说陈、钟不是林彪方面的人，陈再道原是红四方面军的，后来是二野的纵队司令，钟汉华是政治部主任。原来一野的人在林彪任国防部长之后这么多年中差不多都被排挤掉了，而二野、三野的实力依然十分雄厚的，这乃是林彪的心腹之患，他是很想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收拾掉这批人，为巩固他的接班人地位扫清障碍。难怪徐帅早就一眼识破他的企图，曾语重心长地告诫陈再道说，“他［笔者注——指林彪］是主张在军队开展‘四大’的。”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林彪多次对吴法宪等亲信透风说：“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
这只是传说，还有很多。笔者不一一列举。可见共产党的内部斗争一直就没断过。
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信，当时，周恩来正在北京，但林彪没有找周恩来，叶群叫其秘书把信送给戚本禹修改润笔，并特别交代戚本禹这信是林彪的意思。戚本禹看了信，即找陈伯达和关锋一起修改，最后，又让江青过了目。
周恩来在二十日上午闻讯后，也立即打电话给陈再道说：“你要把王力找回来。”
“我无能为力，我没有这个能力，他们不听我的。”陈再道回答，又冷冷地说了一句，“不要害怕群众嘛。”
周恩来厉声地警告他说：“你们武汉军区必须保证谢副总理和王力同志的安全。”
“现在这个局面要你们中央负责。你们中央派人来，搞得这么乱，我保证不了。”犟牛脾气的陈再道又顶撞道。
周恩来知道武汉这个混乱的局面非他来收拾残局不可，便决定重返武汉。
下午，江青来到人民大会堂，十万火急地要见林彪。平时，江青要见林彪之前，通常都事先打个招呼，因为林彪怕出汗，对于会客有种种“禁忌”，而这一次便全顾不得了。接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姚文元也陆续到了林彪住的大会堂浙江厅，最后，周恩来也来了。
江青还让林彪秘书叫叶群也来开会，叶群虽然正在午睡，但她闻讯后也立即赶来了。
在这次紧急的中央碰头会上，他们对那封信又润笔定稿，改由江青署名，决定让邱会作飞赴武汉给毛主席送信，还决定总理也再去武汉，保护主席赶快向上海转移，而让张春桥飞赴上海安排迎接毛主席事宜。同时，他们还决定派遣三军部队包围武汉，防止陈再道兵变。
在邱会作临行时，江青特别叮嘱他道：“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也许，江青此际的心情就跟西安事变发生后宋美龄的心情有些相似，但是，武汉事件毕竟不是西安事变的重演。
邱会作把这封信放在贴身的汗衫内，激动地说：“我拼死也一定要把信送到主席手里，你放心好了！”
他乘上一架专机于当日下午2点10分赶到武汉。张春桥也于下午4点20分飞抵上海。
周恩来也在同日下午3点54分，乘专机从北京起飞。事前，周总理密电武汉军区：“派飞机去武汉，不准外传。”
当时，陈再道的脑袋也发热得如若蒸笼里的馒头，他看罢电报，不以为然地说：“总理有什么了不起，来了还不是跟王力一样！”
尽管陈再道牢骚归牢骚，但是，他对于周恩来还是有很深的感情，他担心万一周被“百万雄师”的人也劫走了，事情就更不好办了，便亲自带领二十五辆卡车的部队前往王家墩机场，去迎接、保驾总理。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跟陈再道同心，甚至连他的秘书也清醒地意识到绑架“钦差大臣”王力将遭到什么样的悲惨结局，他的秘书偷偷打电话给武汉空军，报告陈再道带领二十五辆卡车的部队去机场一事。武汉空军又急电吴法宪。当周恩来的座机离王家墩机场还有200公里时，他接到空军拍来的电报，说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机场，要劫总理，要总理坐的飞机调到离武汉60多公里的山坡机场降落。
林彪是深谙兵书的，自然懂得“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的道理，他以反“兵变”为名，正在暗中调兵遣将，水上调来东海舰队，陆上调来十个师。当总理座机降落山坡机场前夕，林彪和吴法宪紧急调动空降部队占领了山坡机场，真是战云密布，一派刀光剑影。
周恩来下了飞机，见此情景，不以为然，他是了解陈再道的，尽管此人生性鲁莽，但并不相信他真的会搞兵变，便仅带着二名卫士，乘汽车赶往武汉。
而在这差不多的同时，一架空飞机也在王家墩机场降落，陈再道扑了个空。
周恩来一到武汉，就打电话给孔庆德，询问说：“谢副总经理、王力同志在哪里？安全情况现在如何？”
“报告总理，谢副总理我们已经保护起来，至于王力同志则下落不明。”孔庆德报告说。
