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历史我记录，让历史不再只是王侯将相
作者：王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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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和背景
或长或短，我们时代的很多人都进过学校，当过学生，因而就有过“老师—学生”关系。这是一种相当制度化了的关系，通过讲课、练习、考试、评分等中介手段来传授知识和文明。这种关系在中国有特别长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圣人孔子是老师，传说他教过三千学生。在孔子后的两千多年里，我们未见关于这一关系中的大冲突的历史记载。
本文将描述和分析的１９６６年在全中国的学校里发生的学生打老师，在历史上是极端特别的。如果不从道德是非及进步原则出发，而仅仅以生活变动的剧烈程度论之，那么，这一“学生打老师”确实就可以算是“革命”。事实上，这也确实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
然而，在当时，在１９６６年夏天，中国的报纸每天热烈支持并大版报导“革命学生”和“红卫兵”的活动，但对学校里面正在发生的大量暴力行为甚至死亡，却从不报告，甚至一字未提。
１９７８年后，报纸杂志刊登了一些关于在“文革”遭受迫害而在“文革”后平反的人物的文章。但这些人多为高级干部或知名人士。老师的地位不高，数量很大，他们在“文革”中被打，在“文革”后，却轮不上被报纸报导。
在现已出版的两本长篇“文革”通史中，“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仅仅记述了１９６６年８月中下旬后学生红卫兵在学校外的暴力行为，却未提８月初就开始的在学校内的大量暴力行为，于是也就未能说清暴力行为如何在学校内先兴起并蔓延到学校外的过程——如此大量的学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成凶恶的打手。另一本“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简单地谈到１９６６年夏中国学校里的情况说：“大学、中学、小学教师受凌辱者数以万计。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了阴阳头。”（第８６页）作为数量，“若干”显然小于“万”，照此读来，“阴阳头”似乎就算当时的“凌辱”中的最坏情况了。但是，实际情况远非仅仅如此。
本文试图写出这一段不该忽略的历史。
材料和来源
几年以来，我向１００多位“文革”经历者询问他们是否知道学校里发生过学生打老师的事情。这些人大多数是１９６６年的在校学生，有一些是老师，少数几位是被打死或被严重打伤的老师的直系亲属。在当时的在校学生中，大部分是中学生，也有一些大学生和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
了解的方式，多数是面谈，有一些是通过电话谈的，有少数是通过写信了解，其中七例是通过计算机通讯网络得到的。我向网络通讯者发送问卷，他们从网络上送回了回答。同时很多网络通讯者说他们太年轻而根本不知道这类事情。
在我尽力找到的这些被访者中，都说他们不知道哪个学校在“文革”中学生没打老师。这里用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公然地用拳头打、用脚踢是其最低程度。为了避免遗漏未打的学校，我也曾在计算机网络上发送过第二轮问卷，请求提供没打过老师的学校的名字。但是至今尚未发现。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找到的没发生过学生打老师的学校的例子是零。
就这样，我得到了下面的７６所学校的名单。在这些学校中，在“文革”中都发生了学生打老师的事件。在这个名单中，有＊号的学校是打死了老师的。但是被打伤后自杀的人未被计入。另外，学生打死了学校外的人也未被计入。
中学：
北京第四中学 北京第八中学＊ 北京第六中学＊ 北京第十五中学 北京第五十二中学＊ 北京第八十中学 北京１０１中学＊ 北京第一女子中学＊ 北京第二女子中学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 北京第四女子中学＊ 北京第五女子中学 北京第八女子中学 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景山学校 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广东台山县一中 广州第七中学 广州第十六中学 广州第二十五中学 广州第五十七中学 广州第六十二中学 杭州第一中学 南昌第八中学 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南京第二中学＊ 南京外国语学校 陕西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上海复兴中学 上海大同中学 上海上海中学 上海七一中学 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上海第二女子中学 上海第三女子中学 上海外语学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厦门第四中学 天津北郊区南仓中学 天津１０５中学
小学：
北京礼士胡同小学 北京海淀区老虎洞小学 北京玉泉小学 北京中古友好小学 北京宽街小学＊ 江西庐山第一小学 江西南昌市羊子小学 江西乐平县大寺上小学 江苏无锡后宝小学 江苏仪征实验小学 江苏盐城县城中小学 江苏扬州市湾头公社中心小 学 南京林学院子弟小学 南京三牌楼小学 南京南昌路小学 上海南汇县惠南镇小学 天津金钟桥小学 天津河西区西南楼中心小学
天津南市小学
