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受难者——韩忠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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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受难者——韩忠现
王友琴
韩忠现，男，36岁，北京第一食品厂工人，“革命委员会”委员，1968年7月27日，作为“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被派进入清华大学，在清华9003大楼休息时，被清华“井冈山兵团”用自制长矛刺死。
1968年7月27日上午，强行进入清华大学的“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三万多人，由61个工矿企业的工人组成，由军人统领。目击者说，运送“工宣队”的大卡车一辆接一辆一直排到了离开校园很远的公路上，声势浩大。
在“工宣队”进入学校后，有五名成员被杀死，数百人受伤。韩忠现是被杀死的五人之一。另外四个人的名字是：王松林，潘志鸿，张旭涛，李文元。
当时控制校园的，是清华大学的“造反派组织”名叫“井冈山兵团”。“造反派组织”是文革中通用的说法。其实从他们的组织名称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所谓“造反”，是紧跟最高权力者毛泽东，和传统意义上的“造反”并不一样。井冈山是毛泽东开始武装革命的地方。
“井冈山兵团”的领袖蒯大富，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在1966年6月7月受到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的攻击，后来得到毛泽东的亲自支持而成为全国有名的文革先锋人物。从1967年1月开始，蒯大富职掌清华校园，并且在全国各省市建立“联络站”，推动当地的文革运动。从文革受害者的角度讲，这些“造反派”作了大量坏事。从文革领导者的角度看，这些“造反派”是立了大功的人。
1968年4月开始到7月27日，“井冈山兵团”和清华大学另一个较小的组织“414”进行武力对打一百来天。据《清华大学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这期间有12个人被杀死。学校的建筑和设施遭到破坏。
当“工宣队”进入清华大学的时候，“井冈山兵团”认为是有“黑手”指使“工宣队”打击他们。他们还击而打死打伤“工宣队”成员。冲突从中午开始，在傍晚6点钟左右，在学生宿舍楼一带有三名“工宣队”被用自制手榴弹炸死。在晚上10点，有两名“工宣队”成员在9003大楼被用枪和长矛打死。其中之一是韩忠现。
7月28日凌晨3点，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全体文革最高领导人召见了蒯大富等五个最有名的高校“造反派组织”领袖，告诉他们“黑手”就是毛泽东。从此，已经威风凛凛了近两年的蒯大富们逐渐失去势力，“军代表”和“工宣队”长期控制学校，直到毛泽东死亡。文革的“教育革命”部分，是由“军代表”和“工宣队”具体进行的。
关于清华大学的“百日武斗”和“工宣队”进校，《清华大学志》以及该校唐少杰教授的文章《清华大学727事件述评》，都有记载和说明。但是，迄今为止的有关文章，都没有触及关于这五名受难者应该问的问题：在这一事件中，为了“工宣队”进驻大学的目的，暴力冲突是可以避免的，这五个人是可以不死的，那么，是谁、怎么、以及为什么让这五个人死了？
毛泽东在7月26日就做了派“工宣队”的决定。除了他，也没有别人能做这样大的决定。同时，非常明显，在“工宣队”开始进入学校的时候，这五个人被杀死以前，蒯大富和外界有电话联络，被告知“工宣队”被派往清华大学。但是，没有告诉蒯大富这是文革最高权力机构的决定，是毛泽东的决定。这才造成了“井冈山兵团”抵抗的情况。
蒯大富假如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决定，绝对不敢公然反抗。他从一个普通学生变成赫赫有名的“蒯司令”，全仗毛泽东的支持扶植。他根本没有资源和能力来对抗毛泽东。他只是“误会”了“工宣队”的来头。而这种“误会”也在相当程度上是毛泽东两年来对他的大力支持造成的。
从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和“五大领袖”的谈话过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会见一开始，其他四个“造反派”领袖到达的时候，蒯大富还没有到。
毛：（聂元梓、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走进接见会场，毛站起来同他们一一握手）都是年轻人！
（毛同黄作珍握手）你叫黄作珍？我还不认识，没有打死？
江青：好久不见了。
毛：还不是天安门上见过，又没有谈话，不行嘛！你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你们的小报我都看过，你们的情况，我都了解。
蒯大富怎么没来，是出不来，还是不愿来？
谢富治：恐怕是不肯来。
韩爱晶：不会的。这个时候，他要知道中央文革接见会不来？他见不到主席会哭的，肯定是出不来。
毛：蒯大富要抓黑手，这么多工人「镇压」「压迫」红卫兵，黑手是什么？现在抓不出来。黑手就是我嘛！他又不来，抓我就好，来抓我嘛！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我说大学武斗怎么解决？你们去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对聂）工人、学生这么搞，几万人游行，听说你们那里搞招待还好，是你们，还是井冈山？