“那你和牛怀龙一定要把王力同志找回来！”周恩来命令说，“还有你可通知‘百万雄师’，派一百名代表赴京谈判，军队代表和造反派代表坐一架飞机。”
后来由于林彪插手，周恩来的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这时，天色已黑，周还没有吃饭，东湖客舍服务员几次端来饭菜，但他却一次也没顾得上吃。由于连日劳累，周恩来的两眼布满了鲜红的血丝，同志们再三劝他休息一下，他总摇摇头说：“让我坐坐想想。”
确实，武汉问题让周恩来伤透了脑筋，谁也没有想到武汉问题竟捅出了这么大的娄子，该如何收拾这局面呢？
这个王力究竟到哪里去了呢？陈再道也在到处找王力，他虽是个猛张飞，但粗中还有细，知道王力是位“钦差大臣”，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他是不好交账的，尽管他对于王力是心怀怨恨。
原来，二十日下午，军区副政委叶明担心王力会再次被抓走，不好交差，便叫当时正在军区大院的张昭剑回去，万一情况紧急，先把王力带进指挥所藏起来。
王力乘车从军区大院逃脱之后，便来到了二十九师师部所在地，住进了六号楼。然而，独立师和“百万雄师”很快就知道了王力的住处。天黑时，几十辆车把二十九师师部二号楼和六号楼包围了。情况越来越紧急，张昭剑当机立断做出决定，立即与军区保卫科王科长陪同王力转移到洪山附近的树木草丛中。这个军区保卫科王科长与警卫营栾营长一样原先都是持百万雄师观点的，可是在关键的时刻都转变立场，极力保护王力。
当他们刚离开六号楼两分钟，独立师一伙人即冲进了六号楼，气势汹汹地对二十九师的士兵们嚷嚷着：“你们把王力藏到哪儿去？立刻把王力交出来！”
“王力不在我们这儿，我们根本不知道王力到哪儿去了。”二十九师的人矢口否认说。
独立师的人找不到王力，他们无可奈何，只得退走了。
而王力、张昭剑几个人正在小洪山攀爬着，山上没有路，荆棘遍野，野草丛生，怪石嶙嶙。七月二十日是农历六月十三日，圆圆的月亮高挂在中天上，投下了惨白的月光，好像是白得耀眼的寡妇的丧服覆盖着小洪山的山头。为了不暴露目标，张昭剑脱去白汗衫，赤着膊在前面探路，拔除野草，踏平荆棘，在战争年代负过五次重伤、右腿是残废了的张昭剑走路一拐一拐，在夜色茫茫的荒山中，没有一线灯火可以帮助探路，他也不知道跌了多少跤，撞得摔得遍身鳞伤。他们穿过树林，如若受伤的野兽一般气喘嘘嘘地走到山的另一头，看见8201的岗哨，又慌里慌张地赶忙转回来，而另一头又被铁丝网围住，他们的狼狈相不下于“西安事变”时躲在骊山山洞里的蒋介石.
他们在小洪山的山凹里呆了一整夜，王力对张昭剑说：“冲东湖是有组织的，陆海空三军都有，东湖客舍的警卫队长就是百万雄师。武汉的天不是毛主席的天，武汉的枪杆子不在毛主席手里。军区班子烂了，他们要变天！”
再说邱会作抵达武汉后，下午三点多钟，他见到杨成武后，见屋内再没有其他人，便从贴身衬衫内掏出一封信，交给杨成武说：“交主席，这是首长亲自交办的。”
杨成武接过信看了一眼，那信封上写着：“毛泽东亲启”。
于是，杨成武立即赶到梅岭一号，亲手将信交给毛泽东说：“主席，邱会作从北京带来一封信。”
“邱会作？”毛泽东接过信，他一边拆开信看着，一边发起笑来，他是不大相信陈再道搞兵变之说，但又不可全不信，武汉的形势确实是复杂的，人心叵测啊，他是不乏历史知识的，孔子《家语》曰：“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他对林彪信上所说将信将疑，显得犹豫不决，走不走，走，又到哪儿，到长沙，到上海，还是到南昌？他一直举棋不定。
晚上，周恩来、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都来了，他们都各自陈词力劝毛主席还是先离开武汉，周恩来对毛泽东道：“主席啊，目前武汉的形势十分混乱，为了主席的安全起见，还是走为上策，先离开武汉再说。”
“走？上哪儿去？”
“去上海，春桥已先去上海安排主席去上海的事宜了。”
直至晚上八点多，毛泽东才同意去上海。
二十一日凌晨二点钟，毛泽东坐着空军的汽车，在杨成武、刘丰、邱会作等人的护送下，绕道前往王家墩机场。
到机场后，邱会作向毛泽东讨回信说：“主席，您给林彪、江青回个信吧，我也好交代。”
毛泽东直视着他，以问代答：“为什么要转移？想到长江去游泳，现在也游不成了。”
显然毛对长江边两派剑拔弩张的形势一点不知。就像他对当时的民怨不知一样。
“这是林副主席、江青同志的意思，他们担心主席的安全……”
“我不写信，你回去同林彪、江青说说，就这么办。”毛泽东摆摆手道，他知道林彪要的是讨伐陈再道的讨伐令，但是，他暂时还不想下什么明谕手令，仍要先看看再说。
不久，王家墩机场飞机轰鸣声响成一片，十多架飞机向上海方向飞去。
同日凌晨二点左右，独立师、“百万雄师”的人又第二次冲入二十九师师部，包围并冲击了二号楼，封锁了其他各楼。
二十九师的解参谋长也毫不示弱。
那些独立师、“百万雄师”的人终不敢在人家的老窝里动手，最后，他们刷写出几条勒令交出王力之类的标语后便退走了。