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 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 北京钢铁学院
幼儿园：
北京中山公园幼儿园（是中学的红卫兵来打了幼儿园的老师）
以上学校分布于中国各地，可说明范围或广度。
被访者提供的见证的可靠性如何呢？对这些被访者进行分析，他们中大多数属于不被准许或者不曾愿意参与打老师的学生。他们是目击者，但是可能了解得不够深或全。打过老师的人或牵涉较深的人则不愿谈此话题，甚至根本拒绝谈话。这些知道细节最多的人不能提供细节。挨过打的老师们也大多不喜欢回忆“文革”。因为太痛苦，也因为太羞辱。他们有意无意地忘却这段经历。比如，１９６６年强迫“专政队”里人唱的“牛鬼蛇神歌”，几位相当聪明，在“文革”后在专业上也有新成就的老师，都告诉我不能忆及歌词全文，尽管他们当年被迫每日必唱。他们埋葬了他们的记忆。本文所录的歌词和歌谱，是由一位１９６６年的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提供的。至于被打死者，他们再也无法说话。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所记，只可能比实际情况有所减轻而不是夸大，有大量遗漏而非增添。
我的另一材料来源是私人收藏的当时人们手写的汇报和油印的“大事记”，以及群众组织铅印的“大字报选编”等实录性材料。这些都不是正式出版物。这些材料一般都未直面描述打老师的情况，但是，透过这些书面材料中对“文革”的颂扬赞美之词或当时必说的套话等等，可以看到相关的事实。
另外，我系统阅读了当时的正式公开出版物，主要是《人民日报》。
因此，本文是在对被访者们的口头叙述、书面实录性资料、以及当时的官方出版物三者结合、对比、印证的基础上写成的。
学生是怎么打老师的？
规模和程度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生自己发起“打黑帮”。很多学生接着来参加。那天打斗了三位副校长、一位教导主任和一位副教导主任。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强迫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在大约三个小时的折磨之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医院就在学校对门，但是却在两个小时后才被送去，那时人早己死了。其他四位也被打成重伤。过后，北京第八中学的学生又来这个学校打了更多的老师，有老师被打得昏了过去。卞仲耘老师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５０岁，已在这所中学工作了１７年。注（２）
在这以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就先已打了他们的校长，强迫她敲着一个破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把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剪光，把她推倒在地上爬，把她的头打出了血。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些学生发起批斗学校领导人。他们在操场上押着当时所谓的“黑帮”绕圈子。有人朝他们身上洒墨水，有人给他们戴高帽子，有人动手打他们。“黑帮”的衣服被撕破。北大附中和四中都是有名的中学，打人的消息马上就传开了。师大女附中打得略晚，但是打死了人。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７日，北京１０１中学学生打死了这个学校当时被判监外执行徒刑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有学生用火柴烧他的头发，他被打昏后又被扔进喷水池，面朝下淹死。同时，还打了十来位老师。这些老师被强迫在煤渣铺的路上爬，膝盖流血，一边爬，一边被打。其中女老师的头发被剪掉一半，留下一半，当时称为“阴阳头”。
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学生打死了学校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姜培良，打的时候强迫他的十四岁的儿子打父亲，还有人叫“拿盐去”要撒在伤口上。校长高云的额头上被按了一排图钉，站在烈日下被学生泼开水。还有一位语文老师被打裂了肝脏随后死去。一个学生的母亲也被打死，只因为她给儿子的一封信被同学看到又被认为是“反动”的。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被铜头皮带打得满身是血。一位副校长被初中二年级的一个班的学生排起队每人抽几下。被红卫兵裹胁在内的这个班的学生不敢不打，否则会被说作反对革命也被打。学校女共青团团委书记被打瞎了一只眼睛，一位化学老师被打后从烟囱上跳下来自杀身死。
在北京中山公园的音乐堂里，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三个中学联合斗校领导。一些学生在舞台上抡开铜头皮带打被斗者。他们口头批判一阵，喊一阵口号，抡一阵皮带，如此轮番进行。在这座音乐堂里，北京东城区一些幼儿园的一些级别高的老师也挨了斗和打。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等十多所中学的红卫兵来到清华大学，撕去了他们认为是“右派翻天”的反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后，强迫清华大学“专政队”里的学校领导和教授拆掉石头建的老校门并开始在那儿抄家打人。比如，打了清华无线电系的书记、主任、教授。打后流了血，血流在地上，有人还在血迹旁划了一个大圈，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字。那一天，他们还抄了北京大学教授翦伯赞的家，撕了他的书和画。大学里先已有武斗现象，但不如中学厉害，所以这一次是中学生去大学校园打。