聂元梓：我们在门口摆开水供给……
温玉成、黄作珍：不是他们。北大和那个单位冲突了？
聂：是与农科院。他们骂我们是老保。
毛：你们没跟他们打？
聂：互相打了。
毛：北大抓黑手，这黑手不是我，是谢富治。我也没有这么大的野心。我说你们去那么一点人，跟他们商量商量。蒯大富说有十万。
谢：不到三万人。
毛：你们看大学武斗怎么办？一个是统统撤出去，学生也不要管，谁想打就打，过去革委会、卫戍区对大学的武斗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这看来还是对的。另一个是帮助一下，这个问题深得工人的赞成，深得农民的赞成，深得多数学生的赞成。大专院校五十几个，打得凶的，也就大概五、六个，试试你们的能力。至于如何解决，你们一个住南方，一个住北方，都叫新北大，打个括弧（井冈山）、（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布）。要么军管，请林彪同志挂帅，还有黄永胜，问题总要解决嘛！你们搞了两年文化大革命了。斗批改，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农民不高兴，居民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不高兴，你们学校多数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统一天下？你新北大，老佛爷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了？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会说怪话。王大宾，你的事情好办一些吧？
会见中途，蒯大富来了。当时的纪录是：
黄作珍报告蒯大富来了。蒯进来就大哭。毛站起来上前握手，江青笑了。蒯一边哭一边告状，说清华告急，黑手操纵工人进清华镇压学生，是大阴谋。
这时候蒯大富的表现，照有人的评论说，还像一个受宠的孩子向父母诉委屈的样子。然后，毛泽东明确地说：
毛：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你毫无办法。我们倾向你们这一派。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家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
我们叫工人去作宣传，你们拒绝，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工人是徒手，你们拒绝，打死打伤工人。正像北大一样，我们倾向聂元梓一样，偏向你们五大领袖，你不知道几万人到清华去干什么事情？没有中央决定他们敢？你们很被动，四·一四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四·一四，（北大）井冈山，四·一四思想不对嘛，井冈山、红旗飘中坏人多一些，聂元梓一派好人多一些。
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当然会对毛泽东对他们的抛弃不满，但是，他们不会采用武力对抗这种方式。尽管他们利令智昏，在“武斗”中不以杀死人命为犯罪，在12人死亡后仍然不歇手，他们却绝对不敢公开对抗毛泽东。事情就是这样清楚：假如早一点告诉蒯大富“工宣队”是毛泽东派的，不会发生韩忠现等五人被杀死。
另外，韩忠现等五个人虽然是心甘情愿参加1968年７月２８日的行动的，但是，他们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流血对抗以至失去生命。假如他们可以作选择，他们一定会要求上级打电话或者用高音喇叭广播告诉清华园里的人他们奉毛泽东命令而来，这样他们会绝对安全。
那么，为什么发生了这五个人的死亡？
笔者曾经向唐少杰先生询问这个问题。他曾经到深圳访问蒯大富。他说，蒯大富的说法是：主席大手笔，不会管细节。
这种“主席大手笔”的诠释，使得即使在文革后，也没有提问谁应该对五个“工宣队员”的死亡有责任。不但毛泽东的责任没有得到追究，蒯大富也没有对这五个人及其家庭表示道歉。
这种“主席大手笔”的说法正是文革思维的产物。实际上，在文明社会里，尽管人们之间有贫富之分，有地位高低的区别，但是，没有一个人有权力在法庭之外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是普遍的基本的原则。文革以“革命”的名义，打破了这一条原则。而且，不但这样做了，而且，树立了这样的“大手笔”观念，即认为这是可以做的，特别是对“伟大”人物来说。
在建设“纪念园”的时候，不止一人向笔者提过这样的问题：写这种普通人受难者的故事有什么意义？这种质疑和这种“主笫直省彼捣ㄓ惺抵氏嗔Ｈ绻嫡庵只暗氖怯腥ㄊ频娜耍鞘侨ㄊ剖顾茄劾锩挥衅胀ㄈ说奈恢谩Ｈ绻嫡庵只暗氖瞧胀ㄈ耍敲词浅て诰衽鄣慕峁?
在文革中，毛泽东发动红卫兵运动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等等，害死无数被他设定为革命打击目标的人如教员、作家、“现行反革命”、“理论反革命”等等，是大规模的犯罪；他把追随他革命的人如韩忠现等五人当成牺牲品害死，也是犯罪。
作者惠寄 原载《文革受难者》
Sunday, May 14,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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