早晨，又有四十多个“百万雄师”的人冲到东湖客舍王力住处要揪王力，这时，陈再道给独立师打了个电话，独立师就派人给“百万雄师”做工作。以后，“百万雄师”汉阳分部便派人乘吉普车赶到现场，把人调走了。
同日上午，周恩来又叫陈再道去找王力，陈再道便派人找到二十九师，师参谋长根据张昭剑的交代，只说王力在安全的地方，却不告诉具体的情况。来人扫兴而归。
天亮时，张昭剑只身一人下山来到九一分队，找到钱副连长，说明了事件的经过。本来，九一分队许多人，包括钱副连长在内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经过张昭剑的说服，钱副连长当即表示，坚决站在毛主席这一边，保卫“中央首长”的安全。
钱副连长把全体战士集合在一间小房子里，张昭剑热泪纵横，慷慨激昂地作动员讲话，下面的战士也受了感染，不禁地一个个都热泪滚滚，他们在张昭剑带领下，对着毛主席像宣誓：“有我们在，就有王力同志在！”
接着，党支部、各个班都召开不同的会，在毛主席像前宣誓：“有我们在，就有王力同志在！”、“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为了保护王力安全下山到连里，他们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有的打篮球，有的在周围学习毛著，有的谈心，还有的搞副业生产，就是在王力下山的地方有个挑水处，还安排了人在洗衣服，以致于王力下山来到连队时，连附近的家属也蒙在鼓里。
王力下到九一分队后，士兵们看到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他的右眼被打肿了，左右手都被打青了，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身上被刺划得一道道红口子，狼狈不堪，大家都不禁动了侧隐之心。士兵们热泪盈眶地握住王力的手不放，而王力也动感情地说：“我代表毛主席向同志们问好。”
为了防止暴露目标，小房子后面的窗户都关上，并糊了报纸，前面的窗户也用蚊帐放下来挡住，把门也关上，小小的房间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满了人，士兵们的情绪就跟房间一样热，他们很想喊口号却不敢喊，只能暗暗呼着：“毛主席万岁！”
以后，王力来到七班，士兵们安置王力去休息，炊事员得知王力、张昭剑有一天没吃东西了，又是打鸡蛋，又是煮面条。王力吃不下东西，他们就派人翻过洪山去买西瓜；王力的领章和钮扣被扯掉了，只剩下一颗钮扣，士兵们争着拿出自己的新领章给缝上，还用红线缝纽扣，象征着战士们和毛主席心连心，在战士们的眼里，当时的王力是代表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 毛主席可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当张昭剑安置好王力之后，他便回到二十九师师部去。下午二点多钟，刘丰来到二十九师师部，他冲着张昭剑大骂武汉军区说：“武汉军区这窝子是些什么人？你张昭剑不要奴隶主义！你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陈、钟的？”
于是，他们共同研究了护送王力的方案，决定将王力转移到武空司令部。
九一分队是邱少云烈士生前所在营的一个连队，当指战员们听到张昭剑的动员后，纷纷向毛泽东写决心书，有的咬破指头写血书，有的还写了遗书。钱副连长拿着全连人写给毛主席的决心书，双手递给王力说：“王力同志，这是我们全连同志写给毛主席的决心书，请您转呈给毛主席。”
王力接过决心书，他也激动地当即表示说：“我一定把这决心书带回北京，转呈给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下午三点多钟，刘丰陪同王力登上小车，在二十九师张师长和解参谋长率领下，九一分队组织了三个排分乘两大卡车护送，他们还布置一部分战士“打篮球”以监视和掩护。临走时小车走在前面，忽然发现附近有人高喊：“抓王力！抓王力！”
刘丰命令小车司机加速，小车像出了膛的炮弹一般冲破层层封锁，飞驰向关山空军司令部。
当王力他们刚离开二十分钟左右，就有几个“百万雄师”的人来九一分队探头探脑地侦察情况。不一会儿，又来了八个手持长矛、匕首的“百万雄师”，他们手晃着匕首，冲着钱副连长嚷道：“王力是你们把他放走的。”
“我没有见到王力，王力没有在这里，我们不知道。”副连长镇定自若地回答。
那伙人非要闯进屋里查看不可，可是，屋里的桌上还放着王力来时准备的鸡蛋、面条及西瓜，甚至还有王力穿过的一件破汗衫和写着“王力”名字的一顶军帽，真要把人急煞了。幸亏有两位班长机灵，一看情况不妙，一个在外面纠缠住他们不放，一个赶紧到屋里收拾东西。以后，他们到屋里查看一番，未发现啥破绽，只得悻悻然走掉了。