在小学，学生年龄最大的是１３岁左右。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班主任被学生逼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玉泉小学学生用皮带抽了四位女老师，把她们的头发剪去一半。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被打死。
在首都之外，在天津南仓中学，给老师们头上戴字纸篓，往他们的衬衫上打黑叉。女教导主任的头发被剃得像洗衣服的搓板。在上海复兴中学，用榔头打老师们的头，一位老师的头盖骨被打裂。上海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时值盛夏，身著单衣，学生用一些图钉把大字报钉在她背上，还强迫她在扫厕所时吃屎尿。在扬州市湾头公社小学，学生们交流怎么用皮带抽人的经验。
起源和蔓延
第一阶段：从骂到打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称北京大学的校长等为“黑帮分子”。６月２日，《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称北京大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随后，很多学校开始模仿北京大学贴大字报。６月３日起，中共中央派“工作组”往各大、中学校，以取代原来的学校负责人领导学校的“文革”。
“工作组”让学生停了日常课程，揭发批判学校的“问题”。在１９６６年六、七两个月里，“工作组”把各学校和学校里的老师，特别是领导人，划成四个类别。第四类就是此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教师集中交代问题。运动的主要方式是大字报揭发和开批判大会。有的学校一半以上的老师都被大字报点名。很多老师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或者被用“猪”“狗”这样的词骂。（见“大字报”抄件）不允许自我辩护，也不允许质疑批判所用的准则。同时，运动重点对象被罚劳动，和其他人分开，等候最后处理。
但是，“工作组”不允许学生打人。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０日１１日，清华大学一些学生成立“打狗队”，打“狗”即打人。（见蒯大富６月１６日大字报，收入 “清华大学大字报选”，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宣传队编，１９６６）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设“斗鬼台”，六十多个“黑帮分子”被戴高帽子、罚跪。这些事后都被“工作组”反对。在中学，这一时期的打人的事情可见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９日写的给上级的信。她在信中说，６月２１日，“工作组”召开“揭发批判大会”，在会上，“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用绳子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见卞仲耘的信的底稿）这一描述当为可信。她当时已被“工作组”划成“四类”，在当时情况下，写信人绝无可能夸大。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中四三班六月下旬贴在她家门口的大字报说：“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了你。”（见抄件）
第二阶段：从打到打死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适用于中等学校）。（见《大动乱的十年》，第４８页）毛泽东批评“工作组”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一些学生开始自己开批斗会，公然大打出手，打伤甚至打死老师的事件发生了。在８月５日打死人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学生负责人当天晚上到北京饭店当面报告给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据其中一人和作者的谈话，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０日）吴德如何上报给更高级的领导，不得而知。但是以后未见他们采取任何措施制止。打人继续升级和蔓延。出现了上一节所描绘的情景。我们现在不知道有多少老师在１９６６年８月被打死。只知道在北京西城区，这是位于市中心紧靠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区，打死了七个校长。
第三阶段：从校内打到校外，从北京打到全国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见《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９１页，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这时，北京的学生已经从校内打到了校外。作家老舍就是在８月２３日被中学红卫兵毒打后自杀的。其时已经距卞仲耘老师被打死有１８天。当时北京的中学里流传一句话：“打死个人，叫家属拿２８块钱就是了。”——这是火葬场的价格。打死了多少人呢？根据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０日的《北京日报》，在北京，仅１９６６年８、９月的统计，被打死的有１７７２人，被抄家的有３３６９５户。但是报纸只提到这个数字，没说及死者的详情。