“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怎么也想不到王力还敢乘小车，所以，当由关山空军司令部出来迎接王力的部队所乘的车子刚出营门不远，小车就已经顺利地到达了关山司令部。倒是那两辆有意用来迷惑人的卡车遭到了一些麻烦，事先他们起了个战斗番号叫“转救王力战斗队”（即“专揪王力战斗队”的谐音），并统一口径说，“我们首长带领我们造反了，我们要上北京，现在上飞机场。”
当车到六渡桥时，“百万雄师”们头戴柳藤帽，手执长矛、匕首，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桥上设置了许多障碍物，中间只留一辆车子通过的通道。这两辆满载着二十九师兵员的车子很受“百万雄师”的注意，一直盯着不放。“百万雄师”喊口号，他们也跟着喊同样的口号；“百万雄师”唱《百万雄师好》的歌，他们也跟着唱；“百万雄师”鼓掌，他们也鼓掌，弄得那些“百万雄师”也真以为他们是自己人，竟也支援起他们来。就这样，他们应付了各种情况，终于到达飞机场把王力送走了。
再说毛泽东二十一日飞抵上海后，他无声无息地住进了虹桥宾馆。毛泽东一夜没有睡觉，把张春桥等人叫到身边。
二十二日凌晨三点多钟，王力在李作鹏、刘丰的护送下到达山坡机场。清早，刘丰打电话给吴法宪说：“报告吴司令，我已经亲自把王力同志接出来了，转移到山坡，武汉情况紧张，有些话电话里不敢讲……
与此同时，武空也向北京的空军司令部报告说，武汉游行很多，呼喊着要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去武汉等口号，独立师全副武装，坐着卡车、摩托车，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等等。吴法宪接到这些电话后，都立即报告给林彪。
清晨，陈再道来到东湖客舍，想看周恩来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们办。可是，他却扑了个空，周住处负责接待工作的人告诉他说：“主席已经走了，总理也离开了东湖。”
此时，陈再道的心中起了一阵惆怅，他知道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信任，连主席、总理什么时候走掉，他这个大军区司令都始终蒙在鼓里，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他明白自己闯了大祸，厄运和灾星将降临在他的头上，一切全完了。
而就在这时，周 恩来在王家墩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李作鹏、刘丰等人开会。总理让叶明、孔庆德住到二十九师，暂时主持军区的工作，并且让他们转告陈再道和钟汉华，要赶快表态，争取主动，这样他才好说话。总理还说，“武空仍是双重领导，要听军区的话，不能随便表态。”
当天，李作鹏叫海军党委给海军驻汉单位发电报，说“七??二０”是“反革命兵变”，要他们表态“打倒陈再道”，还指使在武汉保卫毛泽东横渡长江的军舰发表《严正声明》说：“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吴法宪、刘丰也和李作鹏串通一气，说空军也要对“七??二０事件”发表声明，打倒陈再道。
形势就这样急转直下，甚至连钟汉华也意识到大祸临头，他跑到谢富治面前认错说：“我们错了！我们错了！”
“现在晚了！”谢富治淡淡地说了一句。
1967年7月23日，在毛泽东授意下，副统帅林彪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布：武汉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军事骚乱事件。武汉人民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中央支持你们！北京支持你们！
这在文革中，也是在共和国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由军委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作如此严肃紧迫的宣告。在9年后的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事件中，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也是根据毛泽东和政治局意见如此重演过。那次却是对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的一次屠杀预告信号。那里面90％以上也是造反派。
这就是历史对中国开的玩笑，也是文革的滑稽与荒唐之处。
很快，一部《北京支持你们》的影片在全国放映，镜头里是北京群众全力支持武汉造反派的大游行，蔚为壮观。
武汉的造反派绝处逢生扬眉吐气，一个个热泪飞洒，激动到疯狂。他们一下成为了全国最热门的革命派。于是武汉造反派也更加狂热地投入到新的革命高潮中。此时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将遭受更大的磨难。不仅在远远没有收场的文革中，而且在文革结束后，依然要付出血与生命的代价。没有一个人能逃脱更悲惨的命运。
在此请允许笔者发点感慨。
林彪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国和全世界发布的那篇明确的表态，当然不是代表他自己。就像天安门事件吴德发布的戒严令不是代表他自己一样。而且还有伟大领袖的亲自圈阅批示。
然而许多所谓中国史学家写作家经常玩弄辞令和障眼法，巧弄簧舌，移花接木瞒天过海，把一桩桩很明白的事件和史实，故弄玄虚成某个人和某个集团及帮派“居心险恶”的阴谋，而且居然也有众多善良的人们人云亦云，实在是让人莫名悲哀。
这样的掩耳盗铃百试不爽。譬如把林彪代表中央的表态说成他对陈再道发泄私仇的报复，把天安门事件说成吴德和4人帮镇压学生的阴谋，还有众多历史事件，总有千般说法，总能指鹿为马，巧妙圆场。连那么伟大的一场文化大革命，伟大领袖的功劳也被那些道貌岸然的话语权人剥夺。谁也淡忘不了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成果，被偷天换日成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每个时期都能有一批这种人。譬如林彪和“孔子”、譬如陈伯达王关戚，譬如杨成武余立金，譬如4人帮，譬如吴德，譬如袁木（这是后来的事）。。。。真服了中国人）利用晚年统帅的“迷糊”而犯下的罪行，而“忽略”了伟大统帅的英明领导。呜乎，九泉之下的伟大领袖眼见这样的大胆剽窃和公然歪曲只怕也难以瞑目会拍案而起的了。
横看直看那场中外历史上亘古未有光怪陆离的大革命， 惊回首，10年间，从上到下洪桐县里没好人。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的斗士却不幸英年早逝，让人无比哀痛数十年不能忘怀。侥幸剩下的似乎“ 好”点的3男1女，最后也十恶不赦死在秦城监狱。掩卷沉思，占世界4分之一人口没一个好人的国度对人类意味着什么呢？
D、八??一渡江惨案始末
在7.16临来之际，武汉群众组织就各自准备纪念毛泽东7.16渡江一周年活动。
可是保守派和造反派都要在这一天举行渡江活动。怎么办？联合渡江？不可能，那阵子两边都杀红了眼，完全不是中央说的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了。到水里动 刀子那就更是不堪收拾。何况当时局势相当严峻。
总算两边还有明白人。终于达成协议。百万雄师和造反派分别于7月15日和7月16日两天渡江。在那种严酷的形势下，狂热热爱伟大统帅的人们还一定要冒着风险渡江，体现出对革命路线无比虔诚的效忠精神。那时的中国人的确比现代人要朴实可爱或者愚昧笨傻的多。
造反派里当时有个对联这么写着：
为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可见革命小将为壮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7 月15日这天，也是中央一行人与武汉军区在东湖剑拔弩张千钧一发之时。武汉两派在长江大桥和武胜路一带发生了冲突。两边都错误估计了对方要在这关键时刻袭击歼灭对方。笔者分析，其实两方大约都有一个不可告人的阳谋：告诉中央，我们可都不是吃素的，我们才是代表武汉革命派的力量。武汉问题解决不好，全国就会乱套。
这叫示威，也叫向中央施压。
长江大桥上所有交通堵塞，一片混乱。
这时，一直按兵不动的新华工的大部队从20多公里之外的关山浩浩荡荡开了出来。数千名头戴钢盔的学生跟在自制的装甲车后面耀武扬威前进。
前面开路的吉普车门口挂着一个五短身材身着军绿色衣服臂戴总指挥袖标的学生，他一手拉着车门框，一手摇着指挥旗，很是威武雄壮，很有点巴顿将军当年在沙漠指挥美国大兵前进的味道，大约是当时青年学生最向往的形象。
很稀奇的是，这人是和新华工一直分歧的钢二司的著名的二号人物副司令丁家显。新华工和钢二司的对立，并非两个组织与百万雄师那样的势不两立，他们都属于造反派，而钢派属于激进的鹰派，新华工属于温和的鸽派。现在外部矛盾上升了，两派成了保守派打击的共同目标，所以两派实行了联合作战，就像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丁家显作为新华工的总指挥，证实了他们联合作战的决心。
然而这支威武的学生部队行至长江大桥便瘫痪了，因为交通堵塞。