打人风传往全国。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北京，进行“串联”。比如，８月１１日，一些北京的红卫兵来到上海外语学校，把那里的“牛鬼蛇神”们揪出来打了。８月１２日此校的学生已学会了，又打这些“牛鬼蛇神”们，剃了他们的阴阳头，打出的血流在地上，叫他们自己舔。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红卫兵说：“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抽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北京红卫兵的样子。”
从上面的学校名单也可看出，直到较小的县城甚至人民公社这一级，也一样打了老师和校长。但是一般时间比北京晚。１９６６年底，在江苏扬州湾头公社中心小学，先斗了校长，剪了校长的“阴阳头”，又开始斗副校长张匀。她白天被拉出去斗，晚上被关在一间教室里不准回家，在除夕前她告诉丈夫说：“我被打得受不了了。”第二天，也就是除夕那天，她投河自杀身死。
“打”的主要方法
（１）戴高帽子游街。这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里描述过斗地主的方式。这篇文章收在普及性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里，很多学生都读了。
（２）拳打脚踢棍子打。
（３）“坐飞机”，后来又叫做“喷气式”，是“文革”的发明。斗争会上，被斗者弯腰九十度甚至更多，两臂后举，形似喷气式飞机。
（４）用带铜头的皮带抽。当时红卫兵的标准装束是一身旧军装，外束皮腰带，在北京又称“板带”。用皮带抽人，上面的铜头可以造成严重创伤，会打瞎眼睛。
（５）挂牌子。在脖子上挂一大牌子，上写“反革命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下面是此人的名字。名字上用红墨水打一个大叉。
（６）剃“阴阳头”。这是另一个１９６６年的发明。把老师的头发剃去一半，留下一半，故名“阴阳头”。特别被用在女老师身上。
（７）建立“劳改队”，又称“专政队”，“牛鬼蛇神队”。被打入此队的老师被罚在烈日下干脏活儿，重活儿，扫厕所，扫街等等。
（８）唱“嚎歌”，又名“牛鬼蛇神歌”。强迫“牛鬼蛇神”唱，因为他们不被当人，所以不是唱是“嚎”。“嚎歌”词和曲如下：
１５ １２ ｜３ １ ｜１５ １２ ｜３ ２ ｜ —— —— —— —— 我是 牛鬼 蛇 神， 我是 牛鬼 蛇 神，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 — — —我 有 罪！ 我 有 罪！
６５ ３３ ｜２ １ ｜３３ ２３ ｜５ ５ ｜ —— —— —— —— 我对 人民 有 罪， 人民 对我 专 政，
６５ ３３ ｜２ ２｜ —— —— 我要 低头 认 罪。
３３ ２３ ｜５ ５｜６５ ３３｜２ １ ｜ —— —— —— —— 只许 老老 实 实，不许 乱说 乱 动，
３３３ ２３ ｜５ ５ ｜６５ ３３ ｜２ １ ｜ —＝＝ —— —— —— 我要是 乱说 乱 动， 把我 砸烂 砸 碎，
５５ ６６ ｜０ ７７ ｜｜ —— —— —— 把我 砸烂 砸碎！ 注（３）
这个“歌”流传全国。在各地曲子有所不同，但歌词基本一样。红卫兵强迫那些被打入学校“专政队”的人唱它，唱得不好就打。据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这个“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红卫兵，在１９６６年８月作的，迅速流传到各学校，以至全国。
（９）抄家。成群闯进老师的家，拿走老师的私人财产，特别是书籍。把老师的日记，私人书信，乃至情书等，拿去公布并上纲上线批判。
上面九种，在上述的学校中曾普遍发生。此外，各校还有不同的手法，比如用开水烫，用屎尿浇，用火烧，往身上倒脏水，让“牛鬼蛇神”站在架高的桌子椅子上，推倒桌椅使其摔下，等等。在有些学校还自设刑室，比如北京第六中学。北京景山学校的一名红卫兵说，他们曾因打人不够狠而被组织去北京第六中学参观学习这个刑室，她看到刑室里地上血迹重重，墙上用血写了“红色恐怖万岁”。这个刑室后来才被当做反面教材供人参观，在“红八月”中却是被当做楷模来效仿的。
谁被打？
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初开始，大学和中学教师队伍就整个地被列为运动对象。当时学生对老师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极大变化。见面不再问好，也不叫老师，有的直呼全名，有的用带恶意的称呼。在１９６６年６，７月间，老师们若有学生与其客气地说话，就已有受宠若惊之感。大字报可以乱骂任何老师。在８月之后，老师，甚至学校的工友，成了随时可能挨打的人。学生如果要骂他们打他们，他们无处寻求保护。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被打。被打的主要有三种人。
（１）学校的负责人。比如，上面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８·５”惨案，除了一名管总务的副校长和一名总务主任以外，其他五名校级负责人都被毒打，罪名是“反革命黑帮”。
（２）业务强，有经验，教书教得好的教师。当时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３）个人历史或家庭出身“有问题”的老师，或１９５７年在“反右派”时被定了什么的老师。事实上，文革前的多次政治运动，已经清洗了教师队伍。但总是可以从矮子堆里找高的。
这三种人的被打是由当时的大政策决定了的。但是，所谓的“黑帮”和“资产阶级权威”，在当时有此新名词而没有明确定义。同时，要把人划进这一范畴，也不用经过法律程序来查证核实。实际上，这些老师一直在上面的指导下作事。原有的制度并不是老师们决定的。在当时的中学里，年龄４０岁以上，月工资一百元以上的老师，就很可能被打。