幸亏队伍没有开过大桥，不然和武胜路发生的冲突搅在一起，一场激战就不可避免了。
武胜路的冲突，其实是百万雄师和“钢八司”产生的龃龉。钢八司其实就是对没有组织的逍遥派的老百姓的戏称。当时老百姓对优越感极强的百万雄师和8201大约有很大抵触反感，比较同情弱势的造反派。这一点似乎在每个时期都是这样。很多零星战斗，其实也是钢八司和百万雄师的磨擦。
所以7.15的冲突其实并非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战斗。但是后来的传言却完全走样了。这也使得两派组织精神上高度紧张，双方似乎都磨刀霍霍积极备战了。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7.15渡江和7.16渡江后来都草草收场，而进入战斗一触即发状态。
似乎是天意不让纪念这一天，这边两大派的表忠心渡江未能举行，那边军队的骚乱迫使毛泽东也没能纪念自己老骥伏枥壮怀激越会当击水发动文革一周年的重要日子。
当然如果那天毛泽东在这种形势下真的渡江了，武汉乃至全国的命运会如何，只有天知道了。
7.16横渡长江夭折，便留下了8.1渡江的伏笔。
林彪登上天安门城楼公开支持武汉造反派，等于给武汉造反派打了一针强心剂。武汉象是庆祝抗战胜利一样疯狂。
大街上的车辆游行几日。长江上的轮船居然也在游行。这是笔者去长江游泳才知道的。笔者一生作过两次横渡长江的冒险。两次都是死里逃生，想起来后怕。想起来就要感谢上帝。
第一次横渡长江就是武汉大游行的7.月26日。那时少年懵懂，才学会游泳一周，两个小学同学就拉我横渡长江。武汉的孩子一般都习水，很多孩子对横渡长江不以为然。不知有没我这样懵懂的。
从武昌汉阳门长江大桥边下水（就是历次渡江下水地，也是毛泽东渡江下水地点），下去一会儿，两个同学就不见了，他们拿着救生用的一个大车胎，而现在整个江面就只有我一个人。我又从来没有横渡长江过，水性也不好，那个恐惧没法说。
横渡过长江的人都知，一江春水向东流，水流湍急，一旦游到江心就只能前进无法回头。我只能硬着头皮坚持游过长江了。
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水面忽然涌起一阵阵大浪，我接连灌了几口水，身子直往下沉。我想我死定了。
向江面看去，我发现好多轮船在江面排队游行。这些大浪就是轮船激起的。我想向轮船呼救，但是根本做不到，每抬起身体呼叫一声就灌一大口水。而且江面根本传不去我的呼救。
我想到这时只能保持镇定自己救自己了。一旦镇定，情形就好多了（顺便向网友传授一下紧急情形自救的要领），为了保持体力，我翻身过来，面朝天空，干脆任尔东西南北漂，我想，游到汉口是不可能的了。
为了不走题，不多叙说那次历险了。反正我没死。而且居然奇迹般地游到汉口滨江公园起坡。当时是心惊胆战筋疲力尽了。还让我自己至今还感奇迹的是，余悸未消的我居然在5天后再次参加了那次惊心动魄的8.1渡江（如果母亲知道儿子如此懵懂不知会怎样）。在那么多水性极好的牺牲者中我居然又奇迹般地活了出来。
为了防止网友怀疑我宣传宗教，不多说什么，但是我真的相信是上帝再次救我于死亡之中。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的名字恰恰就是母亲用的这段话里的字命名的。
1967年8月1日。一个十分炎热的日子。这一天是我的生日。
我和湖艺的大哥哥大姐姐（只有一个女的）列队来到武昌桥头的江边。其实根本到达不了江边。
那里已经是人山人海，我们来到汉阳门下水处对面的民主路就无法前行了。距离下水处至少有一里多路。我向四周观察一下，沿江大道和民主路上的人头看不到边。据说沿江大道的人从平湖门到大堤口方圆几里全部是渡江人员。据说有上万渡江者，其他还有看热闹的。
所有的人都被造反组织临时的管理人员强行要求蹲到地上。我才听到远处喇叭里有人在演讲。一打听，那是钢工总一号头头朱鸿霞在演讲。主要内容就是庆祝武汉造反派翻身解放，感谢党中央毛主席为武汉造反派撑腰，紧跟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等。
朱鸿霞是工人业余诗人和作家，演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
火辣辣的太阳烤得人晕头转向，根本没有心思听下去。须知武汉炎夏的室外温度可以达到摄氏45度到50度。地面可以把人蒸熟。
究竟有几个人进行了演讲也不清楚。大约9点多钟，人群开始骚动，人们已经受不了了，有的已经自己跳到水里去了。
后来的局面就失控了。我们还远在一里路之外，不知前面发生了什么，挤也挤不过去，只能着急。只听到很多人喊：不要挤，要出人命了！一会又听到：不得了，死人了！
我们看到有人被抬了出来。这是被挤倒的，昏倒的。不是从水里捞出来的。