不过，对个人来说，被不被打也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地位只是相对的，一所较大的学校的一般干部或教师，到了一所较小的学校就可能成为第一负责人或业务尖子，尽管级别不高，还是会被打。另外，据被访者们说，老师还因各种不同的原因被打。有的老师被打，是由于给了某个学生不及格而这个学生又恰恰是打人的活跃分子。有的是得罪过学生的人。北京第十五中学的一个学生把一个女老师打得惨叫着满地爬，仅仅因为这个老师曾在代课一次时批评了一下这个学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个工友平常对学生较凶，也被打得起不了床。南京外国语学校有一位老师被打，因为信教。有的老师长得漂亮，很是显眼，遭人忌恨，于是被打。有的老师长得丑陋，看起来象电影上的坏人，也被学生打。
当时《人民日报》社论用“牛鬼蛇神”一词指代“敌人”（《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社论标题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什么是“牛鬼蛇神”？并不曾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高帽子，黑牌子，“嚎歌”，“阴阳头”，弄得被打的老师看起来确实有如“牛鬼”，有如“蛇神”。
面对皮肉之苦和人格污辱，老师们不能作任何反抗的行为，否则马上可能被打死。他们怎么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他被拖去游街时，“我告诉自己这是胡闹，总会过去，不必介意。”广州第２５中学的一位老师说，他一向喜欢运动，有点武功，学生打的时候，他往下一蹲，两手把脑袋一抱，运运气，任凭打，总算伤得不厉害。
物理学教授、画家孙菊生说，１９６６年他在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当过“劳改队”第三队副队长。这个大学是比较小的，可是“劳改队”里面还有至少三个分队之多。他的姐夫是北京钢铁学院的教授，在钢铁学院里挨打挨斗。他的姐姐逃到他家，正逢红卫兵在打孙菊生，就把孙的姐姐打死。究竟有多少老师那时被打呢？据有的被访者估计，不算那些挨过零星几脚几拳的老师，在“文革”中“正式”（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进了“专政队”被学生当做“敌人”打的，约占百分之十左右。有的认为比例高于此数。
谁打？
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开始，学生要骂老师“黑帮”“反革命”，尽管可以骂。８月以后，可以随便打。骂和打当时都被看做“革命”行为。法律已不起束缚抑制作用。但是，虽然老师们可以被随便打，能有资格参加集体性的打人的，只是学生中的红卫兵。
打人那时是一种“革命”的特权。１９６６年时是北京朝阳区一中学学生的一位被访者说：“我妈妈是革命干部，可是我爸爸１９５７年当了右派，他们不准我参加红卫兵，斗人抄家也不能去，当时觉得很遗憾。”红卫兵规定只有“红五类”子弟能参加。这“红五类”是“革命干部（在北京曾规定１９４５年以前参加共产党的干部才算），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
一些被访者说，那时各校出现了一批“打手”，到处打，甚至从中得到很大乐趣。其中有的专门管“牛鬼蛇神队”，威风十足。这些“打手”不一定是红卫兵组织的最高头头，有的大头头不动手，但也不制止下面的人打。这些“打手”中有一些是原来就性情凶狠的，但也有一些平日在家里或学校很显压抑，这时一反常态，比别人更残酷，其中的心理原因值得探究。
有相当一些女学生，抡皮带，抽人，打得很凶。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牛鬼蛇神”站成一排，女红卫兵用锤子挨个儿敲他们的头。从上面的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几个女校，也就是说，由女学生打死了老师。甚至在男女合校的中学，据一位目击者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大打校长时，主打的是女学生。
另外，据有的被访者说，初中二、三年级的学生打人最凶，不知是否和年龄有关。他们当时１５或１６岁。
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里，据被访者说，干部子弟多的中学打人最早也最凶，比如，在上海是复兴中学和南洋模范中学。
在大多数情况中，这种打人是集体打的。很多人一起动手，或者一拨接着一拨打。学生人数是老师的十几倍，有一小部分动手就足以伤人。
也有一些不是“红五类”又不是“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比如因父亲加入共产党晚于１９４５年而当时不被算作“革命干部”出身，未被准许参加红卫兵，在红卫兵打人时，也去加入或帮忙。但一般不被允许。
“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那时被称作“狗崽子”，有相当一部分被同学打了。
被打的老师的孩子打自己的父母，从被访者中听到一例。在上面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一个初一的学生，被迫打他的父亲姜培良。在很多学生红卫兵打他父亲时，他也用棍子打了父亲。父亲被打死后，儿子因受刺激太大而精神失常。据一位在１９９４年曾看到他的被访者说，他仍然痴呆，不能从事正常的工作。
学生把老师整体性地看做运动对象，老师一般不被允许参与打老师，但是据被访者说，有的老师挑动学生去打别的老师，以报私仇。
简单的小结
综观“文革”中发生的学生打老师，有以下特点：
⒈ 残酷。
以上所述，是普遍发生的，或是当时远距离看到的。很多细节要残酷得多，但这里不及细数，有些也由于第二节所述原因难以了解。然而仅这里说的，今天似乎已令人难以相信。难以相信学生会如此残酷地迫害老师。有人可能会说后来的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的群众性两派“武斗”时死人更多。但武斗至少是双方互打的，可以反抗，也可以退出。但１９６６年的学生打老师，老师不能还手，不能申辩，甚至也不能哀求投降以保性命。战争中还不杀俘虏，但被打的老师只能任凭污辱折磨，甚至于死。
⒉ 普遍
１９６６年的学生打老师，在我调查过的学校中都发生了。偌大的中国，有没有没打的呢？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例外。我以前以为小学生年小力薄，可能不会打，但实际上还是发生了。不仅仅在北京，这个当时称为“革命中心”的地方打了，而且在远离北京的地方也打了。还算好的是外地一般来说没有北京打得厉害。
⒊ 特殊
（１）在教育史上。从前的老师有戒尺，如果学生违反规则，可以打学生的手心。这一做法在本世纪初被废除。古代发生过君臣之间、父子之间、主仆之间、官民之间、男女之间各种冲突，师生之间的冲突的记载却远远少于前几者。学生动手打甚至打死老师大量发生，前所未闻。
（２）在法律史上。就算这些老师真是罪人，在古代的某个朝代，也需经报官，审判，再送法场斩首，不能由普通人自行惩罚或虐杀。这种既非由军队也非由警察来进行的大量广泛的暴力行为，在历史上无法找到可类比的现象。生活中有复仇者或强盗土匪自行打人杀人，但也只会在小范围里发生。
发生的原因：“文革”经历者的解释
学生打老师，事出有因。被访者们指出的直接的发生原因主要有：
⒈ 毛泽东的引导推动。
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里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发表了这些话。）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通知”，是“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在毛泽东写的段落里，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人民日报》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７日发表，用黑体字印毛泽东写的句子，在１９６６年５月仅在共产党内传达。）教育界是五界之一。６月１日晚广播北京大学的大字报是他决定的。此后学生开始贴老师大字报，批判老师，甚至动手打。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发生一些学生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后，北京大学“工作组”当天写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称之为“乱斗”。６月２０日，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批准转发这一简报，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在７月２８日决定撤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中共中央发文件撤销６月２０日的文件，说那是“错误的”。（这两个文件可见于上面已引过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４９页和７０页）在上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作组”时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打斗人的情形。既然毛泽东认为这还是冷冷清清，而且决定学生停课的继续延长，那么，他的意向只可能是导向大规模的残酷的殴打了。不然，让几千万已经两个月不上课的学生还能再作什么呢？
在红卫兵打死老师开始之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的红卫兵。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在８月５日最早打死了老师。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宋彬彬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问了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后，毛泽东说：“要武嘛。”（见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１日《人民日报》第二版“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文章署名“宋要武（宋彬彬）”，表示她已改名。）虽然从当时的公开发表物上，我们没发现毛泽东说过要打人，但是打人是他引导和鼓励的结果。
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是：对于毛泽东所要的“夺权”和“教育革命”来说，打老师是毫无必要的。当１９６６年６月学校全面停课，接着６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决定废除原来的考试和升学制度的时候，（《人民日报》６月１８日发表了这一消息）没有老师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他们接受了。８月，当时军队的最高负责人林彪被擢升为第二号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手无寸铁的老师们还能对局势有何妨碍呢？他们犹如一群羔羊。那么，为什么还要打他们呢？为什么要折磨他们甚至把他们打死呢？