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我们终于被混乱人群挤到江边。只看到下水处和江边黑压压一片人海，人人都无法保持自己身体的平衡。那种情景我们根本无法挪到下水处下水。我便灵机一动，要湖艺的学生一起去南面的平湖门下水。或许我这个英明的建议救了我自己和湖艺的大哥大姐们。
我听说过，在平湖门下水横渡长江比较安全。那里可以避开漩涡，而且可以从大桥的第二个桥墩穿过，就省了一些与逆流搏击的力气。横渡长江的人都懂，横渡长江必须与逆流搏击，武汉话叫“抢”水，否则你根本渡不到汉口去，而会被江水冲到下游上不了岸。毛泽东水性虽好，可他不是横渡长江，而是躺在江面，由严格的保护人员护送顺流而下，在武昌起坡。在武汉这叫“趟”长江，不叫横渡长江。横渡长江的难度就要大得多了。
那时的横渡，没有任何保护设施和措施，不像现在又是救生圈又是几层保护。武汉的孩子们横渡也是没有任何保护设施的。所以过去每年都有孩子淹死长江的噩耗。
我们从平湖门下水后，发现水流很急，江面上满是人。很多人刚下去就体力不支，但是要上岸是不可能的，只能顺流而下和死神搏斗了。我才发现人多横渡不是好事，随时就可能有人挤到一起甚至被人抓住同归于尽。
我游过汉阳门下水处时，看到那里的人们在水里一层层挤压着挣扎着，一片鬼哭狼嚎声。我这次的惊心动魄比5天前的历险更加厉害。我知道那里出事了。死人了。
可能我自小天生具有我现在的职业性能。小小年纪的我当天就对8.1渡江惨案有意无意进行了调查走访、现场观察以及认真分析思考。刚好我就住在武昌桥头堡附近。我哥哥就是从那个下水处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的好多朋友也是那次死里逃生的渡江者。当然也有几个没有逃脱死亡的大哥哥学生。
我哥哥水性极好，身体特棒，还作过游泳救生员。他是被单位派到渡江前沿作为卫生系统的先遣队伍的。他不是任何组织的成员，是作为政治任务去的。这次渡江的参加者也不全是造反派，有很多自愿者和单位派遣作为庆祝毛泽东革命路线又一次胜利的政治任务参加的。
据哥哥当天对我说，他是应该第一批下水的，可是队伍乱了，前后全部是人。他几乎是被人群推下水的。其实几乎所有人都是在没有一点准备和入水动作情况下“掉”进水里的。
水里的情景可谓可怕而惨烈。人们被挤压在水里很多步的台阶上，武汉人知道，夏天涨水，埋在水里至少有上百级台阶，而且那时也不像现在进行了修建。台阶一层又一层，下面的人无法站立也无法入水，上面的人被下面人本能的拽住无法脱身。在水里水性再好的人最怕被人抓住不能动弹。我哥哥当时就是被几只手死命抓住不能动弹，他用了极大本事拼命挣扎才得以挣脱。
这也许就是人们传说的水里有水妖，甚至有坏人和敌对派的人破坏的真正原因。这也是两派战斗激烈，人人脑子里都把毛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缘故。
还有一个要命的传说：水里被人洒了玻璃，铁渣和刺刀凶器。我哥哥也证实了他在水里无法站住，水里台阶上布满扎脚的东西，他的脚被扎得血迹斑斑，浑身伤痕累累。
对这场悲剧，我亲历过那个场景，后来也多次到现场考察，进行了严厉思考分析。那些扎脚的东西是什么呢？我终于寻找到了让我噤若寒蝉的答案：那是毛泽东纪念章！在后来的打捞现场也证实了我的分析。那么哪来的成千上万的纪念章呢？
渡江队伍里，每支队伍都扎了大型的“广告牌”。大的有几十平方，小的也有上十平米。那时不叫广告牌，叫宣传牌。这些宣传牌用木条扎成，下面绑上汽车轮胎可以浮在水面。渡江队伍尤其是先遣队
在没有救生衣没有车胎没有轮船保护的状态下要把那些宣传牌语录牌游泳推过长江去，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我哥哥就是其中人员之一。
宣传牌上的标语用什么扎的？现在说起来吓死你。那是用成千上万个毛泽东纪念章拼成的标语口号！最少的字就是一个“忠”字。一个字都不知需要多少纪念章拼扎而成。而“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样的标语需要多少纪念章拼扎成？谁现在能够计算出来？而这些宣传牌有数百上千！
它们却不幸成了导致数百条年青性命灰飞烟灭的凶器。
由于场面混乱，那些宣传牌弄到水里便倒掉被踩垮，纪念章全部散开洒满台阶和水里。
原来是愚忠的人们用自己的行为杀害了自己。
当天傍晚时分，我摆脱对我们提心吊胆的妈妈的监控（这之前她不知两个儿子都参加了这次渡江，而此刻全城都传说着这个巨大惨案，她有多担心，只有有了孩子后的今天才能想像），跑到离家几分钟路程的汉阳门。
这里排满了军车。很多当兵的在水里打捞尸体。用的是铁钩，就像从船上往车上卸货一样，一个接一个地钩取尸体。当时我还想用铁钩这样钩人多么疼啊。脑子一直转不过弯来。那种恐怖可怕难以描述。但是我生性好奇喜欢打探。几个小时没有离开。但是那些尸体象是永远打捞不完一样。
那些尸体大多数是青年学生，也有小孩。最可怕的一幕是一个身穿花裙子抱着一个小孩的青年女子的尸体。打捞上来时竟然还死死和孩子攥在一起。