上面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卞仲耘副校长，在她被打死的前一天，已经被学生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捅伤，她回家说：“他们打死一个党员，一个教员，不过象条狗。”她束手待毙，但是留下了一个解释。有的被访者认为还是可以从毛泽东的革命需要的角度找到原因的。通过这种年轻学生的非常残酷的行为，就能彻底摧毁原有的社会法律秩序，不久后把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未经审判就关押虐待至死。
早期红卫兵的一段地位大颠倒的经历，也可说明最初打老师对后来打“当权派”的直接功能。在北京的学校，干部子弟最早开始了打人，但几个月后，当这些人中的很多人的父亲，所谓“当权派”也成了“革命对象”时，打人的手段似乎就被顺势用到了他们父亲的头上。
然而，要解释为什么在大学和中学之间，虽然都停了课革命，中学生打人更严重和残酷，还有别的原因。
⒉ 红卫兵组织的作用
打老师当时是在群众性的场合打的，是很多人一起打的，由一个或数个人发起，更多人一齐涌上。打死了人，是大家打死的，不是某个个人的责任，加上事后无人来问，所以打的人有恃无恐，越打越凶。如果没有红卫兵组织的出现，这种集体性的打人很难发生。
红卫兵和类似的学生组织是先在中学出现的，而且一开始就是很具侵犯性的。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说“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见大字报选。）这还仅仅是语言上的“砸”。７月１日，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邀请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起庆祝共产党的生日，全体学生都到了会场，在会场上，用一根绳子把“红五类”出身和“黑五类”出身的学生隔开，后者坐在最后面。这是在学校里从未出现过的。后来，这个学校在“工作组”撤后最早大打老师。７月底８月初，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各校普遍成立，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迅速传开。这种以家庭出身作为组织成员首要条件，是很特别的。当时红卫兵的领袖和早期成员很多是高级干部子弟。当时打人是一种特权。红卫兵打老师，打“牛鬼蛇神”，也打他们的“出身不好” 的同学。据一些被访者说，在“文革”中打人较早较厉害的中学，是那些干部子弟多的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一个高级干部出身的红卫兵，在她父亲后来也被打倒以后，有人问她是不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打死了３个人，她回答说：“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吹牛说打死了３个人。”１９６６年她１４岁。而打死人是那时“吹牛”的内容。
从一开始，“红卫兵”名称的意思就是保卫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的刺激，但给了他们生杀予夺之权，打人以及打死人的权力——一种最高而邪恶的给予。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他们的行为被称为“造反”。在古代，“造反”是“犯上”并有极大风险。红卫兵的最初的实践却是在最高权力者的支持下迫害，虐待那些任凭宰割，死也不可以还手的老师、同学。
红卫兵作为一个青少年组织，在它的三个特点：狂热的领袖崇拜、以一种先天条件为接纳成员标准、以及暴力行为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联系，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从希特勒的青年组织也可看到这三个特点。这种相似性说明这一问题的研究可能在历史上和世界上都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
⒊ 人性恶。
有的被访者认为以上两个条件不能构成充分条件。打人的手段，全是没人教过的，无师自通，却如此残忍。打的后果如此可怕，打人的人却不在乎。当时的学生，中学生年龄在１４—１９岁之间，大学生２０—２５岁，都已经受过教育七年以上，大多高于中国人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不能用“无知”来作借口。在打人时提出的被打者的“罪行”，即使按照当时的荒唐标准，也远不能落实定案。但是一些学生大打出手，显然是他们自己要这样做。他们用别人的痛苦和生命来换取痛快，发泄自己的恶气，渲染自己的革命形象。“文革”前老师—学生之间关系确有紧张之处，比如有的学生考试不及格，有的学生被老师批评。但是，因此借“文革”之机打老师，报复得实在太过分。这些案例都可成为“人性恶”的例证。这也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学生打得比大学生厉害，他们受教育少而可能更多与生俱来的东西。
不过总的来说，这种解释太一般化，难以对说明一个特别的历史现象有太大帮助。
打老师之后
在北京，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左右，打人风从学校里蔓延到学校外，从打老师和打死老师扩大到打各种人和打死各种人：地、富、反、坏、右、演员、作家、民主党派成员，以至共产党的各级当权派。同时，“大串连”把打人风带到全国。
在１９６６年被打的老师，如果不是“当权派”又没别的问题，在１９６６年１１、１２月间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就被允许离开“劳改队”。如果是，则不能。北京第五十二中学打死一名女教师，北京第六中学打死一名工友的事，曾在１９６７年２月的群众自办的小报上被谴责。（见“中学文革报”第二期，１９６６年２月２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但是被打死的学校领导人或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长久不被提起。１２年之后，根据１９７８年夏天的“北京日报”报导，那时候一些区、县为打死的校长们开了昭雪大会或追悼会。（“北京日报”，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６日，“为一批中小学领导干部昭雪平反”。在这篇一千来字的报导中，列出了１３个１９６６年的死者名字。）这时有死者家属要求法院追查惩办与打死人有重大关系者，被告之“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见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查院不起诉决定书”，（８０）西审判字第７２号）
在１９６８年开始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老师再次成为运动重点。但是这次不是由学生自己组织，而是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进行的。清华大学整老师的“经验”被传达到全国，是当时所谓“六厂二校经验”的一部分。打人的事情仍然发生。只是一般不像１９６６年８月那样公然地在很多人面前大规模地进行，而是常常个别施用。清华电机系的一位教授被用布条蒙起眼睛打。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１９６６年“８·５”惨案的幸存者胡志涛副校长被学生轮流连续斗过４８个小时，不准她睡觉，逼她“交代问题”。三位老师自杀身死，其时都仅４０岁左右，最年轻的一位３５岁。在江苏仪征实验小学，除了校长，有七位老师因“黑五类”出身等原因挨斗挨打，其中有一位剪喉管自杀，剪断声带，未死致残。
被访问者中有一位说，在她住过的北京农业大学教工宿舍９号楼１门洞，从一层到四层共住有１１家人，“文革”中自杀了三家的五口人。但是，我们不知道在“文革”中一共有多少老师无辜身亡。
１９６６年在校的大中学生，从６月停课后再也没有上过课。他们在数年以后先后离开学校。
１９７７年，邓小平恢复了已被废除了１１年的高等学校升学考试制度。
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反思
在九十年代，当年的老师和学生怎么想呢？
⒈ 从历史的角度：“文革”前的教育方式是否与暴力行为有关？
近几年来，在１９６６年被打的老师中，开始有人因年事已高而去世。有一位在１９６６年被严重打伤的中学校长说，是检讨他们自己以前的教育方式的时候了。在“文革”开始以前，１９６４年以后，在压力下，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领导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单独给干部子弟听政治报告，给他们和其他学生不同的政治待遇，强调阶级斗争，这跟后来在该校出现了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有直接关系。红卫兵提出了“造反”，把老师当成敌人。１９６６年６月“工作组”进校以后，鼓励学生上纲上线批判学校领导，但是不许打人。红卫兵反“工作组”。“工作组”被毛泽东撤走后，就发生了打老师。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埋藏了日后的灾难。
⒉ 从道德的角度：不道歉的一代？
在１９９３年夏天，１９６６年时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胡志涛说，她收到过一个学生寄给她的日历和一封信。在信里这个学生为１９６６年８月打了她表示道歉。尽管这是２７年来她收到的唯一的道歉信，她表示她原谅打了她的学生们。但有一位老师不同意。她说，道歉不道歉，对老师们来说现在其实没什么，问题在于这些学生，他们参与了打死人的事件却不道歉，他们还有没有良心？中国的老师不教学生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思想，但是人应该对自己做了的坏事有内疚感和负罪感。
⒊ 这是不是“革命”？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之后，非常少数的“文革”参加者仍然认为红卫兵当时所作，并不都错，有的还认为主要的都是对的，因为那是一场“革命”，方向正确，手段不那么重要。但是多数曾身临其境的被访者都觉得，那场运动无论是手段还是方向都是错的，不能再让“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或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不论其是否再用“革命”的名义。
作者的话
由于个人能力的限制，这篇文章先写成这个样子。我遗憾未能了解更多的有代表性的学校，也未能做出全面的统计数字，对整个事件，整幅图景的描述因而会有很多遗漏，对因果关系的阐释也不够详细。我希望读者们给予评论和修正。
１９９５年２月１９日写毕
注（１） 在这里，我要向所有的被访者表示感谢，他们花费了宝贵的时间来作这种恐怖而痛苦的回忆。特别要感谢王晶尧先生，他在妻子卞仲耘被打死后，调查情况，收集材料并冒险保存下来。他让我阅读他的材料。他对妻子和历史的忠诚精神令人钦佩。另外，也要特别感谢Ｊｏｈｎ Ｋｉｅｓｃｈｎｉｃｋ，是他帮助我作了在计算机网络上的调查，并对本文的写作给予鼓励和建议。
注（２） 作者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学生，看到打人的经过，曾为此写过“女性的野蛮”一文，收于我的“校园随笔”一书。（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８。）
注（３） 这是由萧卫平（１９６６年北京中学生）从计算机网络上寄给我的，并请谭馥（１９６６年天津中学生）做过核对。谭提供的歌谱不同，但词是基本一样的。两地唱法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