后来我知有些死者是在江边堤上围观渡江的群众。堤上的栏杆被挤垮了，不少人就那样掉进江里了。
很巧。明明烈日高照的一天，傍晚时分却下起了纷纷细雨。后来雨越下越大。整个天空变得黑沉沉的。我真的感觉到长江在呜咽，天空在哭泣。
我想起了我认识的一些武大、水院的大学生大哥哥大姐姐，他们也都参加了渡江，不知他们怎样了。
这时在武大、华工、湖大、华农、水院、水运很多大学笼罩着一片乌云。几乎所有的学生们在操场，在小树林，在教室、在宿舍一起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远飞的大雁》、《怀念战友》歌曲，声音嘶哑如泣如诉，尤其女生哭得死去活来。没有谁见到那种情景不流泪。
凄婉的哭声哀鸣荡漾在1967年8月1日的武汉夜空。
当时的歌词有几句是这样的：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哦，想念毛泽东。。。。。。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啊，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革命造反派想念恩人毛主席。。。。。。
据后来很多学生和人员的认真调查，以及本人一直关注的考察记录，大约有423人在这次渡江活动中献出了年青的生命。我的一个身体很棒很会游泳的姓尚的大哥哥水院学生（据说水院死亡学生为15人）和一男一女学生朋友也罹难。据几个女生说，尚哥哥是为了救几名女生而舍弃自己生命的，她们就是被他救起来的。可是他却死了。听到这些我不由失声痛哭。
尚大哥被学校追认为烈士。可是没有谁承认很多的学生烈士。在武大、水院一些大学，同学们自发地为那些烈士和罹难者修建了墓地。可是后来被当局拆除了。当局不承认那些冤魂曾经活在这个世界，曾经为毛的革命路线奋勇拼杀，为了纪念一个乌云满布的日子而付出了年青的生命。
后来很多学生曾经为此要求当局解释，给那些冤魂一个说法一个归宿。但是得到的答复是全部学生一律分配到遥远的边区，去一个广阔的天地接受农民的再教育。更不幸者，在牢狱度过他们的残生。
这页历史如那些冤魂一样，被深深埋在了长江下面。和全国很多的冤魂以及丑陋、仇杀、忠心、事变、阴谋、阳谋、格斗一起掩藏到历史的尘烟之中。没有人愿意再提起，没有人允许再提起。40年了。我哭。我诉。为了那些冤魂。
今天我终于将在心里埋藏了40年的那可怕的一幕讲述出来了，它折磨了我大半辈子。
我的认识的不认识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在天之灵，你们九泉有知，请接受小弟对你们深情
的祭奠。在这残冬之际，我立在长江边，向你们洒酒祭拜了。
呜乎，少年魂，归去来兮！
（好累好累。煞笔）
2006年2月11日 于扬子江畔
补记：
历史最大的滑稽还在于，那些先期曾经冲锋陷阵，抛头颅洒热血的造反学生（其中不少应是国家栋梁之材）在文革后期最先觉醒，对4人帮对文革充满厌恶，对XXX 思想XX主义充满疑惑，进而奋起反抗，在自办报纸（如扬子江评论、北斗星学社、百舸争流）进行反思和质疑，在天安门广场扬眉剑出鞘、在民主墙抛洒鲜血，文革后却成了4人帮的贩夫走卒，被投进了监狱。其他可以改造的全部发配远乡。
一场轰轰烈烈的10年浩劫，以青年学生的全部覆灭作为了结束语。抚今追昔，中国历史的扑朔迷离混沌难辨何止一起。
武汉地区文革各组织派别和下场（主要组织）：
1、 造反派：
A、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钢二司）（包括大学和中学）、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三司革联、省试验中学红十月、新一中、新水中等。
以上为武汉学生造反派组成，后来在大学、中学发展成为多数派。文革后，命运都多舛，大学分配边远地区，中学全部上山下乡。这批侥幸活过来的青年，多半思想活跃，敢想敢做，聪慧能干，学习优秀，不甘现状，关心政治，多年后很少进入上层，通过努力改变命运者多半成为企业和科技部门技术佼佼者。改革中也有成了企业家。和其他城市一样，很多在伤痕文学时期成为作家和诗人。这些人对后来的历次政治风波表面观望实则同情，也许反骨依然，但是不许孩子参加任何政治运动，余悸未消。是改革的积极支持者，但对贪官腐败嫉恶如仇。形成了中国社会特殊的两面性阶层。
这批人现在年龄在50至60岁，孩子都已经比当年红卫兵年纪还大。
B、激进派或先锋派：对不起，这是笔者临时想到的名字。全名：武汉地区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决派”）。
虽然人数不多，但全部是另类，笔者有过接触，感觉思想“可怕”，比现代人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